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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洋先生在《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谬误》一文（《读书》二○○六年十二期，以下简称“姚文”）中说，经济学在本质上就不是科学，而是历史学的一种。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差别在于，经济学考察小尺度的历史，而历史学考察大尺度的历史。正是因为如此，经济学的论证不是科学的论证，而是更接近一种艺术形式的表现，表现出来者便是故事。寥寥数语，涉及了经济学学科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其中透露出的学科情绪使非治经济学的笔者掠过一丝忧虑。
       首先，从《“不道德”的经济学》以及诸如此类的文字到姚文是中国经济学学科意识的一大进步，因为它终于感觉到，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二者之间的差别类如天壤，经济学永远不能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但是，姚文的不足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由固守弗里德曼信条到拥戴“黛尔德拉大婶”的“诊断”。黛尔德拉大婶在《经济学的花言巧语》一书中说，“经济学是文学”，所以，“经济学家是诗人”，“经济学家是小说家”。她的结论是：“写作即表演。”姚文与这位“大婶”断言的区别在于把经济学判定为带有艺术表现性质的历史学而非文学。这里的问题是，如果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真是如此，十九世纪晚期的马歇尔及其他人为什么要拼死命地闹独立，非要把经济学从伦理学学科（英国）或法学学科（奥地利）中分离出来呢？眼下的中国，治经济学的人数和学经济学的在校学生数恐怕是文科之最，如果要把他（她）们划归历史学名下，他（她）们的反应会如何呢？毋庸置疑的是，马歇尔等人的努力自有道理，眼下中国的“他（她）们”也会找出足够的理由说明：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所以，经济学既不是历史学的一种，更不属于历史学。
       其次，尽管加了“微观”限定，把经济学划归历史学名下还是会有无法弥补的缺陷。哈耶克中年张狂，偶遇“昨日情人”便“青春焕发”，毅然决然地抛弃为他生养“金哥银姐”般一双儿女的结发妻子，“跪拜”于“昨日情人”的石榴裙下。晚年当他听到结发妻子去世的消息时，老泪横流，不能自持。是悲痛与自责的交织还是因自己的行为旁证了“不道德”的经济学这一命题喜极而悲？他人不得而知。可以肯定地说这属于微观历史学研究的课题；同样可以肯定地说，它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个让人不愉快的事例说明，把经济学定位为微观历史学，实在是泛化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于这种泛化，经济学会陷入迷失自我的境地，说得严重一点，按此思路走下去，经济学会成为历史学的“婢女”。
       最后，把经济学划归历史学名下，实际是淡化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学就沿两种研究对象的模式往前延伸，一种是以五花八门的名号为幌子实际是研究效率的经济学，除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眼下刺我们眼球的公共选择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等，都属于这种模式。另一种是以马克思为集大成者的公平经济学或叫道德经济学，关注普通劳动者的状况和命运，就是遭官府冷眼甚至迫害也不怕。西方经济学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学不用投奔于历史学门下就可以自立，因为它有专属于自己的研究对象。
       以科学经济学自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其理论模型优美流畅，但遭人诟病是它命运的一半，原因不在于它研究了效率，而在于仅研究效率，以至于陷入病态的效率崇拜。与此同时，它鄙弃了公平。循公平经济学而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践行效果不佳，这反映了公平经济学自身的缺陷：在关注公平的同时忘掉了效率。经济学固有的研究对象是稀缺资源条件下的效率与公平，偏废一方而青睐另一方导致恶果的原因是片面性，由“谬误”而丢弃自我和改换门庭，确为经济学的“自杀”行为。
       在西方，职业化、学院化的专业经济学始自马歇尔，才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如此短的学科史实在无法与哲学和历史学相比。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专业经济学始自改革开放时代，所以，其历史更短。如此短的历史导致学科情绪不稳定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从姚文透露出的学科情绪看，不稳定程度已严重到成为问题，所以有思考和探讨的必要。彼一时，中国专业经济学的学科自信到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地步，以至于，“‘不道德’的经济学”这种观点居然敢于提出来；此一时，又不自信到“找不着北”，要主动投靠于历史学门下。实际上，这大可不必，正像上边说过的，经济学靠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而自立，也可因自己独特的研究成果发挥作用于社会而自信。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使专业经济学成为显学是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