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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结合吐蕃经略西北的历史进程与西北的地理特征，分青藏高原、新疆地区、河西走廊三大区域，评述近30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的研究概况、观点，并提出对今后研究的展望。
       关键词：唐代　吐蕃　民族关系
       作者杨铭，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研究员。地址：成都市，邮编610041。
       一、引言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的“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从河、陇各地抽调了大批驻军东向平叛，而与唐军对峙良久的吐蕃军队乘虚而入，到广德元年(763)前后占领唐陇右诸州；到贞元七年(791)，又攻占了唐河西数州之地及四镇之一的于阗。这样，整个西北地区大致以甘肃的河西走廊到新疆的天山一线为界，以南地区的民族均归于吐蕃统治，并一直延续到9世纪中叶。在经略西北的过程当中，吐蕃与分布于此区的各民族关系如何，这种关系对于吐蕃以及西北民族自身的发展又有什么影响，都是重要的历史课题，而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无疑是中国历史与民族史学者的重要责任。另方面，这种研究也有助于以深入探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源一体的形成进程，从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十年以来，学术界在研究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史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学者们对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的译释，对有关汉文文献的集释与研究，因为这是研究上述问题的文献基础。比如说：王尧、陈践、黄布凡先后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敦煌吐蕃文献选》、《吐蕃简牍综录》、《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等多部重要的论著或资料；苏晋仁、陈燮章等编撰出版了《<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正》、《通鉴吐蕃史料》、《藏族史料集》、《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等。
       正是由于上述敦煌吐蕃文书、汉文文书以及汉文文献的整理出版，国内学术界始得以结合汉、藏文献，全方位地展开对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到目前为止，比较集中或系统地论述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的专著或文集有：格勒著《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王小甫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张云著《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杨铭著《吐蕃统治敦煌研究》、《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林冠群著《唐代吐蕃历史与文化论集》等。此外，也有单篇或系列论文较深入、全面地讨论了相关的论题，如：林冠群讨论了唐代吐蕃与周边各族如吐谷浑、党项、突骑施、南诏的联姻关系；薛宗正考证了吐蕃噶尔家族专权时期唐、蕃间争夺河源、西域的系列事件；杨铭则评述了唐代吐蕃经略西北的进程及其历史影响等。
       以下结合西北的地理特征与吐蕃经略西北的历史进程，分青藏高原、新疆地区和河西走廊三大区域评述学术界近30年来研究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的概况以及观点。
       二、吐蕃与青藏高原各民族的关系
       自唐初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松赞干布及历代赞普采用征服与联姻的方式，迅速地向青藏高原的四方发展，先后兼并或统一了原来分布在这里的羊同、苏毗、多弥、白兰、党项、吐谷浑等族，与这些民族之间发生了密切的、双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
       在上述事件中，吐蕃灭吐谷浑、占领青海大部分地区，并在此与唐朝展开激烈的争夺，无疑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周伟洲、林冠群、陈楠等发表多篇文章，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其中，陈楠的《公元七世纪中后期唐、蕃对吐谷浑的争夺》一文指出：唐朝要稳定中西交通，保障西域、河陇地区的安全，遏制吐蕃的扩张政策，就必须保护吐谷浑这个藩属国的存在；而吐蕃如果控制了青海，就直接控制了丝绸之路南道，可以东进唐朝腹地，北控河西走廊，西取西域四镇。可以说，陈楠的这个观点切中了吐蕃灭吐谷浑的战略关键。而吴均、陈小平等，则对唐蕃反复争夺的青海大非川、石堡城的位置以及唐蕃古道的走向等进行了探讨。
       青海都兰吐蕃墓葬的发现与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的一个热点。许新国认为：青海都兰出土的金银器同中亚粟特人所使用的金属器纹样非常近似，总体风格一致；从年代上看，通过与中亚7世纪后半叶到8世纪前半叶的粟特器物相比较，都兰金银器与之大体相当；因此，可以将都兰出土的这类金银器归属于粟特系统，证明唐代吐蕃王室或贵族使用了大量的粟特系统的工艺品，尤其是粟特金银器，这就从实物的角度证明了唐代吐蕃与粟特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林梅村也对新发现的都兰吐蕃墓葬及其反映出来的吐蕃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进行了讨论。
       具体到吐蕃与吐谷浑的关系，周伟洲、杨铭、胡小鹏、邓文科、安应民、程起骏等撰文，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了吐谷浑的来源、称谓、分布及其与吐蕃的关系。其中，周伟州、杨铭《关于敦煌藏文写本“阿柴纪年”残卷的研究》一文，较全面地引用了汉、藏文相关资料，对“阿柴纪年”残卷涉及的公元706—715年之间的吐蕃与吐谷浑关系、没蕃后吐谷浑国的位置、吐谷浑王室的活动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吐蕃与羊同(象雄)的关系，才让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了《古老象雄文明》、《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等文章，考证了象雄的地理位置及其著名的象雄十八王国，阐释了作为古象雄穹部落后裔东迁的曲折历史和传说；他还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提出苯教起源地“沃摩隆仁”是藏族先民对中亚历史地理的整体记忆，是象雄中部的地理地貌和佛家西方极乐世界的启示相结合的产物，是古代中亚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在藏族苯教文化中的深层积淀。
       霍巍的《大唐天竺使出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巴桑旺堆的《宗嘎唐代汉文摩崖碑铭补考》、杨铭《羊同国地望辑考》等文章，引用新发现的碑铭材料，讨论了羊同的历史、地理位置以及与吐蕃的关系。其中，霍巍认为：新出土的《大唐天竺使出铭》有明确的发现地点吉隆，这无疑是提出了一个确定方位的坐标点，《使出铭》称王玄策使团是“届于小杨童(小羊同)之西”，也就意味着以吉隆为中心的宗喀—咀仓法位于小羊同之西；换言之，小杨童(小羊同)的大体位置应当是在吉隆以东，亦即西藏中部偏西的“gtsang”地方，约当今日喀则至江孜一带；而大羊同的位置在小羊同以北及以西。
       有关吐蕃与白兰关系的研究，自陈宗祥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试论格萨尔与不弄(白兰)部落的关系》一文以来，限于汉、藏文资料的缺乏，这方面问世的成果不多。周伟洲、黄颢、任新建等曾发表论著，讨论了白兰的来源、分布以及与吐蕃的关系。杨铭发表的《“弥不弄羌”考》一文，提出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vbrom khong一词，就是汉文“弥不弄羌”的对应词；其中，vbrom与“弥不弄”即“白兰”是一种稳定的对应关系，此说澄清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围绕“昨弥不弄羌”断句、“弥不弄羌”(即“白兰羌”)藏文对应词而产生的歧义。
       周伟洲发表的《多弥史钩沉》一文，可以说代表了有关研究的较新的成果。该文认为：多弥又称“难磨”，即藏文文献中所记之“南”(nam)国或南部族，源于汉代以来的西羌；南部族在古
       藏文文献中多与吐蕃原始六族中的“董”(sdong)族联系在一起，故多弥可还原为古藏文的sdong mi“董弥”，即董人之意，此名可能为他族对多弥的称呼。“南”(nam)为吐蕃人对其的称呼，吐蕃征服“南国”约在唐贞观六年至显庆元年(632—656)之间。唐安史之乱后，吐蕃曾征调南部族至西域一带防戍，故20世纪以来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中有“南茹”、“南茹巴”的记载；唐末至五代，汉、藏文书所记之“南山”、“南波”等，因其中杂有“南”部族而得名。
       关于吐蕃与苏毗的关系，杨正刚发表了系列文章：《苏毗大事记》、《苏毗初探》、《苏毗与吐蕃及其它邻近政权的关系》，其中对吐蕃与苏毗的关系着墨较多，他认为两族关系演变的结局是：到唐代末年，苏毗作为一个政权名，无论在西藏本部还是在川西北已不复存在，与青藏高原上其他被吐蕃收服的民族一样，苏毗成了吐蕃帝国的属民。但是，有关吐蕃征服的几曲流域的“森波杰”是否就是苏毗?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观点：杨正刚持肯定的态度，而巴桑旺堆、林冠群则认为两者根本就是地域不同、名称不同的被吐蕃征服的两个小邦。对此争论，笔者倾向于赞成后者的意见。此外，达热泽仁《苏毗社会状况述论》、周伟洲《苏毗与女国》等文章，也讨论了苏毗的历史及其与吐蕃的关系等问题。
       吐蕃与党项的关系，无疑也是相关研究中的重头戏。周伟洲、黄颢、张云、汤开建、李吉和等研究了汉、藏文文献有关党项和西夏的记载，以及在吐蕃扩张势态下党项人的内迁；张云、黄兆宏等探讨了吐蕃与党项的政治、文化、宗教关系。其中，张云的论著较有代表性，他指出：吐蕃与党项两族关系极为密切，从7世纪初吐蕃王朝建立不久两族的交往，到13世纪前期西夏亡国，时密时疏，未尝断绝，是研究中国民族发展史及唐宋中国历史不能忽视的重要课题；同时，吐蕃与党项都有一部分从青藏高原内徙甘、青、宁等地区，不仅影响到西南、西北其他各民族的分布与发展，而且影响到后来甘、青地区藏族的形成。
       青海地区藏族的形成与发展，也是吐蕃与青藏高原诸族关系史的重要内容之一。近30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发表或出版了不少专门探讨这一问题的论著，其中的一个共通的、重要的观点就是：青海藏族是在土著羌人的基础上，由吐蕃与部分党项、白兰、吐谷浑、咀末等长期杂居互处、相互融合而逐步形成的。
       三、吐蕃与新疆诸民族的关系
       公元7世纪中期，吐蕃的军事势力已经进入到西域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新疆以及中亚地区，与唐朝展开了长期的、激烈的拉锯战；之后吐蕃逐步占领南疆地区，到9世纪中期吐蕃王朝瓦解后退出，进出这里逾百年之久。
       吐蕃进出西域的两个重要据点都在南疆，一个是于阗，一个是鄯善。撰文研究唐代吐蕃与于阗的关系有：黄盛璋、殷晴、巴桑旺堆、杨铭、高永久、王国华、朗措等学者。其中，巴桑旺堆的文章首先较系统地向学术界披露了藏文文献中的于阗史料；而丹曲、朱悦梅于近期发表的《藏文文献中“李域”(li-yul，于阗)的不同称谓》一文，则全面检索了藏文文献中关于于阗的记载。后者指出：在古藏文文献中，于阗被称为“李域”(li yul)，且有li yul、klu yul、yul li等不同的写法，而历代藏族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又给“李域”以各种不同称谓：于阗(vu tan)、新疆(zhin cang)、泥婆罗(bal yul)、瓦洛(bal lho)、杂丹吉域(rtsa ldan gyi yul)、萨勒尼玛之域(sa las nu mavi yul)以及鲁域(klu yul)、域李(yul li)等，该文还分析了藏文文献关于于阗的各种写法及称谓出现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蕴。
       研究吐蕃进出及统治鄯善的专文不多，杨铭的《吐蕃统治鄯善的若干问题》、《吐蕃统治鄯善再探》等，可以说还只是初步的探索，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尤其是从吐蕃简牍及相关的藏、汉文献中进一步挖掘史料，以探寻相关的史实内涵及其成因。
       有关唐朝与吐蕃在西域的争夺的文章较多，这方面有郭峰、马国荣、杨建新、王小甫、吴玉贵等学者的论著；而杨铭、张云、霍巍等讨论了吐蕃与西域诸族的往来交通和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杨建新《唐代吐蕃在新疆地区的扩张》一文，考证了吐蕃如何通过征服吐谷浑而开始占据南疆的若羌、且末，辨析了从咸亨元年(670)到长寿元年(692)之间，唐朝四镇兴废与吐蕃进出西域的关系，厘清了史籍记载和前人研究中的一些失误。
       学者们还讨论了吐蕃在西域设置的相关职官与统治制度等，有关论著如：杨铭的《新刊西域古藏文写本所见的吐蕃官吏》、王欣的《吐蕃驿站制度在西域的实施》、张云的《新疆出土简牍所见吐蕃职官考略》等。其中，张云的文章认为：(1)吐蕃在西域的职官系统是与其本土的职官紧密相连的，从西域的吐蕃基层职官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吐蕃职官体系的内部组织结构；(2)吐蕃在占领西域后设置了一些新的机构如萨毗茹、军镇、通颊等，同时也增置了一些新的职官，如军镇长官、郎官、节儿等；(3)出现在西域的吐蕃职官，既有中央一级如大尚论、内大论等，又有地方一级如茹本或翼长、某地节儿等；既有军事的如大将军、大守备长等，民政的如内大论、悉编掣逋等，又有司法官、审判官等，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体系。
       吐蕃与突厥、回鹘的关系，也是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樊保良、薛宗正、陆庆夫、陆离、尹伟先等有不少文章专门探讨。其中，陆庆夫、陆离《论吐蕃制度与突厥的关系》一文提出：吐蕃建国后陆续制定的各项制度受到突厥制度的影响很大，吐蕃王朝设立的行政建制“茹”、职官“奎本”、“茹本”和“贡论”、“囊论”、“喻寒波”等，都是效法突厥而非仿照唐制；吐蕃实行兵民合一，以十进制编制军队，设千户、万户，制定严刑峻法，犯罪必施以重刑，对盗窃罪按盗窃之物的数倍乃至几十倍追征等，亦源自突厥。
       杨铭《吐蕃与突厥、回纥关系考述》一文，讨论了吐蕃与突厥、回鹘及其他民族的多方关系，指出：在吐蕃攻占河陇及西域的过程中，曾与活动于这一地区的突厥、回鹘等西北民族密切交往，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影响，吸取对方民族的文化精华，客观上有益于各民族的文化交融和中华文化的发展。杨富学《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吐蕃回鹘之文化关系》，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吐蕃与回鹘的文化关系，探讨了吐蕃与回鹘的两次大规模接触事件，敦煌古藏文写卷对吐蕃与回鹘文化关系的反映，译自古藏文的回鹘文佛经等。
       四、吐蕃与河西走廊各民族的关系
       吐蕃与河西走廊各民族的关系在“安史之乱”之后更加紧密，当时唐朝军队东调平叛，河陇空虚，吐蕃趁势占领原属唐朝管辖的河西地区，先后统治这里近百年，与生活在这里的汉族及其他各民族有着直接的交往和相互影响。
       吐蕃攻陷敦煌的时间是学者们探讨的焦点问题之一。史苇湘的《吐蕃王朝管辖沙州前后》一文，主张敦煌首次陷落于建中二年(781)；陈国灿的《唐朝吐蕃陷落沙州的时间问题》，对贞元二年说做了综述性的论证。马德赞成吴廷燮提出的大历十二年(777)说，安忠义提出贞元四年
       说；李永宁提出两次陷落说，即：敦煌首次陷蕃于建中二年，再次陷蕃于贞元四年。赵晓星近年综合前人的成果，对吐蕃占领初期的敦煌文献和传世典籍进行考证，认为：敦煌陷蕃在781年，“敦煌归化”在783年，“蕃和”可能在“丙寅年”即786年，玉关驿户起义在793年。
       刘进宝、杨作山、李宗俊等学者的文章，讨论了吐蕃进出河西走廊的交通、攻占河西走廊的进程与统治政策。其中，李宗俊讨论了吐蕃进出河西走廊的9条通道，如：大斗拔谷道、玉门军道、建康军道等。他认为这些道路自汉代以来就在通行并且十分发达，而吐蕃用之以进攻河西或北通突厥、回纥。杨作山依据汉、藏文文献及敦煌文书，就吐蕃统治河陇时期的民族政策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吐蕃向周边地区军事扩展的过程，也就是吐蕃部族向青藏高原以东地区迁徙及与西北诸族相互融合的过程，在吐蕃统治河陇地区的近百年间，吐蕃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在沿袭原有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加速了各民族相互融合的步伐。
       王尧、张云、邵文实、金滢坤等讨论了吐蕃统治河陇的职官设置。其中，王尧、张云等都曾撰文探讨“节儿”(tse rje)的称号和职权范围，认为“节儿”属一城一地的守官，职级大小当视具体条件而定。而笔者认为，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节儿”相当于吐蕃占领河陇后派驻的州一级官吏，相当于唐朝的州刺史。金滢坤的文章考证了吐蕃“瓜州节度使”，认为这是吐蕃占领瓜、沙地区后设置的一种吐蕃域外军政机构，隶属于吐蕃东道节度使，其辖区为瓜、沙二州；该职又是吐蕃统治敦煌的最高官员，把持着瓜、沙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大权，是吐蕃赞普在该地区的最高代言人。
       张广达、姜伯勤、谢重光、陆离等，探讨了吐蕃统治敦煌期间采取的包括建立部落组织在内的各项制度与管理措施。陆离的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敦煌汉、藏文书及传世文献对吐蕃统治敦煌基层兵制进行探讨，认为敦煌的阿骨萨部落由充当作战主力之“射手”(vphongs)和承担杂务并参与作战的“护持”(dgon)两部分组成，这一组合方式与西夏军制“抄”的情况完全相同，它们实际上都来源于吐蕃军队中的“桂”(rgod武士)、“庸”(g·yung仆役)制度。由此可见，蕃占时期敦煌基层军制对归义军军制及后世藏族兵制都有重要影响。
       周伟洲、荣新江、杨铭、郑炳林等研究了吐蕃统治下河西走廊分布的部落或民族，譬如：嗢末、通颊、粟特、南山等。其中，荣新江的《通颊考》利用汉、藏文献，对通颊(mthong khyab)一词的由来、通颊部落的组建与发展及其在归义军时期的活动作了考察，认为通颊是由多种民族身份的人混合组建而成的，其中包括氐、羌、汉、粟特等，吐蕃将这些被征服的民众编为部落，取名“通颊”，赋予其瞭望、守境的职能。郑炳林等的文章认为：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仍然居住着大量的粟特移民，他们散布于诸部落之中，从事着商业、手工业、农业和畜牧业经济，并在吐蕃瓜州节度使衙和敦煌地方政权中担任参军、都督、部落使等各级要职，与敦煌汉族大姓通婚，势力足以与索、张等大姓匹敌。
       关于吐蕃与西北民族交往与融合的历史影响，也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汤开建、马明达较早就提出了五代、宋初的河陇汉民族“吐蕃化”的命题，认为这是当时河西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之一。周伟洲认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的融合有三个趋势：汉化、吐蕃化、回鹘化，其中以汉化为主，吐蕃化、回鹘化也很突出。李智君则提出：吐蕃的进入使河陇语言地图发生了变化，曾经语言地图色调相对单一的河陇，由于大量的吐蕃移民生活在汉人社会之中而进入一个“蕃化”时期，即汉语有向吐蕃语言转化的趋向；而且不仅汉人如此，其他少数民族也不例外。看来除了已有的研究成果，综合考察河西走廊的民族“怎样吐蕃化”，仍是一个可继续深化的课题。
       五、概括与建议
       以上回顾表明，在对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的基础上，近30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从中还可以概括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学术界经过多年来的研究表明，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对吐蕃周边的民族多有记载，譬如：羊同为zhang zhung，苏毗为sum po，白兰为vbrom(弥不弄)，吐谷浑为va zha，突厥为dru gu，回鹘为hor，粟特为sog po，龙家为long dor。反映出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的交往程度十分密切，双方的交往给各自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其二，通过研究发现，吐蕃与西北民族的交往对吐蕃自身的发展及其后来藏族的形成所带来的影响，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单就吐蕃形成表现出来的族源多样性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吐蕃赞普的王妃或跻身于中央职官系统的成员，很多都出自被统一后融入吐蕃的西北少数民族，譬如：羊同的“没庐氏”(vbro)与“琼保氏”(khyung po)，苏毗的“末氏”(vbal)，多弥的“那囊氏”(sna nam)，白兰的“仲氏”(vbrom)。这些显赫的姓氏在唐代文献中出现时还偶尔冠有国名，譬如《新唐书·吐蕃传》说：“婢婢，姓没庐，名赞心牙，羊同国人，世为吐蕃贵相。”唐以后，上述姓氏则完全是以吐蕃人、进而以藏族人的身份出现了。
       第三，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的交往形式是多样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在于：吐蕃与西北各族在相互借鉴、吸取对方民族比较先进的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的同时，自然就为促进本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增添了新的元素。而这一历史进程又揭示出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那就是今天的藏族在其发展的初期——吐蕃时代，就已经将其演进的轨迹融入多源一体的中华民族之中来了。
       除上述取得的成果以外，笔者就今后研究有待深入的几个方面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应进一步加强对敦煌和新疆出土的藏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因为除王尧、陈践等翻译出版的一部分以外，敦煌和新疆出土的藏文文献还有数量很大的一部分尚在整理、出版过程中。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情况，上海古籍出版社正与西北民族大学等单位合作，计划将藏于法国、英国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全部编目、影印出版，目前已经出版《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影印版1—5卷。根据西北民族大学的计划，他们将在影印出版古藏文文献的同时，在拉鲁法文目录和王尧中文目录的基础上，重新对每一件文献进行考证，编写、出版新的目录，并且组织专家进行翻译。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单凭国内任何一家单位来独立完成都是不可能的，需要动员和组织全国的专家学者来共同进行。
       第二，提倡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有机结合。在做好汉、藏文献整理、翻译的基础上，要提倡在研究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时，全面搜集各方面资料，将敦煌汉、藏文文献以及汉、藏文史籍融会贯通，避免出现因遗漏某一方面的文献记载，而得出片面的观点或结论。同时，某些专题研究尚须继续深入进行，譬如说藏文文献对唐代西北民族的反映方面，目前尚有“嗢末”的藏文对音问题没有解决，而“南山”的藏文对音尚须做进一步论证。在进行专题考证的基础上，还应提倡综合研究或称宏观研究，以全面把握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的历史进程、历史影响与现实意义。
       第三，加强对有关吐蕃与西北民族的文化交流的研究。从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涉及政治、军事的较多，有关吐蕃与西北民族的文化交流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即使有这方面的论著，或只涉及吐蕃与某一民族，或吐蕃与西北民族的某一方面，综合研究双方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的比较少见。今后可以设计一些大课题来做，其中包括：吐蕃与西北各族的语言、文字交流，吐蕃与西北民族的艺术交流，吐蕃与西北民族的宗教交流，等等。
       [责任编辑　华祖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