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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了那么久，阿昌的眼泪终于喷薄而出……但那一刻，他依然高大而坚强
       还在县城师范读书的时候，阿昌就曾经对我说过，他将来要进中国第学府——北京大学去深造。
       应该说，当时的我是深深地被阿昌的满腹诗书折服了的。但他这么一说，我就觉得他有些“狂”，甚至有些心烦他那种不谙世事的“穷学究”味。在我想来，庭院深深的北京大学毕竟离这县城师范太远太远。
       那时的阿昌，有些天真，有些迂腐，有些让人难以理解。
       直到1986年7月，我和阿昌才从论古说今、赏月吟诗的理想阁楼中爬了下来——我们分到了乡下。我的分配单上写着一个叫“拿溪小学”的校名，而阿昌则分配在偏而又远的“文竹小学”。
       村落里的学校，学生不多，老师更少，且多住附近，到了晚上便常有孤身一人“以校为家”的时候。偏偏村子里又不通电，一个人守着一盏煤油灯度长夜，其落寞和凄清就又添了几分。我虽有豪情万千，却也不愿做独庙中的孤魂，而宁愿相信同事“到哪座山上唱哪首歌”的善劝。于是，我与同事玩“拱猪”，打麻将，也与酗酒的村民把盏碰杯。第二年，耐不住寂寞的我甚至与邻村的姑娘谈起了恋爱。而在这之前，我是发誓不到25岁不涉足爱河的。
       偶尔想起的时候，我也会到阿昌那儿去玩。阿昌的学校跟我的学校差别无几，不同的是阿昌的房间里，没有麻将、扑克和四散的烟头。在他的住处，堆满了一摞一摞的自学教材，文学函授书刊，还有数也数不清的大部头书。当我向他描述我生活中的无聊和无奈时，阿昌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说:“怎么会这样呢?我只感觉课余的时间不够用……可见，生活是由我们自己去安排的。”
       于是，3年后，阿昌被评为了全县“十佳”教师，又拿下了汉语言文学自学的专科文凭，当是情理之中的事。而我，扳着指头数过1000多个日子，除了嘴角边冒出了许多的胡茬，便再也没有别的变化。
       1992年是我和阿昌的本命年。这一年，我收获了一桩爱情，又被县教育局相中，调进了县城，可算得上“双喜临门”。我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年份，却是朋友阿昌的灾难年。
       阿昌的母亲自40岁生下阿昌后便得了偏瘫症，一个7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全压在了父亲身上。5月的一天，阿昌的父亲去山上打柴，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到一个背阳的田埂下歇脚。想不到，他一坐下去，便没有起来，永远地睡了过去。
       这事是7月初阿昌在南昌家医院的病塌上写信告诉我的。信写得极平和，但我可以想见他的伤悲。我不曾料到的是:近视的阿昌因为看书熬夜太疲劳，眼球充血，竟至看不见任何东西，这时候已经请假在省城医治了近一个月。医生对他说，他的眼睛恢复至少要6个月，这半年里，他是不能再看书了。阿昌对他的病情只字未提，末了却说:“这简直要了我的命了，明年2月，研究生招生考试就要开考了。”
       我知道，依阿昌的秉性，他不会这么听医生的话的，他还会偷着看书，坚持着去考研的。可就在这年的10月，阿昌的母亲因为染了风寒，瞌然长逝。其时阿昌刚刚结束3个多月的治疗后回到学校不到一个星期。
       阿昌始终一语不发。眼角也没有泪滴:就是母亲下葬合土的那一刻，也没有人听到阿昌的哪怕是低低的抽泣声!
       碰巧的是，悲哀浸润着阿昌的日子正是研究生招生报考的时日。等阿昌从母亲的丧事中抬起头，来到教育局招生办公室报名的时候，报考的最后期限已过。“这些天我心里太苦。正好嫂子不在，我想在你这儿呆几天。”阿昌满脸怅然，嘴上却说，“今年错过，明年再来。”
       然后，阿昌就在我这儿住了下来。每天我去上班，他便随手从我的书架上抽出书来看。有时，我回来晚了，他还会很用心地为我烧好饭菜，等我回来。有空儿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话题也还是和在学校时一样，文学里来文学里去，阿昌并不曾和我多说过一句悲苦的话。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阿昌勉强对我挤出一副笑脸，说:“现在心情好多了。”就又回他们学校去了。
       透过阿昌无言的平静，我清楚地看见了人世间最深切的悲恸。
       阿昌再来找我的时候，是在1993年10月。事隔一年，阿昌脸上的悲伤似乎已经消退，倒显出来少见的青春和活力。一进房门，他便告诉我说，他是来报考研究生的。他说年初他特地去了一趟北大，那才叫真正的学府，那气派，那氛围……总之是说，他不到北大走一遭，便枉活了一辈子。我接过他手中的申请表，见填的是北京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专业，便对他说:“教育局规定只能报考师范类专业，也不知局里会不会签字放行。”阿昌先是一愣，然后说:“真是这样的话，我不带工资，自费去读也行。”我便安慰他说、你把自己的特殊情况说说，也许局里会例外的，明天你先去找局长试试吧。
       分管招考的副局长果然不愿签字。阿昌一面慌慌地从口袋里掏出备好的“红塔山”香烟，一面低声下气地请求网开一面。副局长却并不接烟，说“我不吸烟”，又说“这是局长办公会作的决定，这个口子不能开”。
       阿昌只得回头到办公室找我这个当秘书的想办法。我说我去说说看。我知道副局长原则性极强，但还是希望阿昌的特殊遭遇能唤起他的恻隐之心。我一面诉说着阿昌去年连续不断的不幸，一面就有泪水在眼窝里打转。副局长自然少不了一番解释，但最终却以一个“不!”字结束了我们的谈话。
       我没办法，只好把表还给阿昌。等在我办公室门口的阿昌接过表只扫了一眼，几乎是未经考虑，就说:“我再去试试!”我本想叫他别再去碰那一鼻子灰了，但未及我开口，阿昌已急步走到了另一头的副局长办公室门口——我当然不能在这时候大叫大嚷。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切由他去吧!便坐下来处理当天的文件。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走廊里突然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哭泣声，哭声很悲怆，听来让人觉着恓惶和后怕。我不知突然间发生了什么事，便走出办公室去看个究竟。竟然会是阿昌!他倚靠在局长办公室的门框上，双肩猛烈地抽动着，泪水肆意地流满了他的脸颊。他张大嘴巴放开喉咙，伤心的哭声便无遮无拦地在走廊里回响了起来。这种大男人的哭声，在办公室里几乎是百年不遇的。自然，阿昌的哭声吸引了每一间办公室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哭泣的阿昌无异于一个孤苦无助的小孩。
       我似乎听到了什么东西在阿昌的心灵深处訇然倒塌的声音。
       副局长神情木然地从阿昌身边走过，径直向我走来。他把我拉进办公室，一脸严肃地说:“你去劝劝你的同学，对他的遭遇我们只能表示同情，但你千万不能感情用事，给他盖这个章。”这本来也没什么，令我气愤的是，他在出门的时候又嘀咕了一句:“这人怎么回事，神经兮兮的。”
       一股无名火顿时从我胸间蹿起，我大声吼道:“你说他神经兮兮?你这人还有一点人情味吗?……”
       我的喊叫盖住了阿昌的哭泣声。在场的同事诧异地睁大了眼睛，副局长的脸更是紫了又红红了又白。要知道，一直以来，我就是非常听话甚至是懦弱的。
       老实说，我也觉得阿昌在大庭广众面前哭泣太不像话。但我了解阿昌，便不能不为阿昌对生命意义的执着由感动而激动，以至于失态。
       事情到后来总算有了转机。次日，我和阿昌一起去找了正局长。我正要向他说起阿昌的一切，局长却摆摆手:“我知道了。我先把字签了，到时在局长办公会上说明一下。”他唰唰唰地签下了“同意报考”几个字后，竟拍了阿昌的肩，说:“小伙子，好好考。”阿昌的脸上就又挂上了两条粗粗的泪痕……
       阿昌一考就中。接到北大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我被录取了!经过考试和答辩，作为一个师范毕业生的我，竟能战胜包括清华、复旦、北大在内的许多强劲对手，成为今年北大当代文学研究生的唯一，我实在高兴至极。但那一次，我真的出丑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在丧父、重病、丧母一连串的打击里，我没有流下一滴眼泪，那时候我还能对自己说要坚强。但当我的乞求遭到拒绝，当我发现我的坚强已无力改变什么的时候，我便真切地感受到了灵魂(而不是肉体)被卡住脖颈的窒息……”
       其实，和阿昌交往了许多年，最刻骨铭心最让我真实地读懂了他的，就是在他恣意哭泣的那一刻。那一刻，在我的心里，阿昌就已高高大大地坐在了北大校园里。
       在该哭泣的时候不哭，不该哭的时候却哭了，这在许多人看来，阿昌是不可理喻的人。而我，却正是从阿昌哭与不哭的故事里找见了一束穿透生命中的黑暗的心灵之光!
       而你是看见了的，命运之神正向我的朋友阿昌灿烂地微笑。
       (延东浩、刘彦摘自《涉世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