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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说，搬一次家不死也得脱层皮。不是万不得已，谁愿意受搬家的罪呢?
       我算是幸运的。去国十七载，搬过四次家。除了第一次自力更生，其余三次均是丈夫公司出钱搬家公司代劳的。在德国，公司负责新雇员的搬家费用。
       第一次搬家，租来的面包车开了四个小时，我心里的鼓也打了四个小时。面包车的车身高出私家小车老大一截，盛着我们的全部家当，忽悠忽悠地向下坠，惯性特别大。丈夫手握方向盘佯装镇定，看得出来，他心里的鼓点比我还疾。
       第二次搬家留下的印象，凝聚于我对一大两小三张沙发的牵肠挂肚。是我拨通旧家具处理站的电话，宣判了三张旧沙发的“死刑”。可是当沙发无怨无悔静候街边等待“执行”之时，我却期盼着看得上眼的路人赐目驻足，将它们抬回家中，延长它们-的寿命。每隔七八，分钟，我便从窗口伸头探望，好似丢弃的不是无生命的家具，而是会喘气的鸭兔猫狗。它们毕竟伴了我们六年，买时虽是二手货，仍有五六成新。可我没能等来收留它们的好心人，等来的是轰隆作响的搅碎车。两个彪形大汉将沙发抛入车中，弃之如敝屣。顷刻间，搅碎机的大口将它们“咔嚓咔嚓”嚼成碎渣，吞入肚里。我不仅心疼，肝儿也疼。
       一千马克押金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是第三次搬家留给我的最深记忆。老房东一扫往日的和蔼温良，电话里吼声震耳：搬进时打磨上蜡焕然一新的地板，仅仅两年竟缕缕疮疤道道伤痕。难道我和丈夫有眼无珠视而不见?琢磨半晌，确认是儿女的三轮车干的。女儿骑着三轮带着弟弟在木板地上转圈，转一圈，赢得我们“噼啪噼啪”一阵掌声的情景画册一样在我们眼前翻开。坏就坏在轮子的材料上了，不是橡胶，而是硬塑料的。乔迁之喜眼见转为乔迁之忧。还是丈夫想得开，权当一千马克买了一辆儿童三轮吧。德国人认真到了较真儿的地步，着实让人没辙。
       要说搬家，还是第四次凿在脑子里的记忆最鲜活，最长久，不单因为时间最近的缘故。
       第四次搬家说来有几分离谱，不仅跨国，还跨大洋跨大洲。二OOO年九月，我丈夫由他所在的公司从德国派到美国。
       德国美国电压不同，制式也不同。因而跨越欧美大陆的搬家带给我们的麻烦不只是搬家本身，还有电器的处理事宜。
       各家厨房格局不同大小不一，最担心的是包括电炉、冰箱在内的一整套厨房家具找不到归宿。提前两个月登出的广告陆续引来兴趣不同的上门者。一个抱走了电脑，另一个拎走了录像机。终于有一天，厨房家具也有了交了定金的买主。
       最痛快也最有趣的当属一位俄国小伙，三十岁上下，高大魁梧，典型的俄罗斯人，酷似俄国前总统叶利钦。
       不单统统包揽了吸尘器、电视等余下的电器，还手牵楚楚动人的娇妻在我家踱起了方步，神态，不是大摇大摆也是小摇小摆。他忽而盯视卧室的组合衣柜，说它们式样已旧该更新，忽而端详客厅的餐桌餐椅，说它们岁数已大该换代，颇有把我家原封不动挪到他家的意思，似乎是新来乍到，正落户安家。我嘴说只卖电器不卖家具，心里恨不能就势将所有家具和盘推出。一来，这个家我们不搬改他们搬了。二来，品一回暴发户般的全新感觉，机会难得。俄国小伙笑了笑，摇摇头，既无可奈何又通情达理，说句“其余四百取货时付清”，二百马克定金拍在桌上，‘啪’地一声干脆利落。
       我们向俄国夫妇反复强调：取货时间定在十六日——动身前的最后一天，原因是十五日房屋搬空后吸尘器等几样电器仍需使用。十六日晚七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十七日，我们就坐在飞往美国的飞机上了。
       定金就是定心丸。所有电器都有了着落，我们总算踏实下来。
       那些日子，我的心忽落忽起忽暗忽明，时而是对驻留了我十二年青春岁月的德国的不舍，时而是对“超级大国”美国的憧憬，更多的时候它被另一个想头占据：一个异国的陌生尚未结束，另一个异国的陌生即将开始。
       十四日清早，前脚送走上学上幼儿园的儿女，后脚便听到门铃一阵阵地“叮咚叮咚”。乍听，有点无礼，透股子我那三岁儿子按铃的劲头。稍稍品味，发现它们传递的信息其实不同。一样的“叮咚”，连续却不急促。“叮”与“咚”之间都有短短的停顿，“咚”与“叮”之间又有小小的逗留。我仿佛看到了按铃者食指的指肚轻轻地按下又缓缓地抬起。
       把铃按得如此好听的人，心情，一定是好的。
       打开门，是七八条汉子，搬家公司的搬家工人。他们道了“早上好”，呼啦啦的就塞满了我家的过道，像电影《小兵张嘎》里鬼子进村，只不过不是日本鬼子而是“德国鬼子”。
       我寻找着心情最好的那一个，那个把铃按得好听的人。可是，我分辨不出哪一个心情好，哪一个心情更好。每张脸都舒展展的，每个身板都挺阔阔的。他们好像不是来卖力气的，而是来听音乐会，来看球赛。他们走进的似乎不是一个住家，而是音乐厅、体育馆。忽地，门口炸雷搬响起了流行歌曲，不知哪位按响了自带的录音机。撑开折叠的纸箱，他们各就各位，立刻开始了“扫荡”。
       说是搬家，搬，其实只占全部时间的四分之一，之前的拆卸、包裹和装箱才是大头。原来，搬家是粗活，也是细活。他们给易碎的瓷器罩上纸做的衣裳，小到一个茶碟，大到一个落地花瓶一分别着装。手，旋来转去，轻拿轻放，舒缓甚至惬意，我竟想，人的手也会说话，也是有表情的，它们好似正为自己的主人打扮着一份份贵重精美的礼物。可拆的柜子、桌子、床一块板一块板大卸八块十块二十块摞起来打捆。卸下的钉子一个不少在属于自己的小塑料袋里听候待用。易碎的什物穿的是消夏的薄衫，拆开和未拆的家具则裹上了过冬的厚袄。差一点儿，家具物品都享受到了国宝级的待遇，我不明白，德国为什么有“搬三次家无异于遭一次火灾”的俗语。
       流行歌曲时而轻柔，时而疯狂，飘转在每一间屋子，跳荡于每一个角落。一位工人指着相框里我的儿女，生怕声音盖不过歌声：“好一对宠物，哪儿捡的?”另一位取出柜里的紫砂茶杯，嗓门更大：“小东西，它们是只有观赏价值呢，还是也有实用价值?”他其实想问，中国人真的用它们喝茶?随着歌曲，工人们哼着唱着吹着口哨，手中的活也变得轻松，变得有了节奏。听到兴奋处，餐柜前的工人还一边包碗裹碟一边舞胳臂弄腿转身子，比划一段迪斯科。德国工人干活也不忘享受生活。
       不是我留心观察他们，是我不经意间被他们吸引。看不见对搬家工作的嫌弃抱怨，看见的是自尊自强对生活的热情。有人颈上挂着铅笔粗的项链，有人顶着“怒发冲冠”的时尚发式。默然而来，悄然而去，我的鼻间有不同香型的香水气味相左相补相扰相宜。他们衣着干净得体，甚至讲究入时，与“搬家工人”唤起的蓬头垢面的形象南辕北辙。似乎他们，天生就是做搬家工人的，就好像钢琴家自认是生就的钢琴家，天文学家感觉自己生来就是研究天体的。可是，假若问上一个德国人爱问的问题，你梦想中
       的职业是什么?我想，他们当中“梦想中的职业是搬家工人”的回答一定不多。是的，没有梦想不可取。我们熟知拿破仑的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是死守梦想更不可取。因此我说，当不上将军便踏踏实实当兵的士兵是好士兵。学会了放弃便学会了生活。“干一行爱一行”并不过时。感冒蔓延，叫做传染。心情蔓延，叫做感染。好似一个瘪瘪的气球一点点鼓起，我体味着自己心情好转的过程，带着神秘的好奇心。搬家工人进门之前我还在叨念“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一个人完全可以对自己好奇。我记起俄罗斯音乐家柴可夫斯基说过的话：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
       不能想象，七八个工人拳打脚踢，直到一切就绪终于可以装车，竟踢打掉了一天半的日子。九月中旬的天气还残留着暑热的尾巴，工人们大口灌进矿泉水，像刚刚结束上半场球赛的球员，稍事休息，等待着一场更加激烈的角逐的开始。要劲的活还在后头呢。将所有物品一箱箱一件件从二层的楼梯一步步搬到楼下送到车上，多么繁重的体力劳动。床和柜子长长的木板在楼梯拐角处打弯一定相当困难。最难对付的是那架钢琴，四个人也不一定驾驭得了。
       我正暗暗替他们犯愁，忽见阳台的护栏上伸进一条木板，宽度一米左右，近了，看清是个传动装置，直通楼下庞大的搬运车。所有东西，包括穿成个巨无霸的钢琴都走了阳台的捷径。我成了忧天的杞人，看着家具在传送带上一寸寸移动，看成个傻子。心情竟像小时候看大孩子们抖空竹，什么神奇的玩艺儿，怎就发出嗡嗡的响声?离月亮露头还早，鬼子们已将我家扫荡一空。我们的家具即将在大西洋的洋面上漂泊，就像它们的拥有者在陆地上的漂泊。
       余下的任务，就是清扫房间和等候俄国小伙提货了。电器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格外显眼。
       第二天晚七点，门铃准时响了。
       俄国小伙立在门口，还是那副身架，那副体格，精气神却像是被谁偷走了，剩下了空壳。真不明白，上回明朗朗的一个人这回变得缩手缩脚，眼睛躲躲闪闪，头半抬不抬，进了门，贴在门边不动窝。他掏出钱包，抽出三张一百马克的纸币攥在手里，并不递过来。他说他实在拿不出四百，只带了三百。说着把空空的钱包杵过来晃晃，态度不强硬，却很干脆。行或不行由我们看着办，行，他拿走东西，不行，退还定金，他立刻拍屁股走人。好端端一个大小伙子转眼变成无赖。他这是瞄准了最后一天拿住我们，迫使我们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接受他的价格。我们的价格已经相当便宜，他还趁机向下压价。
       我说：“拿不出钱，为什么不电话告诉我们?”少收一百马克是小事，不能忍受的是被人耍弄的感觉。我和丈夫商量着，宁可把电器放在朋友家里请人帮忙处理，也不能便宜了这小子。就这样退了定金，看着他直冲；中地没了人影。我心里一阵憋屈。房东就是我们的榜样，他可以扣下一千马克的押金，我们为何不可扣下二百马克的定金?俄国小伙置我们于不顾，我们为什么不能以恶降恶以毒攻毒?可是当着他的面我的心肠就是怎么硬也硬不起来，现在比石头还硬了，却为时已晚。什么叫窝囊?这就叫窝囊。
       电器躺在原处没动地方。我们正考虑放谁家合适，门铃又一次响了。
       小伙子没有走，又转回来。他答应再加五十，说另外五十他无论如何拿不出了。我说你不是只带了三百吗?这五十马克是变戏法变出的?他说他老婆在楼下的车里候着，钱包里恰好还有五十。我们说你能拿得出这五十，就一定拿得出那五十，你这叫耍赖。这回轮到我们态度坚决了。电器放在谁家也不愁卖不出去，没有时间限制，兴许还能卖出更高的价钱。他可是远道来的，花时间不算，还搭上汽油费。他的步子比头次迈得更快，没等我们把门关上，已经消失在楼道里。
       十分钟后，丈夫将空运的行李移至。楼下的车上。一个人冷不防从身后凑过来，酸酸地说：“奥迪，还是崭新的呢。开这种车的人不缺那五十马克。”是那个俄国人。他擅自作主，把丈夫公司的奥迪划到了我们名下。原来他没有死心，一直坐在车里和老婆商量对策。我们的电器少则只用一年，多则五年，样样八九成新，样样是靠得住的好牌子，识货的俄国小伙是不会轻易放手的。
       丈夫说：“我的确不缺你那五十马克，我缺的是你的诚信。”回到家还自我夸耀：“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正说着，门铃第三次响了。“狐狸”老婆的钱包里准又蹦出五十。何苦呢，一趟能解决的问题非委屈自己跑三趟。 。我们猜错了。这一次，小伙子抛掉无赖的面孔，换上一副可怜相：“大哥，大姐，我们是穷光蛋，你们是挣大钱的人，到美国更要发大财了，用得着跟我们一般见识吗?”那五十马克看来是不打算给了。我还是头一次被人称作大姐，也是头一遭被人当富人看待，便有些扛不住了。接下去的话惨不忍听：“大哥，大姐，你们就当我是猪，一头又脏又臭的猪。”样子更是惨不忍睹，小丑取代了无赖。我完全败下阵来，费足了劲，才把顺着肚脐涌到嘴边的笑意压下去。
       狐狸终于斗过了猎手。人是不是都有吃软不吃硬的一面呢?
       小伙子怀抱电视隐没于我视野之中的时候，一缕悲哀向我袭过来。
       倘若家乡的亲人知道他为五十马克把自己贬为脏猪臭猪，他们会为他痛心吧?
       三起三落，事不过三。不知何故，门铃又第四次响了。
       原来小伙子注意到孤零零横在屋子当中的电暖器，又一次折回来。他说他的妻子已有身孕，日后婴儿洗浴一定用得上固定暖气片提供不了的温暖。这一次他没有撒谎，我还记得他的妻子在我家时腆出的那个骄傲的肚子。几句话，留给朋友的电暖器便易了主人。话说出来能打动人也是一门学问。他一边推着电暖器一边问：“大哥，大姐，有什么需要搬呀抬的，我有的是劲儿。”几天来我们都累得走不动道了，丈夫便没有客气：“那就麻烦你把两个箱子放到楼下的车里，崭新的奥迪里面吧。”箱子死沉死沉，小伙子居然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玩儿似的一趟就打发到楼底下去了。
       双方口中送过去接过来的“谢谢”，结束了四个回合的拉锯战。
       俄国人搬着电暖器走下楼梯，身体一截截矮下去，脊背微微前倾。蓦地，他的背影变得异常熟悉。这个背影，不正是当初我的丈夫的背影吗?那个从一户人家抬出三张旧沙发，从一个旧家具店搬出一套组合柜的背影。这个比我的丈夫明显宽大厚实的背影，隐隐地，发散着混杂交错的气息，可气，可悲，却也不乏可爱。的确，一个人的缺点正是一个人的优点，狡黠换一个角度便成了聪颖。是生活的担子迫使他能屈能伸，练就了不错的口才和表演才能吗?这个外表具有工人的憨厚质朴，内里又具备商人的精明能干的人，无论从事任何职业，都是一把好手吧?可是从他对五十、一百马克的在乎程度来看，他又确乎担承着生存的压力。即将为人之父，他一人可养得了三口之家?在他的家乡，可有需要他赡养的老父老母?他对尚未出世的孩子显示的细心和关爱，表露出一个尽责的父亲的特质，那么他是个孝顺的儿子，也是一个体贴的丈夫吧?
       我忽然想，但愿我们用出了感情的电器和它们的新主人合得来。我忽然想，那马克我没有要，这五十马克我其实也可以不要。冲着他的背影远去的方向，我默念着他的国家那个著名电影中的著名的台词：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同在异国为异客，同是浪迹天涯的游子，故乡，山形各异，水色不同，各具各的韵味，各有各的情致，可故乡于我们的牵魂梦绕，我们对故乡的眷念依恋，应是同样地嵌入肌肤，渗入骨髓吧?天明的当口，当我们哼着《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时，他兴许正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入夜时分，当我们的梦魂在雄浑的黄河上萦回的时候，他可曾梦见了冰封的伏尔加河?
       俄国人，中国人，全世界的人，不是拥有着同一个月亮和同一个太阳吗?
       (责任编辑 那 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