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诊所，开在城郊建筑工地一处废弃的工棚里，三面垒着砖，当路的一面挂着一张蓝布帘，白天用两根竹竿撑了，可以遮阳挡灰，晚上，竹竿一收，算是门。
       诊所的主人，是一个20岁出头的外来青年，皮肤黑亮亮的，嘴上留着浅浅的胡须，像国画师用浅色的墨笔写意画上的一笔。他的衣着也非常陈旧，有的肩上背上还留着补过的痕迹，在我印象中，他的衣服很难得有一件纽扣是没换过的，颜色和大小都不般配。好在这里是建筑工地，虽然今后这儿将会是一片现代化的城市，但现在还不是。故而，在一群群民工之中，他的衣着还不算太扎眼，他也因此好好地开着他的诊所。
       我是到他的诊所看病的惟一一个城里人，我家乡所谓的城，也不过是这座准现代化大都市里许多市民瞧不起的“县”，我脑袋上也挂着“县农民”这个雅号，然而，在这里打工的许多乡下青年，他们大多居住在离县或镇所在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在诊所里的出现，无疑引起诊所主人的警惕。事后，我才知道，他的诊所没有行医证和营业执照，他的紧张和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和这些乡下人一样，我也是来打工的，最初在一家报社，因为只会写稿子而不会拉广告，收入非常低，就住在城外那些别墅坯子里。这些别墅不知什么原因一直空着，白白便宜了我们这些外来人，特别是有几个捡垃圾的，一边捡垃圾一边在别墅里喂了一大群猪，居然发了财。
       出来打工的最怕遇上生病，但倒霉的我居然在出来的第一个月便赶上了，更可怕的是，病得非常不是时候，月底——离发工资还有几天。
       抗了两天，鼻子揪红喉管咳痛脑壳里面像在踢世界杯。隔壁一位捡垃圾的看我脸红得像关公，伸出脏兮兮的手一摸，大叫一声就跑了，不一会儿，便带来了一个人，他便是我前边提到过的诊所主人。
       他用简单的医疗器械为我输液，因为四面墙上都没有钉子，他用手举着给我输了两瓶药水，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中，我知道他的名字，他叫小毕。
       小毕到这座城里来的原因跟我和大多数打工者不同，最初，他在家乡的一所卫校里读书，父亲为了给他挣学费，独自一个人到了城里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在一个夏天的正午跌倒在阳光下，从此再没爬起来。这段故事我听小毕讲起过三次，每一次结尾，他都会含泪说：其实，只需要一瓶十滴水，一毛多钱，或者，或者用汤勺刮背，父亲都会没事，可……没人懂。
       父亲死了小毕也没法读书了，他在城里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之后，就决心不走了。最初在工地上打杂当小工，他亲眼目睹了和父亲一样的民工们用壁虎酒医百病，用石灰水止胃痛，用锅烟墨治扁桃体发炎，心里比刀扎还痛。在工作之余，他用工资买了些便宜但非常有效的药，利用在卫校里学过的知识给大伙治病，疗效居然还不错。工友们发现他能治病，就动员他开个小诊所，他最初的200元资本，便是民工们5元10元地凑的。
       小诊所开张之后，生意非常好。周围几十家建筑工地的几千民工是非常好的客源，而且，小毕收费也非常便宜，一般一两元钱便能治好感冒，如果没发工资还可以记账赊药。小毕为了找到便宜药，跑遍市里各个医药公司，尽量将那些城里人已不太爱用的便宜药倒腾来，喂进乡下人不太挑剔的嘴里，居然效果奇好。为了进一步把这种优势发展下去，他又买了许多书，借着在城市里的便利，不断向医学界的前辈求教，虽然吃了不少白眼，但也学到了不少本事。
       这样，民工们算是有福了。夏天有十滴水苦丁茶，冬天有甘油冻疮膏。这些既便宜又实用的药，许多都是小毕亲手调配的，几乎是白送。和许多医生不同，小毕并不希望自己的生意太好。他说：要挣钱不能这样挣，这些民工手里哪一张钞票没浸满血?
       其实，他有很多挣钱的机会，但都被他近乎书生气地放掉了，他说，只要挣够饭钱和书钱，他什么也不想。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譬如给我治病那次，他只收了十几元钱，只够药钱，至于他站4个小时的工钱算是白送了，我们也因此成为朋友。我常常在他面前自惭形秽，特别是在主编划稿费或同事抢了我的广告业务心理不平衡的时候，小毕那个小小的诊所，成了我心烦时最想去的地方。
       常常是一瓶劣质烧酒一包花生，我们就坐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远远地遥望城市，特别是月朗星稀的晚上，看着城市里闪耀着的如酒醉人眼睛般的灯火，我总是不由得发出一声叹息，继而会问：小毕，你有没有失落的感觉?小毕喝一口酒，认真地想了想说：有时有，但绝大多数时间没有，我觉得很多人需要我，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很舒服。
       “那你应该去当牧师。”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其实是很多伟大的牧师本来就是医生。”黑暗中，我感到他的眼光熠熠生辉。事实上，不只是我心里不痛快时才到诊所坐坐，周围工地上所有的民工都会这样，他们会向小毕讲许多喜怒哀乐，小毕说自己有时还真像是个牧师。
       此后不久，我跳槽去了一家电视台，住得离城也稍近些，去诊所的时间渐渐少了些，有一天晚上，闲得无聊，买了一瓶酒和半只烧鹅去诊所，还没走拢，就见诊所里灯火明亮，一大群民工围着一台彩电笑着闹着，彩电是几十个民工合资买的，大伙一致认为，放在诊所里最合适。那天夜里，我的烧鹅和酒成了催化剂，使城郊的夜第一次有了热闹的气息，每个人只喝了一口酒吃了一块鹅肉，却兴奋得像吃了蟠桃御酒的小猴，手舞足蹈，这种发自内心的欢乐，是民工们少有的。小毕坐在角落里，一直不发一语，但眼里却流动着异常激动的情绪。从这天夜里开始，诊所正式取名叫“暖心诊所”，住在近处的民工找来油漆，扯着我有生第一次题写了一个招牌。
       我说过我是一个倒霉的人，这不光表现在我工作过的单位从来没有景气一次，连我爱逛的书店，倒闭的机率也比别的书店高出几倍。这次，厄运居然就降临到了那家和我一样倒霉着的小诊所。或许我太宿命了，但不这么想不行，因为就在我给“暖心诊所”题招牌的第3天，全市医疗市场开始严格整顿，这次与以往不同，据说是要动真格的。
       我被分在夜查小组，跟随采访清查非法行医摊点，在清理了3家无证性病诊所之后，车子开到了郊外，我一直担心的事发生了，“暖心诊所”被取缔了，尽管在一旁看电视的民工愤怒异常，但一听说是执行国家法令，也便只能愤愤地站在一旁，或干脆怒气冲冲地冲回黑夜里去。小毕一直没有言语，只淡淡地看着他平时非常珍惜的药片像烂豆子一样散落在地。从录像器里，我看见他的眼泪在眼眶中转着转着，却终于没有冲出眼眶。在这天夜里，我惟一能做的便是将拍到的图像悄悄抹掉，冒着被领导骂的危险回去汇报说电池用完了。
       第二天，我又到诊所去，看到的只是一间空空的工棚，干干净净的，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小毕和他的“暖心诊所”像一个美丽的梦，在这里绚烂地盛开过，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半年后，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飞来一张名信片，落款是一所卫校，上面只寥寥写着几个字：就要毕业了，我还会回来。
       信上没有落名，但我敢肯定是小毕，我悬了半年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小毕盈着笑意的眼睛在窗外占据了半个天空。
       (贺小燕、黄进国摘自1999年11月1日《四川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