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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初，我第一次到香港，也是我第一次“出境”，照例置办行装，第一次做了一套正儿八经的西装。我托一位在上海有名服装厂工作的亲戚帮我选料制作。那是一套深蓝色细红条的薄呢西装，果然非常精致，穿在身上，焕然一新，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我母亲看见了，喟叹说:“你父亲以前倒是一直穿西装的。没想到几十年不‘行’(沪语，时兴之意)了，现在你倒又穿起西装打领带了，这世道真是变了。”
       我穿了这套西装在香港参加各种活动。从那时拍摄的照片看，果真是神采奕奕，气度不凡。有一次，在世贸中心参加一个宴会，席上多数是当地的太太小姐，谈的当然是些生活琐事。忽然议论起我来。有一位美国领事的华人太太说:“你是大陆来的，真看小出来。我还以为你这衣服也是香港做的。”那时，他们没有想到大陆的服装师可以裁剪制作出这么出色的服装来。
       但是，到了另一个晚上，却出现了异样情况。那是港督在富丽华酒店宴请香港中文大学本届荣誉博士学位获得者。参加者都是当地社会文化名流。笔者叨陪末座，躬逢其盛。忽然，我发现济济一堂中，唯有四个人的衣着与众不同，非常触目。这就是巴金老人穿了套藏青色西装，他的公子李小棠穿的是浅色花呢西装，他的女公子李小林则是一身花色连衣裙，我还是那套颇为自得的西装。环顾左右，宾客们个个穿了黑色的夜礼服。男士们系着黑色蝴蝶领结，黑缎镶边的衣领，黑缎宽带的护胸:女士们则是曳地的袍裙。这时，我才恍悟这是英国绅士们的正式礼服，我们穿的不过是便服而已。那次的中心人物明显的是有国际声望的巴金老人，没有人在注意计较我们的服饰不合礼仪“规矩”，倒是纷纷趋前向巴老问候致意，请求巴老签名留念，络绎不绝，直到宴会正式开始，巴老坐在港督尤德旁边，成了那晚首席贵宾。
       那次在港，我们住在中文大学宾馆，是一座别墅式的小楼，楼上是几间卧室，楼下是客厅、餐厅。每当客人散尽，我就随意起来，将衬衫袖子翻卷到肘上，赤着脚跑上跑下，惹得李小林叫了起来:陈丹晨，不可以这样的。小林已经出国多次，熟悉外面的风俗礼节。她的提醒也吓得我藏在自己房间里不敢出来。
       过了几年，我应邀到美国作学术访问，第一站是到爱荷华大学。聂华苓派一位留学生将我接到“爱荷华之家”住下。那位学生说，聂先生今晚请客。凡有新到客人，她都要举行一个Party(聚会)。我想，那当然应该穿戴整齐些。但是那位学生见我换穿西装，就说:不必的，这个party是很随意的。但我既已换上了，也就不想再脱换，只是免了系领带。
       到了聂府，见到聂华苓和她先生保尔·安格尔，还有汪曾祺、蒋勋、黄凡、陈怡真、李昂等作家。台湾作家都穿着休闲服装，有穿运动衫裤，有穿牛仔裤的，只有我，个人穿着深色的西装，就显得特别了。果然，黄凡就说了:“你怎么穿得那么规矩，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外面来的观光客，强盗小偷就最爱打劫这样对象，因为知道观光客人生地不熟，钱袋里总装着现金。你看我这副打扮他们就不会注意我。你知道吗，前些日子你们的李子云在芝加哥就被人打劫了。他那一番话说得我目瞪口呆，原来在美国穿西装都不是随意的。从此，我在美国和加拿大两个月的旅行生活中，总是穿着一件布茄克衫。有一次与董鼎山兄说起这个故事，他说:“也没有那么严重。不过你现在这个样子在纽约大街上走，已经看小出是外来观光客了。”
       因为他们的开导，我也注意观察美国街上行人、地铁乘客们的衣着。那些上班族中的白领阶层男男女女都是衣冠楚楚，套装领带一丝不苟的。但是，业余时间就很随意了，好像很少有穿同样款式颜色的人群。除非是某种行业特别规定的制服。
       但是爱荷华那次的经历后来又曾重演过一次。那是前几年在香港，我的一位老朋友在新界买了一幢别墅。圣诞节时，他在家举行聚会，邀请一二十位亲友相聚，我也在被邀之列。尽管我已有过以往的经验，但想时值大的节日，大概还是比较正规的。所以又穿了一套深色西装领带前去赴会。到了那里，主人见我这副打扮就微笑地抚着我的肩膀不无歉意地说:你穿得这么整齐，其实是很随意的。我看室内正在闲谈饮酒吃开心果的客人，有穿羊毛衫的，有敞着领子的……我坐在那里又成了一个例外。
       穿衣的风气真是变了。
       (韦中摘自《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