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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回家前我总爱走进我住处附近的那家中国人开的商店去转一下。中秋节那天我对那业主夫妇道了声“中秋节快乐”，他们便高兴地从家中拿出一盒月饼给我，原来他们早已尝过了月饼却不知何日是中秋。
       今天我照例踅入这家小店，不期店中正人满为患，我不能与店主打招呼，便在一边闲逛逛。没想到这一逛让我发现了情况，一对年轻人正实施偷窃!由于他们的目标是店中较贵的香烟，我断定这会给店主带来很大的损失，便走近店主夫妇所站的柜台，用汉语通知他们我的所见。没想到那对年轻人已趋向店门口，店主夫妇便放开手中的一切去追赶那对小偷。没有商量，性别分工自然形成：女的追女的，男的追男的。
       虽然女贼人高马大，可毕竟心虚，她在快被追上时扔出了手中的袋子——内有四条香烟；而男贼的手袋是被夺下的。“里面还有我的东西——”他居然脑子清醒，于是他得到了他原本所有的，但偷来的四条烟“物归原主”了。
       惊慌过后我们开始闲聊，并一致认为该报告警察。理由是：一，他们有可能去偷别的店，或可能是别的什么偷窃案的嫌疑人；二，警察局有必要时那些有越轨行为的人建立档案；三是店里有录像，可以作为很有效的证据。
       一男一女两名精神抖擞的警察在接到电话后马上赶到了店里，详细询问案情。
       在听了我们的回答之后，那位金发灰眼的女警察问道：
       “你们一共让这两人偷走了价值多少的东西?”
       “一百多加元。”男店主回答说。
       “你们追回了多少?”这回是那位长得很像意大利人的男警察提问了。
       “全部。”女店主骄傲地说。
       “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报案呢?”男警察又问。
       这一问可把我们全问住了。当然，主要是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提问。好在我们事先就报案与否问题有过一段议论，于是，过了一小会儿的“脑子空白”期之后，我们给出了为便利警局破案、免除他店损失之类的种种理由。
       “你们说得很对。但是，一旦报了案，你们就得作好付出许多的准备。”那位男警察一脸严肃气息。我们则听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呢?”我好奇地问。
       “如果你们坚持要报案，我们就要正式立案并交法庭处理。你们首先得准备好足够的时间出席每一次的听证会；而且，你们还得找到足以让你们胜诉的证人——当然前提是这些证人愿意出庭作证并赔上时间，不然你们还得出钱买他们的时间与精力，但愿没人开高价。”那位女警察不仅声音好听，讲话的条理也清清楚楚。
       她的描述让我想起了前些年“辛普森案”的法庭持久战，当时我正在海牙，每天看电视直播这场法庭辩论。我可以想像，这是一场人力、财力的消耗战。世上有多少人能与赫赫有名的老牌球星兼影星辛普森比财力呢?
       我们还没来得及从女警察的话中缓过神来，男警察又开口了：“你们还得准备好败诉。你们说的证据、证人并不一定能帮你们打赢官司，法庭上还得靠运气。所以，你们还可能要支付所有的诉讼费。”
       我们当然全听傻了。我又想起了辛普森的胜诉。他的运气是雇到了好律师。
       “难道你们还真愿为那已经追回来的百来元钱的损失付出那么多吗?”他又加上一句。
       他的体贴、关怀与人情味全在那最后一句话中体现出来。惊诧之余，我不得不赞赏他的一片好心。想来店主更是感激不尽。
       果然，男店主马上回答说：“非常感谢你的提醒，我们不报案了。”
       女店主又加上说：“对不起打扰你们了，花了你们那么多时间。”
       多伦多警察果然不同凡响。难怪以前极少从电视中看到加拿大的新闻，这些全让他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绝!
       (朝阳摘自《青年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