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蒙古土默特地区的美岱召泰和门石刻文字，涉及当时蒙古人的政治观念、数位著名人物，以及明蒙关系等重要问题，但对其文字的释读和理解长期以来均有分歧。本文依据更为充分的史料和更广阔的视角，对“元后”、“敕封”、“大成台吉”、“五兰妣吉”、“大明金国”等词语和人物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旨在使这份弥足珍贵的石刻文字在明代蒙古史研究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明代 美岱召 石刻文字
作者薄音湖，内蒙古大学历史系教授。地址：呼和浩特市，邮编010021。
一
在内蒙古土默特右旗境内有一座被称作美岱召的明代建筑，最初是由著名的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Altan qaγan，1508-1582）于1577年至1580年修建的，名叫福化城。关于俺答汗修建美岱召（福化城）的考证，参见拙文：《呼和浩特（归化）建城年代重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1588年西藏黄教领袖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错在蒙古圆寂，俺答汗之孙云丹嘉错成为四世达赖喇嘛。1602年云丹嘉错赴藏，这时蒙古人“以蒙古地方竟无继续达赖喇嘛掌教坐床之喇嘛”，希望另有一位高僧长居蒙古，于是四世达赖派遣十二岁的根敦巴勒藏札木苏实哩巴达喇嘛来到土默特，坐于三世达赖先前曾坐过的法床之上，被称作“大慈迈达哩胡土克图”（Yeke asaraγˇci mayidari qutuγtu）。参见沈曾植、张尔田：《蒙古源流笺证》卷8，中华书局1962年版；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第375-378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606年，俺答汗之孙大成矮吉（Dayiˇcing eˇｊei）的妻子托克对玛齐克布延图达赖哈屯（Toγtai maˇciγ buyan-tu dalai qatun）“用各色宝石造成弥勒佛像，恳请开光，（迈达哩）喇嘛乃持诵秘密坛城，散花之际，天降花雨……”。沈曾植、张尔田：《蒙古源流笺证》卷8。人们普遍认为，这位哈屯是在福化城塑造弥勒佛像的，而为佛像开光的喇嘛迈达哩之名亦意为弥勒佛，所以福化城从此以美岱召（迈达哩召的异译）一名流传至今。
1606年不只塑造了弥勒佛像，而且还修建了一座城门——泰和门，这就是今天仍然可以看到的泰和门及其石刻。石刻原镶嵌在城门上方，现存土默特右旗美岱召文物保管所，上刻有113个汉字：
元后敕封顺义王俺答呵嫡孙钦升龙虎将军天成台吉
妻七庆大义好五兰妣吉誓愿虔诚敬赖三宝选择吉地
宝丰山起盖灵觉寺泰和门不满一月工城圆备神力助
佑非人所为也
皇图巩固 帝道咸宁 万民乐业 四海澄清
大明金国丙午年戊戌月己巳日庚午时建
木作温伸 石匠郭江
据此可知，美岱召的汉语名称是灵觉寺。由于石刻文字有些漫漶不清，所以对其中一些字的认读历来颇不一致。例如“天成台吉”的“天”字，有人以当时只有大成台吉而无天成台吉，便认为“大”字上面的一横是石头的裂缝；有人将“三宝”读作“五宝”；有人将“神力助佑”的“佑”字看作“造”字。有鉴于此，王德恭先生对石刻文字进行了实物调查，证明“天”、“三”、“佑”等字是正确的原字。参见王德恭：《美岱召泰和门石刻题记证误》，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土默特史料》第十四集，1984年。
这份弥足珍贵的文字涉及当时蒙古人的政治观念、数位著名的蒙古人物，也涉及明蒙关系这个重要问题，几十年来有不少文章对此进行了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重要的文章有：［比］田清波：《额尔德尼-因·托卜赤——蒙古编年史·导论》，哈佛燕京学社，1956年，汉译文载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十三辑，1964年；荣祥：《呼和浩特市沿革纪要》（油印本），1957年；［美］亨利·塞瑞斯（Henry Serruys）：《绥远麦达召喇嘛庙1606年汉文铭刻考释》，《美国亚洲协会杂志》第78卷第2期，1958年，汉译文载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编：《文物考古参考资料》第四期，1983年；李逸友：《土默川上第一座明代城寺——美岱召》，包头市地方史志编修办公室、包头市档案馆编：《包头史料荟要》第一辑，1980年；于永发：《美岱召别议》，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土默特史料》第十六集，1985年；乔吉：《内蒙古寺庙》中“美岱召”一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但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触及，也有不少问题尚未取得一致意见，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下面笔者就相关问题再做研究。
二
对石刻文字的理解有歧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大家一直认为它自始就是汉字题记。最近乔吉先生推测汉字题记是由不高明的译师从蒙古文译成汉文的。参见乔吉：《内蒙古寺庙》，第85页。这个推测很有见地，因为不少问题按此思路可以得到更好的说明。
乔吉先生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天成台吉”就是“大成台吉”，理由是，蒙古文中t、d的形式完全一样，而daii（大）很容易误读作tain（天）。二是“大义好”是蒙古文tayiqu的硬译，实际源于汉语“太后”，因译者不知而译成不伦不类的词语。
下面我们对石刻文字中的重要部分做进一步研究。
1．“元后敕封顺义王俺答呵”，应理解为“元朝之后，（由明朝皇帝）敕封的顺义王俺答汗”。
首先讨论“元后”二字。既称“元后”，而不称“元朝之时”，显然表示当时的蒙古人认为元朝已经灭亡。1368年元朝末代皇帝、元世祖忽必烈的后裔妥欢帖睦尔从大都退回草原，朱明王朝建立，但妥欢帖睦尔仍旧保持着元至正年号，1370年（至正三十年）死后庙号惠宗（明谥顺帝）。随后其子爱猷识里达腊即位，年号宣光，1378年死后庙号昭宗。此后爱猷识里达腊之子脱古思帖木儿即位，年号天元，1388年死，但无庙号。脱古思帖木儿之后的数代蒙古大汗均出自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的后人。阿里不哥当年就反对忽必烈采用汉法治理国家，与之争位失败，所以脱古思帖木儿死后阿里不哥后人不再按照汉地习惯给脱古思帖木儿上庙号，也不再使用元朝国号，只称大蒙古国，势所必然。《明史·鞑靼传》载：“而敌自脱古思帖木儿后……不复知帝号……称可汗，去国号。”为此，史学界一般采用《
高丽史》的记载，把1368年至1388年的蒙古政权称作“北元”，它虽然是元朝的继续，但所辖土地只限于北方而已。而1388年之后的蒙古政权，或以蒙古的自称作“大蒙古国”，或取时间概念比较清楚的“明代蒙古”一词为宜。
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1368年元惠宗退回北方草原至1634年蒙古末代林丹汗去世的蒙古政权，都应称作北元，因为1453年蒙古也先太师夺取汗位后，就自称“大元田盛（天圣）大可汗”，并建年号添元（天元）；1488年蒙古巴图蒙克达延汗在写给明朝的信中，也自称为“大元大可汗”，他的汗号达延（dayan，意为普、全、一切）即“大元”之意。关于达延即“大元”的讨论，参见乌兰：《Dayan与大元——关于达延汗的汗号》，《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但是，这种情况在长达二百多年的明代蒙古中，只是短暂的特例，在游牧状态下的蒙古政权，更多的是放弃了或者虽然保留但却改变了从中原汉地学来的东西。也先的大元可汗称号不过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为；关于也先称大元汗的政治目的分析，参见蔡美彪：《明代蒙古与大元国号》，《南开学报》1992年第2期。达延汗的汗号本意为“大元”，却演变成了“普、全、一切”。所以，用“北元”来概称1368年至1634年的蒙古是不恰当的，还是仍然称作“明代蒙古”为宜。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拙文：《北元与明代蒙古》，《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上述讨论中，都没有注意和利用美岱召泰和门石刻文字。显而易见，既然石刻文字中的“元后”二字表示蒙古人认为元朝已经灭亡，它就再次为“北元”的短暂和“明代蒙古”一词的适宜性提供了新的佐证。
其次讨论“敕封顺义王俺答呵”。俺答呵是俺答汗的异译，他的顺义王之号是在1571年明与蒙古实现和议之后由明朝皇帝册封的，“敕封”云云，当然表示蒙古人承认此号是明朝皇帝所赐。但在更多的蒙古文史书中，对“敕封”一事的看法却与此截然相反。例如明末成书的《阿勒坦汗传》就说，由于俺答汗打败了明朝，明朝因害怕而“尚（ergüˇｊü）蒙古阿勒坦汗以绥王（顺义王）尊号”；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第117节。另一部明末成书的《黄金史纲》也说，明朝害怕俺答汗的攻打，只好向俺答汗缴纳贡赋和租税，并“上（ergüˇｊü）俺答汗以顺义王的称号”；朱风、贾敬颜：《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清初成书的《蒙古源流》亦云：“（阿勒坦汗）行兵中国，侵凌骚扰，明人大惧，遣使阿勒坦汗，给与孙王（顺义王）之号……与大明隆庆共摄大统。”沈曾植、张尔田：《蒙古源流笺证》卷6。所以，在蒙古人眼中，蒙古的地位或在明朝之上，或与明朝相等。
那么蒙古人又承认顺义王之号是“敕封”而得，应作何解呢？笔者认为，对汉地礼仪内涵已经十分生疏的蒙古人并不认为得到明朝的册封就是称臣内属，俺答汗之所以要求王号，主要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因为他可以就此与明朝实现和平互市，解决北方单一游牧经济而产生的日用品匮乏的困难。正如札奇斯钦先生指出的那样：“农民朝廷对北方游牧民族一切行为的动机，多半是基于政治的要求；而游牧君长向南方农业社会的行动，则多半是基于经济上的需要。”札奇斯钦：《北亚游牧民族和中原农业民族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系》，台湾政治大学出版委员会，1973年，第225页。所以，蒙古人并不在乎明朝怎么看册封的政治羁縻意义，只要能解决实际需要就可以接受封爵，相反地还沾沾自喜，以为这是明朝惧怕自己而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
当然，不管蒙古人和明朝各持何种观点，中国北方游牧社会与南方农业社会之间经济政治联系的不可分割性，才是双方关系的本质。
2．“嫡孙钦升龙虎将军天成台吉妻七庆大义好五兰妣吉”，应读作“（俺答汗）的亲孙子、（由明朝皇帝）钦升为龙虎将军的大成台吉的妻子七庆太后五兰妣吉”。
首先讨论“大成台吉”。他是俺答汗的孙子，其父早死，其名字有多种，在汉文史料中一般称作“把汉那吉”（Baγa aˇci，意为小孙子），显然是昵称，不是本名，此名蒙汉合璧也写作“把汉孙”；有时又称作“大成台吉”（Dayiˇcing tayiˇｊi）、“大成矮吉”（Dayiˇcing eˇｊei）；在蒙古文史书中均作“大成矮吉”。所谓“大成”是当时蒙古人常用的称号或名字，其中“大”字是修饰语，“成”字可能源自成吉思汗的“成”字。关于大成一词的讨论，参见拙文：《明代蒙古的若干称号》（日文），《日本蒙古学会纪要》第22号，1991年。大成台吉在1570年因家庭纠纷携妻大成比妓降明，俺答汗为索回爱孙，与明朝反复交涉，于第二年以逃入蒙古的九名汉人首领换回把汉那吉。随后“俺答封贡”成，把汉那吉被明朝授予指挥使，1576年又被授予昭勇将军，1583年因射猎堕马而死。为此把汉那吉成为明蒙关系史上蜚声史简的人物。参见（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9《把汉那吉列传》、卷8《俺答列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
以往论者对石刻文字上的大（天）成台吉是否即此大成台吉（把汉那吉）提出怀疑，理由是石刻文字上的大成台吉有明朝钦授的龙虎将军称号，而把汉那吉（大成台吉）只有昭勇将军称号，为此推测此大成台吉可能与以下六位有龙虎将军称号的人有关：俺答汗之子、第二代顺义王辛爱，1571年俺答汗与明朝议和后不久明授龙虎将军；俺答汗之孙、第三代顺王扯力克，1583年袭授龙虎将军；扯力克之子晁兔台吉，在其父1587年成为顺义王之后袭授龙虎将军；扯力克之弟五路把都儿台吉（又称那木儿台吉），于1592年明授龙虎将军；俺答汗与三娘子所生子不他失礼，1587年明授龙虎将军；不他失礼之子素囊黄台吉，1597年其父死后袭授龙虎将军。这六位龙虎将军中，除扯力克和不他失礼之外，都明显地可以排除，因为他们全部与大成台吉的妻子大成比妓无关，特别是素囊黄台吉，他是大成比妓在大成台吉死后第二次改嫁不他失礼所生，是其子而不是其夫。扯力克从来未被称作过大成台吉，大成比妓在改嫁扯力克时，扯力克已是顺义王，他的龙虎将军称号已由其子晁兔台吉承袭，而且扯力克很快另与俺答汗遗妾三娘子成亲，大成比妓则再次改嫁不他失礼。同样龙虎将军不他失礼也从未被称作过大成台吉，他娶大成比妓为妻，1598年死去，在泰和门建成的1606年距他去世已有8年。
因此，大成台吉的龙虎将军之号，应当看作事隔多年蒙古人记忆模糊所致，即将昭勇将军误作龙虎将军。
综合上述情况来看，大成台吉只应该是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大成比妓虽然连嫁三夫，但按蒙古社会的习惯，一般只把她称作第一个丈夫的妻子，如前引《蒙古源流》就在她两次改嫁后仍称她为第一个丈夫大成矮吉之妻。同样，俺答汗之妾三娘子虽然在俺答汗死后连嫁三王，但一般也只称她为“顺义王俺答妻”，从不称她为辛爱妻、扯力克妻、卜石兔妻。
其次讨论“七庆大义好五兰妣吉”。“七庆”（seˇcin，意为聪明、贤惠），“大义好”即“太后”，聪惠太后当然是尊称；“妣吉”（beiˇｊi）亦译比妓等，源于汉语“妃子”，许多蒙古贵族夫人都有此称；“五兰”（uran，意为心灵手巧），既是蒙古女人常用的修饰词，也常用作人名。笔者认为她就是把汉那吉（大成台吉）的妻子大成比妓。
大成比妓在1570年曾随夫投降明朝，因是把汉那吉的妻子，所以又被称作“把汉比妓”，她就是前引《蒙古源流》中大成矮吉（大成台吉）的妻子“托克对玛齐克布延图达赖哈屯”。俺答汗让把汉那吉掌管土默特最富庶的板升地区兵马，势力颇强。1583年把汉那吉死后，大成比妓继掌板升，为了争夺板升，第三代顺义王扯力克欲娶大成比妓，俺答妾三娘子亦欲聘为子妇。大成比妓先嫁扯力克，很快改嫁不他失礼，生子素囊黄台吉。1598年不他失礼病故，她与素囊黄台吉共掌土默特东西哨部落，势力更为强盛。1607年扯力克死，素囊黄台吉与扯力克子卜石兔争夺顺义王位，导致内乱达五年之久，大成比妓劝阻素囊，使卜石兔在1613年得以袭王位。由于大成比妓长期致力于蒙古与明友好，1614年明朝封她为忠义夫人。参见（明）瞿九思：《万功武功录》卷8《不他失礼列传》、《扯力克列传》。
上述这位大名鼎鼎的哈屯在蒙古人中印象极其深刻，在270多年后的清朝末年，还有人能说出她的名字，并且将她与美岱召联系在一起。俄国著名旅行家阿·马·波兹德涅耶夫于1893年在内蒙古旅行考察时，曾向当地人打听美岱召的情况，当地人说，顺义王之孙大成台吉的妻子玛妗（Мачинь）为美岱召奠基，并起名灵觉寺。参见［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等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7-178页，汉译文对“玛妗”（Мачинь）一词的理解和翻译有误。波兹德涅耶夫没有亲眼见到美岱召，他只是根据当地人的叙述做了上述记载。而当地人显然没有按照泰和门的石刻文字，将“五兰妣吉”作为美岱召的奠基人，而是把她叫做“玛妗”。“玛妗”当然是《蒙古源流》中“玛齐克”的另一异译。
由此可知，大成比妓——玛齐克哈屯——玛妗，完全是同一个人，而且她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即泰和门石刻文字中的“五兰妣吉”。明代蒙古人常常会有两三个名字，有的人甚至有四五个之多，至少大成台吉又叫把汉那吉、把汉孙，还叫大成矮吉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有人以名字相同而推测此五兰比妓应当是第二代顺义王辛爱之妾五兰比妓。参见（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8《黄台吉列传》中提到辛爱有一妾名五兰比妓。但辛爱之妾五兰比妓与大成台吉，与大成比妓以及泰和门石刻文字上的五兰比妓在史实上毫无关系，所以这一推测为笔者所不取。
3．“大明金国”。“金国”显然指俺答（Altan，金）统治下的土默特部（ulus，国），“大明”一词长期以来有人望文生义地简单理解为“大明朝”，所以“大明金国”即表示“大明朝属下的金国”之意。持此观点的文章主要有，李逸友：《土默川上第一座明代城寺——美岱召》，《包头史料荟要》第一辑；李漪云：《大明金国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但这是不准确的。
蒙古人当然清楚“大明”是明王朝的国号，但蒙古人从来不将明朝称作“大明”，而是称作“汉国”（Kitad ulus），“大明”一词只是用来专指明朝皇帝，参见乔吉：《内蒙古寺庙》，第86页。明初的《华夷译语》及后来的蒙文史书和汉文史料中的蒙汉译语，全部称明朝皇帝为“大明汗”（Dayiming qaγan）。
蒙文史书中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蒙古上层统治者也常常冠以“大明”称号。例如《阿勒坦汗传》有“大明矮吉”（Dayiming eˇｊei，即大成台吉）、“大明钟根哈屯”（Dayiming ˇｊnggen qatun，即三娘子）；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第108、290节。蒙古末代大汗林丹，他的一长串称号中的一部分是“……索多·成吉思·大明·薛禅……汗”（…sutu ˇcinggis dayiming seˇcen …qaγan）；萨囊彻辰：《蒙古源流》，蒙古文合校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1页。甚至成吉思汗也被称作“大明·索多·成吉思汗”（Dayiming sutu ˇcinggis qaγan）。佚名：《大黄册》，乌力吉图注释本，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82页。
由此看来，明代蒙古人使用“大明”一词，虽然与明朝皇帝的尊号“大明”有关，但显然不具有“大明朝”这样的意思。那么“大明”在蒙古人那里表示什么呢？符拉基米尔佐夫（Б．Я．Владимирцов）和赛瑞斯（Henry serrys）都认为，大明一词本来是明朝的国号，后来转化为“伟大的、包括一切的”意思，正如“大元”（Dai n）后来变成达延（dayan，全，全世界）一样。参见Henry Serrus，Genealogical Tables of Descendants of Dayanqan, Mouton & Co．"SGravenhage，1958，p.25。这个分析是合理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蒙古上层何以纷纷冠以“大明”一词的原因，同时也可以对“大明金国”做出更为准确的解释，即“大明金国”表示的是“伟大的金国”之意。
所以，“大明”一词首先由土默特贵族采用，并赋予了新的意思，随后林丹汗也加以采用，蒙文史书的作者又把这个词加在了成吉思汗头上。
在明代后期，蒙古人把明朝皇帝的尊号作为辉煌的修饰语来使用，并非偶然。它是二百多年来蒙古与明朝之间的战争、贸易关系的反映。正是由于双方的密切关系，才使得“大明”之号在蒙古深入人心，成为崇高的代名词。同时，在蒙古人当中有着大都（北京）的明朝永乐皇帝是元顺帝之子的传说，参见周清澍：《明成祖生母弘吉剌氏说所反映的天命观》，《内蒙古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也就是说，永乐之后的历代大明皇帝其实是蒙古人，这个传说也可能加重了“大明”一词在蒙古人心目中的分量。
另有学者认为，“大明”一词来自俺答汗，因为俺答汗的尊号是“格根汗”（Gegen qaγan），“格根”的意思是“光明”、“大明”，所以“大明金国”表示“格根俺答汗之国”。参见乔吉：《内蒙古寺庙》，第86-87页。笔者以为这个推论不妥。第一，它无法解释“大明”一词何以加在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众多蒙古贵族头上，因为如果“大明”来自“格根”，蒙古人何不直接用蒙古语“格根”，反而用它的汉语意译“大明”呢？第二，按此观点推论，是先有蒙古语gegen一词，然后将它意译为汉语的“大明”，再将汉语的“大明”音译为蒙古语的dayiming，最后又将蒙古语dayiming音译成汉语“大明”（蒙古语gegen——汉语大明——蒙古语dayiming——汉语大明），这种将蒙古语意译为汉语，再从汉语音译回蒙古语，又从蒙古语音译回汉语的蒙汉词语转换程序，大概从现有材料中找不出第二例。一般来说，蒙古语词汇进入汉语皆为音译，例如蒙古语gegen——汉语格根，蒙古语tabunang——汉语倘不浪（黄金家族女婿），蒙古语darqan——汉语打儿汉（因功而享有特权的人的称号），此类例子极多，毋庸赘列。反之，汉语词汇进入蒙古语，一般也是音译，再返回到汉语时亦为音译，只是常常因不知其语源而走样，例如汉语太后——蒙古语tayiqu——汉语“大义好”、“太虎”；汉语妃子——蒙古语beiˇｊi——汉语比妓，汉语太子——蒙古语tayiˇｊi——汉语台吉。所以，“大明”一词不可能来自蒙古语gegen。上面笔者对美岱召泰和门石刻文字中重要的、且争议较大的部分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如有不妥，尚祈方家指正。〔责任编辑 华祖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