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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已经走过去了，和我同办公室的老王又转回来，从派送广告的男孩手上接过花花绿绿的纸张，还认认真真说了一句：“谢谢。”
       偷眼一看，原来是些“难言之隐”、“济世良方”，我们不觉相视窃笑，老王察觉了，抬一抬头，解释：“不是我，是我儿子。”
       我们更是笑出声来。他等我们笑过了，才说：“我儿子不是在北京读大学吗?上次写信回来，说找了个勤工俭学的工作，就是给人家发广告。”
       我们都愣了一下。老王圆圆胖胖的脸上露出了笑：“信上说，可难了。好多人从身边走过去，看都不看一眼，有人勉强接了，立刻就扔，还得捡回来，重新派出去。两百张，要站十几个小时才发得完，才五块钱。”
       “后来我给他回信，说男孩子无论怎么苦都应该坚持下来，可是我跟他妈……”老王一张脸仍是笑笑的，声音却不知不觉滑落，“……几个晚上都睡不好。”
       他扬一扬手中的广告，“都是人家的儿女啊。”那灰暗的薄透纸悉悉响了起来。
       我们都不由自主静了下来。
       只是这样简单、这样平实的一句话。可是那个把在路上哭泣的儿童送回家的陌生人，在生死关头的刹那将救生衣让给年轻士兵的将军，甚或那个喜欢给邻家孩子一颗糖，让他的一天都变得十分甜蜜的老伯伯，在他们心底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句话呢?
       前方，又是一个抱着大叠广告纸的少年，而我们——接下他递过来的希望，并且郑重回他：“谢谢。”
       (摘自1998年11月29日《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