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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对自身及他人的历史记忆，总是随着时代变迁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变，而处在不断被重塑的过程里，关于过去的真确状况，或者如修昔底德所说，“过去真正发生过的事”，也就一层叠一层地被包裹在当时乃至后来人所加于它的种种陈述、“证词”、追忆或者再阐释之中。在评论19世纪20年代的古史讨论时，胡适曾经用“剥皮主义”四个字来概括顾颉刚对“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所进行的解构工作。他强调说，欲知上古真相，必得“剥古史的皮”。这就“比如剥笋，剥进去方才有笋吃”。虽然他也提到，应当留意去“研究那一层一层的皮是怎样堆砌起来的”；惟其主旨，终究还是为着褪去外面的笋壳，好吃到包在那里面的笋尖。
       当代学术已相当深入地揭示出人的主观意识在“构建”其外在社会环境过程中的重大能动作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对记忆本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考察和研究。如果遵循此一研究取向，那么“剥进去”已不再是为的“有笋吃”，而恰是想要解读在那一层层的笋壳中蕴含着的历史信息。“记得的过去”总好像是记忆主体在追寻其当下定位时加诸自身的一条历史注脚。因此，研究历史记忆的侧重点，与其说是要凭藉记忆式的叙事去逼近“真实的过去”，不如说更应当关注如下问题，即记忆主体在经历一系列不同历史语境的过程中，究竟是如何、并且为何会对自己应该记住什么和忘记什么做出不断变化着的特定选择的？
       发表在本专栏中的三篇文章，分别考察了以祖先传说或历史书写作为形式的有关高车、悦般、拓跋鲜卑、黠戛斯、卫拉特蒙古等部、族的集体记忆。并非偶然的是，对这些历史记忆的研究无不表明，在事关过去的想像中，往往埋设着足够预示出后来状况的某些关键线索。胡鸿的论文一改历来从“狼生”传说去解析高车起源故事的视角，指出这个故事的本意是要将高车部的母系血统与匈奴挂起钩来。可见匈奴帝国对蒙古草原的长时期政治支配，在被统治部落的自我身份认同中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记。学者们一般都同意，所谓高车或铁勒，大体是指的同一个游牧人群体。不过有关高车的汉文记载所反映的，应当是该人群在更早一些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状况。高车部的上述起源传说是否仍在后来的铁勒部众里传承，或者说，汉文史料将铁勒、突厥、回鹘也称为匈奴“苗裔”或“别种”，此类看法是否确然得悉于游牧诸部的自我指属？对此似乎还有必要做更进一步的追问。
       温海清的文章聚焦于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即被迫投降后又把匈奴公主纳为妻室的李陵，在长城南北都曾是一种表征了游牧人群与农耕人群之间身份混同的文化符号。它与我们熟悉的“须知李陵生，何若张巡死”一类语辞里的李陵形象颇不相同。就今日所知而言，这个符号最早现身于以鲜卑拓跋部为李陵后人的传说之中。从北魏统治者对“言其是陵后者”采取“辄见杀”的严厉态度来看，这个说法很可能起源于华北的汉族民众对于“他者”的想象，而后又辗转流传到南朝，并被载录在史书里。通过由李陵表征出来的特定意涵，当日汉人企图用一种混合血统论的根源化解释，去追述拓跋统治集团为什么会具有以胡—汉双元性为特征的文化性格。不过，看来北魏朝廷的禁断措置，并没有能完全遏制追祖李陵的言说在华北渐见流传；它甚至还进一步扩散到稍后的草原地区。因此，黑发黑瞳的黠戛斯人才会以李陵胄裔的假托来阐释自己的历史根源性。另一方面，黠戛斯人的这种祖先传说，未必就能证明以下的命题，即草原社会对于匈奴帝国的历史记忆一直持续不断地被传递到突厥人的时代。相比较而言，它更像是一种间接地源自华北汉人社会的观念。
       自从学术界最初通过帕拉斯和贝尔格曼的著作间接了解到托忒文献有关卫拉特蒙古史的记载，到现在已有一百数十年之久。尽管如此，卫拉特人自己留下来的这批珍贵史料，似乎至今还没有在相关的研究中获得足够充分的利用。M·乌兰的论文着重介绍了其中较少为人所知的几种佚名作者的著作。它们都写成于准噶尔汗国被清廷摧毁后不久。这一重大事件，导致了卫拉特人在政治认同和族群认同两方面的深刻变迁。他们从此成为清代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他们也从构成“四十万蒙古—四万卫拉特”这样一个人们共同体的一分子，转变为整个蒙古人的一部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命运差异所催发出来的巨大精神张力，如何反映在卫拉特人本身对于过去的叙事之中？本文力求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
       这三篇文章都出于年轻作者，多少表达出民族史研究领域对历史记忆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虽然它们在技术上可能都还存在些许的不成熟，却也足以给我们带来不少新鲜的启示。
       （作者姚大力，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地址：上海市，邮编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