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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
作者:贺捷生 朱增泉等

《人民文学》 2006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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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捷生 我的长征,我的生命之歌
       ·朱增泉 长征艰险诗壮美
       ·项小米 长征——无法复制
       ·徐贵祥 冶炼之路
       ·席君秋 红军走过的地方
       我的长征,我的生命之歌
       贺捷生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出发长征。那时,我刚刚出生十九天。
       红二、六军团将要离开湘鄂西的行动,从九、十月份就开始准备了。我母亲蹇先任正怀着我临产在即。当时,父亲贺龙和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军团领导人都在为母亲的临产而焦急万分。如果长征出发时母亲还没有分娩,那母亲就必须留下来。留下来,意味着什么呢?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敌人会用百倍的疯狂来报复红军离去后的苏区群众,苏区将面临一场浩劫。因此,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父亲贺龙不断通过电报关切地询问我母亲的消息。
       部队出发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母亲更加焦急,她恨不得我快快出生。十一月一日,照顾她的卫生员因事外出,屋里只剩下她一人的时候,我突然出世了。因为屋内无人,母亲只好自己用剪刀剪断脐带。当我来到人世发出第一声啼哭的时候,母亲笑了。因为我终于赶在长征之前出生,她可以随队长征了!父亲在前线听到我出生的消息,极为高兴。刚好前线打了个大胜仗,真是喜上加喜。他风风火火地快马赶回洪家关的贺家老屋,一进房门就把正在熟睡的我抱了起来。我一下被他的胡须扎醒了,可能那时候的我,把他的爱当作对我的侵犯,我哇哇地大哭起来。父亲喊着:“哭吧!哭吧!我天天盼着听你这小毛毛的哭声呢!这一下可好了!你哭出来了!喊出来了!好哇!”
       为了祝贺我的出生和刚刚取得的一场胜利,父亲、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伯伯、叔叔一起喝起酒来。父亲说:“小毛毛出生了,还没有起个名字呢。”
       肖克说:“小毛毛一出生部队就打胜仗,好兆头,就叫捷生吧。”
       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
       我哭着来到了这个世界,可难为了戎马倥偬的父母。部队长征在即,我这刚出生的婴儿是随行,还是忍痛割舍?父亲把一位最忠厚、最亲近的亲戚找来,对他说:“部队这次走得很远,要越过千山万水,越往前走,气候会越冷。毛毛刚刚出生,实在是没法带她一起走,留给你抚养,好吧?!”
       那位亲戚满口答应,说,回去找个奶妈,过两天来接。分手时,父亲还给了他一些钱,可是左等右等,那位亲戚没来接。父亲着急了,亲自去登门拜访,却一头撞在人家的门环上。问邻居,邻居说,全家人几天前就都搬走了。父亲当然明白人家有顾虑,也理解人家的顾虑。回来对母亲说:“他是怕我们连累他。”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这么亲近的亲戚都躲起走了,看来没人敢要这孩子。罢了,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下一代,这孩子我们带走。只是你要多多辛苦些了。”
       这时候,我正在哭,母亲把我抱起说:“别哭了,再辛苦我也要把你这小毛毛带走。无论路有多远!无论……”
       当时,部队为了长征,进行了轻装精简,把老弱病残人员都留了下来。我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能带吗?为此,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党委专门开会进行了一次研究,最后的决议是:先把娃娃带起走,路上遇到合适的人家再送人吧。母亲很伤心,她知道这个决议意味着随时都可能和自己这个初生女儿生生别离。就这样我跟着红二、六军团长征了。为了照顾母亲和我,指挥部让我们随着军团的卫生部走,部长是贺彪。行军第一天,在乘船过一条河的时候,母亲要其他人先过,她抱着我在河边等。当贺彪划船来接妈妈和我时,突然敌机来了,在船的周围扔起了炸弹,船像一片树叶在波浪上摇晃,涌起的水柱几次都险些把船掀翻。不懂事的我偏偏在这个时候大哭起来。焦急的贺彪竟冲着我大喊:“你哭你哭!看你把敌机都哭来了,再哭把你扔到河里!”
       飞机飞走后,母亲高兴地对贺彪说:“她不是哭,她是在吓唬飞机呢,你看,飞机不是被她吓跑了吗!”
       贺彪见我还在哭,就用手指点着我的脸蛋说:“别哭了,敌机让你吓跑了!”
       因为卫生部是行军队伍的后卫,母亲和我都休息不好。指挥部就让母亲和我跟先遣队走。每天行军时,母亲怕树枝划了我,就用布袋子兜着我,她把布袋挂在胸前,这样她可以时时照看着我。出生刚一个月的我,就在她胸前的布袋里,随着她的脚摇晃着前进。后来我想:母亲行军时的摇晃,天上飞机的轰鸣,地上的枪炮声,我不就是在这种奇特的摇篮曲伴奏下活下来的么!
       母亲生下我就没奶,每到一个宿营地,她就抱着我四处找奶。我的哭声把那些老乡们都引了过来,老乡们见红军中还有婴儿,都感到稀奇。母亲就给他们讲革命道理,讲红军是穷人的队伍。那些正在喂奶的年轻妇女就把饥肠辘辘、大哭大叫的我抱进她们的怀里。可以说,长征二万五千里,有无数位妈妈给过我奶水。爸爸妈妈说我吃过千家奶,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千家奶啊!
       你说那怪不怪,父母和任弼时、肖克、王震、卢冬生、贺炳炎、贺彪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们,那时候,对我的哭声不仅不厌烦,反而都愿意听。一旦我不哭了,他们反倒担心起来。有一次,我病得很重,不吃不哭不睁眼,长征路上又没有药。当地老百姓告诉了妈妈一个偏方,用百年老灶的土和蛋清和泥糊在我的肚脐上。这偏方还真管用,两三天不哭的我又哭起来,父母听到我的哭声才舒心地笑了。
       父母盼我哭,可有时他们又怕我哭。每次过敌人封锁线时,母亲都用奶头堵住我的嘴。一次,急行军,母亲很紧张,紧紧地用奶头堵了我的嘴。当队伍冲过敌人封锁线后,母亲拉出奶头,我却没有声音,母亲以为我被奶头堵得没气了,连忙低头一看,我正在母亲胸前的布兜里酣睡。
       还有一次过敌人封锁线时,父亲把我放进他穿的羊皮大衣的怀里。他骑马冲过敌人封锁线后,却把我丢了,我的哭声使红军战士们发现了我,他们见我用军衣包着,猜想是红军的孩子,就抱着我行军,后来,辗转地把我送到父母手里。但这个故事父母都不承认,都说没把我丢过,而贺炳炎却一口咬定是真的。我想,这故事可能是真的,父母不想承认是觉得我这娃儿一出生就历经了世人都难以经受的磨难,他们不想让我知道得太多吧。
       过雪山时,母亲就背着我,当她千辛万苦翻过雪山之后,又听见我的哭声,她也激动得哭了。毛毛!小毛毛还活着啊!雪山没夺走你!我的命大啊!在那次,我十五岁的舅舅蹇先超就牺牲在寒冷的雪山上。
       过草地的时候,母亲因为把干粮分给了丢了干粮的女战士马忆湘(当时她才十二三岁),身为总指挥的父亲也断了粮,我饿得哇哇直哭。一个警卫员把干粮袋抖了一阵,抖出一小撮面粉,搅成糊糊,抹在我嘴里,我的哭声才慢慢地止住。
       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时,由于行走在红四方面军的后面,野菜都被前面部队挖光了,许多人因为吃了不知名的野菜都中了毒。为此,父亲下令成立“试吃组”,成员都是共产党员。母亲就把“试吃组”吃过的野菜,捣成菜泥喂我。
       野菜又苦又涩,我哭着不肯吃,吐出来,母亲再喂。我哭得声哑了,野菜泥也喂完了。
       长征的路上,父母几次想把我送人,可我不断生病,他们见我病着,总也不忍心丢下我,只好带着我走。看来我是因祸得福呀!如果我是个健健康康的婴儿,我会流落在哪里呢?也许早已是长征路边上一小堆白骨了,真是难以设想。
       我这个小毛毛跟着长征,可以说无时不牵动着大家的心。每到宿营时,大家都安排我和母亲住一间能遮风挡雨的房子。指战员经过我们居住的屋外,都要侧耳倾听,怕我没了声息。有一次我病得非常重,两三天都没有哭声了,大家认为我真的活不下去了。陈希云(建国后任农业部长)找了块花布,递给我母亲,他说:“娃儿走的时候用这块花布包着吧,她到底是个女孩。”
       也许真的是我命大,三天后,我又哭了,我的哭声,使大家悬着的心都放下了。我又哭了!几乎给了全军一个惊喜。像传达一个总部的口令一样,队伍里都在传递着这句话:捷生又哭了!捷生又哭了!建国后,许多叔叔阿姨们都对我说:“长征路上,我们都愿听到你的哭声,你的哭声,就是平安,就是欣慰啊!就怕听不到你的哭声!”真荣幸!我的哭声在那条漫长的饥饿征途上,竟然成了一种象征,它象征着生命在继续,它象征着前途有光明,它象征着革命有希望。
       红二、六军团长征到陕北后,我和母亲就住在延安。一天,林伯渠去看母亲,他见我又黄又瘦,一岁多了还不会站立,连哭声都没气力,就对母亲说:“这娃儿一岁多了,哭得还不如猫的叫声大呢。”当天,他给母亲送来了一只羊腿。母亲就用搪瓷缸炖羊肉汤,一点点地喂我。慢慢地,我能直直地站立起来了。“捷生站起来了!捷生站起来了!”像传达一个总部的口令一样,这句话又在队伍里传开了。
       一九五○年,当我在重庆和阔别多年的父亲重逢时,我已经是个十四岁少女了。父亲拉着我的手说:“捷生啊,这么多年,我记住的,就是你的哭声……”
       是的,我的长征,留下的是一路哭声。
       长征艰险诗壮美
       朱增泉
       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千难万险,枪林弹雨,艰苦卓绝,九死一生。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长征既艰难困苦,又诗意壮美。万里长征的壮美诗意,集中反映在毛泽东的长征诗词中。我这里不单是指毛泽东那首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而是指毛泽东写长征的所有壮美诗篇。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共收毛泽东公开发表的诗词六十七首,这是到目前为止收集毛泽东诗词最全的一个权威本子。长征开始于一九三四年十月,结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在这个时间跨度内,毛泽东写长征的诗词共有九首,占毛泽东至今公开发表诗词总数的七分之一多。这些诗篇是:《十六字令三首》(一九三四年——九三五年)、《忆秦娥·娄山关》(一九三五年二月)、《七律·长征》(一九三五年十月)、《念奴娇·昆仑》(一九三五年十月)、《清平乐·六盘山》(一九三五年十月)、《给彭德怀同志》(一九三五年十月)、《沁园春·雪》(一九三六年二月)。
       阅读毛泽东的长征诗词,逐字、逐词、逐句、逐首地赏析是必要的,但据我自己的体会,比这更重要的,还必须从整体上去阅读这些诗篇,甚至还要与毛泽东写于长征前后的诗词贯通起来阅读,才能从中读出更多波澜壮阔、苍凉豪迈的整体感受。正是着眼于这一点,我把毛泽东那首经典名篇《沁园春·雪》也归人了他的长征诗词。这条“前后贯通”的阅读线索,其实是毛泽东亲自为我们提供的。例如,他的《清平乐·会昌》是井冈山时期的作品,写于一九三四年夏。但他在这首词的“踏遍青山人未老”一句下,写了一条自注:“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沉郁的。这一首《清平乐》和前一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他说的前一首《菩萨蛮》,写作时间更早,即写于一九三三年夏的《菩萨蛮·大柏地》。大柏地是地名,毛泽东和朱德于一九二九年一月率领红四军由井冈山向赣南进军时,曾在大柏地击败尾追的国民党赣军刘士毅部,那是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打的第一个胜仗。转战中,毛泽东于一九三三年夏天再次经过大柏地,但这时的毛泽东已被调离红军领导岗位,专任政府工作。他心情忧郁,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菩萨蛮·大柏地》。我们要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上述那条自注中有两个关键词:“形势危急”、“心情沉郁”。前者是指这一时期的革命形势,后者是指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个人心情,这是二而一、一而二的胸臆情愫,在他笔下升华为沉郁豪迈的诗意表达。
       “沉郁”,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心情基调。在毛泽东的长征诗词中,以及在他为这些诗词写下的许多条注释中,屡见“苍茫”、“沉郁”、“苍凉”等字眼。对于毛泽东这样的一代伟人,他的心情“沉郁”、“苍凉”,绝不等同于消极悲观,相反,他的“沉郁”、“苍凉”心情,反而成为激励他内心生发奋斗之志的情感动力。因而,志向豪迈,情愫沉郁,这两种相反相成的心绪原素,组成了毛泽东长征诗词的“诗核”。
       再拓展一点看,这两种心绪原素,也是从大革命失败一直到万里长征这一个长过程中,毛泽东所有诗词的“诗核”。从一九三三年夏的《菩萨蛮·大柏地》再往前推,他写于一九二七年的另一首《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他对这首词中的“心潮”一词,也写了一条自注,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日,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大革命失败前夕,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已日益暴露,国共合作前途如何,中国革命前途如何,天空已是阴霾满天,山雨欲来。“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毛泽东对当时心情的自我描述,是他的真情披露,这完全不同于后来人们将他“神化”的说法。毛泽东自己认为,是党的“八七会议”为革命“找到了出路”,是党的集体智慧和集体力量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什么出路?武装反击。但在当时,党找到了武装斗争这一条正确“出路”,却并不等于找到了一条武装夺取政权的坦途。毛泽东经常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八七会议”后,在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创建了以井冈山为代表的一片又一片革命根据地,为革命打出了大好局面。但不久,在党内“左”倾路线影响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离开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革命又一次遭到了大挫折,出现了大曲折。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苍凉”,在准备长征的前夕“心情沉郁”,这说明,他每次对危急形势都洞察于先、忧患于前。正因为如此,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见解、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对于革命战争的指挥,都能在党内高人一筹,
       使他成为引导革命走向最终胜利的英明领袖。
       于衰败之中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劳动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于危急关头寻找出路,于万难之中去争取胜利,这是毛泽东和党的领导者们的宏大志向。毛泽东的长征诗词,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这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和崇高历史使命感的诗意表达,也是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个人心情胸臆的诗意表达。基于这种宏大的斗争背景,毛泽东的长征诗词在总体风格上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一方面是沉郁的,一方面又是豪迈的、奋发的、不屈的。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前,在“左”倾领导和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军艰难奋战,且战且退,损失惨重。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军主要领导岗位,并很快指挥红军打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这就是夺取娄山关、重占遵义城之役。
       这个大胜仗的前线指挥员是彭德怀。彭德怀在《自述》中回忆道,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纠正“左”倾路线时,他指挥的红三军团负责沿乌江警戒,以保证遵义会议的安全。遵义会议开到一半,忽报沿江警戒的红六师遭到国民党吴奇伟部队进攻,彭德怀立即离座奔赴前线指挥战斗,击退敌人进攻,保证了遵义会议顺利开完。遵义会议后,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毛泽东指挥红军北出娄山关,准备在泸州和宜宾之间渡过长江,甩开敌人,但未成功,又折回,回师遵义。回师途中,由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抢占娄山关、重夺遵义城。娄山关是遵义城的门户,要想重占遵义城,必先夺取娄山关。当时敌我相向运动,红三军团从折返地到娄山关,同遵义守敌赶到娄山关的距离大致相等。遵义守敌上午八九点钟就已出发前去抢占娄山关,彭德怀中午十一点钟才得到消息,他立即命令部队跑步前进,跑死也要赶在敌人到达之前抢占娄山关。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登上娄山关制高点时,敌军离山顶还有两三百米。红三军团先头部队居高临下,以百把人顶住了敌人五个团的进攻。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回忆这一仗说:“阵地上,枪管子都打红了。”那一仗,由彭德怀统一指挥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作战行动,共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人,夺得红军长征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彭德怀在《自述》中说,当时红军刚刚更换新的领导,取得这一仗胜利,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大支持。
       此战获胜,毛泽东精神为之一振。他在《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词中写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毛泽东当时的振奋心情,溢于壮美诗词间。显然,在毛泽东心目中,勇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这一仗,是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在军事行动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他本人由“心情沉郁”到“豁然开朗”的一个转折点。因此,在一九五八年正式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中,毛泽东不仅将这首《忆秦娥·娄山关》排在他的长征诗词的第一首,并且亲自为这首词写了一条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种心情。”他这里说的“以下诸篇”是指《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诗词集》注释)。抢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彭德怀是立了大功的。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时,忽报马鸿宾、马鸿逵和东北军的骑兵部队尾追而至。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们要把追敌打退,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彭德怀立马回枪,指挥部队一举将敌击溃,从此结束了长征以来敌人对红一方面军的一路追剿。彭德怀得胜而归时,毛泽东兴之所致,诗赠彭德怀,这就是那首有名的《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山高路险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收到这首诗后,将最后一句改为“唯我工农红军”,然后将原诗送还了毛泽东。
       在臧克家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书中,《给彭德怀同志》这首诗的鉴赏文章是张爱萍将军写的。张爱萍是彭德怀的老部下,他本人也是诗人,古体诗写得很好。他在这篇文章中介绍说,一九四七年八月中旬,彭德怀指挥沙家店战役(即保卫延安的重要战役之一),一个黄昏就歼灭了胡宗南集团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一举歼敌六千余人,彻底粉碎了敌军企图将我军歼于陕北,或赶过黄河以东的狂妄计划,成为我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毛泽东得知这一胜利,又一次将这首诗写给了彭德怀同志,最后一句写的仍是“唯我彭大将军”。这说明,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坚强意志和高超的指挥才能,曾一再给予了充分肯定。
       我在不久前刚发表的《彭大将军》一文中曾说过,万里长征是毛泽东与彭德怀相知相识的重要阶段。长征是炼金炉,毛泽东是炼金师,彭德怀是毛泽东在长征中炼得的金块之一。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彭德怀在长征路上走一路,打一路,而且打的都是硬仗、恶仗、险仗、关键之仗。毛泽东对彭德怀是看得比较清楚了,此人乃大将之才,是块真金。虽然一路上两人之间也曾有过小碴小碰(如“会理会议”),但毛泽东是哲学大师,他深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革命方兴,征途漫漫,任重道远,大将难得。彭德怀,足可委以大任也。红一方面军过了雪山草地,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纵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同年十一月三日,中央政治局又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仍由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司令员(当时朱德总司令随红四方面军行动,尚未到达陕北)。但很不幸,后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铸成了我们党的一段历史教训。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自己纠正了这段历史中的一些错误,为彭德怀同志彻底乎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毛泽东的经典名篇《沁园春·雪》,写于一九三六年二月。那时,中央红军已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但二、四方面军由于一路上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逃跑主义作斗争,反反复复,曲曲折折,此时仍在前往陕北的途中,尚未到达陕北。不过,中央红军一到陕北,很快站稳了脚跟,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既是他对长征一路感怀的总结,又是他对革命前景的展望,“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这时,他的心情已由“苍凉”转向激昂,壮志凌云,豪情满怀,“欲与天公试比高”。我对这首词的读后感是两句话:雄视千古,气壮山河。周振甫先生在这首词的鉴赏文章中引用了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的两句话,“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引得好,很贴切。毛泽东自己对这首词有一则注释:“雪(《沁园春·雪》的简称):反对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此,须知这是写诗
       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别的解释是错的”,他指的是哪些“解释”,又“错”在哪里呢?据说,毛泽东于一九四五年十月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国共谈判期间,将这首词书赠柳亚子,星夜传出,轰动山城。有些人将毛泽东在这首词中评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语与“帝王思想”联系起来,妄加评论。毛泽东这里说“别的解释是错的”,是否也包括对这些谬评的批驳呢?我想是有可能的。不过,他对于那些错误解读他这首词义的人,在这里采取了与人为善、循循善诱的态度,“须知这是写诗啊!”
       毛泽东在这则注释中又说:“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末三句就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将这三句明确解释为“无产阶级”,这同彭德怀将“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工农红军”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以断言,毛泽东对彭德怀“改句”是能够理解的。在彭德怀落难之后,有的文章却说,当年彭德怀将毛泽东写给他的赠诗“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工农红军”,又将赠诗退还给了毛泽东,这使毛泽东误解彭德怀“不识抬举”,因而心中“不快”,这些都屑妄加揣测,不足为凭。
       毛泽东曾对柳亚于说,《沁园春·雪》这首词作于“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毛泽东诗词雄视千古、视通万里的气魄是无人能比的。他的许多诗词都是从大处着眼、大处落笔,直接从宏观角度切入,时间、空间、万水千山、茫茫宇宙,在他笔下全都不成其为关碍阻隔。“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即使面对莽莽昆仑山,他也要“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等等,真正的大气魄,大手笔。他在《沁园春·雪》这首词中写陕北的雪景,也堪称大处着眼、大处落笔的经典之作,“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大雪覆盖万里河山,毛泽东胸中自有雄兵百万。“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对自己年轻时提出的这个问号,这时心中已经有了明确结论,并且已经有了足够信心,“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时,虽然二、四方面军尚在前来陕北的途中,但革命大势已不可逆转,万里长征即将作为中国革命的一页光荣历史翻阅过去,他这时面对莽莽雪原,胸中无疑已在谋划下一步革命大计。
       我曾写过一首《赏雪》,写的就是毛泽东背手远望漫天大雪,里面有这样一些句子:
       雪的伟力
       在于慢慢堆积
       毛泽东站在阴沉的天空下
       面对北方莽莽飞雪的旷野
       背手远望
       当他吟出万里雪飘的诗句时
       一定领悟了雪的睿智
       激赏着雪的雄韬大略
       2006年6月24日
       长征——无法复制
       项小米
       想来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该会有“长征情结”。从打小的课本和电影电视上,我们见过的长征太多了:《三根火柴》,《金色的鱼钩》,《三人行》,《老山界》,《金沙江畔》,《突破乌江》……不胜枚举,后来还有了《长征组歌》。记得《长征组歌》刚刚出来那会儿,在北京的中学生里简直风靡!如今有fans之说,那个时代北京的中学生,绝对清一色是《长征组歌》的fans,是贾世骏、马玉涛、马国光、耿莲风的fans,到学校里,说的都是“昨天战友文工团演《长征组歌》,你看了么?”谁要是弄到了《长征组歌》的票而且是全家一起去看的,那是一件非常体面的事,相当于今天全家一起去了趟欧洲。那个时候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风头之足,远在总政歌舞团之上,一曲《长征组歌》,将他们牢牢地定在了文艺团体龙头老大的位置上。
       至于我自己当时对于《长征组歌》的痴迷,如今想来,在我经历中很难还有其他什么痴迷可以同此相比了。我想尽办法搞票,听了许多遍,总也没有听够(除了去现场听,没有反复听的条件,那时没有CD机),也始终没有搞到《长征组歌》的歌谱。这么喜爱的东西,却无法占有它!这令我无法忍受,于是我决心将《长征组歌》全部抄下来。我从同学那里借来了全套《长征组歌》的歌谱——我的意思是说包括高音部、中音部及低音部——动用了我最心爱的一个硬皮笔记本,将它们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抄了下来。我白天黑夜地抄,自认为在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班里有几个同学,都喜欢唱《长征组歌》,她们唱着,无论她们唱到哪一句,我都会不由自主地用低音为她们配唱,这使得同学觉得很奇妙,她们问:“所有的低音你都会吗?”我说:“你们随便唱,哪一句都行。”有一个叫李晓华的同学不服气,她拿过歌谱随意翻着,一会儿唱“苗岭秀,溪水清”,一会儿突然又转到“红旗飘,军号响”,再一会儿又转到“雪皑皑,野茫茫”,而且她一会儿唱高音,一会儿唱低音,当她唱高音的时候,我就为她配上低音,当她转低音的时候,我就立刻为她配上高音,音色如何不好说,但音准绝对没有问题,同学们惊得目瞪口呆!这就是我们,当年的fans。
       后来我把“苗岭秀”这段写进了我的一个中篇《葛定国同志的夕阳红》,内心深处是为了重新看到老战士们排练《长征组歌》。果然,后来这部中篇真的被拍成了电视剧,电视剧里老战士们真的又唱起了《长征组歌》,满足了我一个小小心愿。
       迷恋《长征组歌》,首先是迷恋长征。
       长征作为一个愿望,埋藏在心中已经几十年了。由于实现起来难度太大,以至于几乎不能把它称之为“愿望”。
       它当然是令人向往的。不只是红军的精神,红军的勇气,红军向死而生的奇迹,就说那一路人迹罕至的风景,一定像是被雪藏或遭人偷盗而后隐匿起来的国宝,它明明在那里,你却无缘见到。有些东西,是赎买和努力加在一起也得不到的。
       看到报纸上说,原来主持“实话实说”栏目的崔永元组织了一个长征,所从者众,心中便羡慕到极点,一方面觉得这也未免太不公平,凭什么他们中央台的人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一方面想追随崔永元又没有路子,正当郁闷之时,接作协创联部小张问能不能参加长征的电话,立刻应允。
       想参加作协的长征,心中还有一个小小私念:没去过九寨沟。这次行动川西北的最后一站正是九寨沟。九寨沟的名气实在是太大,结果去了以后感觉上没有想象的美;长征一路的景色,从四姑娘山,小金(懋功),梦笔山,到红原、马尔康,却一路美不胜收,那是一种凄美,壮美,大美!是否有移情作用在里面?仔细想了想,没有。确实美。也许最为至美的景色,只能留存于这人迹罕至之处,惟其人迹罕至,它才能始终保持初始本色,不被世人世风所污染?
       当我们的车在通往四姑娘山的峡谷中穿行,我有一种重见落基山的震撼感觉。二○○二年我曾去过加拿大境内的落基山,和眼前的景致一模一样,高大的岩石山顶,被士兵一样的冷杉林层层包围,冷杉林下是亚热带树木和灌木林,再下面通常是大漫坡,上面丛生着野草野花,从这座山到那座山脚之间,是奔腾
       流淌的银灰色雪7水,而在所有这些之上,是远处威严的雪峰,它在蓝天和阳光下熠熠生辉,如帝王一样君临天下,似乎所有这些景致,都是俯首于它的臣民。这样美的景致,几乎让人疑为仙境!可四姑娘山远没有落基山黄山峨眉山种种名山的名气,那实在是因为她“养在深闺人未识”。
       在四姑娘山下,我们在一户藏族人家吃了“三吹三打”,实际上那就是锅盔的一种。藏家的锅盔是用青稞面经牦牛奶发酵做成,味道很像原味的面包,里面还有淡淡的奶香,壳子被火烘烤得又香又脆,那滋味真是一吃难忘!许多人被它诱惑不过,便像松鼠一样,暗藏了一些私货,在离开四姑娘山之后拿出来大嚼。不知红军可曾吃过这样甜美的锅盔?
       路过梦笔山的时候我再一次被震撼。
       梦笔山也是长征路上红军翻过的雪山之一。可由于山太高,也没有通往梦笔山的汽车路,我们实际上是绕梦笔山而过。梦笔山在我们所翻越的那座山的东面,车越走越高,在翻越垭口的时候,海拔已经大约有四千多米,高原反应加重了旅途的困乏,同志们大多都在车上睡着了,我却没有睡。我有一个毛病,恐高和不相信司机。凡遇到危险的路,我就不敢入睡,死死地盯住窗外,并用手抓住一个自以为牢固的物体,以保护自己在意外到来的时候,能够自救。其实道理心里也明白,如此的高度,一旦掉下去,除了粉身碎骨,没有别的可能。即使明白也还要这样做,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所以不睡。我一边看着我们翻越的那山,一边远远望着梦笔山。群山都在浓雾的笼罩下,云海翻滚。刚刚在山下还是阳光四射,鸟语花香,在这四千米的高度上,一切都变了。温度变了,周遭是沉积的和刚刚下过的雪,寒气逼人;植被变了,连不畏严寒的冷杉都不再生长,只剩下高山杜鹃和一些蕨类苔藓,一些不知名的野花,红的和黄的,绽放着郁金香一样的花瓣,可爱而可敬;太阳隐藏起来了,四周都是雾,实际上我们看它是雾,在地下看山,它便是山上的云,云雾使得所有草木挂满了水滴,使满目景致变成灰色……正看着,突然间,一道斜阳穿透头顶云海,东面的梦笔山骤然被镀上一层金色,就像是专门要在此时展示给人看那样,它在顷刻间被赋予灵气,在茫茫云海之上,露出它金色的雪顶。正看着,我们的车转过垭口去了。
       车在拐过弯去的垭口停下,让大家下来活动一下手脚,大伙抽烟的,放水的,照相的,各自活动,照相的主要背景,是悬挂在垭口一面旗上的“马尔康”三字。我却还惦记着刚才那惊鸿一瞥的梦笔山。从车门下来,一阵寒气袭来,幸亏从北京临出发的时候我买了一件风雨衣,仗着在车里残留的热气,抓紧时间提着相机向垭口那边走,但即使只是一会儿,仍能感到透过衣服的寒气。我走得急了点,加上走的是上坡,高原反应立刻施威,喘不上气,胸闷恶心。我停在垭口大口喘气。阳光还照耀着,梦笔山不是一座雪峰,而是一道群峰,整整十几座雪峰连成一线,远远望去,就像是在天空中飞奔的金色马群。当年红军曾经翻越过它吗?那根本是一群在天上的山啊!我们已经站得很高了,在四千米的高度了,面对梦笔山,却仍然需要仰视。
       红军从南方一路鏖战过来,疲惫不堪,加上身上都是单衣,腹中饥饿,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度,风雪严寒,因此大多数牺牲在雪山上的红军战士都是被冻死的。老红军赵天明回忆:“我是四川人,很少看见雪,没想到夹金山那么高……我们没有厚衣服,也没什么东西准备。”赵天明用木棍拉着一个病号在山上走,“突然觉得木棍轻了,回头一看,那个生病的战士松了手站着不走了。我还以为是自己走快了,赶紧将棍子递了过去,那战士没有接,我就将棍子往战士手里一塞,那战士突然倒了下去,一只耳朵竟然掉了下来。这时班长带着人围了上来发现,那生病的战士已经停止了呼吸。”颜文斌回忆,过雪山时“队伍中不断有人倒下,雪地上到处是一片片尸体,有的人只觉得力不从心,想坐下来歇口气,可是,一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草地无边无涯,只有远方黑色平行的山脊会为它暂时划定一个边界,但接着那些山脊又消失了。无数个山脊消失在草地之中。天上有鹰,但它们没有落脚的地方,无奈,只好落在路边的电线杆上。许多电线杆上都站了鹰。偶有灰鹤在草地走动,总是两个在一起的。仔细看,可以看到无数的鼹鼠从这个那个洞里迅疾地露出头来,打探一下路过的车辆,又迅疾地回到洞中。
       草地今天有了另一个叫法:湿地。这叫法显得前卫和时尚。这样一叫,草地似乎远没有当年那么可怕了,许多人自驾车来到草地,就是想看一看湿地,这令草地热闹和温馨了许多。但据当地人说,过去的草地不是这样子的,这几十年来,由于干旱和人为因素,草地变干了。
       我们来到一个叫花湖的地方。
       这里水草肥美,野花盛开,都是些叫不上名字的野花,蓝的黄的红的,开成茂密的一片。当地人说,这还不是野花开得最美的季节,我们来得早了一些,高原上真正的春天在七月,那个时候你们再来,花湖的花就像天上的云霞一样,美艳无比。
       当地人用木头修了栈道,沿着栈道可以一直走到花湖边,湖水微波荡漾,湖中还有芦苇,那情景,很有些像宁夏的沙湖。既然是旅游景点,有人就开始了娱乐,放着好好的栈道不走,试着将脚踩到栈道外的草地上去,结果大叫一声“哎呀!”旁边人手伸得快,一手抓住栈道旁的木扶手,一手去拽那人,那人的裤脚带鞋已经被烂泥嘬住,好不容易才被拽了上来。
       我问那人,什么感觉,那人说,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有弹性,但下面好像没底,很恐怖。我意识到,这才是真正的草地,七十年前的那个草地。
       曾看过许多老红军的回忆录,都说雪山难过,可真正凶险的是在草地,没有粮食,没有御寒的衣服,加上草地自然环境险恶,泥沼遍布,被饥饿严寒折磨得濒死的红军战士,有几万人被草地吞噬。这其中包括许多红军战士在支撑着走出草地,到了有人烟的地方终于可以吃到食物后,被食物撑死。
       老红军戴邵怀回忆,草地“茫茫一大片,望都望不到头,污水烂草混在一块,走在上面深一脚浅一脚的,比爬雪山累多了,不定什么时候,脚下会突然冒出个水坑来,很快就整个人都陷进去,越挣扎就陷得越深,其他同志想救都很难”。更要命的是饥饿,“脚是软的,走路轻飘飘的,甚至在休息时想小便都站不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戴邵怀还救了一个小战士,他“看到路边有一个小战士一动不动,两手压着肚子,头垂到膝盖上,我摸摸他胸口,心脏还在扑扑地跳,使劲喊了两声,他睁了睁眼又合上了。我捏捏他的粮袋子,一粒粮食也没有,心里就明白了,我倒出自己米袋子的最后一小把青稞面,送到他的面前。小家伙接过来,像品尝山珍海味似的,一小口一小口吃起来,吃完这把青稞,眼瞅着有精神……”
       老红军颜文斌在草地里已断粮三天,连野菜都被前面的部队吃完了,颜文斌所在的连队干部都已经牺牲,只剩下他一个干部,当时他感觉自己眼睛发花,浑身像面条一样软,已经
       不行了,他不愿意连累搀扶他的两名战士,将自己的驳壳枪交给他们说:“你们先走吧,我肚子疼,休息一会儿再走。”战士们心里明白,哭着说:“指导员,要死我们死在一起!”颜文斌硬是把这两个战士撵走了,然后自己躺在草地上,心情反而异常平静,不知过了多久,来了两个人叫他:“老表,起来走哇!”这两人把他扶起,可他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一下子又栽倒在地。一个四十多岁首长模样的人倒出了自己最后一碗炒面送到颜文斌手里让他吃。颜文斌眼泪夺眶而出说:“首长,我吃了,你怎么办啊?”首长笑笑说:“我们是阶级兄弟,生死要在一起啊!”颜文斌吃了这碗救命的炒面,当天走到了有人烟的地方。
       老红军危秀英在长征中和干部休养连在一起,过草地时在毛儿盖,危秀英从外面返回宿营地,见邓六金、廖似光、刘彩香三个女兵和两个小战士都躺倒在地上,一个个口流白沫,身边还有一碗黑糊糊的蘑菇汤,她判断几个人都是吃了毒蘑,没有办法,危秀英用手一个个替她们掏喉咙,促使她们呕吐,竟把她们一个个都救活了。
       可是大多数战士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于双清回忆,在草地因为饿,沟里的小螃蟹小虾被战士们抓住生着就放进嘴里,牛皮、树叶、树皮都成了食物,许多人吃了毒草,肚子胀得鼓鼓的死去。不只一个四方面军的老红军回忆,他们曾经将前面过草地的同志和牲口的大便里没有消化的青稞洗一洗再吃下,还有两个老红军居然靠吃一块捡来的骨头得以活着走出草地。女红军周明回忆说,“一路上总是看到尸体,晚上宿营的时候,嘴巴里还有尸臭的味道”,草地的夜晚,“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冰雹,我在帐篷里和战友们挤在一起取暖,外面还有人想挤进来避寒,可帐篷里已经拥挤得连根针都插不进来……第二天清晨,帐篷外多了三个被冻死的同志”,“卫生队把尸体当路标前进,很多战士的尸体来不及掩埋,只在脸上盖上一把土”。老将军曾思玉说在草地上“野菜、蘑菇、草根,凡是能吃的东西……什么都吃过了,老觉得挺不住了,也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这辈子经常能梦见草地上随处可见的尸体”。老红军赵明和亲眼看到许多战士“因为没有信心,倒下来再也没有起来”,有个同志在牺牲前,请求“组织上把我埋高点,莫要被水泡着”,看到这个情景,“小鬼跟着大人一起哭”。带我们来花湖的同志讲,花湖的水草之所以如此肥美,是因为下面满是红军战士的尸体……
       草地,根本是人类无法生存、无法滞留、无法征服、上苍特意在川西北布下的一块死亡之地。当年蒋介石也正是把宝押在了这里,认为用武力征服不了的红军自然会败在这无人能够征服和翻越的雪山草地上。可红军翻越过去了,尽管他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尸横遍野,被藏民称为“叫花子兵”。一支连这样的死亡之地都无法阻挡的军队,它怎么可能不得到天下?
       在红原瓦切乡,我吃到了这辈子吃到的最好吃的黄河湟鱼。红原大草原上有黄河第一湾,这在我过去的知识储备里是零,我从来没想到在川西北居然有黄河流过,而且在这里留下了它的第一个巨湾!
       湟鱼因为生活在高寒地带,所以长得都不大,无鳞,是用火锅慢慢炖的,放了许多的辣子,其味鲜美无比,我又爱吃辣,所以稀里呼噜吃了四大碗,仍意犹未尽。
       在若尔盖县城,晚餐上了许多羊肉,有各种做法,烤羊排,炖羊肉汤,炒羊肉。羊肉有许多功用,又是在这样一个高寒湿冷的地区,这就使得那些男士们,边吃边叫好。我却是没什么胃口,因为去过新疆,自打吃过新疆的羊肉,天下羊肉就没什么吃头了。关键是我不饿。由于天气寒冷,我们又都穿得偏少,我是寒胃,吃了不可口的东西就不消化,一路吃的东西都滞纳在了胃里,很是难受。这时我就想,要是当年红军有这么多吃的,能多出多少人走出草地?
       我们的长征,就是这样,一路看着景致,一路在心中换算,如果是红军,如果没有御寒的衣物,又没有吃的,仍然是这景致,仍然是这路,该是怎样走法?
       终于回到了北京。
       刚刚回北京,就看到了一则消息,崔永元的长征出现了问题,有不少队员跑了。记者采访小崔,小崔原话:“主要是大本营出了问题,出现了战斗和非战斗减员,前者是工作人员因身体不适无法继续工作;后者其实就是逃兵……”小崔愤慨,以至在报纸上公开声言“这是我们队伍的耻辱”。
       我想,我们这一行的长征应该是接待得不错了,崔永元的长征肯定受到了更为隆重的接待,你想,老百姓都被中央电视台唬得一愣愣的,天下谁人不识崔?可就是这样的长征,身上穿着风雨衣,一路到位的后勤保障,搜尽当地好吃的特产,都还产生了逃兵。我们嘴上说“长征”——实在只是一种作秀罢了,尽管许多时候作秀是必要的。换句话说,只要你穿着阿迪达斯的风雨衣,打着饱嗝,屁股底下压着汽车垫子,你就和长征风马牛不相及。你只是一个观光客,一个凭吊者,因为——
       长征是无法复制的,甚至无法模仿。
       因为绝境和死亡无法复制。
       冶炼之路
       徐贵祥
       邂逅日月宝鉴
       重走长征路,初到夹金山。
       翻越小金县的猫鼻梁山,海拔仅仅才四千五百多米,我们的脚步就开始乱了,身体就开始飘了,呼吸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这时候的人,似乎就有了几分脱俗,有了几分空灵。那一夜没有睡好觉,一方面忍受着高原缺氧的折磨,一方面想象着当年红军队伍的困顿——他们何止缺氧,他们乃是弹尽粮绝。史料记载,红军三过草地,其中两次正是冰天雪地的季节。我们在夏天盖着棉被,腹中填充了足够的热量,尚且感到寒意,那些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红军战士在风雪刀剑的蹂躏之下该是怎样的情景?想到这里,不寒而栗。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羸弱和另一类人的顽强。
       高原的第一夜下榻在小金境内一座藏式宾馆里,一边是山,一边是河,流水潺潺,夜雨不期而至。昏昏沉沉不知何时,我看见了那位戴着眼镜的女红军。她是鄂豫皖地区的一位知识女性,是怀着拯救贫苦大众的愿望参加红军的,在一次渡河过程中,为了首长的安全,她松开了马尾巴,被激流卷走。而那位首长,正是她的丈夫。恍惚中,她飘然进入我的视野,凝视着我并发出轻微的叹息。后来我们就开始对话。
       我说你不该松开马尾巴。你应该同他生死与共。
       她说你不可能体会的,需要马尾巴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而他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能来抓他的马尾巴。
       我说在放弃生命的时候你有没有过动摇?
       她说有过,我多么想活下去啊,可是彼时彼境,我别无选择。我死了,留下他和他们,就能把我们的事业进行下去。
       我说你知道吗,后来革命成功了,他也当上了将军,娶妻生子,尽享天伦之乐。
       她说我们革命,就是希望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我说你有没有感到不公平?
       她说你不能用你们今天的心态去揣度我们。我们没有那么复杂,我们那时候就是一个想法,为了信仰,为了理想。
       我说我似乎明白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大约就是你这样的知识女性的革命理念吧。
       她笑笑,她说我给你唱一首歌吧,皖西民歌。说着她当真唱了起来: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举呀举起来……她的歌声像阳春三月的暖风,轻轻抚过我的耳畔,伴我进入梦乡……
       这个故事是我听来的,在我的家乡流传甚广。我的前辈,我的乡亲,我多少年来脑海里挥之不去的那个女红军的形象,在我重走长征路的第一个高原之夜,出现在我的梦里,安抚着我茫然的心境。
       次日清晨,雨过天晴。我们向四姑娘山腹地开进。说不清楚拐了几道弯,倏然之间,眼前一亮,我们全被突如其来的奇迹惊呆了。只见群峰之中,高天之下,白云之畔,视力所及的远方,巍巍然出现两片巨大的平坦的类似镜面的物体,一左一右,平行而卧,流金溢彩,光芒四射。这景象直让我们疑惑置身天穹,徘徊在苍茫宇宙之间。同行的当地干部介绍说,这就是著名的日月宝鉴。关于日月宝鉴的来历,当地人有许多传说,主题无非是抑恶扬善,大意是两位女子为了抵御恶人强暴,联手与恶魔展开天空大战,终将恶魔制服,两位女子死后成为天庭的两座宝鉴……
       坦率地说,我对这一类牵强附会的传说向来不感兴趣,那天我仰望着两座所谓的宝鉴——其实就是两座雪山的斜面,却突发奇想:七十年前,红军也从这里走过,不过他们恐怕无暇、也没有兴趣细细欣赏这两座山峰,他们同这两座山峰擦肩而过的时候,留下的是匆匆的步履。但是他们奇特的身影已经被这两座山峰摄人自己的躯体,成为自己的内在语言。我宁肯相信那两座宝鉴是我梦中那位女红军的眼睛,她在深情地注视着我们这个时代,注视着芸芸众生,她所关注的也许是,她为之献身的理想实现了吗?
       跟着铁锅前进
       二○○五年我第一次重走长征路,走的是江西和贵州段。在江西于都县的长征纪念馆里,我发现了一口硕大的铁锅。这口铁锅让我震惊,也让我产生很多疑惑。我的问题很多,首先是,这口铁锅有多大,能够承载多少人吃饭?其次是,在断了炊烟的长征路上,这口铁锅是不是能够派上用场?第三个问题是,饿得只剩下皮包着骨头的红军,谁能背得动这口铁锅?第四,在七十年前,这口锅从哪里来,又到了哪里去?第五,背这口锅的人是什么人?也许是个身经百战的老班长,也许是个发育不良的小战士,也许是因为某种原因被批判的“改造分子”。这些已经很难考证了。
       这口铁锅在我的眼前晃动了一年,每当提起长征路,我便会想起这口铁锅。显然,铁锅背后隐藏着很深刻很丰富的故事。背锅人的命运成为我长久遐想的源泉。
       我的想象常常穿越时空,在那片阒无人迹的辽阔的草原上翱翔。我甚至能够身临其境看到了那一幕——一队瘦骨嶙峋的红军战士在草地上挣扎前行,一个红军战士用最后的力气睁开眼睛,劳累、饥饿和寒冷使他的视力下降到最后的极限,他看不见远处的红旗,但是他能朦朦胧胧地看见前方三步远的那口黑黝黝的大铁锅,尽管连续十几天,那铁锅始终都反扣在战友的背上,尽管那铁锅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散发出粮食的香味,但是只要它还在向前移动,那么希望之火就不会熄灭。幻觉中,那移动的铁锅就像茫茫大海里漂泊的帆船,点燃了濒临绝境的红军战士最后的求生的欲望。
       在红原县的瓦切乡,我们去探望一位老红军,此人是湖南人,姓罗,汉族人。据说他是跟着父母一起长征的,踏上长征路的时候,他才七岁。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让我们惊愕的是,他居然不会说汉语,他已经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藏族人——父母牺牲后,他先是跟着队伍走了一截,后来就被留在了藏区,起了一个藏族名字叫扎西尔多,在那里长大、娶妻、生儿育女,直到八十年代被确认了身份,开始享受政府的补贴。我们看着眼前这个腰椎佝偻的老人,他也用一双茫然的老眼打量着我们。
       倏然间我又想起了那口铁锅。七岁的孩子作为战士显然太小了一点,我敢说,他并不知道长征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革命意味着什么,甚至在他七十多岁的今天,他对于上述概念的理解并不比七岁的时候多出多少。那么,在最困难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他继续前行?也许就是那口铁锅。
       据说长征之初,江西和川陕根据地有成千上万的十三岁以上的孩子参加了红军,这些孩子同我们见过的那位老红军大同小异,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走完了长征路,又有多少人穿越了此后的战争死亡地带。但我知道,只要他们能够挺住,只要他们能够活下来,他们的骨头就练出了硬度。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们逐步懂得了那场旷世迁徙的意义,懂得了曾经走过那段道路的意义。他们最终找到了红旗,而引导他们走向红旗的,除了指挥员的动员和战友的催促,还有那口铁锅。尽管,或许它在长征路上并没有派上过本来的用场。
       红军柳
       毋庸置疑,这是一条美丽的路线。先看地名,夹金山、红原、马尔康草原、若尔盖草原,你会想到金属的光泽,格桑花的颜色,你会想到碧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和清澈的阳光。这一切都没有错,七十年过去了,路变宽了,河变窄了,人变多了,牛羊变肥了,然而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那些脚印没有改变。我们看不见它们,但是它们却无所不在,它们已经渗透到地表之下,只有在我们这些当代俗人远离的时候,它们才会同清风明月喁喁私语。
       我们到达花湖,是在一个云低天暗的下午,气氛有些沉闷。大家手捧哈达,献给长征进入草地的第一块纪念碑。纪念碑的旁边,有一棵沧桑老柳,在草地的边缘孑然独立,十分醒目。当地干部介绍说,这棵柳树叫红军柳,据说是长征路上第一个陷进沼泽牺牲的红军战士的拐杖。
       在传说中,这个红军战士是壮烈的,因为有了他的牺牲,使战友们认识到了沼泽的险恶,后来的红军战士就绕开了沼泽,再遇上,再牺牲,再绕开,牺牲者成了路标,最终,还是有人脱离了险境。
       尽管我对传说大都不以为然,但是我相信这个传说。凭借常识,我知道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不一定发生在谁的身上,然而一定是发生在红军的身上。
       我想象中的柳树是年轻的,是春意盎然的。在阳光洒满草原的下午,在遍地格桑花和彩虹交相辉映的雨后,我看见了他的身影,并且听见了他和他们的对话。他在催促他们赶快离开。那是几位已经倒下了再也不愿意起来的伤员,他们说,死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饥饿、寒冷、劳累,还有伤痛。他说,饥饿、寒冷、劳累,还有伤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绝望。他们说,我们凭什么要活着,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他说,你们没有资格死去,因为我已经把路探明了。我倒下了,我就是一条路!
       他们走了,他留下了。他们向这位陷入沼泽的战友敬了一个礼,拿走了漂在泥水上面的拐杖,把它插在沼泽的边缘。
       十年后他们当中有人回来了,他们告诉那棵绽放新芽的柳枝:同志,我们打走了日本鬼子!
       二十年后,他们中有人回来了。柳树下,站
       着一排将军,金星闪烁,天地一片辉煌。他们告诉那棵风华正茂的柳树:同志哥啊,我们同蒋介石和美国人打仗,又胜利了。
       七十年后,柳树下站着我们。
       站在柳树下,我突然想起九十年代初我采访秦基伟的时候,亲耳聆听了将军的一段话。这话是将军回忆上甘岭战役的时候说的,在视察了上甘岭地区态势之后,秦基伟将军爽朗一笑,对那位看不见的对手范佛里特说:这地方好啊,飞机你下不来,坦克你上不来。人对人,个顶个,老子不怕你!我们两个一起到地狱里走一趟,我老秦能够活着回来,你未必!
       秦基伟的底气为何这样足?因为他是一位老红军。这位在长征路上九死一生、以指挥临泽保卫战著称的老红军战士在长征中是红四方面军补充师的师长,他委实是从地狱里活着走出来的,阎王爷他都不在乎,他还在乎一个养尊处优的美国佬?
       长征告诉我们,冶炼金属的未必都是炉火,还有苦难。
       红军走过的地方
       席君秋
       过日干乔大草原
       红军,走过沼泽湿地走过生命的极限
       风吹过草原皑皑雪山聆听你的呼吸
       红霞飘浮云朵绽放看不到摇荡的落尘
       哀伤的黑颈鹤在苍茫的草原上仰望天空
       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陷没于此
       死在不知道家乡在哪一个方向的路上
       行进在草野动荡的花海中
       我俯下身体贴近草叶贴近泥土
       贴近你灵魂寄居的地方
       今天走过沉静的日干乔大草原
       我知道长征不只是二万五千里的行程
       高原上的红柳
       一个十四岁的红军战士
       拄着拐杖
       在沼泽地里艰难地行进
       饥肠辘辘的小红军
       腿一软跪在了水草地里
       再也没有走出这辽远的大草原
       他拄着的拐杖却神奇般长成一棵树
       这棵树就是这个年少红军的墓碑
       是所有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墓碑
       它浓密茂盛的枝叶
       一丛丛一片片地屹立在高原上
       经风傲雪
       坚韧挺直
       若尔盖草原盛开的白色花
       六月的若尔盖湿地
       被高高的远山怀抱
       阳光下清亮的草野
       一朵朵白色花盛开
       当年相互搀扶的红军战士
       刚翻过雪山又踏进泥泞的沼泽
       今天,我只有在电影里看到的画面
       那一年在川西北的大草原上
       真实地映现
       我们最亲爱的红军战士
       背靠背地围坐在一起
       也许这样可以遮挡风寒
       可以相互依靠地抵抗饥饿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浅浅地映照的时候
       他们再也没有站立起来
       成为草原上永久的雕像
       而今,开满野花的草海
       蝴蝶停下翩飞的薄翼
       黄昏中的湿地草原宁静而安详
       长眠此地的红军战士用他们的身体
       肥沃了这辽阔的草原
       遍野的白色花守护着英灵
       巴西会议会址
       轻轻抚摸结实厚重的墙壁
       每一粒泥土都浸润着红军的体温
       依然能够感受到红军住在这里
       用牦牛粪取暖炊烟飘浮的情景
       好像就在昨天 在初秋的八月天
       河水暴涨 雨水在野草下面聚积成无边的沼泽
       一个香火鼎盛的大寺院
       当年的红色足迹在经年雨雪的冲刷下
       依然犹存
       夯实得厚厚的墙壁在风蚀雨浞的岁月中
       没有改变它矗立的姿态
       这厚重的历史遗迹向我们昭示着未来
       阳光照耀的羌寨
       泥土和石块垒砌的房屋
       温软的阳光照射进来
       推开木门走进院落
       如同阅读一本纸页泛黄的书籍
       阳光中的羌寨在雪山的掩映下
       将遥远的记忆碎片重新拼贴
       高高的黄泥碉楼耸立在烟霭中
       远山峡谷中晓岚氤氲
       桃坪美丽的羌寨
       炊烟把整个寨子融进夜晚
       依坡而建的民居
       点点灯火在远山的青草中闪烁
       窄窄的水道环绕着家山
       听到潺潺的水声就不会迷路
       这是一个水润的村寨
       在羌寨,夜晚就是天堂
       这是一方古朴纯净的土地
       青稞酒的醇香朴素着勤劳善良的羌族儿女
       这里是红军建立的第一个村苏维埃政权
       依稀听到当年激烈战斗的厮杀声
       在空谷中回荡
       桃坪羌寨多了些许的神秘与传奇
       远处飘来羌笛悠扬的声音
       在阳光的碎屑中消融
       [责任编辑 陈永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