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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前，几个北京老知青重回陕北，他们把一群陕北孩子带到北京。那些从窑洞走进首都，从封闭的黄土地走向开放都市的年轻人，将会经历怎样的求生和蜕变
       “能上北京看一眼，这辈子，死也值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侯青和隋花。10年前，几个曾在她们村插队的知青，把她俩带到北京。
       她们的家乡叫赵家沟，是延安青化砭乡的一个村子。在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上，赵家沟坐落在一条大沟里。
       1974年。村里一下子就来了11个北京知青。
       那会儿，侯青和隋花也就四五岁大，她们的爹妈跟知青一块儿干活，哥哥姐姐老往知青窑洞跑，回家了就知青长、知青短地说，新鲜啊!
       “知青在村里那会儿，村里可热闹了，知青住的地方，成了全村人的活动中心。”村民至今还这样说。
       更重要的是，这个千把年没甚变化的穷村子，开始起了变化。
       陆陆续续地，知青当了干部，掌管着村里的财政大权，白天领大伙干活，晚上办夜校，搞妇女识字班，训练民兵。他们给村里盖了第一座分男女的厕所，打了第一眼机井，修了梯田坝地，开辟了果园菜地，置办上了拖拉机、打麦机等30多样小农机，盖起30多孔像模像样的石窑洞。石头全是从山上背回来的，背一块石头，要走一里多地。一孔窑，就得用上几千块。
       1988年，崔新四和几个北京知青，回了趟赵家沟。
       赵家沟的老乡真没忘了他们，有唠不完的话，他们被浓浓的乡情包围了。
       可是，知青们还是有些心寒：当年辛辛苦苦垒的坝地推了，梯田平了，3片果园快毁完了，小农机也卖得片甲不留……那点儿家产都折腾光了，他们一腔热情和血汗换来的变化，几乎看不到了。村子，还是那个穷村子。
       人不变，什么变化也不会持久。知青们琢磨，要想真改变这里，得从“改人”开始。
       走时，他们把两个赵家沟女孩带回北京。
       隋花说，来北京干啥，她也不清楚，“当时心里只想。能上北京看一眼，这辈子死也值了!”
       1988年。江浙、安徽、四川等地在北京打工的女孩子已经遍地都是，但陕北出来的却很稀少，她们成了第一批从黄土地走出来的女孩子。
       北京怎么是这样啊?
       崔新四家住北京地安门一个四合院，赵家沟来北京闯荡的年轻人，几乎都在这儿落脚，等适应城市生活了，学到技术，找到活儿后再搬走，一拨接一拨，这些年家里没断过人，用侯青她们的话说，崔家的小四合院，成了“赵家沟驻北京办事处”。
       崔新四的父亲是个知名老画家，崔新四在北京一家大饭店做部门主管，侯青她们都喊他“崔师傅”。
       刚从陕北到北京，侯青她们得从头学起，衣食住行样样得学，崔新四教她们做饭，使马桶，说普通话，骑自行车，看电视新闻，读报，补习文化……在赵家沟插队时，崔新四是村里的小学教师。
       侯青生病，崔新四快80岁的老母亲自领她瞧病，手术回家，老太太打碗鸡蛋端到床前。“自己的妈又能怎样?没有崔师傅一家帮，我们在北京根本就待不下去，早跑回赵家沟了。”
       她们在师傅家白吃白住，一待就是一年。崔新四的父亲也算是个名人，家里来人不断。“净是来跟老爷子要画的，上至当大官的，下至小瘪三，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我们算长了见识。”姐俩几乎异口同声。
       有一次，一个小伙子来要画，第一次来给了一幅，隔没多久又来了，这次他说要买，经不住他的纠缠，老爷子把画拿出来。谁知这小子欺负他年老反应慢，趁其不备，偷了张画就跑。侯青当时正在厨房，听屋里动静不对，跑屋里一看，老头气得犯了病，她一扭头追出去，到胡同口撵上那人又揪回了家。
       “这不是明抢吗?”几个陕北姑娘一拥而上，把那男人按在地上，从他裤腰里把画翻出来，跟着一阵捶打，还不解气，她们又对着那人，使劲地掐、拧……
       “在赵家沟，晚上睡觉不插门，外出也不用锁门。北京怎么是这样啊?”
       崔新四知道了却说：“好事，你们不能净跟好人接触，也接触接触坏人，以后到社会上，就知道怎么防范别人和自我保护了。”
       “一不去娱乐场所挣钱，二不去饭馆端盘子端碗，一定要学门技术。”连崔新四的母亲也这么想，老太太亲自出马，替隋花她们报名去西四一个裁缝班学习。
       裁缝班学完了，她们又去地安门一家小裁缝铺当学徒，光干活，不要钱，什么活儿都做，码边，钉扣子，到做成衣。侯青说，那会儿从早干到晚，吃了晚饭还去，裁缝铺的师傅见她们勤奋好学，也乐意教。虽说白干一年，但是她们的缝纫技术由此打下扎实基础。
       这时，一个知青的爱人在广州开了家服装店，设计、产销一条龙，知青们又把侯青和隋花送到广州。
       “那可真开了眼，而且还学会了打板的活儿。在广州，我们还去了深圳，站在中英街上，还往香港遥望了一气儿呢。”
       再回北京时，侯青和隋花，已经是技术很娴熟的工人了。
       “我们崔师傅说了，技术不是最重要的，观念才是最重要的”
       她俩很快就在北京燕莎商城一家服饰店里找到了工作，专做高级服装。西装、旗袍、呢子大衣，什么时装都做。“如果燕莎里的活儿都能做了，那服装业里的活儿，就都不在话下了。”她们是奔着学技术、上档次去的。
       这家私营店老板自己就是裁缝出身，技术一流，两人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老板的技术学到手。
       有一天，老板随口说了句要收两人为徒，可把侯青乐得够呛。她特意跑回地安门师傅家，问师母北京人拜师傅有啥讲究。她们准备了礼品，把认识的人能招呼来的都招呼来了，准备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但老板再不提收徒的事儿了。
       “干服装也得有悟性，有些服装厂的工人，干了几十年，可还不如我们才学几年的人，为啥?你得琢磨，不能只图干得快。别人平时干活比我俩快，但她们只是完成活，给什么做什么，我们不，得琢磨，别人活儿出了毛病都让师傅改，我们全自己干，这样就知道错在哪儿了。”
       一天，来了个日本人做晚礼服，时间挺急，活儿又复杂，料子是苏州缎子，款式要没有背，胸还得凸出来，领口又要带折，下摆也要捏折子，啰啰唆唆的。
       店老板也裁不出来，就去找他的师傅，可他师傅做老式衣服行，这么新潮，也不行。侯青一直跟在边上。最后她说：“得，把那人的尺寸给我吧。”两天后，她还真给捣腾出两件来。
       侯青和隋花很快成了店里技术最好的工人，难做、高档的活儿，老板都让她俩做。一件呢子大衣能挣800块，她俩一个月，能给店里净挣一万块。为了把人拢住，老板常施以小恩小惠，送个小礼物，请吃一顿饭。
       这时又出了一档子事，让侯青和隋花的心凉了半截。一个北京的男孩子看上了隋花，两人彼此印象也不错，男孩追到公司，让老板拦下；打来电话，让老板截住，生生断了两人的联系。隋花后来才知道这些事。心里很气愤，不想再干了。
       “我们崔师傅说了，技术不是最重要的，观念才是
       最重要的。别看老板是个城里人，观念特保守，陈旧，活像个土财主。我们在这儿，也没什么可学了，更不会有什么发展。”
       也不能说走就走呵，两人决定再试试老板，看看他心底对她们到底是个啥态度。终于有一天，老板被激出了心里话：“我怎么喂，也喂不顺你们呵!”
       “敢情把我们当狗了。”一气之下，当天两人就辞了工作。
       可是当天也就没地儿住了。时值盛夏，烈日当头，两人骑自行车，满北京城找房子，一直找到城郊，才找到一处农民出租房。
       那天，姐妹俩一下成了无家可归的人，隋花差点儿哭了，“心里特害怕，直可怜自己，可想回家了。”
       “没地方住，回地安门，找你师傅啊?”我说。
       “那不成，他家已经住下好几个了，不能再给他添乱了。”侯青回答得特别干脆。
       “用师傅的话说，我们现在已进入第三阶段：求发展”
       这10年，侯青和隋花几乎住遍了北京城。
       现在，她们再也不害怕搬家了。
       “我们搬起家来可麻利了，把东西往箱子里一塞，叫上辆‘面的’就得。”光今年一年，她俩就搬了4回家：从安贞里到海淀，从海淀到幸福三村，从幸福三村到北京站，又从北京站搬到眼下的北新桥，实在找不着地方。就住旅馆地下室，一个月花450块钱。
       辞了职后，两人决定开店，自己当老板。
       “用师傅的话说，我们现在已进入第三阶段：求发展。”
       一共凑足一万块钱，在北京东直门小商品批发市场，花8400块钱租了个柜台，卖女式内衣。
       没料到，两人经商的过程很短暂：第一个月，挣了700块钱；第二个月，不赔不赚；第三个月，赔了；第四个月，关张了。
       她们认为：一是现在的经济大环境不太好，二是自己对营销的学习还不够。
       “这段经历太宝贵了，学了太多东西，跟以前学技术一点儿不一样，做生意的学问太大了。”
       刚开始进货，她们是跟一个南方小男孩学的。从什么地方进货，怎么跟人周旋、侃价。“南方人做生意就是厉害，你不得不佩服人家，我们连个小孩子都不如，他反应可快了，鬼着哩，连枝铅笔，也往最少里侃，不像我们陕北人，老实巴巴地，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要吃要住，还有租台子钱，压的货钱，这么着，把侯青和隋花逼上了早市，练地摊儿。
       她们在三里屯摆地摊，早起天不亮，蹬上三轮车拉上东西。第一天，东西搁地上了，两人谁也不好意思吆喝。想想刚来北京那会儿，别人看一眼，脸都红。
       “为了生存，喊吧!”
       一咬牙，喊出第一声，人一下就轻松了。招得人越多，东西就越好卖。
       “不能小看摆地摊的，好多人就是从地摊起家的。第一天早上，两个钟头我们就卖了150块，心里特高兴。第二天，又卖了230块。饭钱、房钱就这么挣出来了。”
       有天清早，一个女人来买胸罩，都讲好价钱了，那个女人说她是个下岗女工，生活困难，怕她俩不信，还掏出下岗证给她们看。侯青又给她便宜了几块钱，出于好意，心直口快的侯青随口说了一句：“大姐，你找不着工作，就摆地摊呗!”
       不料，那女人一下就翻脸了，瞪着眼，气呼呼地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侯青她俩再也没吱声。“我们心想，你饭都快吃不上了。还牛什么?宁可赖在国家给的200块钱上，也不肯自己找饭吃。”
       她们说，最不理解一些北京人，把个铁饭碗看得那么重。经过练地摊，她俩还有一个重大收获：“这回我们知道了，只要你肯干，肯吃苦，在北京是饿不死的，现在，我们再也没什么好怕的了。”
       “死也不回赵家沟，我可不想那样活”
       在北京这些年，两人也回过几趟赵家沟。
       “村子有变化吗?”我问她俩。
       “有什么变化，还不是那么穷!现在没什么好卖的了，要把村里最好的一块地卖给人家。”侯青一提村里的事就来气。
       “这么多年，为什么没变化?”我又问。
       “人太懒了。你说那地，就不能整整?浇地的水沟，冬天了，就不能挖挖?人家知青那会儿都能干，你咋就不干，没法儿说。”
       侯青的二姐，生了5个娃，幸亏她年年往回寄钱，娃们才没成为失学儿童。每次回家，侯青和隋花的妈，一个劲儿唠叨：“等我死了，还不知道你锅安在哪儿。”她们担心女儿的婚事。
       “死也不回赵家沟，我可不想像她们那么活!”
       “可万一嫁不出去怎么办?”我紧跟着问一句，毕竟她俩现在已经28岁了。
       还是侯青快人快语：“一个人，也能过。从前，女人还缠小脚呢，要变化，总得有人开始。”
       坐在一边的隋花，听着就乐开了：“不缺鼻子不缺眼，还能自个养活自个，咋会找不着个人呢?”
       在燕莎那个服装店干活时，曾有个男青年想跟侯青好，他是个在陕北待过的北京人，先是让侯青帮忙改西服，后来常跟她们一块玩，侯青一直喊他“大哥”，没往那上想。后来有个星期天，他请侯青看电影，然后再去喝咖啡，侯青乐颠颠地就去了。看电影时，人家摸了一下她的手，把侯青吓坏了，还哭了起来，电影没看完，咖啡也不去喝了，愣让人家给送回来。不料她俩住的地方大门已经上锁，回不去了，实在没辙，就跑回师傅家。可这儿大门也关了，侯青先上树，再上房，跳进院子，开了大门，再把隋花放进来。
       崔新四心里又气又好笑，他问侯青：“你从房上往下跳时，是什么感觉啊?”
       没料到侯青说：“我想干的事，没有干不成的!”
       “我一下明白过来了，她们真的完全变了，再也不是脸蛋通红、梳大辫子的陕北姑娘了。大门进不来．也知道上房了。不给人打工，自己经起商了，有商品意识了，她们在不断地变，在走自己的路了……现在．又把记者招来了，还知道包装自己了!”崔新四边感叹道。
       而他的另一番话，让我茅塞顿开：“陕北，给多少钱和东西，都没戏!只有走出那片黄土地，才能改变陕北人根深蒂固的观念。黄土高原，早被几千年中国封建的传统文化浸透了，那儿可是中国文化的根子所在，那儿不变化，中国就不能说变。什么时候连陕北的农民也都有了商品意识，那中国可真就变了。”
       总有一天，我们会逮住机会
       连呼两天，才把侯青和隋花两人呼出来。我们约好星期天，去地安门她们师傅家。
       从赵家沟来到北京的年轻人，现在有跑供销的，有在萨拉伯尔韩国烧烤做沙拉的，有在服装店里当学徒的……
       中午，侯青张罗着吃火锅，今年春节才跟侯青来北京的粉燕，没吃过，见桌上放了生菜生肉，好生奇怪地问：
       “他家又有锅又有菜的，为什么不炒了吃呀?”
       众人一阵哄笑，粉燕的脸一下子红了。
       “你们还别笑，刚来时，还赶不上人家呢。看电视．吃饭，放着沙发不坐，在地上蹲一溜儿。”崔新四乐着说。
       崔新四说，刚来时，侯青她们梳着两条大辫子，脸蛋儿通红，“把整个胡同都照亮了，上街，她们看人家，人家也看她们。”
       一个教过她们做服装的师傅也来了，聊起侯青她们的变化，他感叹道：“变化?那可大了去了，不是一星儿半点儿的变，而是脱胎换骨。最重要的变化，还是观念的变化。记得我教她们做服装时，她们紧着往小本上记，我拿来一瞅，净是错别字，心里直嘀咕，能学出来吗?”
       有天深夜，崔新四看世界杯足球赛，没睡，猛听得“咕咚”一声，有人从房上跳进院里，还以为进贼了，冲出去一看，是侯青站在院里。
       眼下，侯青和隋花暂时告别了地摊儿，双双考进北京一家中外合资服装有限公司。经商受挫，两人觉得要学的东西还太多。
       这是一家很有实力的服装厂，曾在北京太庙搞过两场时装展，场面非常宏大，请来了中外名模200多人，一次花费上千万元，崔新四去看过。
       侯青说在这里做服装，感觉不一样，她俩在精品车间，“服装每天不重样，现设计现做，简直把服装当成了一门艺术，能给人美的感受。”言语间，两人的眼中有种别样的光彩。
       更重要的，是人家现代化的管理，也是两人最想学的，“完全是国际化的，层层负责，特别的严格规范。光是打卡，一天就得打4回。还有，以前我们干活的地方．工资是按天算，这里是按量算，更科学……”
       她俩还各花了3000多块钱，学开大货车，已拿下了驾照，有空还想学电脑。对自己当老板的目标，两人仍坚定不移：
       “总有那么一天，会让我们逮住机会!”姐妹俩的语气坚决而自信。
       知青的故事并没结束，还在以新时代的方式延续着。
       (晴日、赵云生摘自1998年12月28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