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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贝聿铭出生于古城苏州。他的祖父贝立泰、父亲贝祖治是当地知名的银行家。而渐渐长大的贝聿铭却对金融业毫无兴趣。他心目中的理想职业是当一名建筑设计师，这大概源于他小时曾亲眼目睹当时亚洲最高的建筑——26层的上海国际饭店的建造过程。数十年后，贝聿铭回忆说:“它带给我的兴奋如同今日的年轻人看待登陆月球一样。”
       1935年，17岁的贝聿铭赴美留学，到宾州大学攻读建筑。开学两周之后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改学工程。麻省理工学院的院长威廉·爱默生注意到贝聿铭绘制设计图的手笔与建筑天赋。他陪贝聿铭走遍波士顿，细数城里的古典建筑，并说服贝聿铭回头再学习建筑。
       1938年在一次到纽约的旅行当中，贝聿铭认识了一位耀眼的中国女孩，名叫卢艾琳。卢艾琳的父亲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也是一位有名的工程师。1942年他们结了婚。婚后，卢艾琳在哈佛建筑学院选读景观建筑课程，哈佛当时已成为最前卫的学院，全心拥抱所谓的“新建筑”。贝聿铭原本不打算去读哈佛，直到有一晚，艾琳的一位教授在吃晚餐时力劝他投入葛罗培斯的门下，翌日早晨他便去了哈拿特院长办公室。
       贝聿铭就读哈佛硕士班时，现代主义大师、德国包浩斯学院创始人葛罗培斯正任教于哈佛。在重建美国城市方面，没有一个葛罗培斯的学生如贝聿铭般多产。一天，贝聿铭在整个学院面前提出了他的毕业设计，被葛罗培斯称许为“我所见过最佳的学生作品。”
       贝聿铭于1946年毕业之后，葛罗培斯请他到自己的公司，协助设计一项上海工程——华东基督教大学，可惜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激战正酣，造成建筑计划中辍。葛罗培斯同时聘请贝聿铭回研究所任教，那时他年方29，是全校最年轻的助理教授。
       当了两年讲师之后，在31岁那年，贝聿铭脱离隐居式的学术领域，投向一位新导师——意兴风发的房地产开发商老板齐肯多夫。因为贝聿铭知道，想在中国大陆做个建筑师，就必须了解房地产。
       1959年贝聿铭接下他名下的第一件大型工程，他的母校麻省理工学院邀请他设计一幢9层楼的地球科学实验室。靠这项2800万美元的委托案，贝聿铭在43岁那年，正式脱离齐肯多夫所组的威奈公司。
       1961年，贝聿铭受委托设计美国大气研究中心(NCAR)。NCAR的地点在洛矶山脉丘陵地带中一块海拔6200英尺的岩石台地，远望波德市和向东延伸的大平原。这个地点的戏剧性效果让贝聿铭瞠目结舌，他早期作品中只有依据都市尺度的
       罗浮宫前的金字塔门、窗和地板设计的城市建筑，这些比例根本无法适用于周围大草原的超大尺寸。他熬夜构思了不下15项计划，但都徒劳无功。低矮伸展的建筑或高耸的大楼，都配不上山区背景。贝聿铭迷茫了一阵子。
       这时，贝聿铭和卢艾琳开车游览西南部。13世纪时，阿纳沙兹族印第安人在科罗拉多州南边维德平台巨大的沙岩洞穴中，盖出浑然天成的泥土及石块塔楼。贝聿铭观察阿纳沙兹族人如何将房屋的外形与颜色和附近地形揉合在一起。他说:“我看到印第安人并没有抗拒他们的背景，反而将之融合，成为建筑的一部分。”这趟旅程启发了贝聿铭，使他跳脱建筑学院训练的僵硬限制，探索出日后成为他个人标志、发人深省的几何图形。
       在肯尼迪总统突然遭到暗杀之后，有百余项纪念活动举行，其中，在查尔斯河畔的肯尼迪纪念图书馆计划是最引人注目的。贝聿铭努力争取，而杰奎琳也对贝聿铭本人及其作品感到满意。罗伯·肯尼迪在记者会上公开宣布贝聿铭人选时，他已达到所有建筑师渴望的地位。
       成名后的贝聿铭，负担着150名员工的生计，他开始向海外发展。当时，新加坡正发展为太平洋边缘的经济中枢，而由于新加坡的银行家都认识他父亲，因此贝聿铭得以进入。到70年代中叶，贝氏已在为华侨银行设计一幢52层楼高的总部。
       虽然海外工程使事务所能维持下去，但贝聿铭更需要的是知名客户给与的大型公共建设。1968年，贝聿铭接手设计国家艺廊工程。艺廊位于国会及林荫大道附近的权力核心地带，贝聿铭对助理说:“这里或许是全美国最敏感的地点。”
       9940万美元的造价，使得国家艺廊增建案——东厢——成为全美最昂贵的公共建筑之一。这也使贝聿铭无疑成为当今美国最著名的建筑师。
       贝聿铭的再腾飞刚好赶上繁忙的80年代，这10年间设计界广受大众瞩目。凭着与杰奎琳以及梅侬家庭的恒久交情，贝聿铭与艾琳打入纽约上流社会，有资格参加曼哈顿区第一流的晚宴。他能跻身纽约名流社交圈，使他的身价大为提高，并且从这些社交圈子里找到更多的客户。
       贝聿铭吸收西方最高级的事物，也不放弃他本身丰富的传统。他与海外华人维持联系，搜集宜兴茶壶，经常光顾中国城享受中国美食，贝聿铭也会阅读老子等古文。至于贝聿铭个性中哪一个部分是道地的中国化，熟人最常说的是他的思路，在提出看法之前，会巨细靡遗考虑到各种角度。
       中国人重视家庭远胜于其他关系，贝氏家族会一起在喜欢的意大利或中国餐馆吃饭，贝聿铭每个星期天都会去探视他父亲。除了亲近友人之外，贝氏的家居生活几乎不对外公开，他的交游广阔，却很少有人能突破他们家一层又一层的围墙。他接受无数的访问，却很少谈到自己，甚至和最亲密的合伙人也一样。贝聿铭的私人领域由他的妻子艾琳守卫着，她谨慎到甚至拒绝“浮华世界”1989年介绍贝聿铭时与丈夫一起拍照。贝聿铭的内心世界，如同卷轴画上遥不可及、云雾缥缈间的寺庙般难以理解。
       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在1974年，贝聿铭有机会到大陆访问，他回到了别离40年的家乡——苏州，参观他的家宅狮子林。
       之后，贝聿铭应允在北京西北方25里处建造一幢低楼层饭店——香山饭店。这儿以前曾是皇帝狩猎的囿场，拥有美丽的宫殿和塔楼遗迹。以贝聿铭的标准来说，325间客房的低楼层饭店并不算冒险，此外，香山饭店还可以让贝聿铭再度探索现代中国建筑风格。
       贝聿铭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之一，是要提醒中国，一度大自然和建筑物曾如阴阳般调和。“内外永远合而为一，”贝聿铭说，“学者的书房前面如果没有小花园，就称不上是书房。”根据这种风格，贝氏的西式客房可以浏览一座种满花草和古树的美丽庭园，蜿蜒的花园小径上铺着用彩色圆石排成的精巧梅竹图案。
       在香山饭店开幕七个月后，贝聿铭获颁相当于建筑界普立兹奖的Pritzker奖，同时得到10万美元的奖金和一座亨利·摩尔的雕塑。
       贝聿铭用这10万美元设立一个奖学金，帮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他捐出这笔钱时立下规定:学生们结束研究后，必须返回中国学以致用——如同他以前想做的样。
       1981年法兰西斯·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密特朗在首次总统记者会上，允诺要“使罗浮宫美术馆恢复原来的用途”，将它改造成数个展览馆:他将这项大胆革新美术馆的计划命名为“大罗浮宫计划”。
       罗浮宫的历任馆长曾不断请命，希望进行这类大改革以拯救美术馆于混乱。从塞纳河对岸看过去，沿着一长排埃及无花果树梢，绵延达半里的金色罗浮宫，美得像张风景明信片。但在堂皇的外墙后，却是一幢疏于管理的建筑。开馆近两百周年，罗浮宫已沦为西方最糟的大型博物馆，是观光客必看却毫无乐趣可言的参观点。
       由于前文化部长毕伊米里的推荐，贝聿铭获得总统的青睐。贝聿铭有些踌躇，他说:“密特朗总统会找一名美国人来做这件法国最重要的工程，真是不可思议。我告诉总统感到非常荣幸，但我没有当场接受，我要求4个月的时间，考虑我有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
       贝聿铭偕同妻子，悄然到巴黎旅行了3趟。
       罗浮宫向来以排斥建筑师闻名。300年前路易十四邀请法兰西斯·曼沙特重新设计罗浮宫，曼沙特研拟了不下15份的计划，统统被打回票。1665年，又召唤另一位赫赫有名的意大利建筑师贝尼尼来完成罗浮宫的东面。贝尼尼是梵谛岗圣彼得大教堂的首席建筑师，也是当代最著名的雕塑师，但当他设计的波浪状巴洛克正面开工奠基，正要大兴土木之际，法国人表现出不喜欢意式繁复设计的心态。尴尬万分之余，路易十四致赠贝尼尼一笔钱、一些礼物，在羞辱声中将他送回意大利。密特朗并没有忘记那次教训，他公开向贝聿铭承诺:“贝尼尼遭遇的事绝不会在你身上重演。”
       尽管有密特朗的一再保证，1984年，贝聿铭提出他的金字塔设计时，巴黎立即出现巨大的反对声浪。前任文化部长兼某反对团体的创办人米契·盖曾写过长篇的批评文章，形容这项设计就像机场或药房。为了不落人后，巴黎人缝上“为什么要金字塔?”的徽章，不分昼夜地表达他们的不满。贝聿铭和女儿走在街上时，妇女朝着贝聿铭的脚吐痰。贝莲说:“我惊愕地张大了嘴，但他却不为所动。一次格外不愉快的记者会之后，他只是轻笑两声，然后说了一句‘真够瞧的’而已。”
       法国报纸幸灾乐祸地记录着这一场“金字塔之役”，暗喻拿破仑远征埃及。费加洛报大力中伤密特朗对金字塔的拥护。该报一篇评论说:“整项计划荒谬透顶。不过，你对这种在纽约办公室想出来的计划能够抱什么希望呢?”费加洛报报道一项民意测验显示，百分之九十的巴黎市民支持整建罗浮宫，但也有百分之九十反对金字塔。
       金字塔之役不只是针对罗浮宫的口角而已，它演变成对法国文化前途的哲学争论。整个巴黎不但将贝聿铭企图更动如诗如画的巴黎新古典风貌视为外来的侵略，更是对法国国家风格的严重威胁。
       此外，下台的保守派将执政的社会党视为自然法则可怕的扭曲者，他们将金字塔做为公开诋毁密特朗总统的靶心，期使公众唾弃他的社会主义计划。贝聿铭的金字塔因而变成了法国权力拉锯的支点。
       事实上，贝聿铭设计的金字塔颇为切合法国景观的严格几何精神。它可以完全融入其他抽象地标之中——艾菲尔铁塔、凯旋门以及协和广场上的方尖石碑，成为这条庄严富丽的轴线端景东南的起点，经由杜勒丽花园横越香榭丽舍大道到凯旋门，一直延伸到西边的落日。此外，整个法国历史上处处可见金字塔的身影:在十七世纪的花园中，在协和广场上矗立的方尖石碑顶端，还有十八世纪建筑师布利以及列杜克构思的大门建筑物、工厂及火葬场上。事实上，罗浮宫北侧还有一座金字塔广场。
       贝聿铭用他那闻名的愉悦态度承受漫长生涯中最严重的考验。在这梦幻般的几个月，贝聿铭发挥他各方面的长才——社交、谋略、艺术及外交，走上公开舞台，展露绝佳公关手腕，击退许多毁谤者，拯救金字塔于失败的泥淖。
       “他非常冷静沉着，”《纽约时报》的巴黎特派记者柏恩斯坦回忆说，“他上电视时，总会有人指责他设计出这种埃及的死亡象征。他总是耐心地解释，这不是死亡的象征，它将是光明的，它将会发光。同时，贝聿铭强调金字塔会出现在埃及之外的许多文明之中，包括他的祖国，中国。他请求法国人将之看待成没有任何历史联想的纪念物。”
       有礼但不妥协，迷人而又坚决，贝聿铭是颇具有说服力的，其他人逐渐开始相信他。法国一流指挥家兼前卫音乐的疾呼者布列兹，私下游说他那些具影响力的友人。转而支持贝聿铭的包括前第一夫人篷皮杜夫人，及名女星凯瑟琳·丹妮芙，密特朗更全力支持贝聿铭。
       1984年2月时，罗浮宫的7名主要馆长一反先前鲜少意见一致的态度，签署一份无异议支持的声明。法国人喜欢争吵，但也爱一致的意见:当推土机驶过拿破仑广场，最后一个反对的声音也沉默下来。
       为照映出罗浮宫雕刻华丽的立面，必须使用一种特制的无锡玻璃，硬度足以抵抗炸弹、石块、枪击及最大的暴风雪。为进一步照亮金字塔的外观，贝聿铭在钢索织成的柔软蛛纲结构装上793片玻璃。
       罗浮宫的崭新面貌，在1988年7月便已完工，上流社会人士在里佛利街上大排长龙，想参加揭幕仪式。自从一百年前艾菲尔登上他的铁塔以来，再也没有一个时刻如此受到众人的期盼。那晚人们背靠着金字塔坐着，聆听贝聿铭的支持者布列兹指挥法国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奏，直到骤雨打断音乐会。宾客跑到里头避雨时，第一次看到金字塔从内部发光:以往美术馆的地面在入夜后总是漆黑一片。现在美术馆的各面被600盏聚光灯照得大放光明，七座电脑操控的喷泉将水柱射入夜空中。金字塔像是盘踞在空旷花园上的透明幽灵。
       在这一晚，数年来的刻薄怨态融化在雨中，巴黎人将金字塔视为国家的骄傲，他们喜爱贝聿铭的程度不亚于卓别林、杰瑞·路易斯和乔瑟芬·贝克。美术馆董事米契·拉克罗德说:“排队等候的人认出贝聿铭并鼓起掌来。我相信这真的温暖了他的心。他胜利了。”
       贝聿铭，神圣地站在一群仰慕者当中，享受着这经历重重艰辛得来的雨中大结局。他说:“我等这一刻已经等很久了。”
       (摘编自(台)《讲义》199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