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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学界在解释改土归流政策成因时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政治经济方面，对于明清两代何以有能力完成此项历代无法完成的任务的可能性问题所涉甚少。事实上，明清两代之所以能够完成此项任务，是与这一时期火器在军事领域中的应用分不开的。火器是明清时期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得以实现的重要技术保证。
       关键词：火器 改土归流 西南地区
       作者张文，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地址：重庆市，邮编400715。
       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由中原王朝通过设立土官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间接统治的政治方式。其上承秦汉的羁縻政策，历经唐宋的羁縻州制度，而起于元，盛于明，衰于清。对此，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并无异议。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明代既是土司制度的鼎盛期，也是土司制度衰落之始。从明初开始，明廷即在西南地区开始改土归流，明代中后期速度加快，至明末清初，西南地区临近内地的大土司“大体已去其半，州县以下土司亦改流不少”。清代前期，尤其是雍正朝，清廷在西南地区实施了大规模改土归流，成效显著，土司制度由此衰亡(当然，直到民国时期，仍有部分土司存在，但作为一项制度的主体，已在清前期衰亡)。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何以改土归流始于明而成于清，难道此二代远较历代为强?换言之，以汉唐之盛，何以不直接设流官统辖，而必以间接方式羁縻之?尤其是元，以其强悍的民族政策，也为何不设流官予以直接统辖，而必以土司制度行间接管理?
       何以会如此?比较容易想到的理由是这一地区独特的山地环境阻碍了历代中原王朝对该地区的直接控制能力。但是，何以这一问题到了明清两代却不成问题了?难道这一时期西南地区的自然环境有了本质改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关于这一问题，学界已有的研究主要是从政治经济方面进行解释的。例如：王锺翰先生任主编的《中国民族史》总结了两点背景：一是土司的存在已逐渐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障碍，二是经济基础的变化促使上层建筑随之引起变革。李世愉先生总结了四点背景：一是西南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二是土民与土司的矛盾日益激化，三是中央政权与土司的矛盾日趋尖锐，四是改土归流的呼声越来越高。方铁先生任主编的《西南通史》总结雍正时期实行改土归流的条件时提出了三点：一是清统治者具有较强的边疆内地一体化观念；二是经过元、明两代和清前期的经营，西南各省省界基本划定，使控制这些长期难以控制地区变为可能；三是雍正四年(1726)前后，完成了统治集团内部关系调整，于是将精力放到改土归流上。尤中先生也是从政治经济方面考虑改土归流历史背景的。此外，涉及这一问题的研究者众多，如陈一石、林建曾、林俊华、张祖诚、粟冠昌、王缨、关汉华、神户辉夫等诸先生，其研究思路大多也是集中在政治经济方面。
       综合看来，以往对改土归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此项政策的成因探索方面，在寻找成因的过程中，又大多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确，政治经济因素无疑是改土归流的主要动力，但是，这样的研究只是说明了明清两代具备了更为强烈的改土归流动机，也部分说明了改土归流的外部条件，但并未说明明清两代何以有能力完成这项改革，即未涉及改土归流的可能性问题。不过，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关于改土归流可能性的分析研究并不多见，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事情。笔者认为，明清两代之所以有能力完成改土归流，与此一时期火器在军事上的应用有密切关系。换言之，明清以前历代中原王朝的兵器主要以冷兵器为主，作战方式也以传统的步兵攻击战术为主，即便是偶能克敌，一旦大军撤离，少数民族旋即复叛，实难久安。迄至明清，火器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已逐渐普遍，尤其是明末清初，西方近代火器技术的传入，导致这一时期的军事科技有了质的飞跃，不但提升了明清军队的作战能力，亦大为提升了中原王朝对边地的直接控制能力。因此，改土归流始于明而成于清，殆非无因。
       自唐代发明火药以后，宋元时期开始制造火器并用于军事，至明代，火器技术取得长足进步，并大规模装备军队。明代前期火器主要有大类，一是手铳，一是火炮。手铳为单兵使用，用药线点火，发射金属弹丸。火炮构造与手铳类似，但形制及重量要大得多，必须固定在炮台或炮架上使用。这类火器尽管由于火药装填不便，并须临时置放药线，因此施射速度很慢，但在冷兵器时代，其战斗力仍是不可低估的。洪武以后，明代火器尽管仍有一些发展，但变化不大，直到明代中后期西方火绳枪与佛郎机炮传人中国，明代的火器制造才上了一个新台阶。火绳枪又称鸟铳，约在嘉靖年间传入中国。与传统的手铳相比，由于加装了准星、照门等瞄准装置，并使用预燃的火绳点火，提高了射击精度和射速。佛郎机炮也是在嘉靖年间传人中国的。与传统火炮相比，佛郎机炮安装了准星、照门等瞄准装置，并采用母铳衔扣子铳的构造，子铳事先装填弹药，轮番使用，大大提高了射击精度和射击速度。明代后期，一种比佛郎机更为先进的红夷炮引进中国，明代的火器制造再上台阶。万历年间，东北建州女真崛起，逐渐成为明廷的心腹大患。为此，明廷向澳门的葡萄牙人购买了多门西洋大炮，即所谓红夷炮。这种炮设计先进，结构合理，具有射程远、命中率高、威力大、安全可靠等优越性，因此很快成为明军倚恃的重器，在对后金(建州女真)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代前期火器主要是在继承明代后期火器基础上进行了一些仿制和创新，取得了一些进展。单兵枪方面，仍以鸟枪(即鸟铳)为主。发火方式除皇帝御用的燧发枪外，仍以火绳为主。比鸟枪先进一些的是奇枪。此枪采用子母炮的形式，免去从枪口装填弹药的麻烦，从而大大提高了射速。火炮方面，顺治年间主要以仿制红夷炮(因避嫌夷字，改称红衣炮)为主，创新较少。康熙年间，由于平定三藩之乱及随后收复台湾的需要，命南怀仁制造了一批适应山地作战的轻便火炮，对平乱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日后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战争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乾隆年间，为平定西南土司大小金川之乱，清廷特地制造了一些适宜山地作战的特殊火炮，包括九节十成炮和威远将军炮等。九节十成炮炮筒分为九节，每节之间用螺纹扣旋，载于四轮车上，行军时可拆卸分运，特别适宜山地作战，在平定大小金川之乱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威远将军炮是一种短管炮，采用双点火发射爆炸弹。发射时，炮手先点燃炮弹的火线，随后迅速点燃火门上的火线，将炮弹射至攻击目标后爆炸。由于使用曲射方法，此炮善于仰攻山寨、石碉等高处设施。乾隆四十年(1775)，清定西将军阿桂在平定大金川土司叛乱中，即多次使用威远炮以及与此类似的劈山炮、冲天炮等曲射炮轰击土司盘踞的山寨、石碉等，是清军取胜的重要武器。
       由于新式武器的应用，明清两代的军队编制和作战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革。
       根据军事史专家的研究，明代洪武年间，火器与冷兵器之比达到1:9，火铳已成为当时军队的基本装备。至永乐年间，随着三大营的创立，全国各地卫所驻军配备的火器比例也在增加，火器与冷兵器之比达到1:3的程度。在作战中，明军十分重视火器与传统冷兵器的结
       合运用，改变了传统的以步兵和骑兵为主的野战方式，并首创了在野战中火铳的轮替排射战术。永乐年间，明皇朱棣总结了火器兵与步骑兵协同作战的布阵原则，指出：“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战斗之际，首以铳摧其锋，继以骑冲其坚，敌不足畏也。”
       但是，由于制造费用昂贵，明军对火器的配备并非均等的，而是根据战略需要分配的，主要有两大系统装配了火器：一是戍守京城的三大营，即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二是用于国防军，如洪武年间，除各地卫所配备鸟铳和火炮外，在西南民族地区驻军也广泛配备此类火器。洪武二十年(1387)，命沐英加强云南守备，于金齿、楚雄、品甸及澜沧江中道等处增修城堡，“务要城高濠深，排栅粗大，每处火铳收拾一二千条或数千百条。云南有造火药处，星夜煎熬，以备守御”。
       清代最早装备火器的是汉军八旗，随后，满洲、蒙古八旗也逐渐装备火器。康熙二十二年(1683)，每营均设鸟枪营，专习火器。至康熙三十年，又从满洲、蒙古八旗中调集操持火器的士兵编成火器营，专习火器。营兵分为炮兵、鸟枪兵和养护兵三种，总员额近8000人。“由于火炮和鸟枪的普及使用，战斗的进程不再像冷兵器时代那样以疾风骤雨式的冲击完成全过程，而是由火战开始，由冲击结束。随着火器技术的进步，火战时间往往比冲击时间更长。由于火炮射程、命中率以及爆炸性炮弹等因素使火炮的战斗威力日益提高，而且火炮的点放操纵技术又较专门化，因此炮兵逐渐发展成独立的兵种，成为战争中的火力骨干，步骑兵必须在炮火的配合下进行战斗。”
       与明清军队装备逐渐火器化相比，同期西南少数民族则仍以冷兵器为主。常见的兵器包括梭镖、短刀、弩箭等。明人曾言：“南之蛮夷，其性剽悍狠怒，乐为盗贼，而势不能坚。惟用标枪、旁牌、飞刀、环刀、木弩以为兵器。”所不同的是，箭矢往往敷有毒药，增强了杀伤力。如广西力山瑶人“善以毒药傅弩矢，中者立毖”。“僮人，五岭以南皆有之……善为毒矢，射入、物中者，焦沸若灸，肌骨立尽”。这些冷兵器以短小轻便为主，目的在于适宜山地作战。换句话说，西南少数民族作战方式主要以山地游击战为主。其人“陟嵓穴，躐荆棘，捷如麋獐”。“急则隳突汉界，持短枪，控大弩、毒矢，攻剽墟落”。遇有官军搜捕，则“踉跄篁薄中，飘忽往来，不可踪迹”。组织形式往往也比较松散，“无行伍纪律，战则蹲身渐进，三四步乃挺标跃起，人挟三标，发其二必中二人，其一则以击刺，不发也。弩甚劲，矢有毒，饮血立死”。说到底，西南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够长期与中原王朝相周旋，最大的优势还在于险要的地形。洪武二十一年，云南曲靖府越州土知州阿资叛乱，“烧府治，大肆剽掠”。闻知明廷欲派兵进剿，乃扬言：“国家有万军之勇，而我地有万山之险!”基本上反映了西南少数民族恃险无惧的普遍心理。
       当然，在明军普遍使用火器并与西南各少数民族多有交战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有部分西南少数民族拥有了一定数量的火器。从现有记载看，明初麓川土官思伦发部曾一度拥有了一定数量的火器及其制造技术。洪武二十一年，麓川宣慰使思伦发率部30万叛乱，使用传统的作战方式，以象兵居前，步骑兵随后。为此，沐英将火铳、神机箭手排为三行，依次齐射，思部溃败。此后，思伦发归顺，而明廷也不再追究。后“有金齿戍卒逃入其境，能为火硫、火砲之具，伦发喜其技能，俾系金带，与僧位诸部长上”。因此，思部从此拥有了火器技术是可以肯定的。但从明代发生在西南地区的多次战争情况看，并未发现其他少数民族使用火器，可知火器技术仍不普及，西南各少数民族仍以传统的冷兵器为主。
       至清代，随着火器使用的逐渐普及，更多的西南少数民族也拥有了一定数量的火器。最典型的有古州苗人和大小金川土司。前者由于清初吴三桂败亡时，其部将马宝由楚窜滇，道经古州，被“诸苗遮获大孢、重甲、火药”。这批火器在此后与清军的作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者在乾隆年间与清军交战过程中大量使用了鸟枪和火炮，给清军造成重大伤亡。不过，除以上两例之外，其他西南各少数民族则少有火器，仍以传统的冷兵器为主。
       明代在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始于明初。洪武三年，改广西庆远南丹军民安抚司为庆远府，设流官统辖。此为明代在西南地区最早的改土归流。随后，明廷又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区实施了改土归流，但规模不大。至明中期，改土归流的范围扩大，一些大土司先后被革除，其地也被改为流官统辖。至明末，西南诸省中势力较大的土司均被铲除，只剩下一些中小土司。在这一过程中，土司不断使用武力对抗明廷，引发了多场战争。清人在总结这一问题时说：“明代播州、蔺州、水西、麓川皆勤大军数十万，殚天下力而后产平之。故云、贵、川、广恒视土司为治乱。”上述四次大的战争，都是在改土归流过程中发生的，其中尤以平播战争最为典型。在这次战争中，播军依靠险要地形顽强抵抗，但明军凭借火器上的优势最终取得了战争胜利。
       播州位于今贵州遵义境内，唐代贞观年间，山西杨氏由晋入播，世领其地，境内居民主要以苗族为主。明代洪武年间，设播州宣慰使，隶四川，仍以杨氏统辖。万历二十四年(1596)，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反，不久，攻陷綦江，“尽杀城中人，投尸蔽江，水为赤”。万历二十八年，明廷发兵20余万讨伐杨应龙，南路军攻克乌江，北路军攻克娄山关，会师于杨应龙老巢——海龙屯。海龙屯位于今贵州遵义境内的龙岩山(或作龙崖山)上，最高海拔1307米。要塞依山而建，地势险峻。前后有铁柱、水门等关拒敌，又有里中外三道城墙防御，易守难攻。明军到此，不禁感叹：“飞鸟腾猿，不能逾者。”此外，在海龙屯周围，还有望军、海云、青蛇等屯，养马、养鸡等城，相互为犄角之势，如果使用传统冷兵器，则几乎难以攻克这一山城防御体系。
       不过，播军尽管占有地利，但武器方面非常落后，并无火器。播州之战的明军总指挥李化龙曾明确说过：“播贼无火器，攻之须用火器。今该镇带来有硝磺、有火器，便是长技矣。”从李化龙的记载中看，明军在平播战争中使用的火器种类繁多，包括灭虏炮、佛郎机、鸟铳、铜发贡(或作燎)、百子铳、三眼铳、火箭、喷筒、火炼、火球、火砖、西瓜炮等，尤其是灭虏炮、佛郎机、铜发贡等，都属于比较先进的火器。此外，根据日本学者久芳崇《16世纪末日式铁炮向明朝的传播》一文的研究，明军曾在援助朝鲜抵抗丰臣秀吉的侵略战争中缴获过一批日本铁炮并俘虏了一批日本炮兵，也被投入到平播作战中。在李化龙所著《平播全书》中，确有关于“日本降夷”的记载，证明此说是可靠的。与此相比，播军则只有标枪、弩箭等冷兵器，守城武器也只有滚木、檑石等常规武器。播州之乱平定后，明军解送给朝廷的属于杨应龙本人的武器也不过是刀、剑、标枪、弓弩等冷兵器，而并无一件火器。虽然明军曾于交战过程中“夺获百子铳壹门”，但仅此一条记录，其他证据都证明播军并无火器，显系偶然从明军手中获得者。因此，明军在武器方面显然占据了绝对优势。
       平播战争是从万历二十八年春开始的，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明军借助火器方面的优势，连战连捷，并取得最终胜利。三月二十七日，明军攻崖门关，前有闵山屯，播军聚集把守，“标矢如
       雨”。明军“铳、炮大震，火器盈山”，播军抵挡不住，败退回关。二十九日，明军乘胜进抵崖门关，“铳、炮震天”，一举将其攻克。同日，攻娄山关，关上“矢石如雨，人莫敢近”。明军“用火炮、鸟铳一齐攻打”，“各贼抵敌不住”，明军一举夺取关隘。三十日，明军乘势攻打永安庄，杨应龙增派精锐老虎兵接战，明军“用铳、炮敌打，又乘胜追至石笋屯”，播军溃逃。
       四月十八日，明军连克龙爪屯、养马城、铁柱关三处，再攻保子、长坎、青蛇等屯。其中，“青蛇素称险屯，我兵相持半月，因见青蛇壹屯悬崖峭壁，险自天成，从前直上，险峻难登；从后向击，无路可达”。乃先攻保子、长坎等屯，“翦其羽翼”，然后夹攻青蛇，“后路兵到，放铳呐喊；前路官兵铳、炮齐发，各贼仓皇迎战，斩首数拾级，贼奔入屯”。明军再用铜发贡、百子铳、火箭、火砖、喷筒等火器一齐攻打，青蛇屯被明军攻克。
       五月，明军直逼海龙屯外。十日，“屯前攻毁铁铸、水门二关，屯后攻夺三连山”。二十五日，攻海龙屯前门，“用铳、炮冲打，攻破酋之铁柱、飞龙贰关”。
       六月五日，明军发动总攻。先以铳、炮齐打，攻克头道土城，再以“火砖、火箭、枪炮、鸟铳霹雳齐发”，攻克二道石城。“贼众披靡，势如土崩”，退回三道石城。嗣后，杨应龙组织了三次突围，都被明军“用佛郎机、百子铳、鸟铳等项直对城门齐打，贼伤退回”。杨应龙势穷力竭，自缢身亡，平播战争结束。
       此外，在其他小型零星战斗中，明军也倚仗火器优势往往得胜。如乾溪坪之战，明军“奋勇冲锋，兼用火器，贼败”。苦炼坪之战，明军用百子铳、铜发贡、鸟铳、喷筒、西瓜炮、火炼、火砖一齐攻打，“黑焰薰天，声震如雷，贼众大败”。朝凤山之战，“各兵踊跃，倍勇冲杀，炮手以灭虏大炮火器排列放打，战至未时，贼兵势靡败溃”。
       从整个战争过程看，明军之所以取得最终胜利，不能不说是火器优势起到决定性作用。战争结束后不久，播州被一分为二，北部设遵义府，南部设平越府，由流官管辖，播州土司制度被废止。
       除了平播战争之外，在明军与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中，火器应用也非常普遍，是明军取胜的重要法宝。如景泰年间，瑶人首领侯大狗率众万余反，“攻堕郡县”。成化元年(1465)，韩雍率军平叛，侯大狗遁入大藤峡。十二月，韩雍“麾死士以大斧刊木开道，两军齐登，发火箭焚其营栅，而都指挥夏正复自林峒来援，贼大惊溃，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余人，斩首三千二百余级”。嘉靖年间，都匀苗阿向斗杀土官，乃据凯口囤为乱。“囤围十余里，高四十丈，四壁斗绝，独一径尺许，曲折而登。上有天池，虽旱不竭。积粮可支五年”。明军自绝壁攀缘囤顶，举火发铳炮击之，敌惊溃。同在嘉靖年间，武定凤氏叛，明军分路进剿，“大军奋勇冲突虏营，矢锋如雨，炮声雷犯鍧，百里之内，草原为赤”。叛军败走山林。明军穷追不舍，“金炮掀天，旌旗蔽日，履险如夷，直趋姜堡”，大破叛军。
       清代大规模改土归流始于雍正年间。雍正四年，鄂尔泰上疏建议改流，称：“云南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先改土归流。”雍正采纳了鄂尔泰的建议，下决心在西南地区实施改土归流行动，令鄂尔泰主持大局。是年夏，鄂尔泰首先从川边诸土司开始，先革东川土司，随即进攻乌蒙、镇雄两土府。由于两土府“止有标弩，无大礮”，故清军凭借火器优势“连破关隘”，“两酋皆遁走四川”。雍正八年秋，乌蒙、镇雄复叛。哈元生以兵3000、土兵1000孤军深入，面对土司兵数万，连营10余里，哈元生先设伏兵于两翼，待其逼近，以大炮轰击，伏兵继出，遂战而胜之。“其治黔边诸夷也，首尾凡用兵五六载，终于古州，而始于广顺州之长寨”。其中，广顺州之役，苗人所用武器主要是传统的冷兵器，清军一次缴获对方“弓弩四千三百余，毒矢三万余，皮盔皮甲刀标各数百”，在武器上清军明显占优。清军遭遇抵抗最激烈的战役是在古州，原因是清初吴三桂败亡时，其部将马宝由楚窜滇，道经古州，被“诸苗遮获大孢、重甲、火药”。因此，获悉清军进逼，“遂群起抗命”。清军依靠火器众多、且攻其不备的战术，才获得胜利。雍正六年八月，进攻思陵州之八达寨，屯兵二三里外，“量大礮所能及，渐轰进倡”。“夷人”窘急，杀土目以献，然犹闭寨不出，尽为大炮所毁。雍正八年，复讨思明土府所属之邓横寨，三路进攻，一鼓而克。在清军的威慑下，“于是远近土目争缴军器二万余，巡边所至，迎扈千里，三省边防皆定”。与改土归流同时，对于西南少数民族起事，清军也倚仗火器优势予以镇压。如雍正六年，“镇沅夷民噪变，杀署府事威远同知刘洪度。总督鄂尔泰遣副将张应宗讨诛之”。“后有人言，威远黑倮，本系同谋为变。乃复遣总兵孙洪本往征之，威远人惧，匿菁中，洪本发炮火击，杀之毋虑数千人”。
       在鄂尔泰之后，西南民族地区仍有反复，但都被清军镇压下去。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一时期西南少数民族也陆续拥有了一些火器，给清军造成了一定压力，加大了战争难度。例如在清军与台拱九股苗的作战中双方都使用了火器，战争格外残酷，历时甚久。从雍正十年以后，台拱九股苗反复起事，清廷出动大军，并调集滇、湖、粤诸省军兵合围进剿，不能成功。为此，包括哈元生等多位高级将领被逮捕下狱。直到乾隆元年，在新任七省经略张广泗的指挥下，调集八路大军，才取得战事的初步胜利。此后，九股苗余部遁入牛皮大菁之中，清军采取旷日围困的方式，才获得最终胜利。此次战役之所以久拖不下，原因在于此地苗人也使用了火器。至战事结束，清军共缴获“铳、碱四万六千五百有奇”。不过，尽管苗人拥有一定数量的火器，但比起清军的火器仍然不占优势，质量上也不及清军的先进，实际操作方面无疑也是清军领先。根据时人方显的亲历记录，尽管苗人也使用了火器，但清军的火力更为强大。雍正十年，九股苗围攻清军大营，清军“把总苏凤林、外委把总张璧、王贵中碱死，苗斗益力。文英督兵苦战，枪、碱如数百万爆竹同时进裂，苗披靡”。显示了清军在火器上的优势。同时，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现实层面，也反应在心理层面。例如，雍正十年，九股苗再围清军大营，清军以营兵人少，“令每人燃香两枝，香灰厚分许即弹去其灰”，苗人远望如火绳枪之火绳，“疑畏不敢近”，情势顿时缓解。显示了清军火器优势对西南少数民族心理方面造成的震慑效应。
       乾隆年间改土归流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大小金川，两地均在四川西北部大渡河上游一带，大金川土司名莎罗奔，小金川土司名泽旺，居民主要是藏族和羌族，习惯居住在用石块砌成的碉楼中。
       乾隆十一年，大金川屡攻小金川及旁近土司，甚至与前来弹压的清军抗衡，清廷遂命张广泗进剿。由于地形险要及诸将失和等缘故，虽攻克一些碉卡，但进展不大。清廷认为统帅不力，先后处斩张广泗与赐死讷亲，以傅恒统领进剿大军，并增给火炮。乾隆十四年正月，傅恒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指出，此前的战事不力，主要在于对方尽据险地，清军“枪、炮惟及坚壁，于贼无伤。而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而贼实攻人。且于碉外开濠，兵不能越，而贼得伏其中，自下击上。又战碉锐利，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数日可成，随缺随
       补，顷刻立就。且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人起，主客劳佚，形式迥殊，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即臣所驻卡撒左右山顶即有三百余碉，计半月旬日得一碉，非数年不能尽。且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较唐人之攻石锋堡，尤为得不偿失”。为此，傅恒决定改变战术，放弃攻击碉卡而直捣大金川老巢。莎罗奔见势不妙，乞降，恰值清廷思和，遂接受大金川之降，战事于乾隆十四年结束。此次战争虽以清军胜利告终，但战事进展并不顺利，原因除对方坐拥地利优势外，清军所用武器不占优势是主要原因。因为大金川土司也拥有一定数量火器，如鸟铳、火炮等，清军所用火器与之类似，并无优势可言。尤其是此次大金川之战中清军所用火炮主要以平射为主，且仍以发射实心金属弹丸为主，因此仰攻高地实非所长。直到多年后征讨小金川之战中，清军更多地使用了仰射火炮，并大量使用爆炸弹，才在武器上重新占据优势。
       乾隆三十六年，小金川反。次年，清廷发兵征讨。由于汲取了上次征讨大金川不力的教训，清廷调火器营及专门训练的善于攀缘攻碉的健锐营从征，火炮也以适宜山地作战的九节十成炮和发射爆炸弹的善于仰攻的劈山炮等为主。清军初一交战，即遭对方劫营，形势危急。清军统帅阿桂闻变，命以大炮轰击“近寨诸番”，“一军屹然不动”。然后三路大军齐发，“遂尽复小金川地”。清廷闻报，即命大军乘胜进军大金川，以绝后患。而大金川自乾隆十二三年以来，“全力抗守，增垒设险”，防御能力又倍于前。
       三十八年六月，清军采取主力正面佯攻、奇兵间道攻击的方式攻克色溯寨，对方退守萨斯甲岭，“防守益严”。惟独最西高峰有两大碉“削绝壁立”，料清军必不能至，未甚防备。七月，清军多路并进，而使海兰察率600死士由绝壁攀缘而上，偷袭成功，其他各寨闻讯，军心动摇，一时俱破。清军一路乘胜追击，直捣对方老巢勒乌围，而受阻于庚额特山。此处碉卡林立，防守严密。清军“屡次用炮轰击贼碉，贼势甚属窘迫”。然后“潜至庚额特山脚，逼近碉卡。贼众知觉，放枪抵御。官兵抛掷火弹，枪、箭齐施”，“攻得大碉三座，卡子八座”，遂合围勒乌围。勒乌围官寨“碉坚墙厚，西临大河”，易守难攻。清军倚仗火器优势，“四面　轰，官寨破之”，莎罗奔等人逃往噶尔崖。清军紧随而来，先攻外围西里，遭到对方顽强抵抗，“木城石碉中枪、炮如万雨雹”，清军“掷火弹入木城”，“木城顷刻尽”。十二月，清军三路大军会于噶尔崖，将莎罗奔等团团围住。从次年正月开始，清军“用大炮昼夜环击”，炮弹威力巨大，“穿碉墙数重，殪贼无算”。对方力不能支，遂降，大金川平。
       四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是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的，其中火器的应用尤为关键，是改土归流得以实现的技术保证。从明清两代改土归流的具体进程来看，也印证了这一看法。明代初年，明军对麓川的初次征讨即使用了火器，但这时的火器技术并不成熟，装备军队的比例也不高，主要仍以传统的冷兵器为主，虽可战胜对方，但并不能完全控制局面，因此才有此后的二征、三征麓川之役。至明代中后期，火器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引进西方的佛郎机、铜发贡、火绳枪等先进火器之后，明军的战斗力显著增强，军队装备的火器比例也大大提高，因此，在平播战争中，尽管对方凭借险要地形顽强抵抗，但明军凭借火器上的巨大优势取得了完胜。清代的火器较之明代又有一定进步，红衣炮威力更为巨大，并成立了专门的火器营，火器在军队中的装备比例更高，战斗力更强。因此，当雍正年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在西南地区展开以后，引发了土司及部分少数民族的武力抗拒，而清军则凭借火器上的优势将其逐一平定。乾隆年间，随着火器应用的逐渐普及，火器在西南少数民族中也得到一定传播，一些土司也相继拥有了一定数量的火器，给清军带来了不小压力，因此才有耗费无数方艰难取胜的大小金川之役。好在这时的土司制度已经衰微，战争也不再是主要问题了。
       反观明清以前历代中原王朝在西南地区的战争，由于军事技术并不占绝对优势，传统的冷兵器及步骑作战方式在遇到善于山地作战的西南少数民族时，往往陷入对方的山地游击战的困扰之中，劳师疲众，徒劳无功。即如西汉时人所总结的西南夷的特点：“远臧温暑毒草之地，虽有孙、吴将，贲、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没，知勇亡所施。”即便有时凭借兵力优势及高超的军事谋略而取胜，但总不能持久，西南少数民族“急则来归，缓则叛去”，令其莫可奈何。即如元人所总结的：“(对西南夷)无经久之策以控驭之，狌鼯之性便于跳梁，或以雠隙相寻，或以饥馑所避，长啸而起，出则冲突州县，入则负固山林，致烦兴师讨捕。”而这一历史传统得以根本改变，实得益于中原王朝在军事技术领域中的实质进步，即火器在军事领域中的大规模应用。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西南地区内地化的历史进程是与中原王朝军事技术的进步同步的，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主要得益于火器在军事领域中的大规模应用，火器是完成改土归流的重要技术保证。
       以上就火器在明清时期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中的现实作用问题进行了探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火器应用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军事技术的事情，它对交战双方心理方面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例如，上文曾谈到清军在与九股苗的作战中以燃香代替火绳枪从而吓退苗人的事例，即显示了火器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心理威慑作用。另一方面，火器应用也给明清军队提供了重要的心理依托。前此，笔者曾撰文论述过历史时期西南地区的瘴气问题。指出，历代中原王朝对于西南地区的瘴气普遍心存畏惧，瘴气成为阻止中原军队深入西南的重要心理障碍。然而，迄至明清，中原军队大量深入西南腹地，对瘴气的畏惧似乎减轻不少。何以会如此?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明清时期众多中原移民纷纷进入这一地区，大量的地理体验改变了人们对瘴气的看法。清人曾说：“滇南瘴形，说之者千汇万状，不能悉记。诸生辈之远来者，皆生瘴乡，文彩风流，惠中秀外，问其地方之所以为瘴者，亦从不见之。因思暑热之地，饮食过伤，或贪凉卧，辄发疟，失治即死。内地皆然，不独边荒，边荒遂以为瘴耳。大金江有瘴母，出则为祸，边远又有蚂蝗瘴、螃蟹瘴之名，名数甚多，不独如范《志》青草、黄梅、新禾、黄茅之四名也。乡居寒疾，五日不汗即死，岂独岭海之外能死人?故知瘴之不足恐，以坚南游者之心志，俾共尽力于所事，庶造地方之福矣。”另一方面，明清时期火器的大量应用无疑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按中国传统文化对瘴气的理解，认为此物属阴，而火器属阳，以火器对瘴气，则正合阳盛阴伏之理。正如魏源在总结雍正年间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完成原因时指出的：“世或以鄂尔泰督云贵时屡奏庆云为疑。臣源日：汉元狩中，初开焚道，彩云见南中，遣使迹之，云南以此得名。又滇黔交界某渡盛瘴，乾隆中，福康安统兵演炮而过，至今瘴减大半。自有天地以来，即有西南夷，曷尝有四面云集之王师?曷尝有万雷轰烈之炮火?阳被阴伏，则为瘴疠。阴随阳解，则山泽之气不得不上升，升则不得不为缦空五色之祥云。其占日：圈圈升云，半有半无，万物昭稣。臣谨以《鸿范》五行对。彼鄂尔泰者，不陈明其所以然，而徒予世人以少见多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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