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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寒假，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正上大学三年级的我走出校园，到一家外企去打工。时间虽仅一个星期，但它激起的余波至今还在一环环向我涌来。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低姿态进入”……
       开学前一星期，一位亲戚介绍我给某外国公司的北京办事处打字，“你自己跟他们谈吧”。她第二天就让办事处的一位张先生给我打来了电话。其他条件都不成问题，唯独在报酬上谈不拢——他提的标准还不如我去做家教呢。“周一你来公司，我们面谈再定吧。”张先生最后说。放下电话，我不禁对他卖力地为老板节省开支有点气恼——连对待打工的女学生都这样吝啬。不过周一我还是去了，为了看看外企什么样儿，也为了给自己一年半后步入社会找点感觉。下面是这一周打工的日记:
       周一晴
       今儿第一天，很紧张。早上起得晚了点儿，只好还穿两件套的毛衣，裤子也脏脏的，为了跑路方便(来回要三个小时)，所以套上了旅游鞋。虽然我知道应该正式些，可潜意识里却想与职业白领有所区别，保持大学生的“自由本色”。
       约好上午10点到的，可在林立的楼群间我转了向，10点40分才气喘吁吁地推开公司的玻璃门。办公室里很空，一点没有我所想象的繁忙景象。摆有六张桌子的房间里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老外”。三位男士清一色衬衫领带，室内装修也算现代化，置身其间，我立刻觉出了自己的不协调。
       张先生说这是一家猎头公司，专门为大公司物色高级职员。他递给我三页公司的介绍:“先打这个给我们看看吧。”他客气地说。看来讲报酬讲早了，人家还得看我够不够格呢。
       没想到在考场上身经百战的我会如此紧张，加上办公室里春天般的温度，我有些汗流浃背了。大一修完计算机课后我就没怎么摸过键盘，速度已大不如前；又因为紧张，经常打错。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也不敢问，因为他们全在埋头做事。可我又觉得他们随时都在用余光监视我的速度，因此也不敢久停，先跳过去打后面的再说。
       总算打完了，我抢答般地报告张先生。他叫来老外一起修改。老外是这里的头儿，会讲流利的汉语。他熟练地编辑着文章，我站在一旁等待他们的评价，心里有点不安，刚挪了一小步，忽觉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只见屏幕叭地一声变成死灰色，断电了!刚打的文章还没存盘呢!老板大叫一声转过头来瞪着我:“你刚才存盘了没有?”我尴尬极了，刚工作两个小时就出这样的“事故”。“没存。”只能如实回答。再看脚下，原来计算机的插座插在地上，被我一脚踢开了!我赶忙向趴在地上抢修的两位先生道歉。正乱着，文件找到了，电脑已经自动进行了存储，我松了一口长气。
       打印机徐徐吐出我打的文章，张先生看了一遍，“嗯，打得不错!”他头一次露出了微笑，我知道这才是上班的真正起始时间。
       这里中午没有休息时间，一直忙到两点才吃上午饭。张先生和李先生似乎对这一切习以为常，放下筷子立即又投入工作。他们告诉我，每天都是这样，从早九点一直到晚上七八点，有时还要把工作带回家，总之，比我上学累多了。
       下午四点下班，我又多干了半个多小时，临走时张先生告诉我报酬就按我说的家教标准算。一周算下来有五百块呢!看来和他们讨价钱并不那么难，我心中充满了胜利的自豪。走出大楼，顿时感到一身的疲惫。看来毕业前我得抓紧两件事:锻炼身体和学好计算机。
       周二多云转晴
       昨天的着装实在失败，今天套上一身稍觉正式点的衣服，蹬上了黑皮鞋。
       虽然毕恭毕敬地叫他们“先生”，但我心里特别想与他们建立起朋友般的平等关系:聊聊天，了解他们的经历，对目前工作和生活的感受以及对未来的打算，这对我或许能有所启示。
       上午老外和张先生出去了，我和一直没多接触的李先生攀谈了一会儿。原来他和我一样，都是学经济的。下海之初他当了几年老板，手下有十几个人，后来做期货赔了几百万，现在又从头干起。目前的工作虽然辛苦，但他喜欢干。
       他说，公司虽然是帮助人跳槽的，但是跳槽太多，特别是总改行也不好，以前的经验就浪费了，而外企对工作经验是很重视的，所以大学生进入社会时一定要选准行业，选自己喜欢干而且又有可能干出成绩的，否则会浪费很多时间。我正觉得颇有启发，李先生桌上的电话响了，这次闲聊只得结束。
       这样交谈的机会太少了，平常只能在吃午饭的时间里向他们问些问题。
       我常说“你们真辛苦啊!”暗自庆幸自己只干一周。但他们似乎对工作的繁忙毫无怨言，而且为自己的投入、充实而自豪。我不好问他们的工资，但工资的算法总是可以问的吧。张先生说工资是事先讲好的，与工作量没有直接关系。“重要的不是钱，而是做得开心。”他最后颇严肃地说。
       周三阴
       可能是因为每天往返三个小时的奔波，加上对办公室的快节奏不大适应，第二天我病了。“代价很大，”我心里想，“要扣掉一百块呢。”
       周四阴转多云
       重复的工作消耗了我的体力和精神，今天不想记日记了。对工作我已感觉到枯燥无味，在盼着这次打工结束的日子了。
       周五多云转晴
       最后一天了，我卖力地干一切他们交待的工作。工种也越来越多；寄信、翻译、复印、装订……我觉得自己已经差不多加入了职业女秘书的行列。
       上午张先生会见客户时急匆匆地从会议室里走出来递给我两张纸，“复印，再给他倒杯水。”
       倒水?我真成女秘书了!
       我一边走过去问客户要冷水还是热水，一边想:也难怪，即使办公室里都是平级的职员，为客户倒水也一定是女职员的事，何况我一个打工妹。这个性别上的分工恐怕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被忘掉。不过客户走时特地与我说再见，也算是对我的服务的感谢。
       与张先生和李先生相处了几天，我感觉已不像刚来时那样紧张了，气氛轻松了许多，特别是我得知张先生和我一位表姐是同班同学后，更觉得与他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
       下午工作结束时，张先生说“你可以走了。”忽然想起今天是最后一天，他立刻收起笑容，“对了，今天要给你结帐。”
       结帐?这个有点刺耳的词一下子把我们的距离拉远了。签了收据，我并不去拿那儿张放在桌子上的百元钞票，“你该拿个信封给我”，我笑着要求。以前做家教时收到的钱总是很礼貌地被装在信封里。“还挺讲究，”他说完起身取了个信封给我。我只好自己把钱装进去，装之前数了一下，是500元!“病假一天不扣钱吗?”我又笑着问，他只顾敲计算机，表情很严肃。
       我没再追问，不管怎么样，工作结束啦!我自信干得不错，得到了夸奖和不错的报酬。一身轻松地走出大楼，在玻璃门前停住脚照一照，比起第一天来时穿旅游鞋的小姑娘，我已经有几分像个女白领了呢!
       周六晴
       回到学校，张先生那严肃的表情总在眼前浮现，仿佛不祥之兆似的令我很不安心。是因为那钱!本来我没有坚持退病假那天的钱就是出于一种不太光彩的心理，其中“大人不记小人过”的侥幸占了大部分:我干得好，人家就不计较这点钱了。
       几经踌躇，我决定把100元钱退回去，并给头儿写了封信，说“这是应该从我报酬中扣除的。”我不希望他们看在亲戚的面子上或对勤工俭学的同情而给我五百元，既然我要求公平就应该遵守公平的原则，不管他们会觉得麻烦还是高兴。
       不过，我留好了汇款条，这是跟张先生学的，就算作他们给我的收据。
       周日多云
       不祥之兆终于应验了!而且其严重性远出乎我的意料。
       今天妈妈神情严肃地找我谈话，说亲戚已打电话给她，公司里的人反映我自恃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对办公室的工作看不上眼；向人家问长问短，言语间颇为不敬；工作态度不够踏实……亲戚对我也很有意见:她介绍我去是为了让我体验一下工作的感觉，谁知我竟与人家讨价还价，要了那么多钱，她已经用自己的钱退回去了200元!
       还没听完这些罪状，我已经蒙了。看来这次打工从开始我就犯了错误，可自己还挺得意于讨价的胜利。可是，不是亲戚让我跟人家“谈”的么?人家也答应了我的要求呀?
       还有，我虽然的确不大喜欢办公室的工作，可我并不鄙视它，更不敢看不起他们，表露出不敬来呀!委屈的泪水一下子冲出了眼眶。
       妈妈说:“你只要有这方面的想法，就不可能不流露出来。”
       我开始搜肠刮肚地想。是了，从开始我对打字的工作就不是抱着学习、体验的态度，因而才会对报酬寸步不让。工作中，我自以为掩藏着的心理活动可能早已被人家觉察出来，进而被认为是看不起工作。也许是谈起他们的学历时我平淡的点头，也许是我问起他们的工资算法，也许为客户倒水时我脸上已写上了惊讶与不情愿……在我观察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始终在观察我，并且看着我一次次犯错!这真是个有趣的视角转换。
       问题从我去之前就开始了，而自己现在才意识到。其实当张先生付我钱时我就该明白，自己一直抱有的平等、亲切的心态希望接近他们甚至与他们成为朋友有点太一厢情愿了。我自以为聪明地审视他们的工作、生活、但最终被审视、被评价的是我，一个打工的学生，从她的工作态度到言谈举止等等。而这些在她的学校相对于学习成绩而言都是次要和模糊的。这又是个有趣的标准转换。
       我感到有些失落，仿佛在一场就要胜利的比赛中被出乎意料地击败了。那些初到单位工作，产生种种不适应的毕业生的故事我也听过不少，谁知自己也没逃过这道关。问题是同样的:自己的位置放得不够低。以前曾听一位资深的女记者告诫大学生:到单位工作一定要把自己放低再放低，少说话，多干事。这也就是所谓“低姿态进入”了吧!如果我抱着这样的心态，认真而无杂念地对待这份工作，一定不会给人留“骄傲”的印象，也不会对钱斤斤计较了。
       这次经历虽然痛苦，但总算增长了阅历减少了幻想，使我向真正的成年人迈近了一步，也不算枉吃这一堑了!
       (陈琳黎文珠摘自1997年4月2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