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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一代]尊严
作者:珍 妮

《青年文摘(红版)》 1999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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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自由和尊严是别人给的,我宁可不要
       可怕的轮回:我是个私生子,我的孩子还将是个私生子?
       我来自中国,在那里,我是一个没有尊严的人——因为,我是一个私生子。
       母亲一个人艰难地拉扯我长大。这是一个小城,几乎半城的人都知道她的伤疤与过去,何况还有我这么个永远的“罪证”。我14岁那年,母亲终于病倒了,在屈辱与抑郁中闷闷去世。我被托付给冷冰冰的舅舅,在残汤剩饭中乞讨着尊严——舅舅一直鄙视着他的姐姐,我的母亲。
       17岁那年,我出走了,因为渴望过有尊严与爱的生活。那以后,我受过许多骗,也受过许多伤,一直在温州、宁波一带为私营服装小企业打工。1991年,我终于积攒下了一些经验、技术与金钱,回到武汉开了一家刺绣加工点,并用不低的学费换取了父亲工作过的那所大学美术课旁听的位置。然后——我期盼一生的爱就来了。在那里,我认识了吴研,他是我的老师,有一双特别黑的眼睛。
       第一次约会坐在江边,不知怎么我就把这23年来遭受的一切告诉了他,他问我:“后来呢?”
       “后来我发誓要反击所有污辱我尊严的行动。”我扬着头说,因为受伤害惯了,我只能选择扬头的方式面对打击——“我从没怨恨过自己的母亲。”
       这个教美学的小先生感动了,他伸出双臂抱住我。那是12月,整个世界好冷,我却感到好温暖好幸福。
       没有想到反对会来自他的舅舅。他们在同一教研室。在他这个大武汉人眼里,我这个来自小城且经历复杂的女孩肯定居心叵测。他离间我和他外甥之间的关系,背地里警告过我两次,甚至暗示过要取消我旁听的资格。但——整个世界怎么说我并不在乎,只要吴研爱我。
       不久后的一天,我和吴研在江边坐得太晚,被“治安联防队”的人“抓”住了。只因为我的身份证上不是武汉户口,他们就强迫我承认一种“买”与“卖”的关系。我气疯了,但仍然冷静地与他们抗争,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吴研在那间屋里却被迫写了一张似是而非的检讨,——这张检讨后来落在他舅舅的手里,成了他的一发炮弹,同时也从他手里散布开来了关于我的风言风语——那晚凌晨3点我们才从那间“保安室”出来。那一刻,这个世界对我来讲,又黑又冷。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爱的人并不能真正保护我。接着,我还发现月事停了,我怀孕了。
       我的心情慌乱而又惊喜。25岁,是做母亲的时候,为了孩子,我渴望结婚,便迫不及待地去办公室找他,偏偏他舅舅也在,那个男人冷下脸,说:“珍妮,虽然你不是我校的正规学生,但我也希望你能注意影响,不要老来找吴研,闹出些师生恋的闲话,对谁都不好。”
       我的心情也不好,冷冷道:“我马上要退学的,您可能还不知道——我和吴研要结婚了。”结婚的事我还没来得及和吴研商量过,但我想他会支持我的。
       他的舅舅脸色倏变:“我早知道你这样的女人来上学就是为了钓男人。”这话太过份了,但我忍了,拉着吴研想出去,他舅舅叫住他说:“我受你母亲的委托。调查过这个女人的背景,她的父亲,当年就在这个学校犯过严重的经济问题,在我的眼皮底下,他擦过这个学校所有的马桶!而她的母亲,是和她父亲私通生下的她。这样一个私生子,她适合你吗?”
       多年后,再一次听到那3个字,我仿佛被人狠狠扇了一耳光。我眼含泪花,看着吴研,我要他给污辱我的人一个响亮的回答。我尽可能平静地说:“吴研,你大声告诉我,你娶不娶我?”
       办公室虽然就我们3个人。但门开着,不知有多少人在门外听着。可恼可恨的吴研,他却涨红着脸不说话,我失望极了,一怒之下跑出了教研楼。这是个什么男人!在我受到整个世界侮辱的时候,他居然不敢响着嗓子说一声:娶我!我等了3天,吴研没有来找我,我重新建立的尊严因此彻底崩溃了。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一个私生子,我肚里的孩子还将是个私生子!我被所有人注视在我身上的目光“剐”了,真的痛啊!
       为了不再受伤害。我远远逃到谁也不认识我的异国他乡。
       我是怀着巨大的伤痛逃到上海的。我没有想到Roy会来找我。他是那所学校的外教,一个美国小伙儿。长着一双蓝色的眼睛。因为我的英语还好,在学校时我们很聊得来。他说我是他见过的最有女人味的女人。
       他看着我屋里一地的烟盒、酒瓶、卫生纸、碎信,眼里掠过一丝怜惜,说:“Jenny,你不该这样,为了孩子。”
       我苦笑一下:“孩子?再让他生出来重复我的命运吗?又一个私生子?这个罪我受够了,我会把他做掉的。”
       就这样,一个美国人陪我去做了流产手术。Roy不懂得中国的弯弯绕,不会猜到由他陪我反而会让别人把我想得更加不堪。但我当时已不再去想这些了。我的情感本是个结实而美丽的瓶子,如今它早碎成一片一片,每个碎片都已镶入我的身体,这是——最切肤的痛啊。我不是没有觉察到Roy对我出奇的好,但这对于我来讲似乎没有任何意义。他就这么陪着我一直在上海住着。直到有一天,我们去外滩。面对黄而浑浊的黄浦江,我慢慢从打击中清醒过来,对Roy说:“Roy,谢谢你——为什么这么帮我?”
       他说:“因为,你在我心中始终是最神秘、美丽而坚强的东方女性,我不想让心中的美好碎去。”
       我摇摇头,我已经不是一个容易被感动的人了,但心底还是有一点温暖。接着他指着东方说:“Jenny,在上海的对面,还有一条蓝色的海岸,那里有最纯净的阳光。那里没有人会干涉你的一切和过去。如果你愿意,那里或许更适合你。”
       我从来没有把美国想像得像Roy描述的那么好,但那里毕竟是个陌生的地方,我情愿在谁也不认识我的地方去舔我的伤——也不让那些伤害过我的人看到我在苦难中挣扎而暗暗得意。
       是Roy帮我办好的留学签证。1994年,我到了加州,在那儿学习、打工,我终于渐渐平静了下来。
       此后求学与生存的压力让我几乎没有时间去悔恨去悲痛。我洗盘子、送外卖,上街画像,把自己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尽管Roy愿意,但我不能接受他的帮助。他在一个社会福利机构工作,收入并不高。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欠别人的情。却不能欠钱,堆积的债务会慢慢让你变矮变小。
       有一天,我拾起了久违的针,在一方白丝绢上随意绣一些东方的人和事,没想到一个韩国女孩、我的同学朴素姬看到了,一定要买,出口就是50美元,以后给别人绣纪念日礼物便几乎成了我主要的收入来源。
       在美国,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叫芬妮,她喜欢到我很有“东方情调”的宿舍来玩,有一天,她坐在我的床上忽然惊叫了起来,从我枕边拿起了一个娃娃——那是我闲暇时做的,从8岁起,我就跟妈妈学会了用
       布料缝制娃娃的手艺。这一个我做得非常精心,一个中国小男孩。一双很黑很黑的眼睛,穿着“一口钟”的棉袄,憨憨的有一种又忧伤又快乐的情绪。我被她拖着来到了那家改变我命运的“THINGS”连锁店。这是一家专营妇女儿童用品的商店,橱窗前摆着几十个美妙绝伦的手制娃娃,都很漂亮。
       那个娃娃在那个经理手中被仔细端详着。结果经理与我签订了一份让我不再贫穷的合同。
       其后4个月我埋头苦干,设计了一系列东方娃娃。他们说我的娃娃神情微妙,里面表达的似乎还有一种能称为“灵魂”的东西。他们哪知道那就是思念,思念让我的娃娃有了神气。“THINGS”隆重推出了我的作品。以后我就成了他们的重要供货者。我做的“大拇指系列”、“小丫系列”都很好销,其中一个“小白菜”甚至卖出了天价。
       我们爱的和放不下的,往往是伤害过我们的东西
       1997年6月,我开始向移民局提出绿卡申请,这件事上“THINGS”公司给予了我很多帮助。
       我没有想到会在洛杉矶机场碰到杨度,他是我在武汉那所大学的同学。一起在咖啡厅小坐时,谈了谈彼此的近况,他沉吟了片刻,问:“你和吴研还有联系吗?”
       我的心里一阵轰鸣,想起了那双给过我爱也给过我伤害的黑色的眼睛,我淡淡地问:“他现在过得还好吗?”
       杨度说:“不怎么好。当年为了你们的事,学校还给了他个处分。你出事时据说他被父亲关在家里。一直不让他知道也不叫他出来。后来他知道你有了身孕并一怒出国的消息后便变得非常沉默。他再也没有找过女朋友,只是很认真地在写书,发表过几篇论文,很有影响,但眼睛很不好,医生说——可能会失明。”我含笑听着,心里却一片茫然,以前那段情感又无比伤感、幸福、痛苦与快乐地袭来。
       1997年9月29日,我顺利地通过了移民局的面试。
       Roy笑着对我说:“你终于进入了这个充满自由与尊严的国家。”不知怎么,他这句话让我听着很难受。难道我的祖国是个没有尊严与自由的国家吗?
       走出拥挤的移民大楼,Roy说:“Jenny,你在我心中还是那个神秘、坚强而美丽的东方女孩,嫁给我好吗?”
       我嘘了口气,半天才回答出他在屋里说出的那句话:“如果自由和尊严是别人给的,我宁可不要。”真的,当年我只因为没有武汉户口,在那个城市深夜受到侮辱,曾以为自己作为一个私生子一辈子最缺的就是“户口”,但这个美国户口今天对我来讲已并没有太大意义。别人承认了你又如何呢?尊严只在你自己身上啊!尊严只在奋斗与争取之中。
       我终于彻底拒绝了Roy,他虽然说他爱东方,但我已感到了骨子里的差异。我说:“对不起,真的,你并不了解东方女孩,她们爱的和放不下的往往正是伤害过她们的东西。”
       昨天,我再次从杨度那儿获悉,吴研的眼睛已完全失明了。夜里,吴研很黑很黑的眼睛便如星星般闪烁在我的记忆里,辗转之间,我突然发现,自己早已不再怨恨吴了。
       从前的黑眼睛还能照亮我的归国之路吗?我不知道。
       (叶新年摘自1999年1月10日《书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