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心里掠过的感觉很奇怪。并无悲哀，只是平静。许久之后，空虚和惆怅才如一派寂静的水，逐渐地涌入，轻轻地充斥了胸膛。我舒服地沉默于遐思中，思绪如在白色的雾里。说不出那淡泊而深不见底的伤感。只有一星意识闪烁着：若是到了我自己的那一天，朋友们的感觉大概也就是这样。
       毕竟是电话时代。只用了几天，我和草原上的方车弟就打消了残存的一丝侥幸。或许不该叫它噩耗，它只是因为来得太早，才出人意料。
       我的蒙古哥哥逝于年初隆冬之际。
       据已经变成了未亡人的嫂子在电话里说：傍晚时他在门口闲走，回来说头疼，接着躺下就不行了。
       我在电话线的这一头静静听着，舌头处在一种凝固状态，说不出一个词。
       和方车——他是另一个唤他为“阿布盖”的人——商量了我俩的办法。我们对蒙古人的事不能算外行。我们知道：在这种时刻，其实谁也再做不了什么。
       但是那样太不甘心了……
       那么，就是要献上布施请出喇嘛，为我们三十年的亡兄念一次经。其余的，所有堵在心里的和盼望做的，都不能做了。
       嫂子在电话里说：我们蒙古人，人去了又能做什么呢?到庙里，经啊什么的念上一念……
       那天的电话打得好难，我握着听筒但说不出话。嫂子毕竟不是他；我的三十五六年的义兄，我在走进世界以后结识的第一个兄弟相称的人，如今死了。另外一个真实也接踵而至：虽然我们强求地留下了她，虽然我们已经别而不舍既别又聚——它若去时无情绝义，如一块透明的冰，如一盏玻璃的灯，人间的情义，若是没有血缘的维系一旦冰消灯碎——那时分的滋味不敢多想，那里面的道理不能深究!
       ……用以前写过的词句表达：我和草原的情分，怕是真的要断了!
       十几天后，收到了方车弟寄来的一封信。还没有拆开信，他的电话已经打来。办妥了，他说。他说话从来简单得让人恨。怎么办的?仔细说说!我催着。于是他讲述了由三女婿斯琴巴特尔陪同，去庙里诵经的过程。由于插队时代三教俱废，我对他描述的很生疏。若要知道详细，恐怕还要等我自己去问一遍。他讲罢催我拆开信封，我打开，一个小小的黄纸包落在手掌里。
       “是什么?藏药么?”我问道。
       “不是药，是——阿尔善!”遥远的草海彼岸，他的嗓音像一丝风声。
       1
       我不愿在如此时代再摊开稿纸，描写我这位异族的哥哥。只是为了完成一个最低程度的仪式，才提起笔来。刚划过数行我已经自知：想得最多的，正是不想写、不能写和写不出来的。
       默默思索着，心里总觉得，此刻不过是代表我和方车弟两人，为一块不存在的墓碑写一篇悼词。即便我俩，对与他情分的看法，也存在着相当的差异。人已去了，我的事情，无非是填平这点差异。
       在人去世后追加赞美是不必要的。其实还是传统的观点和习俗更深刻：人死了，活着的为他祝福，伤感同时是给自己的，因为留给自己的余裕也不多了，像往昔一样，我的事不过就是追随他。
       我哥哥在亘古的游牧草原上，不仅缺乏传奇色彩，甚至是个平庸的人。但是我喜欢他；捉摸他的思路，容忍他的缺点。如同一堆牛粪火烤着大小两块黑石头一样，我依偎着他，潜伏和出世，历数了一个时代、三十七年。
       在弱者群里他不起眼地挣扎了半生，虽然没有太大业绩。在世风日下中他是一个忿忿的批评者，虽然开口并不负责任。他不是那种驰骋骠悍的草原传奇人物，他总是顾东丢西、半截马竿、破鞍碎韂。额吉不仅全部承担了包外门口的杂活，而且常骑上自己的小青马，帮他出牧或者轰马。我牢记着当年那种半是嘲讽、从四周斜睨而来的——社会的眼神。他们恶意地瞟着我们，瞟着我哥多少可笑的形象，他们判断他熬不了多久就要完蛋了。
       但是我们的家族让他们失算了。
       虽然不是风流的牧马人，但他天生一副认羊的锐眼。在畜群分割到户以后，羊群显示出牧业命脉的本质。额吉，也许还有我，暗暗予他特殊的帮助。三个儿子参差长大，三个女婿各有千秋，阿·乃玛克(aimay,家族)的名字，愈是靠后就愈是响亮起来。
       因为我的奔波，方车弟愈来愈深地卷入了和这家人的关系。但方车弟的态度，更多是投桃报李得寸还尺，不像我拘泥于思想含义。
       但方车弟个人，也与这个家有着一缕纠葛。
       外来汉族移民与蒙古牧民的关系，是一种有趣的依存。方车是一名草地移民的儿子，因为身躯愈来愈胖，被这个家族唤做“塔勒根”(胖子)。远在苏军坦克如雪崩般涌入、新庙“解放”的年代，他的家族就和哥哥家的窝棚比邻而居。孤苦的额吉抚养着我哥一个儿子，邻居的唐格特(tanget，牧民对方车父亲的称呼)的膝下，却是儿女成群。额吉的牧民心绪被诱发了，她和邻居商量抱养一个儿子过来，给我哥哥做伴。
       这件事最终没能落实。尽管如此，此事被我和方车弟重视——
       打算抱养的是哪一个呢?方车家弟兄七八个。方车说：好像当年挑的，是老四或者老五。我却希望，那个差点当了蒙古人的小孩就是方车。这样才最合逻辑，别人都看着不像。这件旧案使我们兴奋；它暗示着人与人之间早有一层前定的关系，这关系如影随身，伴着人的一生，神秘地左右了人的感情。
       由于六十年代的散漫和缺乏礼数，我们队的知识青年对同龄的牧民缺乏正式称呼。我对蒙古哥哥一直直呼其名，他也从来未曾予以纠正，直到九十年代初，一次回草原时孩子们问我：Aha，ta yaji Aja-gi ner-ir dōre be?(哥哥，您为什么用名字喊阿伽呢)
       我才羞愧难当，当场宣布正式称呼哥哥为“阿布盖”(Abgai)。
       其实我也有苦衷，阿布盖这个称呼曾使我踌躇许久，因为在新疆的额鲁特蒙古语中，它的意思是“媳妇”!在新疆考古时，那些西蒙古人听我用Mini Abgai说起我哥哥，就一副坏相忍俊不禁。这使我不愿选择这个麻烦且太常用的词儿，总幻想找一个特殊而响亮的称谓为我专用，这才显得缺乏教养地“用名字喊了哥哥!”——被家里的小崽子将了一军以后，我们开始严格使用乌珠穆沁的礼数称谓。但此情已成勉强，因为兄弟已经分离，整个正确的称呼，是在八九十年代一趟趟的“省亲之旅”中确定的——这多少不够滋味。但是我想家门里的人，还有方车弟他们会爱听这些，因为三十七年的情义，就是这么一点点建造的。
       方车弟在这件事上比我懂规矩。称谓确定以后再次回内蒙，他开车送我到了蒙古包。当我听见他郑重地呼唤哥哥“阿布盖”时，心里很舒服。一是感到了方车主动与我并列共做了弟兄，二是因为这标志着这个称呼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这一套用汉语解释起来很麻烦，但这样的关系使我感动。方车弟追随着我，语气认真地称他阿布盖，这是一种确认，它确认了许多有含义的东西。
       
       我也趁此对这篇小文说明一点——
       按照草原上不能直呼长辈名字的礼性，我原想在本文前半称蒙古亡兄为“阿哈讷尔泰”(Aha ner tav)，但它的意思本是“那个叫哥哥名字的人”，多少不妥。于是我只好使用“蒙古哥哥、我哥哥、我哥”等等词汇，进行避讳……
       文章写到这里以后我可以使用“阿布盖”了，我希望读者知道用它是为了草原的避讳礼数，因为他已经逝去，不再是那个随意玩笑的哥哥。现在对他讲的每句话写的每个字，都会传向冥冥之中他的灵魂，不能再有丝毫的不慎。
       一切都是往事了。
       我从两千里之外赶到乌珠穆沁。方车弟开上他的东风车陪我来到这座毡包。喝着不加炒米的奶条，说着轻快的蒙语，时而唤一声阿布盖。我们评论社会，商量家务，游牧世界的方方面面，如清风流过耳际。阿布盖，他毕竟是一个中心，他走了，我们之间的故事也戛然中止。
       2
       刚刚插包他家的第一个冬季，那时政治气氛紧张，经常开会。
       记得有一夜我俩开完了会，在漆黑的雪原上并马回家。马蹄踏破厚厚的积雪咔碴咔碴地非常悦耳。我正走得高兴，不料他突然翻身下马，蹲在雪地上，痛苦地蜷作一团。我发现他在低声呻吟，慌得不知如何是好。蹲了一阵他又挣着踩上马镫。直到缓步摸回自己的毡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
       那是头一回我觉察他患着病，后来虽然听赤脚医生七嘴八舌地说他的肺或肝怎样怎样，但那时我和他都已经习惯了。
       次日一早天晴病散，他又精神十足，叼着一根烟，斜歪在草地上，天南地北胡扯起来。
       阴沉的政治云彩，那时聚在我们这顶毡包上空不散，而且直接压迫着我这个知识青年的精神。如今我想，大队里存在着一些蓄意想整阿布盖的人，他们的目标并不太大，就是——想让阿布盖和额吉戴上白布条，把他们赶进干泥水活的四类分子群落里去。
       不知为什么他们一直没能成功。我有时独自沉吟往事的时候，分析那大概是因为划分阶级的一些政策条文有利于我们留在贫下中牧阵营，而没能让他们如愿。但是我更相信是一种微妙的助力，因为比我们干净得多的家族也未逃厄运；而我们的运气是不可思议的，一个虽然不是任人践踏、但也是饱受歧视的寡母独子的小家族，不仅经济扶摇而上，而且名气愈来愈大。
       在那个时期里阿布盖的健康正在恶化。比较严重的一次犯病，如今我已经记不清了。那次，他在公社卫生院住了一些天，额吉赶牛车去看他，脸色紧迫，脾气暴躁，我至今记得那天的每个细节。
       在更漫长的、我离开了草原以后与他们继续交往的年月里，渐渐他不再骑马了。九十年代初我从国外返回，再去草原探望时，他喜欢傍晚在门前草地上闲走。我俩也因之迅速养成了散步的习惯，在暮霭中，漫步自家的营盘，细细倾吐分离后的经历，以及郁积的心事。
       他更加愤世嫉俗，总是恨恨地咒骂愈演愈烈的坏人坏事。流行乌珠穆沁的小矿坑最使他仇恨，那些阑入草原纵深的采矿队，不仅挖烂了植被山冈，也毁坏了他的心情。在他看来，奥由特山梁上挖铜矿石的窝棚，简直就是世纪末的万恶之渊薮。他以最坏的判断进行分析，态度激烈得甚至使我吃惊。
       不久阿布盖不再滔滔不绝，时而情绪不好，有些罕言寡语。难得再与他长时间畅谈，唯散步时是一些例外。最后几次的重逢中，值得记忆的都是我们在营地四周的漫步。
       他在我的一侧走着，嗓音低浊，有时很慈祥。我意识到他老了。他满腹怀着焦躁，但已经不太宣泄。可是，我居然没看出他的病弱，只多少感到他内心的绝望、茫然与反抗。
       最后一次和女儿回草原时，看到他六十岁的白月(春节)的“纪勒”(本命年，jil)时录制的一个光盘。他举行了私人的“奈勒”(nair，祝会)，赛马、摔跤、几项游艺都从自家畜群里拿出两岁马、两岁牛和羯羊作奖赏。来客呢，不管以前关系如何，也清一色地献给他金线绚烂的袍子和茶砖。
       那是隆冬深雪里的奈勒，但来客们显然兴致很高。听说除了大队里另一个老人(齐姆为他的额吉活到八十一岁，举行过以骆驼为头赏的奈勒)，阿布盖的这一次纪念的祝会，于无声之中撕掉了一页旧历史。我默默注视着屏幕，某某、还有某某，他们给于我们的苦楚、甚至给我个人的压力，至今仍没有消退。但那些当年对我们这穷窘的一家咄咄相逼的、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春风得意的人们——如今捧着金绣的袍服，礼性十足地来到新年白月的六十本命“纪勒”，给阿布盖祝寿来了。
       我当年的小学教师搭档乌力记的儿子、青年诗人乌日图纳斯图夺取了摔跤第一，忘了谁的马得了赛马头名。一匹匹“修德勒克”(三岁马)、一头头“比鲁”(两岁牛)真的被牵出来，由阿布盖亲手交给优胜者。
       嫂子孩子在一边解释说，当夜刮起了白毛风，来客都被留宿。翌晨，粗制的光盘上，彩色绣金的袍子眼花缭乱地闪烁，醉眼惺忪的牧民们摇晃着告辞，一辆辆破吉普蹚开雪雾，驶向茫茫雪海。
       我看得津津有味，甚至看得惊心动魄。他没有太勇武或太花哨的轶事，他只靠平凡的羊倌本领，在一辈子里繁衍了自己的家族、畜群和财富。于是，也让我在不经意的观察中，看到了他六十年的轨迹，意识到了他在无情的草原社会，赢得的荣誉。哦，那些敬上贺礼的牧人们是否也意识到了这些?他的儿女们是否也意识到了这些?
       我已经可以停步了，不必再深寻体味。就像我不可能在冬雪中向那奈勒盛会跋涉一样，在那张光碟播完的时候，我看见了结束的信号。
       3
       阿尔善，arshan，一般说来，在蒙语中指的是药泉或矿泉。方车弟用邮局印制的信封，当然不可能寄来药泉水。打开小小的黄纸包，里面是一些粉末，像是莜面，拌着白糖。
       我以自己的知识质疑这个纸包，叫宝贝叫神物什么都行，但它不该叫做“阿尔善”。问蒙古人，说法纷纭。我要求方车弟专程去了东乌旗的喇嘛库仑庙，资深的喇嘛与蒙医都确认说：它就是阿尔善，虽然它不是水。长途电话里仔细听了一遍后，我理解了，它是一个象征，是医人心灵的阿尔善。方车的蒙语很好，不会当面听错。何况在这种事情上，名称只是一个符号。
       就这样，时至如此一刻，我又学到了一种乌珠穆沁风俗。
       方车弟在电话里说：喇嘛吩咐，每天用舌头舔一点，一共七天舔完。他补充说：我舔了，有点甜。我问：你去拜了佛?他说：是啊。我想问得再详细，但一面问着心里明白：若想知道详尽，除非我回一次东乌旗。
       总而言之，方车弟代表着他和我，专程到了遥远的新庙镇，在我们家族的三女婿斯琴巴特尔陪同下，把我俩的布施献上，并完成了佛庙里悼念亡兄阿布盖的全套仪式。
       也就是说，佛庙里和家族中的人都明白：这是两个以逝者为兄长的人，尤其一个远在北京——他们为去冬逝去的一个
       牧人，做了一件藏传佛教的法事。在北京的那个遥控指挥，东乌旗的这个躬身实践。事情做得相当规矩，那个牧民的亡魂，已经得到了安慰。
       但是有谁知道其中的分寸?
       ——作为一个弟弟，我必须完成草原礼数。作为一个穆斯林，我不能做到庙中拜佛。这是多么微妙、多么隐秘、多么无人知晓唯我寸心自知的、小小的一件事!我有不能躬身实践的一些动作，但我更要以哥哥的仪礼，完成对他的悼念。
       在遥远的北京，我暗中咀嚼着——这不显痕迹的、文化的差异。我似乎感到四周的注视。我喜欢那一刻沉吟掂量的感觉，不是谁都能感受这一切，并非谁都能享受如此深邃的文化。我没有犹豫，我知道这正是我独特经历的一幕，一定有一个“双全”的方式等着我。
       都说，如果你足够心诚，那么你最终不会为难。就连方车弟也不会想到：当他走进了新庙、在喇嘛的命令下一项项完成规矩时，他简直正在应运而生。他代我奉献了心情，也替我做完了仪式。在无人觉察的时间流动里，他恰如其分地插入缝隙，使事情达到了双全两美。
       如果把从一九六八年夏天插队乌珠穆沁草原以来、漫漫绵延三十七年的这个长故事收尾——没准，阿布盖的辞世与我们的悼亡，倒是比较像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
       我和嫂子通话的那天，可能我的话题勾人不快，似乎她并不太附和我。她说，就在下午，要去为儿子抱养一个婴儿。地点在查干淖尔。那婴儿刚出生几天，已经谈妥了。今天去看一看，若中意，再让婴儿吃几天奶，然后就抱回家。可能车正在外面等，她的口气有些急。
       “我现在不走不行了——”她说。我听着一怔，突然醒来一般，赶紧挂断了电话。
       那天坐在电话旁，我陷入了痴痴的冥想。阿布盖去了，但是一个婴儿又来了。与我已经无缘的、那个在两千里外的草原被阿布盖家族抱养的小生命，不知为什么令人感到象征的意味。我琢磨着，心头浮起不恰当的联想：就像在那个严峻的年代，压迫的乌云遮盖时，北京的兄弟也到了。
       看来新的巡回已经开始。由我和阿布盖艰难演出了这么多年的一幕历史，真的已经结束了。新的一代不会在意我们的故事，就像我们也不再为他们操心一样。电话挂断的刹那，仿佛有咔嚓的一响，心里的一根血管也被切断。就像我以前写过的句子：我和这片青青草原的关系断了。
       我包好“阿尔善”，把它和二十年前额吉给我缝的一个黄布药包护身符摆在一起。两样东西很相像，都是不起眼的小包，说不清的故事心意。没有花七天舔完它，我打算把它珍藏起来。黄布包“俄姆”早就挂在台灯上，现在我把它也系了上去。灯光下，两个小包摇闪着，古怪而亲切。
       我与“蒙古”这深沉的文明，竭尽人的半生相交相知，最后剩下的就是它们。额吉一辈子磨难，但是她培育了阿布盖和我两个儿子。阿布盖突兀走了，不再接受生的艰辛。留给我的前路也历历可数，我们都要皈依这伟大的前定。何况新鲜的小生命，又从查干淖尔诞生了，她(或是他)也是家族的加入者，像是要和我一样，继续否定血统的狭隘。
       在北京的夜里，我独自笑了。迎着我，黄药包和阿尔善还在晃动，在灯影里如陪伴的灵魂。
       2005年12月写于Puebla
       2006年8月修改于北京
       [责任编辑　李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