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多年来，因身处具有跨国移民传统的福建，耳濡目染于侨乡移民文化，故一直致力于跨国移民研究。去年底，收到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寄赠的《二○○六世界人口年度报告》（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2006），先睹为快，获益良多。该报告以《通向希望之路：妇女与国际移民》（A Passage of Hope: Wome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以下简称《妇女与国际移民》）为题，从性别视角切入当代国际移民研究，通过大量数据与事例，勾勒出一幅当今世界成千上万女性跨国流动的全景图。
       曾多年研读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文献，闽粤一带身强力壮的男性“下南洋”（即今日之东南亚地区）打工挣钱养家，女性留在家中照顾老人、养护子女，近乎天经地义。历史上流传侨乡的诸多“过番歌”，如泣如诉般倾吐的，是男性离乡过番时舍妻别子的万般无奈与留恋，是女性送郎漂洋过海时刻骨铭心的担忧与挂念。其时，也有一些女性“过番”，但她们几乎都是在男性家人业已立足于异国他乡之后，才作为他们的依附者（配偶、女儿、母亲），踏上跨国迁移的旅途。
       时过境迁。现如今，在奔涌不息的国际移民潮中，女性已经成为“半边天”。《妇女与国际移民》提供的数据表明：时至二○○五年，全世界“生活在非本人出生国的跨国移民”总数一亿九千万，其中女性九千五百万，占49.6%。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女性是作为独立移民而在家庭成员中率先走出国门，为自己也为家人谋利益。
       试看我们的周边国家：二○○五年菲律宾出国务工者日均三千人，其中超过65%为女性；二○○○年至二○○三年从印尼到国外务工的人群中，女性占79%；同期从斯里兰卡向国外迁移的人口中，女性占66%。另外，在南美的巴西和加勒比海岛国多米尼加，跨国迁移人口中女性高达70%。二○○○年意大利曾对入境外国移民进行性别统计，发现十三个来源国移民女性比例占70%以上，其中比例最高者为佛得角地区，女性达85%。
       二○○二年，我曾在法国巴黎就当代中国新移民问题进行实地调研。通过与法国学者合作，我从当地有关部门获得了一九九八至二○○二年抵达巴黎的一万五千余名中国新移民的登记资料（因尊重个人隐私，相关资料隐去了新移民的真实姓名）。经过统计我发现，中国新移民的男女比例基本持平：男性50.65%，女性49.32%。若进一步以原籍省份划分，则来自吉林、辽宁的新移民中，女性比例远远超过男性，分别达到68.06%和67.94%。显然，当全球化浪潮全面影响中国本土之时，中国人口流动的规律也日益与世界合拍。
       当代大批女性走上跨国迁移旅途的原因何在？要而言之，今日移民跨国迁移的目的地主要为两类：一是西方发达国家，二是因自然资源丰盛而暴富的中东高收入国家。移民的输出国则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因此，移民原居国与目的地之间显而易见的经济差异，以及资讯、交通发达所提供的迁移便利，自然是当代跨国移民潮一浪高过一浪的重要原因，然而，要进一步破解“国际移民女性化”（the feminization of migration），则还需引入性别视角。
       近二三十年科技革命对人们工作、生活方式产生的诸多影响之一，就在于无论是经过科技改造的传统产业或是新兴的电子工业，都大大降低了对工人体能的要求，被认为“身强力壮”的男性因而不再具有从业优势。反之，年轻女性的“心灵手巧”，传统女性相对男性较低的收入期望值，加之传统女性对于男性（因老板及管理人员大多是男性）“听话服从”的惯性，反倒使女性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领域的就业竞争中“占据优势”。对发达国家的雇主而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工人，更是“易于管理”，且“价廉物美”。
       当代社会生活的另一重要变革是民众对于各类服务的需求大量拓展。在发达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人力资源的主要缺口集中于以护理、环卫、餐饮、旅馆、娱乐、电话接听、家政保姆等为主要内容的服务性行业。其中不仅多为传统视野中被刻板定性为应当由女性从事的职业，而且是一个被认为或脏或累、少有提升机会且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就业领域。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女性业已成为这些国家服务业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
       美国四分之一的护士和护理人员是出生于外国的移民；英国从非洲招聘的护士总数在一九九八到二○○四年的六年间增加了四倍；新西兰23%的护士是外国移民；新加坡护士30%属于“非新加坡出生”。而且，这一需求还在与日俱增。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英国到二○○八年还需要增加约十万名护士。美国政府的预计是全美到二○二○年将需要补充护士上百万。加拿大估计在未来四到五年内需要补充七万八千名护士，澳大利亚同期则需要补充至少四万名护士。国际组织及相关国家政府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护士职位空缺的大部分将不得不由发展中国家的女性移民来填补。
       富裕国家高收入高福利的生活水平，使得这些国家中产阶级以上家庭纷纷将“家务”转为雇佣劳动，对“女佣”的大量需求形成了又一个跨国劳动力大市场。最突出的事例之一是，菲律宾训练有素的百万“女佣”跨国务工，已经成为国际劳务市场的一个“品牌”。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显示，沙特阿拉伯全国由家庭雇聘的外籍佣人达一百万以上，中国香港雇佣的外籍佣人达二十万，马来西亚也有外籍家庭佣工十五万五千人。在新加坡，平均每七户即有一户雇佣一名入户居住的保姆。在阿联酋，平均每户雇佣三个佣人。西班牙近年来每年一直将大约50%的移民配额直接发给“家政工作者”。
       还需指出的是，某些男性以女性（尤其是异国女性）为欣赏、消费乃至玩弄对象的欲望，则促使以性产业为主的某些特殊“服务业”成为异国女性跨国从业的又一特殊领域。由于“娱乐业”与“卖淫业”之间不易划出清晰界线，因此，一些移民女性以“娱乐业从业人员身份”进入移民目的国后，不得不以性谋生。日本二○○四年向外籍女性发出的“娱乐业”工作签证高达六万五千份，其中的隐秘不言而喻。在韩国，上千名持娱乐业工作签证或旅游签证入境的俄罗斯女性，实际上都在从事“性服务”，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不同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欧盟各成员国从事性产业的移民女性可能达到二十万至五十万，她们中相当一部分是被人口走私团伙从欧洲以外地区运送进入欧洲的。某些性产业的操纵者们为满足其客户的猎奇心态，在亚洲、欧洲以及北美、南美之间形成了一个互通有无的地下网络，通过引诱、交换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女性进入本地性产业以赚取更多利润。
       除了就业性迁移之外，跨国婚姻也是促使女性迁移的又一重要原由。由于跨国婚姻是一些较不发达国家女性追求向上流动的一个途径，因此，跨国婚姻的主体以较不发达国家女性与较发达国家男性结婚为主，以女性迁移至其丈夫的祖籍国为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婚介机构使跨国婚介商业化，甚至干起贩卖女性人口的罪恶勾当。苏联解体后没几年，俄罗斯境内骤然涌现上千家提供跨国婚介服务的“中介机构”，近年来，每年“外嫁”的俄罗斯女性上万人，其中以“婚姻”为名，行人口走私之实的案例屡有所闻。
       由此联想到今日中国台湾数十万“外籍新娘”的问题。去年十月在台湾，曾与一位多年关注台湾“外籍新娘”问题的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学博士聊起这一问题。据她介绍，目前生活在台湾的“外籍新娘”已超过四十万人，她们长期被排斥在社会生活边缘，连带其子女都受到某种程度的社会歧视。夏博士所致力的工作之一，就是为来自东南亚的外籍新娘们办识字班，帮助她们更好地了解并融入台湾社会。
       我注意到，在台湾“外籍新娘”流动的背后，潜藏着一个值得关注的层级流动的交替链。近二三十年来，在台湾都市受过良好教育的女青年，通过跨国婚姻嫁到美国、日本及欧洲发达国家的不在少数；而台湾本岛经济发展以都市经济圈为主的趋势，则在吸引农村女性进入城市务工的同时，也使农村女性向往通过婚姻永远离开农村，从而形成了岛内女性从农村向城市的婚姻流动。受此影响，那些相对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自然出现适婚女性缺失的现象。作为替补，这些农村地区的男性青年，就到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台湾的越南、印尼等地迎娶新娘，从而形成了婚姻流动的又一层级。据台湾有关方面二○○三年公布的一份统计资料，二○○二年全年台湾女性外嫁共四千四百五十七人，同期嫁到台湾的外籍女性四万四千八百四十三人，其中37.3%来自东南亚地区。这一婚姻择偶圈层级流动的交替链，同样见于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其对女性生存发展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跨国谋生对女性的生存发展意义如何？就积极意义而言，跨国追寻希望的旅程，有可能为女性个人和家庭乃至也为她们原居地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一九九九年斯里兰卡总计收到本国移民从国外汇回的钱款约十亿美元，其中62%以上来自女性移民的贡献。菲律宾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大约每年收到六十亿美元汇款，其中女性汇款占三分之一。在中东工作的孟加拉女性将她们工作收入的70%以上寄回养家。虽然女性移民总体收入水平低于男性，但女性普遍对于原居地家庭具有更高的责任感，故而其寄回家钱款在其收入中的相对比例，明显高于男性。
       在政治层面上，不少女性从跨国谋生的经历中，提高了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增强了权利意识。两位学者关于斯里兰卡出国务工女性的调查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十分有意义的例证：半数以上出国务工的斯里兰卡女性在出国前从没有过任何“工资收入”，尽管她们每天忙里忙外，但都是为家人服务的无酬劳动。作为家政工人出国后，她们惊喜地发现：原来做家务也是一项职业，也能挣钱养家！自尊心因而大增。
       许多发展中国家女性正是通过把自己的劳动所得源源不断汇回家中，大大提高了自己在原居地的地位，改变了家乡人对女性的看法。作为有着独立收入的劳动者，她们拥有更多的自信，对家庭事务也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而且，在发达民主国家的生活经历，使其中部分先进分子提高了政治觉悟，她们组建自己的团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长远看，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将可能成为推动女性地位提高的特殊力量。
       然而，女性跨国迁移中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女性移民除了与男性一样可能在异国他乡受到经济剥削、种族歧视之外，还可能遭遇性骚扰、性暴力、性虐待，乃至高艾滋病感染风险。国际劳工组织指出，目前全球遭受人身束缚与虐待的“现代奴隶”可能多达一千二百三十万，其中以妇女儿童为绝大多数；在受到过度经济盘剥的跨国移民中，56%系妇女儿童；在被迫进入性产业的移民中，98%是妇女儿童。国际移民组织在二○○六年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揭示：土耳其是贩卖前苏联女性的最大世界性市场，仅仅在二○○五年一年内，有数以千计的女性在这里被卖为“性奴”，其中半数以上年龄在十八到二十四岁之间，犯罪集团因此牟利高达三十六亿美元。
       跨国迁移需要承受的另一压力是心理、情感负担。跨国迁移使得“一家两国”甚至“一家数国”现象越来越多。在菲律宾，八百万人在国外工作的现实使得跨国家庭成为常态，许多年轻母亲在异国日日夜夜为他人抚育孩子，照顾老人，却终年不得与自己年幼的子女见上一面。因此，从性别视角研究女性移民务必注意到：发达国家女性得以享受高质量悠闲生活的背后，是发展中国家女性移民从劳力到情感的高度付出。同理，在今天中国，城市女性得以减少乃至解脱家务劳动负担的背后，也是以无数农村女性劳力和情感的付出为铺垫。
       放眼今日世界，劳动力市场的跨国化与人力资源的全球观已不可逆转。在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下，成千上万普普通通的女性为追寻希望，源源奔走在跨国圆梦的旅途上。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这一移民潮还将奔涌不息。她们的命运应当得到关注，她们的贡献应当得到肯定，她们的权益应当得到保障。窃以为，这正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二○○六年度报告《妇女与国际移民》给予我们的启迪与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