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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八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那些天，在电视荧屏不止一次听到作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雄壮激昂的旋律，又一次心潮汹涌，热血沸腾，眼前仿佛过电影似的闪过一幕幕往事。回想起第一次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竟然已是七十年前的事了。
       七十年前的一九三六年，我在杭州师范附属小学读五年级，因为是师范附小，所以老师大都是杭师的毕业生，有时还有还没有毕业的师范生来实习，我们的音乐老师裘喜红老师(她的姓少见，名字很美，所以至今一直记住)教过我们唱纪念孙中山的《总理纪念歌》、唱《苏武牧羊》和别的爱国歌曲。有一段时期她不在，由师范学校的一位实习的男老师来代课，这位老师姓什么已经忘了，只记得他戴一副黑边眼镜，比较严肃，不像裘老师那样活泼爱笑，他教的第一首歌便是《义勇军进行曲》。
       这首歌那时候别说唱，我们听都没有听说过。杭州距离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并不远，现在特快火车或者走高速公路，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但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却还比较闭塞。《义勇军进行曲》本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在上海已经风行一时，男女青年都爱唱，成为有名的救亡歌曲，但那部电影在杭州好像还没有放映，我们的音乐老师不知从哪儿学到的，就在我们学校传播了。
       他把歌词的意义详细讲解了一遍，用悲愤的口气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之后，还不死心，还想侵占我们全中国，现在他们的魔爪已经伸到华北了，我们的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总是退让，还不让爱国同胞抗日，所以，我们现在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了，再不起来反抗，就要成为亡国奴了。我们静静地听着，大家心里都感到很难受，好像东三省和华北离开我们杭州很近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就要来了，谁也不想当亡国奴。老师说完这一番话，就一边踩风琴，一边自己先唱一遍。然后，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唱。老师先讲的那段话，已经使我们心里很激动了，他一教，大家就跟着唱起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全班三十几个人，一齐涨红了脸，直着嗓子一句一句大声唱，唱了一遍又一遍。“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句最难唱，唱到这儿，总是不齐，有快有慢，为了这一句，老师耐心地一遍一遍教，一边弹琴一边说“再来!再来!……这次齐了一点了，再来一遍!”还有就是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有的人总是多唱一两个“前进”才完。
       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可能别的班的老师和同学也不会唱，我们班一唱，他们也慢慢学会了，校园里就常常听到这首歌的声音。教语文(那时叫国文)的程维藩老师，就给我们讲东北义勇军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故事，让我们在山明水秀的西子湖边，想象着抗日健儿在冰天雪地忍饥受寒，奋勇杀敌的英雄事迹；他又讲守卫长城的二十九路军用大刀同敌人英勇拼搏，日本鬼子一见亮晃晃的大刀就心惊肉跳抱头鼠窜，讲到这里，我们都开心得齐声哈哈大笑。
       学校离西湖边很近，校门对面就是“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闻莺”，那里沿湖边有大片草地。每星期有两天下午“课外活动”，老师总是带我们去那里，虽是“十景”之一，但那时比较冷清，游人多数只在湖中船上远远眺望一下成荫的柳树，很少登岸游览。我们去进行“课外活动”时，几乎就成了我们小学生的世界。有一次，老师没有去，让我们自己排队去活动，只叮嘱不要活动得太迟，按时结束回家。我们到了那里，由童子军中队长让全班按小队排好，在湖边的草地上列队来回游行，一边游行，一边唱歌，先唱老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畅，齐欢畅!”唱了两遍，大家都说没有劲，不唱了，换一个歌，就唱起《义勇军进行曲》。中队长领头大声唱一句：“起来!……”全体立刻接下去：“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越唱越有劲，越唱越响亮。唱完一遍又唱一遍，唱完一遍再唱一遍，也不知道唱了多少遍。附近湖里游船上的人都朝我们这边张望，有的船还划到岸边来，不明白平时静悄悄的“柳浪闻莺”今天忽然发生了什么事。
       “孤岛”毕业歌
       感谢常州市第二中学曹永忠老师寄来一份学生名册，引起我的思绪蓦然飞到六十五年前的上海“孤岛”。
       这份省立无锡师范、私立常州中学(即常州市第二中学前身)初中三年级的名册，一共六十九名学生，就是一九四○年即民国二十九年六月毕业班。我的名字田复春列在第二十六。学校原来分别在常州和无锡，抗日战争爆发，锦绣江南大片国土沦于日寇铁蹄践踏之下，两校教师到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里联合继续办学，学生一大半是来自常州、无锡、江阴一带子弟。老师和学生都准备将来还要回故乡的，所以名册中分别列有“永久通信处”和“临时通信处”两项，“永久通信处”写的几乎全是无锡北门外某某弄、常州城内某某街或是江阴某某桥之类。我的“永久通信处”就是以前在杭州的住处藩署前嘉禾里十二号，入学填表时，可能也有目前只是暂时避难来上海以后还要回杭州的心情，而事实上从离开后就再没有回去过，算什么“永久呢”?
       我的老家原是苏北淮安，不是常州无锡一带人，受上海亲友谈起上海有许多“私营学店”的影响，总想找个公立学校继续求学，正好看到省立无锡师范初中部和常州中学联合招生的广告，就去报名。从一九三八年秋天到一九四０年夏天，插班读了两年初中。那两年，正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烽火遍地燃烧的年代，“孤岛”这个“国中之国”的特殊地区内，爱国进步力量利用英美法三国尚未向日本宣战的局势，还有相当大的活动天地。比如挂上“英商”、“美商”招牌的报纸，尽管受到租界当局为避免刺激日军而施行严密管制，不准出现明显的抗日言论，但是聪明的编辑记者总能利用文网的空隙，透露出真实的消息，将“敌军”改为“日军”，“我军”改为“华军”，照样大量刊登战场消息和长篇通讯，抗日的气氛很浓烈。爱国的、进步的文学、戏剧、音乐，更是大量地发表、出版、演出、传播，也一样地在海内外产生很大影响，在“孤岛”上更拥有大量的读者和观众，尤其是青少年。
       我们的老师大都来自常州无锡，都有切身的国破家亡之痛，我现在还清楚记得陈枚丞老师教李煜词“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教顾贞观词“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时，从眼镜片后透出来的泪光；也清楚记得朱兆新老师教文天祥《正气歌》“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时那肃穆凝重的神色。受这种教诲的熏陶，我们如同蜜蜂一样吸吮着点点滴滴的宝贵营养。当然，十里洋场中灯红酒绿，学校斜对面就有一家舞厅，中学生耳濡目染，不免也会被搅得心神不定，但多数同学都有一颗
       爱国心，一腔报国志。课堂上，要求老师讲时事，讲战局；课余时间，都爱高谈阔论，说起台儿庄大捷，新四军挺进江南，就眉飞色舞，说到长沙大火，广州撤退，就义愤填膺。多数同学都是职员家庭，富裕的并不多，去二三轮电影院看看过时影片就很高兴了，最多的文娱活动就是在课余时间唱歌。在“孤岛”、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这类歌是不准唱的，我们最常唱的是《松花江上》、《毕业歌》和《满江红》，最爱唱的就是《毕业歌》，只要级长汪承祖起个头：“同学们，大家起来”，全班立即响应：“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顿时形成大合唱，个个涨红了脸，热血沸腾：“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那激昂慷慨的劲头，似乎马上就要走出校门，奔赴战场，也不管窗子外边就是马路，说不定还有租界巡捕房的暗探在巡逻。
       到了我们初中毕业的一九四○年春天，发生一件大事：声讨和反对卖国贼汪精卫汉奸政权登台的示威活动，后来就称为“反汪运动”。从前年下半年起，爱国报纸就不断揭露原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卫公然破坏抗战的谬论。到这年年初，这个大汉奸在日本侵略者指使下纠集一帮民族败类，到上海偷偷摸摸地拼凑班底，准备三月底去南京粉墨登场。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领导的学生救亡协会(“学协”)发动大中学生罢课示威，声讨汪逆卖国求荣。学校当局和老师采取默许的态度，因为老师们都怀有国仇家恨，心思同学生是一样的。我们的校舍原是借静安寺路斜桥弄(今南京西路吴江路)弄堂房屋，没有操场和礼堂，无法开大会，反汪活动只得分散进行。高年级的“学协”小组分配给我们班的任务，就是写标语、贴标语。头一天下午，大家先凑钱去买一批红绿纸，裁成长纸条，找来笔砚，在教室里分头写起来，从下课以后一直忙到很晚才回家，标语上大都写“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平而后能和!”“打倒卖国贼!”(租界当局不允许公开出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字样)。署名一律为“初中二九级”，意思是初中部民国二九年毕业班，用现在词汇就是初中四０届。我和不少同学平时很少练字，歪歪扭扭的毛笔字写在标语上非常难看，根本拿不出手。幸亏同班的黄锡畴写得一手好字，标语大都由他一人包了。这位同学平时不声不响，不像我们那样喜欢哗里哗啦，到紧要关头却显出真本事，如果没有他，我们班写标语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第二天早晨，到学校集中以后，便分头卷起标语，提着浆糊桶上街。先在学校门口斜桥弄和附近的静安寺路、王家沙一带的商店门口、电线杆上张贴，然后又贴在过往的电车公共汽车上。站在马路当中拦住一辆辆小轿车，在车屁股上刷上一张。司机一见我们迎上来，点点头立即煞车；有的车主人虽然不高兴，也不敢发作，只能冷冷地瞪我们一眼，他明白只要表露一点不满，立刻就会遭来一句“汉奸”的责骂。我们早就听说附近私立上海中学校长陈某已经“落水”附逆当了伪政权的什么“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消息，就成群结队赶去成都路支援“私上中”同学的“反汪”活动。到了那里，操场上已是人山人海，正在举行声讨大会。我们挤不进去，又听不清楚，只好在附近马路上将带去的标语传单一齐贴完撒完，仿佛向日本侵略者和它卵翼下的傀儡政权射出一批复仇子弹。沿着静安寺路走回学校时，大家都很兴奋，三五成群地在人行道上高声谈笑，真正感到为伟大的抗日战争尽了一分微力，成为祖国大地上熊熊燃烧的抗日怒火中一个小小的火花。
       从青海路口走进斜桥弄，车辆行人少了，比较安静些，大家就放开歌喉唱起来。先还是唱《松花江上》，唱到“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觉得太伤感了，没有劲，就说还是唱《毕业歌》!没有人领唱，没有人指挥，大家一起开口：“同学们，大家起来……”一边走，一边唱，顾不上满脸通红，浑身冒汗，仿佛正走向战火纷飞的战场。“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唱了一遍又一遍，一直唱到学校门口。
       从那一天起，我们这群少年人都似乎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起来。对我来说，这也是头一遭参加有组织的抗日爱国活动。
       “反汪”运动过后不久，就到了毕业前夕。经过一场共同战斗，同学问友谊更深一层，都有点儿依依不舍，互相留言，送照片，写住址，作为纪念。有的同学说毕业后可能到大后方去上高中，更觉得从此万里关山，连天烽火，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重见，季钟铭先生以物理教师的口吻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了这样几句：“中华民族已经不是一盘散沙，而是水门汀了，尽管现在有几个小甲虫钻进去，一旦硬化，那便是它们的坟墓了。”这几句含意深长的话，一直记到现在。
       我仔细看常州寄来的那份同学名册，从前边的杜永乐、孙希琰、包明仪、谈咏夏等十几位女同学到最后几位比我们大几岁的许生金、黄金春、陈福樵、陈登善，一个一个地回。忆他们和她们的面容，大部分都还想得起，几位当时的要好同窗李延宁、张明德、周自求、石霭春、崔学明、沈允笃、须寿南、傅贤云、周龙官等几位，更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可惜除了十年前猝逝的李延宁和现在还在无锡还有往来的张明德，其他诸位都已几十年不通音讯。名册上其余六十多位同学更是离校后就再没有联系，此刻，我真想念他们，算起来都是八十上下的人了，不知他们如今身在何处，还能记得上海吴江路上的母校，还能记得六十五年前的“毕业歌”吗?
       2005年8月
       ［责任编辑　李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