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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五十年代初期的一天，中南海。毛泽东召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等高级知识分子商议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郑重地召集高级知识分子商议事情，几乎都预示着有重大国事。解放初期的国旗问题，国徽问题，国歌问题，莫不如此。
       而这一次，商议的是一个词——院士。
       走进中南海的郭沫若等科学家，有许多都是原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科学院是否也要有一个院士制，是否在这座科学金字塔的塔尖上也点缀上一颗“院士”的明珠，以负起领导整个中国的科学学术之责，对此，毛泽东拿不定主意。
       科学界议论纷纷，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们，有相当多的科学家希望恢复院士制。
       没有资料表明，在毛泽东召集的这次特殊会议上，有什么纷争的场面。但郭沫若先生一定慎重地考虑过这个问题。
       在中南海，在毛泽东的身边，所有的科学家都认为“院士”这个词不能用，起码暂时不能用。那么，想个新词吧，要和“院士”一词具有同样的量级。
       起了好多个名称，毛泽东听了，连连摇头。最后他把目光扫向了郭沫若。
       “沫若兄，”他过去这样称呼郭老，现在还是一样，“你有什么见解?”
       “要我看，”郭沫若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是否可以叫‘翰林’?”
       毛泽东的眼中流露出惊讶，但突然间，爆发出一阵大笑。
       毛泽东知道，郭沫若先生提出以“翰林”代“院士”，有他特定的含义在，那就是，我们可以让“翰林”这个词，经过赋予新的内容而推陈出新。但毛泽东觉得，它太旧了，已经是一具陈尸，没有任何一种起死回生的药能使它复活。
       后来，毛泽东说过:“历代的翰林、状元都没有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和翰林。就是当了进士和翰林，都是不成功的。”
       因此，算啦，翰林，这个词，我们不用。再想一个。
       所有的科学家都为难了。翰林，不能用；院士，不想用:想出来的词，又要与院士有同样的量级。难乎哉!
       但还是要想。而且，要想出能与院士有同等量级的词，先要知道院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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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6年，经过了多少年的变革，法国诞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批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此后，英国皇家学院，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纷纷使用“院士”这一称谓，来命名自己国家最杰出的科学家。这是学术界给科学家的最高荣誉称号。
       在中国，院士和院士制的最终形成，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风雨雨。
       中国最早的院士诞生于1948年。比西方院士的诞生，迟到282年。
       这不仅是一个院士词组的迟到，它是现代教育和现代科学在中国的迟到。
       院士与翰林最本质的区别是:翰林为知识分子升官而产生，院士为科学发展而助动:翰林是中国科举制的归宿，院士是现代科学体制的硕果；翰林是在封建制度下滞后于科学的传统教育中孵化出来的，院士必须由永远站立在世界潮头的现代教育科学所孕育。
       有一个现象:在世界各国，几乎都是先有院士而后有科学院，科学院必须以院士为学术领导和其基本的成员。而在中国，1928年便成立了中央研究院，但其中却只有研究机构，实行院士制是在整整20年后的1948年。
       这种科学院与院士的倒置不是偶然的。没有现代化的教育，培养不出现代化的学子；没有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学子，从事不了现代意义的科学研究；没有现代科学研究，便没有产生现代科研团体的基础；没有现代科学团体的存在，就产生不了科学家；没有大量存在的科学家，从何产生科学家中的精英——科学院士?
       而这条路——这条能够产生出中国院士的道路，中国人走了好长好长。
       1862年，大清朝创办同文馆，5年后设天文算学课，由西方传教士授课，又过5年，方才有了一份“八年课程表”。
       1866年，马尾造船厂附设一个西式工业技术学校——福建船政学堂，为中国官办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学堂。此后，民间“新学堂”在中国兴起。
       1880年，开天津水师学堂，为中国第一所军事学校。
       1882年，同文馆校长，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出访西方，收集西方教育资料，于1883年出版《西学考略》，为中国第一部现代教育专著。
       1887年，算学被列为科举考试科目之一。
       1896年，撤消“四书五经”课程。
       1898年，光绪皇帝下令“废科举”，当年失败，科举制恢复。
       1901年，慈禧下诏变法，开经济特科，为八股取士之补充。8月废八股取士。
       同年9月，诏令各省设立学堂，为大兴现代教育之始。
       同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同年，张百熙拟定《钦定学堂章程》，为中国第一个法定的、公布的、完备的学校章程，从蒙学(幼儿教育)、小学、中学、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大学堂直至大学院(相当研究生院)，都有了法定的规定，史称“壬寅学制”。
       1905年，彻底废除科举制。
       这张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生产清单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中国的学生，今后再上学，已经有了学习“新学”的体制，而废除科举，又堵死了文行旧轨——从知识阶层(士子)向政治领域(官僚)进军的唯一途径。只有在这样的“新学体制”下，才会逐渐产生新的学人和新型的现代科学家。
       但要生产出院士，这样的教育还差得很远。首先，虽然有大学的制度，可现代大学的师资在哪里?而没有现代大学教育，又怎能教育出现代科学家?名师才能出高徒。先得有中国自己的名师。
       中国第一代留学热，就在这时汹涌起来。此前也有过留学生，但文行旧轨(科举)未除，留学学成了又有什么用。
       首先是东洋留学潮。1900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100人左右，到1906年，达到了1500名。
       对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科学制度起了最大推动力的是潮涌西洋的“庚款留学”。
       1900年，八国联军打入中国，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其战争赔款项规定:作为战败国的中国，每个中国人要拿出一两银子，赔偿侵略者的战争损失。其时，中国有4亿5千万人，就要拿出4亿5千万两白银。规定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达9亿8千万两!
       当时，大批华工涌入美国。华人吃苦耐劳，美国人大为恐慌，认为抢了他们饭碗，惊呼“黄祸”。于是一系列《排华法案》制订出来。美国是移民国家，从来没有制订过排挤移民的法案，而针对中国人，居然不要民主，打破常规。
       国内的中国人民大愤。1905年，爆发了全国性反美运动，“抵制美货”。
       这一下，轮到美国人着急了。他们带着枪炮打进中国，想保住中国那无边的大市场。可产品卖不出去，打进来又有何用?
       于是，美国人向着中国人微笑了，试图改变自己的形象。
       但中国从来不玩虚的。中国要美国的实际行动。
       1907年，美国的来华传教士明恩波，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出了个主意:退还庚款。
       1908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庚子赔款中在美国名下的2400万美元赔款，大大超出了美国实际参战所用费用，应退还给中国1100余万美元。退款从1909年到1940年逐年还完。
       但，美国政府在退款决定中，有一个附加条件:这笔退款只允许中国有一个用途，用来资助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
       为了便于派遣留美学生，清政府在美国退还第一笔庚款的当年，1909年，用庚款办了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众所周知，这就是后来鼎鼎有名的清华大学!
       中国教育和科学的历史就这样让人苦笑，让人心酸，让人感到它的偶然。
       让我们提前披露一组数字:在1957年中国评选出的191名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中——
       有留学经历的174名，占总数的91%；
       其中，有留美学历的院士101人，占留学者总数的58%!
       这是事实。本世纪的美国，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世界科学和教育中心。后来英国和其它国家，也效法美国，退款资助中国留学生。中国的首批院士中，如果加上英、法、德等国的庚款生，其人数达90%以上。
       这究竟是中国科学的大哀还是大幸呢?
       无论如何，正是庚款留学生，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和现代科技事业的开路人。
       庚款生学成回国后，一批进入大学，开创了中国现代教育的诸多新学科。一批直接进入科学领域，建立起中国最初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家这才有了通往科学金字塔尖——院士的辉煌起点。
       中国，如果没有自己的科学研究机构，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科学。科学就始终会是“外来”的东西，成为中国大地上游离无根的幽灵。
       1913年，丁文江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规的科学研究机构——地质研究所，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小规模的政府科研机构。
       1914年，在美国，一批庚款留学精英，创办了股份制的中国科学社，任鸿隽为社长。这一科研机构的成立，是中国科学事业的一座里程碑。
       1920年，中国科学社落脚祖国，除了官费，科学也有了民间资助。从此，科学精神，共同组织，社会赞助，中国科学的发展有了其自身自足的3个条件。
       同年，蔡元培先生第一次把“阿卡德米”(Academy)译为“学院”，把“阿卡德米的科学”(Academy Of Sci-ence)译为“科学院”。
       1928年，刚刚全面掌握政权的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它集全国优秀人才于一院，集研究、管理、经费保障3种体制于一身，成为中国科学最高学术机关。
       1929年，北伐军攻人北平，又成立了北平研究院，体制完全仿照南京，唯行政级别稍低。
       从此，中国科学，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有竞争，有合作，开创出中国自己的独立的科研体制。
       这时节，按照国际惯例，中国科学家有了“家”，完全可以诞生出自己的院士了。
       然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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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研究院的早期“组织法”中，没有与院士相关的条文。但本应由院士承担的工作之一——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研究——却赫然在目。因此，没有院士，却有一个“评议会”，由选自全国科学学术机关的“评议员”组成。
       这一次，好像是因为翻译问题。阻滞了中国院士尽早诞生的时间。
       又是Academy(阿卡德米)，这个推动西方诞生了院士和院士制的古希腊英雄，使中国的翻译家不知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匹配，才能表达出它本应有的深邃和高雅。而如果直译为阿卡德米，更难以表达科学家中的精英分子的“身价”。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院士制只好先放一放了。
       这一放就放了20年。
       1946年，中国的科学家们觉得，无论是否能准确翻译Academy，中国院士也必须诞生了。
       但为了Academy，科学家们还是煞费了心思。起初拟为“会员”，觉得太俗。而后称为“学侣”，“院侣”，没有科学倒有了宗教味。又说译为“院员”吧，更不好听，好像是扫大街的清洁工。几经周折，傅斯年先生倡议称“院士”。真是一个好词，听着看着，都有了深邃和高雅的感觉。交给“评议员”们去表决，一致通过。
       1948年3月，中国院士终于诞生了。
       通过对全国科学家的层层的选拔，拟定出了一个402人的名单，再由院士评议会审定其中的105人为院士候选人，最后，评议会进行了选举，结果，81人当选为第一届中国院士。
       他们的名字——
       数理组(含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学、技术科学)28人:
       姜立夫许宝骙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
       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
       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伦朱家骅李四光
       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
       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含生物学、农学、医学、药学、人类学、心理学)25人:
       王家楫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
       胡先骕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
       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
       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
       邓叔群
       人文组(社会科学)28人:吴敬恒张元济顾颉刚董作宾肖公权金岳霖杨树达李方桂梁思成马寅初汤用彤柳贻徵赵元任王世杰陈达冯有兰陈垣李济王宠惠陶孟和余嘉锡陈寅恪梁思永周鲠生胡适傅斯年郭沫若钱端升
       正是这批中国现代科学的开路人，拉开了中国院士史的序幕。
       大幕升起，一个新的时代便已经来临。当1948年9月23日，在南京的北极阁召开第一次院士大会的时候，上述81名院士，到会者仅有48人。国民党政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历史的车轮变化得那样快，使人几乎看不出一次变化和另一次变化之间的距离，昨天和今天的联系。
       但毕竟有联系。
       整整一年后的1949年11月，新中国的科学院便是以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为主要基础建立起来的。其早期的科学院领导人，除陈伯达外，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陶孟和，都在上述院士的名单中。
       1955年，上述81名院士中的46人，进入了新中国第一批院士(学部委员)的行列。
       当本文写作的时候，中国历史上最早产生的这一批院士，多数已经作古，仍然健在者仅仅还有8位。
       但无论生者还是死者，是他们拉开了新中国院士史的序幕。
       他们和后继的院士们一起，唱出了中华民族的科学进行曲。
       (严红摘自1996年12月9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