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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具体考察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藏军实行近代化改革的社会背景和主要内容，认为达赖喇嘛对藏军的改革，是在内外部的压力下被迫进行的，虽然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统治，但客观上它加快了西藏由封建农奴制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是西藏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起点或标志，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十三世达赖喇嘛 藏军 改革
       作者秦永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中国社会自晚清以降，军事近代化与近代社会转型如影随形。同祖国内地一样，处在我国西南边疆的西藏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尽管它起步较慢，道路亦不尽相同。继清末张荫棠、联豫主持实施的西藏新政之后，从1913年开始，西藏政教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也在内外各种压力之下实行“新政”，对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诸方面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快了西藏由封建农奴制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其中，重新组编、扩充和改良藏军，是达赖喇嘛新政最核心的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十三世达赖对藏军的近代化改革是西藏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起点或标志。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关注不够，所述均过于简略，对它的研究尚欠深人，亦未见有专文发表，无疑这是藏族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耙梳相关史料，就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藏军的近代化改革做一个初步的探讨，以期对西藏近现代史以及藏军史的研究有所裨益。限于篇幅，本文论述的内容仅限于十三世达赖改革藏军的社会背景及主要措施。不妥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一、十三世达赖喇嘛改革藏军的社会背景
       十三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土登嘉措(1876－1933)是西藏近代政治舞台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亲政之时，正值清代末叶，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之下岌岌可危，朝不保夕，无暇顾及西藏，故对西藏的管理渐趋削弱。另一方面，西藏处于英、俄、日等国的威胁和利诱之中，他们均对西藏虎视眈眈乃至武装入侵，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清政府却对外敌的侵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以后，受到广大群众反帝爱国激情的感染，力主坚持抗击英人侵藏和反对清政府的投降政策，他严厉惩处了与英国人有联系的西藏官吏甚至活佛，并采取果断措施，整顿吏治，清除异己势力，迅速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教大权。从此，达赖喇嘛“威服全藏，莫敢有违”。自此，西藏近代史上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便正式拉开了序幕。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清朝在西藏的统治势力被驱除。1912年底，十三世达赖喇嘛结束了在印度的流亡生活返回西藏，受到广大僧俗民众的隆重欢迎。1913年藏历1月8日，达赖喇嘛发布了《关于西藏全体僧俗民众今后取舍条例》(即《水牛年文告》)，标志着十三世达赖喇嘛正式开始推行其“新政”。达赖喇嘛的新政措施涉及到西藏的政治、宗教、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其中在军事方面用力最多，“御侮强兵”成为达赖喇嘛推行新政的核心和主要目标。十三世达赖作为西藏地区的政教领袖，他摈弃佛教徒重佛轻武的传统，采取改编、扩充藏军，购买武器，兴办军工厂等一系列强兵措施，这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政治背景，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前后两次长达八年的流亡生活使达赖喇嘛觉醒，成为他实行以扩军强兵为核心的“新政”的直接原因。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的失败和他与清朝驻藏官吏的矛盾，使十三世达赖喇嘛两次出走。第一次是1904年7月，英军侵入西藏直逼拉萨，为避免英军欺凌，达赖喇嘛在临英军进入拉萨前，率部分亲信逃亡蒙古库伦，以期得到沙俄的援助和支持。但沙俄当时因日俄战争中遭到失败，自顾不暇，达赖的希望落空，只得回到祖国内地，在青海、山西和北京等地滞留。经过5年多的流亡生活后，于1909年12月21日返回阔别已久的拉萨。两月后，以钟颖为统领的二千川军到达拉萨，与正在参加拉萨传招法会的僧众发生摩擦，造成僧众死伤，达赖喇嘛感到局势严峻，遂于次年2月12日夜率少数随从离开拉萨南逃英属印度，去寻求以往的敌人——英国人——的保护。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以后，清朝对西藏的统治宣告终结，达赖喇嘛遂于1912年12月返回拉萨，此即达赖喇嘛的第二次逃亡。作为西藏地方政教领袖的达赖喇嘛两度逃亡，虽然未免奔波、凄苦，却也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流亡期间，他开阔了眼界，目睹了比西藏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制度、军事装备及科学文化，同时也接触了清末的革新派思想和其他各种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思潮。尤其在印度逃亡期间，达赖喇嘛有意识地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认真考察了英印政府的社会制度和管理模式，并热切地关注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动向，还与英印政府的部分官员建立了密切而又良好的私人关系。西藏和外部世界现实的强烈反差，使他认识到西藏之封闭与落后，深切意识到西藏要发展，就必须对西藏现行的政教、军事制度进行改革。原英印政府驻哲孟雄(今锡金)行政长官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亦云：……在印度流亡的3年中，十三世达赖喇嘛开阔了视野，孕育出了对西藏政教事务的新构想。”
       第二，两次反侵略斗争的失败经历，成为达赖喇嘛实行军事改革的直接动因。自19世纪末叶以来，长期与世隔绝的西藏成为英、俄等帝国主义窥伺的对象。1888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时，达赖喇嘛还是一个少年，当各路藏军从拉萨开赴前线时，他给士兵们一～摸顶赐福，祈祷胜利。然而，由于清廷奉行可耻的妥协政策，加之临时征调的藏军缺乏训练，武器装备落后，纪律松弛，战斗能力低下，他们信奉的神灵、护身符等在英军的先进武器下也显得无济于事，藏军的这次抗英斗争以失败告终。1903—1904年，英国悍然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亲政，在清廷的妥协退让政策下，英国侵略者长驱直人，占领了圣城拉萨，达赖喇嘛本人被迫逃亡内地。英国人以极少数的兵力两次大败藏军，这不能不使达赖喇嘛受到震动，他切实感受到西藏军事的落后以及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和军事科学的必要性，认识到要改变这种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只有实行兴军强兵的军事改革。
       第三，张荫棠、联豫的“西藏新政”给达赖喇嘛以较大影响。清末，清廷为了挽救边疆危机，开始积极整顿西藏事务，以图自救。1906年4月，清廷派张荫棠以副都统身份，进藏“查办藏事”。张荫棠抵藏后，以巩固清朝中央对西藏的主权为出发点，向清政府提出了全面整顿西藏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治藏刍议十九条”和“西藏地方善后问题二十四款”，即所谓“新政”。1907年，张荫棠调离西藏，驻藏大臣联豫接替他“查办藏事”。联豫不仅沿袭了张荫棠的治藏措施，而且还有新的举措，尤其重视练兵，认为整顿藏事“练兵尤为急务”，睢有现行练兵，以树声威，而资震慑。1908年5月，他还在拉萨设立了一所武备速成学堂，调汉属达木三
       十九族20人、藏民10人一起学习军事，一年毕业，并创设巡警总局。1910年初川军人藏后，与原练新军合营，并将之驻防于前后藏重地等等。张、联的西藏新政虽然因清廷的灭亡而夭折，而且不少新政措施脱离了西藏的社会特点，带有较为浓厚的满、汉大民族主义色彩，但这次新政对西藏的传统势力和传统观念是一次严重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西藏农奴制的传统根基，同时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新政奠定了社会基础。张荫棠“采用西法，改用洋操，则庶敌人不敢觊觎侵侮”等思想都给达赖喇嘛以较大的震动，使他意识到西藏必须适应世界形势进行改革，尤其是加强军事力量，抵御外国入侵，以便更好地维护其封建农奴制统治。
       第四，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控制力的减弱，给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新政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清朝的驻藏大臣系统也随之瓦解，驻藏清军(主要是川军)相继发生内讧和哗变，分成不同派别，各行其是，并发展到抢劫拉萨官署、寺庙、商店，扰害地方，与藏人结冤。不期而至的辛亥革命使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峰回路转，随即从印度起程返藏，同时领导藏人对驻藏清军进行反抗和驱逐。最后川军首领钟颖方面因粮食、弹药不足，又无法得到其他驻军的援助，遂被藏军围困，最后被迫缴械，由噶厦政府发放路费，经由印度返回内地，清朝在藏的统治势力宣告结束，西藏地方的社会秩序趋于安定。1913年初，达赖喇嘛抵达拉萨，又重新全面掌握了西藏的军、政、教最高领导权，进而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其政教合一制统治的新政措施。此后，新立的民国政府为了加强对西藏的管理，改善汉藏关系，做了种种努力，但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挑拨离间，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政治关系始终未能恢复到从前的密切状态，直至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藏，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若即若离，处于一种相对松弛的时期，其中在1913年至1919年的这一段时间内双方联系几乎处于中断状态。正如吴忠信所云：“自达赖之由印返藏也，几与中土隔绝，重用亲英分子擦绒掌理军政大权，造成亲英派，与英沆瀣一气，联合谋我。”而这一时期正是十三世达赖实施其新政的最重要、最关键的时期。达赖喇嘛也认为：“西藏之所以得救，应当归功于中国革命的爆发，而不应当归于别的原因。”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控制力的减弱，客观上给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军事改革等一系列新政措施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
       二、达赖喇嘛改革藏军的主要措施
       藏军即清代及近现代历史上西藏地方的武装力量，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藏军建立后，在清代的一百余年间，作为清政府驻藏绿营兵的辅助部队，在抵御外寇，协助清廷平息内乱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尤其在1887—1888年和1903—1904年的两次抗英战争中，藏军与来犯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的英雄气概和高度的爱国热忱，已经作为中国各族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一部分而载入了光辉史册。
       然而，清王朝崩溃以后，1913年初，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返回拉萨，遂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支持下，重新组编、扩充藏军，采取了一系列扩军强兵的改革措施，从此，无论是藏军的规模、历史作用还是性质均发生了根本性的演变。达赖喇嘛对藏军的近代化改革活动，从1913年初开始，一直持续到他于1933年圆寂，其中从1913至1924年的10余年是其改革活动最主要的一个阶段。达赖喇嘛对藏军的革新措施，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藏军司令部，扩充兵额
       1914年，西姆拉会议结束不久，十三世达赖喇嘛设立马基康(dmag—spyt—khang)，即藏军总司令部，此为藏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总揽全藏军务。下设扎康(军械局)、颇康(供给局)、洛局康(训练局)等职能机构，分别掌管藏军的武器装备、后勤供给及军事训练等事务，但出兵作战等重大事务须呈报噶厦政府、达赖喇嘛批准。马基康的“马基”即总司令常设僧、俗职各1人，均由达赖喇嘛任命，一般以三品扎萨充任。达赖喇嘛任命擦绒·达桑占堆为总司令，赤门·罗布旺杰为副总司令。④马基下辖诸代本(相当于团)，代本下辖2个如本(相当于营)、4个甲本(相当于连)、20个定本(相当于排)、50个居本(相当于班)。一个代本的正常兵额是500人，但因其所担负的任务，其中三个代本各辖兵1000名，最多达到1500人。1000人以上的代本一般要设2个代本。1个如本辖250人，甲本下辖125人，定本辖25人，居本辖10人。代本由噶厦提名、达赖喇嘛批准；如本则由马基提名，噶厦任免；如本以下则由马基康直接任免。如本以上军官，须从贵族中选任，平民为军官者不得超过如本。这种编组军队方法，形成了上下层次分明、统属有序的比较完整的军事领导体系，便于集中管理和统一指挥。
       扩充兵额是达赖喇嘛整顿藏军的重要内容之一。1913年之前，藏军只有3000人左右，其中多数是应服兵役的土地所有人为自己雇佣的替身，不少还是老弱病残者，军事力量相当有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十三世达赖与其顾问强巴丹达、擦绒·达桑占堆经周密考虑后决定，在原有藏军数量上按前藏地方每2岗①土地、后藏地方每4岗土地各出兵一人的方式扩编1000名，②并计划建立30个代本兵力的新式藏军，分别以藏文30个字母为顺序排列军队番号。此间最先改编成立的常规部队为如下六个代本：(1)噶(kha)当团：此系达赖喇嘛的警卫部队，常驻拉萨罗布林卡。兵源来自前、后藏地区，各占一半。该团常设兵额1000人。(2)卡(ka)当团：该团驻防拉萨北郊的扎什城，兵源主要来自前藏，常设兵额1000人。(3)喀(ga)当团：驻防日喀则，士兵来自当地，兵额1000人。(4)阿(nga)当团：驻江孜，兵源来自江孜。(5)贾(ca)当团：驻定日，兵源来自定日及尼泊尔附近。(6)恰(cha)当团：驻防拉萨近郊，是在第司桑杰嘉措时期创建的森巴近卫军的基础上改编，兵源主要来自噶厦政府的支差户。
       自西姆拉会议以后，英国人便大力协助西藏扩军。据当时正在拉萨留学的日本人青木文教记载，1916年前后，藏军已达6500名，加上僧兵，合计约有1万人，情况危急时可以动员到2万名。1919年11月，英国政府授命驻锡金行政长官查尔斯·贝尔进入拉萨，贝尔利用自己与达赖喇嘛的特殊关系，以抵御中国人的“入侵”为由，极力利诱达赖喇嘛将藏军由原来的7000人左右，增加到15，000名。达赖喇嘛在交“民众大会”(亦称“春都会议”)讨论后，决定“每年招募五百到一千人人伍，不让喇嘛去当兵”，“寺庙和贵族的庄园都应纳税，以为士兵们提供费用”。@此后又陆续扩编，征召“八冈四顿兵“2300名，分别编为第七、八、九、十代本。其中第七、八、九团的士兵从前藏征召，第十团从后藏征召。
       (二)聘请外国教官，派遣留学生，仿效洋法练兵
       辛亥革命之前，藏军的训练方法与清军雷同，军事教官多系清军军官，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都按川军绿林营的操典进行训练。1913年以后，随着新的藏军体制的确立，训练方法也随
       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即藏军的训练方法由“汉式”训练逐渐地变为英式训练。达赖喇嘛及噶厦政府起初为了考察不同国家训练方法的效果，分别聘请了英、俄、日三国的军事教官各按本国的操典分别训练藏军的一个军营，以判定优劣，再选出一种操典统一训练藏军。聘请的日本教官是退役军人矢岛保治郎，给他如本即营长的军衔，负责训练藏军中的精锐部队——达赖喇嘛警卫营，⑥同时聘请毕业于俄罗斯军校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丹巴坚赞，担任藏军一个军营的俄式教官，还建立了英式训练的军营，原有的军营仍按汉式军制操练。然而，英国政府不愿看到他国在西藏扩大影响，反对西藏采用除英国以外的国家训练藏军。由于来自英国的压力，加之当时西藏已倾向英国，因此达赖喇嘛最终确定采用英式操练方法。对此，当时正在拉萨的日本人多田等观说：“日本教官矢岛保治郎的军营成绩最为优秀，他得到了达赖喇嘛的信赖，决定采用他训练的军队作为近卫营。但是，大概考虑到英国的影响，决定由受过英式训练的少壮士官训练西藏新军。”英人查尔斯·贝尔则云：“一俄国布里亚特人与一日本人尝以其方法训练藏兵。西藏政府聘之，正在英国政府态度纵不恶劣亦属可疑之时。今日友谊恢复，彼等乃停止俄人日人之训练而采用英人方法于其军队全体。”这也折射出列强在西藏影响的变化。
       1919年，应达赖喇嘛的请求，英国人在江孜成立了军官训练学校，教官由驻江孜商务委员会公署的英籍军官担任。该校是藏军中下级军官的培训基地，藏军各部队的甲本、定本等轮流到这里受训，然后返回自己的部队训练士兵。每次50名，为期半年左右，“藏人来此训练，一直到1924年，中间很少间断”。在这里受训的军官都要剪短发，改穿英式军装，并且完全按照英军操典进行训练，操练口令也完全是英语，奏英国国歌，几乎与英领下殖民地的军队相侔。
       为了更好地掌握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达赖喇嘛还派遣藏族青年到英国、印度等地留学。1914年，达赖喇嘛令噶厦政府孜本龙夏带队，选派四名贵族子弟仁岗、门冲、吉卜、岗卡到英国留学，其中最年长的岗卡专门学习军事，“历受军事训练，在约克邑第十联队中(10thYorkshire)服务十月，在武力赤(Wooiwich)之炮队中服务九月。于此期间，彼始悟战时能行严格军事训练。……岗卡首归西藏，在拉萨以现代方法助练新兵。”1915年12月，达赖派桑班丹曲旺、定恰·多吉坚赞、索南旺杰等贵族子弟和一些士兵前往印度去受训，学习火炮和机枪的使用方法及拆、装等技能；次年又派索南贡觉等一批青年赴印度学习军事；1923年，达赖又派姜乐建公赴锡金，考察印度军事制度与现代武器的使用方法等，⑤这些措施对提高军队素质作用甚大。
       (三)购买新式武器，设立军工厂
       旧式藏军的武器装备相当落后，时人云：“番人兵具仍用刀、矛、弓箭、排铳、藤牌、木牌等古代旧物，不知采用新式利器。”达赖喇嘛深知不断提高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条件，因此，他对用现代武器装备新式藏军非常重视，西藏地方政府获得现代武器装备的最主要手段靠购买，英国成为西藏的最大的武器供应者。英国的西藏事务官员贝尔曾说：“1913年以来，吾等鼓励藏人信赖吾等。1914年签约时，英政府许以外交援助，并许以在相当范围内接济军火。因此，吾等时时许其在印度购买军火。”1914年8月，应噶厦政府的请求，英印政府“馈赠”给西藏5000支新式来福枪和50万发子弹；1915年，藏军司令擦绒噶伦请求贝尔提供火炮和机枪，并要求派3名教练或4名机械师来西藏教授制造弹药，同年英印政府又提供给西藏20万发子弹，西藏自印购特母式枪2万支。1918年上半年，英国政府为了鼓励和支持藏军进一步向东扩张，又赠送子弹50万发。1921年10月，在贝尔的斡旋下，英印政府答应在以后的7年中，向西藏政府出售10门山炮和足量的炮弹、20挺机关枪、1万支李一恩费尔德式步枪及200万发子弹。1933年，西藏由印度购进步枪5000余支，存于布达拉宫，以备遭遇不测时武装拉萨三大寺僧人。另外，西藏地方政府通过民间渠道所购得的军火，仍然从印度境内不断秘密运进西藏，配发到藏军士兵手中。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的次年(1934)，据中央政府致祭专使黄慕松调查，当时藏军所拥有的武器，总计大炮19门、机关枪4架、步枪2万余支，②这些武器的来源除从英、俄等国购人的外，还有一部分是川军从西藏败退时缴纳之枪弹。从此，热兵器开始替代冷兵器，逐渐成为藏军武器装备的一部分，从而推动了西藏近代军事的发展与进步。
       达赖喇嘛知道完全采用外国武器，难免受制于人，因此决心自造枪炮武器，遂重开拉萨北郊的扎什军械厂，由藏军总司令擦绒·达桑占堆具体负责。1913年9月，达赖喇嘛召见克什米尔技师额斯乌拉，任以列参巴(1as—tshan—pa)之职，令其在拉萨北郊扎什塘建造一座机器工厂，专门制造枪支弹药。但由于技术落后、原料缺乏等原因，制造出来的枪弹品质拙劣，而且数量有限，遂将此厂改为造币厂和印刷厂，印制西藏地方政府的纸币、铜币、银币和邮票等，武器弹药主要从英印政府购买。1931年，西藏地方政府又开办了扎什军械厂，达赖喇嘛任命其亲信土登贡培为厂长。该厂吸收了原来制造厂、造币厂的技术人员，并从社会上征召了不少技艺精湛的匠人，仿效英国武器，制造步枪、刺刀、子弹等，同时还印制货币。虽然因西藏的近代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科学技术相当落后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达赖喇嘛开设的兵工厂，不仅规模小，而且大多数机器设备以及技术专家来自英印政府，无法独立自主地生产，产品质次价高，很难满足藏军的需要，但是十三世达赖从战略角度考虑军事工业的思想，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
       (四)调整薪饷，筹设军饷局
       军队薪饷是稳定军心的重要保障。清代，藏军的薪饷一直按照1792年藏军初建时的规定发放。民国初年，达赖喇嘛扩编藏军时，对藏军官兵薪饷作了较大调整，规定马基年俸为银3000两，代本1800两，如本以下按月发饷银、实物。当时以4两5钱银、3克囝青稞、3斤酥油、1斤食盐和1合碱作为一份薪饷，如本每人发5份，加本3份，定本2份，士兵1份。至达赖喇嘛圆寂时，藏军官兵的薪饷又发生了变化。实行薪饷制，不但有利于固结军心，使官兵安心服役，而且还能相应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有利于破除重文轻武的陈旧观念。
       扩军练兵、购买新式武器需要庞大的军费支持，这彻底改变了辛亥革命之前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开支在宗教方面的原有格局，使得其支出急剧膨胀，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1914年开始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向牧区征收盐税、羊毛税、皮革税，向农区征收茶税。1920年达赖喇嘛创设一个新机构“财源调查办事处”，由精于理财的孜本龙夏负责，该机构很快实行了一套有效的财政改革措施，极大地增加了西藏政府的财政收入。1921年，成立军饷局，专门为军队筹备经费。当年7月，达赖下令新增藏军的薪饷由策墨林庄园、丹杰林拉章庄园支付。为了扩大税源，十三世达赖喇嘛要求后藏的扎什伦布寺承
       担整个藏军四分之一的费用，九世班禅大师因不堪来自达赖的这种经济及政治压力，于1923年12月被迫逃往内地，开始了长达15年的流亡生涯。
       由上可见，从1913年起，十三世达赖喇嘛采取了一系列扩军强兵措施。但是，扩军增税等革新措施威胁到了传统的寺院集团的利益，因此很早就引起了他们的反对，同时也使接受了较多现代新思想的藏军青年军官集团与寺院集团为首的保守势力的矛盾日益尖锐。僧人们认为“扩充军队恰如往他们世袭的权威心脏捅刀子，并且会使寺院制度运转的财源枯竭”，他们把擦绒的建议看成“是使西藏政教分离的一种手段，是企图传播外来的(异教徒)思想观念尤其是英国观念。”③尤其是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来自僧侣集团和保守势力的阻力越来越大，使达赖喇嘛对藏军的改革进程渐趋缓慢。另一方面，新兴的军人集团，为了争取和享有在西藏的政教事务中更大的发言权，已经对达赖喇嘛的世袭权威构成了威胁，1924年甚至发生了青年军官集团预谋逼宫的未遂政变事件。达赖喇嘛凭其政治家的敏感，在感觉到来自少壮派军人集团对他地位的威胁后，断然采取了削弱藏军的措施，1925年4月罢免了擦绒的藏军总司令一职，不久又被免去噶伦之职，其他参与者也都受到了降职处分，使新兴的军人集团受到沉重打击。随后，藏军官兵的训练活动基本停止，武器弹药被封存，达赖喇嘛雄心勃勃的扩编藏军计划大大缓和下来，直到他圆寂，基本上没有新的措施出台，从此，藏军势力迅速衰落。尽管达赖的宠臣龙夏、土登贡培等人曾做了重振藏军的种种努力，却也在守旧势力的强力压制下惨遭厄运，无力挽回颓局。
       三、结语
       综上所述，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藏军的近代化改革给我们留下了以下一些历史启示：
       第一，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军事改革所遵循的是“师夷长技”的基本思路，以引进、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作为基本目标，通过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方面加强了藏军的正规化建设，使藏军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使西藏历史上出现了一支比其前辈远为优越、前所未有的近代化军队。达赖喇嘛试图通过建立这样一支军队，更好地防范和抵御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进一步巩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统治。因此，达赖的军事改革不可能触动西藏的封建农奴制，这也决定了他的军事改革主要限于器物层面上，而军事制度、作战理论和军事文化等层面涉及不多，军队实现近代化的程度不高，使得藏军直至20世纪中叶，也仍是一支相当落后的军事力量。
       第二，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藏军的改革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其改革及组建的新式藏军，带有鲜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烙印，具有浓郁的由英帝国主义帮助组建的半殖民地武装力量的色彩。英印军队几乎控制和垄断了藏军的军事教育，武器装备、训练方法等无不仿照英国，甚至采用英国歌曲作为藏军军乐。英帝国主义通过帮助西藏训练藏军，提供武器，虽然加快了藏军的近代化进程，但这也带来了相当严重的问题，即加深了藏军对英印政府的依赖，他们处处仰西方列强鼻息而缺乏自主性，从而使英帝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西藏军队，这无疑进一步强化了西藏的半殖民地地位。
       第三，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西藏，社会政治制度落后，经济基础脆弱，生产力水平低下，缺乏国防工业体系，加之宗教观念在西藏根深蒂固，因此，西藏社会从传统向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具有抗拒变迁的巨大的惰性。这从一个方面决定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先天不足的藏军进行近代化改革的前景及西藏向近代社会转型的特殊困难。达赖喇嘛曾试图仿照英国的军事组织结构、训练方式、军事技术、学堂教育、营制饷章、武器装备等要求，强化西藏的军事力量，但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他既不能为军队提供足够的军用物资、武器装备，又无法支付充足的军费开支，因此对藏军的近代化改革步履维艰，进程缓慢，最终在西藏寺院集团和贵族守旧势力的阻挠和打击下归于失败。
       第四，新式军事教育对转变军人的思想观念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军事近代化本质是一场政治经历，有助于军人形成近代化的世界观”，新的知识体系使藏军军官产生了对西藏现代化的极大渴望，并促使他们用全新视角探询西藏落后的深层原因。达赖喇嘛未曾想到，凭借一支由西式武器和现代思想装备起来的新式军队去维持落后腐朽的封建农奴制统治，这存在极大的风险。新式藏军的建立不仅没有给他带来“磐石之安”，苦心孤诣培养的新式藏军差一点成为其政教合一制统治的掘墓人。正如塞缪尔·P·亨廷顿所言：“在君主集权官僚体制中，军队是最现代和最具有内聚力的典型，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去加强军队，到头来往往变成这支军队的牺牲品。”
       第五，经过十三世达赖喇嘛组编、改良的藏军，其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演变，即由以前清政府驻藏绿营兵的辅助部队，蜕变成为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上层及英国殖民军化的一支武装力量。在整个民国时期，这支武装力量长期驻扎在东部藏区一带，并在英帝国主义唆使下一度向东扩张，成为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抗衡和制造分裂的工具，起了消极作用。
       第六，尽管达赖喇嘛建立新式藏军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和抵御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巩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统治，但它在客观上对促进西藏向近代社会转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达赖通过军事改革，在培养、造就了一支近代化军队的同时，也带来了西藏税赋制度的改革，近代实业的发展，以及先进现代通讯设施等的引进。尤为重要的是，接受了西式军事训练的部分藏军官兵得以接触现代文明的某些因素，对他们的传统观念造成了冲击，一些人开始反思西藏的现实及未来命运，甚至在个别藏人中出现了革命化倾向。这犹如一缕春风，吹进了这片雪域大地，使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西藏透出几丝近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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