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彤小档案
朱彤，毕业于北京外交学院，后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译员培训班，1990年进入外交部翻译室，为国家领导人做翻译工作，现为翻译室培训处副处长。她在重大政治活动中，以其精湛的翻译才华，给人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1999年5月19日下午，我去外交学院看望朋友，刚好得到一个消息——朱彤当天晚上要在外交学院搞讲座，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朱彤对媒体一直采取了绝对的冷调，从来不接受任何一家媒体的专访，以致我们先后两次的请求都遭到了拒绝。我不想放过这个机会，于是连饭也没吃，把外套卷进包里，拿了一个本子在手中，急急忙忙走进了即将进行讲座的教室。7点钟，教室内外已经水泄不通了，仅能容纳300人的教室来了足有800人。许多学生干脆站在教室外面的窗台上。
朱彤来了。我得以近距离地观看这位风云人物——身咖啡色的套裙，衬托出她白皙的肤色，显得很飒爽。
“我1990年离开外交学院，到现在已经9年了。一直想找个机会和大家谈一谈，我对外交学院是怀着深厚的感情的。她培养了我，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我特别想借此机会向母校的老师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几句漂亮得体的开场白后，她的讲座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开始了。
硬着头皮学政策
她说，作为一名外交翻译，具备良好的政治、政策水平是极其重要的。作为一个外交翻译和一般翻译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外交翻译在政治、政策方面有非常高的要求，就是说，作为外交翻译注定要通过口和笔把国家的方针、政策非常准确达意地传达出去，让别人了解。如果光从字面上理解这些政策、方针、内容是不够的，必须从政治高度理解其实质，才能够掌握精神。
她刚到翻译室时，最大的不适应就是政治学习。开始也觉得挺烦，每天都要学文件、读报告，挺抵触的。那时她便带一本英文杂志到会场，上面讲，她在下面看别的书。
后来，翻译室的老同志提出政治学习的重要性——外交翻译有的时候有把关的作用。于是，她才开始重视这一点，才知道这对于她有多重要。
举例说，江泽民主席曾经提出过一个16字方针：“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在一段时间里，每次谈中美关系都要提16字方针，有的领导人也提到了16字方针，个别时候就会不小心少说一个，这时候，就要翻译来补全。
克林顿总统去年访华，在上海有一个“三不承诺”。他提出：“不支持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国际组织。”朱彤有一次给一个部领导作翻译时，他提到“三不承诺”，说的是“不支持搞两个中国；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很明显，落下了一条。她于是根据自己的记忆补全了。
朱彤说她也有教训：1995年，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到纽约，按照惯例，都要在中美关系委员会的午宴上作演讲，回答问题。当时最热门的话题是港英政府的选举。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合作不是那么顺利，而选举是港英政府单方面搞的。钱其琛副总理讲话特别言简意赅，不多说一个字，你如果不了解背景，就不好理解。钱其琛副总理讲，他们的选举是在“量体裁衣”，她当时听了一想，“量体裁衣”，难道不应该吗?于是有点发懵。钱其琛副总理一下子注意到了她的窘迫，就给她解释说：“港英政府按照他们的尺寸重新划分了选区，这样有利于他们支持的人当选。”这样一解释，就跟字面上理解的“量体裁衣”是两码事儿了。后来，她就按照这个意思翻了，不过，确实出了一身冷汗。为了能够具备良好的政治、政策水平，她和同事经常在翻译室进行这方面的训练，经常看《人民日报》、政府工作报告等，不光是看，还要进行中英文的互译。
1000个小时突破听力大关
说起业务，她强调了英语学习中的“死角”——听力。英文中的听力是很困难的。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一个中文的环境中，听力要提高只有多听。她讲到她在联合国译训班上学时，她的老师讲过“同声传译”(也就是边看英文边从嘴里出中文)的办法，这样要练1000个小时。起初练时没觉得有什么进展，丧失了信心。可等你练到了1000小时时，你就会有质的飞跃了。这不像我们听英文广播，大概听懂了就行了，这远远不够，首先是强度上不够，听懂了还必须要说出来。所以她后来培训新同志时，就给他们讲“1000个小时”，他们听起来很可怕，可实际上太有价值了。在联合国讲话的，哪里人都有，像什么印度人、非洲人、东南亚人……如果不进行这种强化训练，没有对语音的敏锐的把握程度，今后的工作将会很糟糕。
良好的基础加上吃苦的精神，成功就不会太遥远了。
好的翻译是杂家
知识面对翻译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翻译并不是人家说了什么了，你就怎么翻了。你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各行各业的人，听到一个你从未听到过的词汇的可能性实在太高了，几率也太大了。但是，作为翻译，应该做到：不管别人说什么都翻出来。她说，扩大知识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多看书，多学习。
朱彤给大家讲了几个故事——
“记得有一次江泽民主席讲了句古文，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客人时说，中国古代科技是很发达的，早在2000年以前，庄子就提出过极限的概念。在中学学习微积分时，他的老师就引用了一段《
庄子》的话，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当时我听不懂，就问：‘主席，您说什么?’江泽民主席马上很温和地拿笔给我写了下来，解释了一下：‘一根一尺长的木棒，每天取一半，不断取下去。永远都不会取完。这是一个极限的概念。’”
“这件事情让我在感激之中体验到了尴尬。”
在朱镕基总理当副总理的时候，朱彤给他翻译过很多次。她讲到1993年7月以后朱镕基兼任中央银行行长的紧张岁月——那时候，朱镕基总理接触到的多是银行家、金融家等等。每次朱镕基总理总是带着很多问题去提问，自己说得很少。这时候，朱彤就觉得从英文到中文的翻译很难。只好多看这方面的书来弥补自己。要知道，这样的书是很枯燥的，起初朱彤也看不下去，后来是朱镕基总理的精神感动了她。“朱副总理在当中央银行行长以后，每天晚上回去都要看大量这方面的书。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使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而且把通货膨胀在最厉害的时候降了下来，并使得格林斯潘这样的金融界大腕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正是朱镕基总理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在那么高的位置上还在不断学习，虽然起步晚，但是能一下子走到很多人前面，这里面的艰辛不用多说，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朱彤在说这些话时，眼中满是敬佩。
李鹏委员长任总理时，比较多地谈到了三峡，讲到发电量时，经常用到千瓦的计量单位，而国际上通用的是兆瓦。这就需要算术知识来进行短时间内的换算。有一次，李鹏总理在和外宾谈到中国的棉花产量时，说到
了“万担”这个数量词。这时候，朱彤可不像换算“千瓦”一样游刃有余了，只好向李鹏总理投去困惑的目光。结果，李鹏总理一下子明白，马上拿笔算了起来。
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讲座现场不时传来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我这样说着大家可能觉得挺好玩，但实际上我们工作起来是很有压力的，有时挺紧张。”她补充说。
“脸皮厚一点”才能立于不败
谈到心理素质的重要性，朱彤一下子冒出很多话来。
“心理素质对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我见过很多人，成绩非常好、扎实，中英文都很好，但是一到场上就紧张，声音很小。其实，给国家领导人当翻译没有必要太紧张，应该放得开，把自己的位置摆正：我只不过是一个翻译而已。作为翻译，我的职责就是帮助双方很好地沟通，这是我的宗旨。所以不管如何，我会尽我所能很好地做好沟通工作。我不是一个演员，没有人在看我表演。我要想的只是如何翻好，而不是别人是否品头论足。也就是说不能患得患失，不能有私心杂念。作为翻译，要有两个方面的心理准备：一方面要树立我是翻译，大家要听我的，要有舍我其谁的勇气；另一方面，一旦出现了问题，或有人给你当场改词了，也要保持冷静。不要觉得耻辱，不要以为别人是在给你挑刺儿。脸皮应该厚一点，没关系的。因为别人是这方面的专家，在这个问题上当然应该比你掌握得好，别人提出意见，OK，完全可以接受下来。”
最后，朱彤谈到了翻译风格：“大致分两种，一种是带感情的，一种是COOL的。我感觉应该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说话人的情况而定。如果说话人很激动，而你很COOL，是不行的；反之，也不行。翻译最好能融入到讲话中，要得体。比如朱镕基总理就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所以给他翻译时就不能冷冰冰的；钱其琛副总理是一个很冷静的人，翻译时也应该以稳来反映。”
讲座过后，是同学们的提问时间，大家显得异常活跃。纸片一张又一张地递了上去，朱彤很认真地回答着每一个问题。这时候，我也写了一个问题递上去：“朱彤女士，您为什么对媒体采取低调?要知道，这样虽然避免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是也会伤害一些人的真诚。”
她拿着我的纸条，略沉吟了一下，说：“我没有什么理由，不想高调。我也不是什么名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者。我的态度不应该对别人构成伤害。”……
朱彤的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
“朱彤女士。我能和您合张影吗?”一个高个的男生很腼腆地提出了请求。
“当然可以。”朱彤很高兴地和那个男生站在一起。她的笑容依然很灿烂。
(陈川摘自《中国青年》1999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