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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苦难使我坚强，它使我终于明白：命运其实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不管前路如何艰难，只要你勇敢地去奋斗，总有一天蓝天会属于你！
       1999年清明节，雨丝纷飞，我又一次来到父亲的坟头。亲爱的父亲离开我已近3年了。这3年来无论快乐或悲伤，这里总是我第一个想到的地方。伏在父亲的坟头，我只想告诉他：儿子没有辜负您的希望，儿子的一只眼睛里尽是晴空一片。
       我的生活由此失明了
       1977年7月15日我出生在湘东某县的一个山旮旯儿里。按家乡“习俗”，这一天出生的孩子特别聪明，因此，我的出生将那个闭塞的山庄搅得沸沸扬扬。
       然而，生命的坎坷却将我推入了不幸。我10岁那年，年迈的爷爷患“肝腹水”住进了县城的中医院，父母为此必须奔波于医院与家中，自然没有多少余暇照看几个幼小的儿女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的左眼突然红肿起来，究竟为何会这样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我甚至没有感知视线在一天天模糊，等父亲发现我左眼的异样时，它已渐渐失去了光明，而那时的我却丝毫也没有痛苦伤心的感觉，我甚至幼稚地感谢着这次的眼疾，因为为了看病，父亲带着我穿梭于不同的都市之间，要知道，那可是我第一次走出山村，第一次看到高楼林立的城市啊!
       可父亲的忧郁一日胜过一日，1987年底，当江西一位很有名的眼科医生告诉他，我的左眼已彻底失明，并且日后会不断地萎缩时，他终于忍不住搂着我大哭起来，边哭边心疼地说：“娃儿啊，以后你该怎么过啊!”我心惊地挤在父亲宽厚的胸脯前，虽然不懂得什么叫悲伤，但眼泪却随着父亲的嚎啕而奔涌。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别人瞧我时那异样的眼光，而且这份感觉随着我的成长日惭强烈。
       初中三年，我一直忍受着一份轻视与侮辱，不少有恶意无恶意的同学都会揭伤疤般探询我何以只有“半壁江山”，更有人不屑地叫我为“瞎眼狗”。那时电视台正播放《乌龙山剿匪记》，于是“独眼龙”几乎成了我的代名词。我把所有的委屈都憋在心里，痛苦使我过早地学会了“坚强”。那时候，快乐离我十分遥远，每天惟一感到舒畅的便是放学后躺在父亲的怀里大哭一场，父亲每次都是重重地握住我的小手，激动地对我说：“娃儿，争气，考到外面去!”在他看来，对一个有残疾的农村小孩来说，读书上学是惟一能改变命运的途径。我知道父亲这样劝慰我的时候，内心是十分愧疚的，要不然，他不会偷偷地拭去自己眼角的泪水。
       三年初中生活结束了，中考时，我选择了“工商财”类中专，我试图如父亲所说，跳出农门，考到外面去。我的分数高出录取线20余分，可体检时，我还是被冷酷地刷了下来，负责招生的干部不顾父亲的苦苦哀求，只说了句：“一只眼睛也想读‘工商财’，简直是胡闹。”我不知道这句话对父亲会有多大的打击，于我，却不啻是心灵间重重一锤。许多年后，我在办任何一件事时，都会暗暗地问自己：你一只眼睛能干这个?
       父亲的临终遗言：第一，第一……
       我到底未能上中专。在父亲的“奔走”下我进了家乡一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高中，父亲希望我好好读三年，争取考上大学。他单纯地认为大学不比中专，只要你成绩合格，绝对不会因为身体原因而被刷下来。为了让高中的老师多关心、帮助我，他用卖血的钱请他们的客，临走，又每人送了一支钢笔……
       刚进高中那会儿，我也想过好好念几年书，争取考个大学，因此我常常半夜起来到厕所借光看书，或者凌晨4点就进了教室。那时，午休已从我的生活“日程表”中消失，我试图用这份忘我的勤奋化解心中久积的忧郁。但是，很快我就打消了求学的念头。1994年，我在一份颇有名气的青年报上看到一则报道，报道说湖北有位考生，分数超过录取线120余分，但由于他脸部残疾，许多高校都将他拒于门外。这份报道让我惊醒，我沮丧地明白，残疾人在高考中非但无法像传闻中那样得到照顾，相反，他们还要面对众多的歧视!我终于明白，即使我成绩再好，由于眼疾，我照样会被“象牙塔”冷落。我渐渐地消极起来，准备混完高三便回家乡的山旮旯儿“隐居”!
       细心的父亲终于发觉了我的颓废，他没有斥责我，或许他明白，我脆弱的心再也难以承受过重的责备。他一个月内来了五次学校，每一次，他都重复同一句话，他说：“都是爹不好!”其实像父亲这样一位历经沧桑而又老实巴交的人，要说出太多的浮华之词，实在不那么可能，但是，就这么一句饱含自责的话语，已让我愧疚得无地自容了。我知道父亲在念叨这话的同时，心中是多么希望我能坚强啊!
       我渐渐地又有了高考的勇气，这份勇气一半源于父亲，一半源于《知音》。1995年暑假，我在《知音》杂志上看过一篇《半月亮》的文章，我发觉这位名叫川子的作者与我竟有着极相似的经历，他的左眼亦是在一次意外中失明，他亦如我一样饱受了大家的歧视与侮辱，他迷惘过、痛苦过，后来终于考了全县第一名，也因此被武汉一所重点大学破格录取。这篇文章促使我坚定了高考的信心，我终于对父亲说：“我会考上大学的!”那一刻，父亲脸上的皱纹一下子舒展开了，焕发着动人的光彩。
       可惜我未能考出个“第一”来，1996年的那次高考，我仅考了526分。虽然这一分数已经是全校之最了，并且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一年的录取线不会超过520分，但是由于不是全县第一，我依然没有丝毫的欣喜可言。父亲却很兴奋，以为我已是准大学生了，激动之下居然请乡邻吃了一顿。但是，我们在家乡的山旮旯儿里等了差不多两个月，直到电视上说录取工作圆满结束，我仍然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我终于被人遗忘了……
       这一结果其实未超出我的意料，我平平淡淡地认了命。父亲却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一事实，他心中本来就已充满“愧疚”，他一直希望尽心抚养我，支持我考上大学有些出息，弥补自己的“过错”。他未曾想到如此神圣的大学居然也有充足的理由去排斥我!父亲不甘心。为了我能上大学，他拖着病体四处找人，上访乞求，甚至对着市教委领导下跪……然而这一切都因太迟而无济于事。
       1996年10月26日，父亲永远地离我而去了。弥留之际，他没有看一眼母亲和其他弟妹，只是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嘴唇翕动着，我凑近去听，才听清他喃喃地说着：“第一，第一……”原来还是希望我考第一，上大学啊，我不由伏在他的身上，失声痛哭。
       背负梦想去流浪
       父亲的过世将全家老小卷入了惊天动地的凄惨与悲哀之中。我承认，那一刻，脆弱的我想到了死，我从不相信命运，可那时，我却怒骂着上天的不公。生活啊，你真的欺骗了我呀!
       更惨的是母亲，她寻死觅活地“折腾”了三天三夜，又郁郁沉沉地呆坐了一个星期，终于在父亲“归
       山”后的不多几天疯了。失去理智的母亲时而哈哈大笑，时而大哭不止，烦躁时，她逢人便打，我的后脑勺至今留着一条长长的伤痕，那便是母亲“发作”时用木块砸我留下的。
       那个时候我的内心已麻木到了极点。毕竟那年我才18岁，我不知道18岁能承载多大的悲伤，也不知道人生究竟会有多少不幸，我只是在这片凄惨之中懵懵懂懂地感觉到：我应该挑起生活的重担，为自己，也为家人!
       有一回，母亲正一个人呆呆地坐着，突然几个小孩跑过去与她拉拉扯扯，刚好小孩的母亲瞧见了，她赶忙大声说：“快过来，她是个疯子。”“疯子!”多么刺耳的话语啊!于是我霍地跳过去，气愤地说：“你这么大一个人，说话放尊重点!”想不到那个邻家妇女居然变本加厉，一边大骂我算什么东西，一边指着母亲叫疯子。临走时还抛下一句：“你这单眼鬼，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有哪个学校会要你呢?”这话无疑于在我心头狠狠刺了一刀，我的自尊因这句话而底气全无。
       回家后，我对着父亲的相片暗暗发誓：“我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全县第一。为了坚定自己的信心，我特意跑到湖南大学招生办，我对那里的教师说：“如果我成绩十分好，你们愿意录取我吗?”感谢湖南大学的教师，他们在获悉我的来意后，异常坚定地告诉我：“如果成绩出色，我们亲自接你进校门。”
       我像一个斗士一样勇敢地踏上了南下的火车。我真得感谢我的弟妹们，为了我能南下打工挣足补习的费用，他们用稚嫩的肩膀挑起照顾母亲的责任。
       1996年11月29日凌晨5时，我终于到达了深圳。
       在深圳，我希望用四个月的时间挣足3000元补习的费用。然后在1997年5月份以前赶回家乡备战当年的高考。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像我这么一个人，要在人才济济的深圳分上一碗粥，竟是如此地艰难。我一连到了五家工厂去应聘，而每一次，人家只看一眼，便挥手示意我离去，不管我怎么“申述”我可以吃苦，不怕劳累，他们丝毫也没有半点同情。当我第六次应聘时，一位负责人或许被我落魄而可怜的面容感动，终于跟我多说了几句话。他坦诚地告诉我，在深圳这块商业氛围很浓的经济沃土上，利益多于同情。虽然你的身世十分不幸，但是人家招聘你总是希望获得利益，老实说，谁又愿招下你这么一个一没技术二没学历的残疾人呢?
       我的求职信心终于在第12次被拒绝后支离破碎，站在深圳那宽阔繁荣的深南大道上，我的心情十分沮丧。就这么回去吗?可我的梦，父亲的那个梦，那个维系我生存信念的对高考的梦，我不能舍弃。
       万般无奈之下，为了生存，为了我的大学梦，我在深圳街头当了一名乞丐。稍有些记忆的深圳人或许不会忘记，1997年1月东门南路上发生了一起乞丐欺负乞丐的事儿，这件事被当地一家报社的记者摄下，刊登于那家报纸的头版。照片中那个身穿破西装，脚套旧皮鞋，头发有点乱，仅有一只眼睛的小乞丐就是我。那时，在罗湖、福田两区都留有我的足迹，碰上运气好，一天也能讨要一点钱，但是我的钱往往又被在当地早已混熟的乞丐抢去，钱在我手中只不过中转了一下，挨打是经常有的事，同时，我还被抓过六七回，振兴路上的红荔派出所，我起码进去过三回。
       一直到1997年2月，我结束了乞讨生涯，在一位好心的老板的搬运公司干起了搬运活儿。那段日子里，我拼死拼活地干活，只为挣几个钱。有一位工友对我说：“你晚上说梦话时怎么老是叫‘第一’，叫‘钱’?”他当然不明白个中缘由，而我，却分明发觉：自己对大学，对“第一”原来是如此地在乎。
       1997年4月，我回到湖南，我插在家乡县城的一个补习班读了几个月书。那几个月，我没日没夜地复习功课，我给我自己订的日程表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我没有课间休息，没有午休，甚至晚上的睡眠，我也压缩为5个小时。在我的身上，时常带有一本“小册子”，那是我上厕所时用来记英语单词的小词典。那时，我的补习教师在提醒别人认真复习时，却强令我回到宿舍睡觉，但我，怎么睡得着呢，我心中的第一，心中的大学啊!
       在父亲的坟头上泪水横流
       这一年的高考过去，我惊喜地发现自己考了589分，我不知道是不是全县第一，因为那年各地取消了“状元”评选，但我已经很满足了。我在县教委宣传栏的分数表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590分以上的考生。县教委主任握着我的分数卡，激动地对我说：“今年再没有大学录取你的话，我负责!”这是对我的努力的最高的褒奖!我没有报考湖南大学，为了稳稳妥妥地上大学，也为了省些学费、生活费，我报了省城的另一所高校，湖南农业大学经贸学院。一个月后，我终于接到了烫金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伏在父亲的坟头流下了骄傲的泪水。
       我考上大学后，母亲的病好了很多，市人民医院神经科的一位主治医生看过有关我的报道后，愿意为母亲做彻底治疗，至于费用他个人承担30％，医院减免30％，目前，母亲仍在治疗之中。
       母亲病情好转后，弟妹都已考上了理想的高中，我本希望他们好好念下去，但是他们俩却毅然去了深圳，在布吉镇一家电子厂打工。临行前，妹妹对我说：“哥，你眼睛比别人差，只有在其他方面好好干，才不会被人欺负，你就安心念大学吧。学费，我和小弟给你挣，你有出息，咱们全家人都高兴。”那一刻，我的泪水再次奔涌而下，我的妹妹，我的弟弟，两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子，为了自己的哥哥，居然舍弃了自己美好的前程，这份无私的爱啊，你让我怎么承受!
       我只有用拼命学习来回报家乡和社会对我的关爱。
       大学两年里，我的英语提前过了级，计算机国家二级考试又得了“优”，连续两年被评为“学习标兵”，“宣传积极分子”，“优秀个人”等。同时，由于我的文章频频见报，长沙市作协特意发函给我，准备吸收我为会员；《长沙晚报》也在副刊上同时登载我的几篇文章，一时间让我名声大噪。
       好事似乎接踵而至，湖南省湘雅医院一位眼科医生在详细检查我的左眼后，坚定地告诉我，我的左眼其实有复明的希望，只是手术费得8万元，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消息啊!
       过去20年里，因为眼疾，我走的路比许多人都曲折。但这苦难使我坚强，它使我终于明白：命运其实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不管前路如何艰难，只要你勇敢地去奋斗，总有一片蓝天会属于你!也许，在我前进的路上，还会有许多的坎坷，我仍要饱尝许多的苦难，但我相信，只要信念尚存，只要勇气尚在，我就不会惧怕前途的任何艰难险阻!我已计划好了，我会在余日不多的大学生涯里，走出一条读书挣钱两不误的路子来，读书，是为了将来的辉煌；挣钱，则是为了日后的“完美”……这些，都是我所希冀与期盼的!
       (周莉、黄培德摘自《知音》199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