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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我们刚到柏林时，与罗那德夫妇几乎同时搬进那幢旧公寓，两对小夫妻年龄相仿、经历相近，我们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不久，罗那德从艺术学院毕了业，安娜也完成了他的社会学博士论文。面临德国的失业大潮，他们决定联合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白手起家，自己成立一个广告公司，罗那德出任总经理。
       公司开张伊始，他们事事亲力亲为，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如果他们回家时，正赶上我烧晚饭，他们就会循着香味找来，边揉着肚子边咂嘴巴，两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烧菜锅，那副垂涎欲滴的模样常逗得我忍俊不禁。
       随着广告公司渐渐地走上正轨，他们的生活也规律多了，我们便经常把晚餐合在一起边吃边聊。通常是我做中餐，安娜烧咖啡、烤蛋糕。那时，夫君正和德国同事一起筹建他的中德联合实验室，为了对罗那德他们刚起步的事业表示支持，他把制作合作意向书的任务交给了他们。那时，大家都意气风发，对未来满怀憧憬。
       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很快就狂卷了整个德国，罗那德的广告公司也在劫难逃。为了节缩开支，公司忍痛裁员，遣散了合伙人。罗那德每天早出晚归，苦苦支撑着他的理想。安娜不顾刚分娩后的孱弱，义无反顾地帮丈夫分担着一切。大清早，我常看见安娜手拎婴儿筐、肩挎大背包匆匆地赶去公司。
       后来，我们搬出了那幢旧公寓，两家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平时只有靠电话互致问候。一天，从电话录音里传来安娜亲切熟悉的问候，告之他们一家此时正在瑞士度假，借度假之机拓展业务去了，我从心底里祝愿他们能安然挺过这次经济萧条期。
       两个月过去了，还没有他们的消息。
       8月的一个星期日，我翻看着当日的《每日镜报》，立刻被一张大幅的阿尔卑斯山的照片吸引住。照片上山峦叠嶂、气势磅礴，山上是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的终年积雪，山腰却是茵茵绿草和层层野花。草地上，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正全神贯注地给奶牛挤奶，我正为那人眉宇间所流露的熟悉神态诧异着，身旁的丈夫已大叫起来:“这不是罗那德吗?怎么他竟跑到阿尔卑斯山上去放牛了?”再看标题，只见浓重的黑体字写着:《穿越时空的脚步》——罗那德夫妇阿尔卑斯山上100天。可不就是他们!望着照片上这位风尘仆仆而又憔悴冷峻的放牛倌，真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常与我们一起饮酒欢歌的好友罗那德。文章里，作者用充满感情的笔触详细地描述了罗那德一家的传奇经历。
       他们原本是利用夏天的生意淡季去瑞士联系客户的，对方是一家牧业公司。为保证乳肉制品的质量，每年夏季他们都要组织牧人把成群的牛羊赶到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上，那里新鲜的空气和清醇的泉水所滋养的绿草原正是绝好的天然牧场。当时，由英国传出的“疯牛病”搞得以牛肉、牛奶为主要食品的欧洲人如大难临头，人人自危。各大食品公司纷纷发起广告大战，都声称自己公司牛的喂养程序绝对是安全可靠。即使这样，商场里的牛肉柜台仍然是门可罗雀。这家公司采取高山天然放牧已有十几年的历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广告创意如果流于一般，就很难突出这家公司的实力。当罗那德与安娜得知他们正在征召牧人时，当机立断地报了名，背上孩子和睡袋，以普通放牧人的身份上山了。
       在山上，他们住在简陋的木棚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他们渴了饮山泉，饿了啃面包，当然还有新鲜的牛奶和自制的奶酪，高原的夜晚，气温极低，木棚里既无暖气也无厕所，劳累了一天的他们安顿好牛羊就搂着女儿蜷缩在睡袋里酣然入眠了。第二天，他们还得早早起来，检查有无生病的奶牛，然后挤奶、制奶酪。生产奶酪的程序非常繁琐，要求又极高。除此之外，清理牛舍和羊圈的粪便也是他们必须做的。他们每天一丝不苟地重复着这枯燥的一切，态度竟是那样认真、虔诚。
       罗那德一家负责117头奶牛和一大群羊的放牧。最初的日子，安娜放牧的羊群欺生，不等安娜靠近，它们就一哄而散，安娜只有奔来跑去地追赶，结果往往是撵上这只，又跑了那只，性格倔强的安娜不知被气哭了多少回。小莎拉就这样在父母的背上每天要随他们漫山遍野地奔波14个小时以上。有时，安娜和罗那德要在不同的牧区放牧，罗那德背上的小莎拉如果饿了，他就把女儿用安全带固定在高山缆车里，让她滑向下一个牧区找妈妈。有一次，几头小牛犊突然生了病，罗那德连夜跑下山与牲畜急救中心取得联系，他们立刻派来直升飞机吊走了病牛。只是折腾这一趟，每头小牛要花费1000美元，好在上山前，公司为它们都办了医疗保险。
       俗话说:肥了牛羊，瘦了牧人。山上的放牧生活虽艰苦，可罗那德夫妇却并不以为意，对他们来说，最别扭的是通讯的不便。在山上，罗那德的手机只能打出去1000米，这个距离对于放牧人是足够了，可罗那德没忘，除了放牛，他还是柏林一家广告公司的总经理，他需要了解信息、沟通客户。所以，有时收工后，他还得不顾疲劳地奔下山，钻进他那辆兼作办公室的小汽车里，给客户打电话、发传真、整理自己的创作构思。
       100天后，黑瘦的他们赶着健壮、肥硕的牛羊下山了。不久，罗那德制作的广告和刊登他们一家阿尔卑斯之行的报纸一起走进了千家万户，许多人由此知道了博士夫妇与他们放牧的阿尔卑斯牛。
       再次见到他们时，是他们刚从阿尔卑斯山上回到“人间”。3个多月的游牧生活使一家三口周身洋溢着太阳的色彩。他们兴致盎然地告诉我，他们已和那家牧业公司签订了长期工作合同。“什么合同，是放牛还是制作广告?”我故意打趣道。
       “两个都签了，”安娜郑重其事地说，“当我在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上与牛羊为伍时，望着山下甲壳虫一样爬行的汽车，常想，有些平时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此时都不那么重要了。这个经历给了我太多的启示，今后，到阿尔卑斯山上放牧，将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望着面前这对瘦削的放牛倌，我相信，他们阿尔卑斯山之行的最大收获不是金钱效益，不是置身雪山草地牧歌式的浪漫，而是他们由此被锤炼出的坚强意志和面对困境的豁达与执着。在这对勇于穿越时空的夫妻眼里，还会有什么征服不了的困难呢?
       (柳翎摘自《深圳青年》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