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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时的手术让我有勇气在面对生活时谈论死亡，我希望亲人知道我有话要说，以及要说什么。
       有一回，在夫妻的团体中，我带领了一个“写遗嘱活动”。当我说出活动的大概内容时，许多伙伴笑成一团，我愣在那里，心想大概不会成功了。由于已经事先了解大家对此都无禁忌，所以才带此活动。这么严肃的话题以笑场开始，是我始料未及，但仍决定尝试。
       在告许大家活动进行的程序之后，发现大伙儿很认真地振笔疾书，我才稍微放心。只是后来的发展，却是超乎想象，原来大家都是有话要说的。
       第一对夫妻面对面把自己所写的遗书念出来时，竟已哽咽不已，气氛突然沉默下来。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在那平实文字里的强大生离死别感。后来，有人甚至在听到配偶的遗书时，流泪不止，几乎不能继续下去。
       在这样的活动中，大家流露了真情，并且发现，不管婚龄多久，每一对夫妻在遗书中所交代的事与情感，竟然如此相似。或者后来不曾发现，彼此竟是这么贴近，这么彼此需要。
       活动中，有两位未婚来宾，他们问要将遗书写给谁?我希望他们写给父母，不料仍是在念出来时，流下了对父母愧疚的泪水。活动结束后，两人都分别认真地考虑婚姻问题，积极相亲，不多久分别收到他们的喜帖。就把这事当做冲喜吧，也是好事一桩。据他们说，在那样的活动中才发现，原来婚姻是这么感人，连在遗书中交代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芝麻绿豆小事，也是如此美好。
       有一对夫妻在回台南之后，立刻买了保险，因为他们觉得:“我既然如此爱对方，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希望我爱的他(她)也能过得好。”
       中国人不喜欢谈死，因为那代表不吉祥。其实，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人一方面谈人生的无常，一方面又拒绝承认“我”会是那个意外离去而无法交代后事的人；一方面担心死后没有人拜，一方面又拒绝谈论死亡。
       其实，在每一次出国前，我都会把遗书写好，平安返国时再撕毁。当读书会的伙伴知道时，由讶异到认同，由旁观到实践，更有甚者，平时就把一切安排妥当。我认为这不是害怕，而是对家人的尊重，对死亡的坦然。其实，谁不怕死?因为那是一种未知、一种割舍。后来有机会与同事聊天，我把这件事与他分享，他说这并不稀奇，因为他的朋友每次出国前都会委托他代管遗书一封，我才知道，原来也有不少人是这样做的。
       我第一次面对死亡的亲人是父亲。当时我才高一，没有人为我纾解情绪，我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这样的心情。于是在没有训练的情况下，我毅然参加了学校1500米比赛及负重赛跑等，现在想来，或许当时只是想发泄情绪和体力，好让自己有能力再面对生活吧。这样的经验，让我能够体会为什么有些学生在丧失亲人之后，会有不一样的生活态度；这是他在自我治疗。
       年轻时，被推入手术室前，望着亲人，对自己能否平安出来的未知，让我有勇气在面对生活时谈论死亡。我希望我的亲人知道我有话要说，以及要说什么。因为如果我不说，他们又怎能知道呢?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但是，不知死，又何以为生?只有知道死亡、坦然面对生命的人，才能具体地活下去。
       曾经读过一篇难以忘怀的文章，忘了是哪位先生所写，叙述他的妻子在买菜时，被车撞死，令他心痛极了。因为他发现他从来没有对她表达过谢意，从来不曾告诉她他有多爱她。这样的遗憾，使他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所以，是不是要在失去之后，才懂得拥有的可贵?
       几年前，学校图书馆主任得了肝癌，看着他日渐消瘦，听到他哭嚎却无泪水，我们的心都好痛。有一次他说，他曾经因为痛不可支，走到医院楼上，想跳下去一死了之。但当他跨出一只脚时，却又缩了回去，他决定要面对自己的命运。他在说这段话时，是分段完成的；我们都知道日子不久了，但因他对死亡的态度，我们的泪水都没有在他面前落下。
       亲爱的朋友，听听两则有关死神的故事如何?
       死神遇到一人，告诉他今晚将要带走他。这人一听大为惊慌，于是告诉家人他要到东部去避一避。当他搭上火车后，死神在火车站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我说过要带走你，你没继续听啊。今天晚上我会在东部带走你。”
       又有一次，死神告诉一人，今晚它将到此镇带走5人。没想到当它抵达时，却带走了50人。其中一人责备死神不守信用，死神说:“我哪里不守信用?我真的只要带走五位，其他45位是自己吓死的。”
       面对死亡的观念重要，态度也很重要，但对这样严肃的问题，何不轻松一点?如果有话要说，就说吧。如果现在不适合说，就把它写下来，当做每一阶段的心情纪录，有何不可?
       (摘自台湾《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