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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呈现为在历史研究中把握关系、在经典阅读中寻找问题、在专门研究中反思现实的发展趋势，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也为进一步研究留有一定的空间，有待我们继续深化、拓展和提高。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C91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8)06—0162—06
       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是从最初的怀疑、偏见和拒绝转为逐渐接受并从理论上对其加以探讨，由星星之火而不断发展壮大。纵观改革开放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从宏观上看，无论是将其看作是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还是将其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国内理论界已经自觉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的新生力量看待；从微观上说，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具体说来体现为在历史研究中把握关系、在经典阅读中寻找问题、在专门研究中反思现实的发展趋势。
       在历史研究中把握关系
       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是从对其进行历史梳理和评介开始的。有的学者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作早期和后期，认为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从家务劳动出发探讨妇女的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必然联系，而晚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关系角度探讨女性的解放问题。有的学者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各阶段关注的主要问题、主要观点等进行说明。
       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进行历史评介的同时，国内理论界也对其中的若干关系给予了重点关注：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关系问题。一部分学者从女性主义研究出发，认为二者的关系是女性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求理论支持，沃野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为了进一步有效地发展女权主义的理论，一些学者不得不寻求新的理论荃源，以图科学地建造新的女权主义理论大厦。一些女权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视，就是因这种情势而导致的”。继红认为他们“把视野从经济因素转向政治、历史、文化、生理等多种因素，以更开放的态度对待女权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能够破天荒地与女权主义结合起来。”王谨也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使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赋予自己的理解，结合女权主义，对妇女解放提出了一套独特的主张和理论。”另一部分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不仅仅是指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进行女性主义研究，而它本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解读。王宏维认为：“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是建立在批判基础之上的开拓性、创新性解读，是立驻当代世界实际和学术前沿对马克思主义内在价值的提取和阐发，也是一个开辟新领域、创造新知识、构建新理论的过程”，他们的研究使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以及消灭压迫、消灭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宗旨，在妇女解放问题的探讨中也呈现得更加清楚。”在历史脉络的梳理中对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关系问题的理解往往又伴随着对另外一种关系的理解，即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的关系进行把握。比较常见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指导思想、解释原则、发展模式和实现途径等方面存在着不同，如王谨认为在指导思想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除了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思想之外，还吸取了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如葛兰西关于统治阶级文化领导权、文明社会内部的思想斗争的论点，阿尔都塞关于强调意识形态作用的思想，马尔库塞的‘性解放’、‘性欲文明’的理论等。”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认为私有制是妇女受歧视、受压迫的根源，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则认为私有制并不能够完全涵盖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寻求解放的道路是消灭私有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则主张通过改良、建立妇女组织、发展慈善事业等方式来争取妇女解放。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当今的发展，叶苗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突破马克思主义经典妇女理论，做出了一些新的解释”，从而实现了“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观进行了补充、批判和超越”。他们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除了肯定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之外，更注重研究女性受压迫的非经济因素，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研究的领域，无论结论是否完全正确，毕竟是有益的探索。”
       毫无疑问，国内理论界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脉络把握的同时，着重对其进行关系性的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在关系中理解历史，历史就会获得另外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在历史中把握关系，关系就会获得逻辑的生成性和厚重的历史感。在关系的发展中形成了历史，历史就不再是事实和观点的简单堆砌，不再是代表人物和主要思想的循序介绍，而是理论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形成了观念的生成史。正如吴晓明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对于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那种高度肯定，往往只是以最抽象和最空疏的辞令表现出来”。在历史的形成中把握关系，关系也就不再是简单的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而是在历史的生成过程中寻求理论之间的良性互动，给理论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在历史性中把握关系赋予了历史和关系以更为丰富的内容。
       在经典阅读中寻找问题
       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还包括在经典阅读中寻找问题。这里的“经典阅读”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中公认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女性问题的经典著作的阅读；二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自身的经典作品的阅读。
       前一个方面的经典读本包括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包括马克思写作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论及女性问题的著作。一些学者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阅读中，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私有制和阶级是否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展开了探讨，刘莉认为：“私有制的出现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但在很多历史条件下，它与许多历史因素同时出现，形成历史的合力，这些因素共同参与制造了母权的丧失。”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于性别压迫的原因——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理解是对恩格斯提出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下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思想的深化和丰富。何萍也从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出发，探讨了父权制如何阻碍妇女解放的实现，认为“妇女的社会解放是从性别歧视的角度批判父权制文化，要求充分肯定、发挥女性
       的生存价值，以推动历史的进步。”还有一些学者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提出了女性的异化、社会性别意识消解以及女性问题与生态问题的一致性等问题，丰富和发展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
       后一个方面的经典阅读首先包含了引入翻译的过程。从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一些学者就致力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经典的翻译和介绍，这以李银河、艾晓明、王政、王逢迎等人为代表，如李银河翻译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艾晓明翻译的《女性主义思潮导论》、王逢迎等编译的《性别政治》、陈冬生翻译的《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等著作，使人们能够跨越时空的距离，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思想家的思想。围绕着经典文本的阅读，国内理论界纷纷展开了各自的研究。在这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由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担任主编、秦美珠写作完成的《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书，是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本专门性著作，此书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基础上，对主要著作的基本思想作出了较为精准的归纳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问题，体现了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思考。此外一些理论家在阅读经典的基础上，讨论了女性主义斗争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关系，性别斗争和阶级斗争哪一个是女性被压迫的首要因素，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在女性的压迫中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研究能够使妇女如何获得解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注的问题，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如陈学明教授认为《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的重要闪光点在于作者对全球化展开的批判，他赞同作者的观点，认为全球化的旧范本应为新范本所取代：“新范本的大致轮廓是强调行为的双方不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即不仅仅强调男性对女性的渗透，资本主义经济对非资本主义经济的渗透，而且强调女性对男性的作用，非资本主义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他认为“决不能忽视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独到的判断……向当代资本主义的统一性、独特性和整体l生发出挑战，并提出要从语言上和实际行动上打碎它们，终结这种资本主义的活力。”赵凯在阅读《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一书后认为对于阶级斗争和性别斗争的关系如何界定的问题可以使用这样的方法，即“将阶级定义为‘剩余劳动占有和剩余劳动分配的社会过程’，用‘剩余劳动’来分析出男性对女性的性别压迫和性别剥削、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剥削，这样的经济分析有助于个人廓清对性别剥削、阶级剥削等多样化剥削的认识，强化被剥削的个人的阶级主体意识，把所有遭到剥削和压迫的被边缘的力量联合起来。”对于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关系，戴雪红在对《性别政治》一书的阅读的基础上提出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是一体的。既不能把它们看作有着明显区分的、相对独立的两个系统，也不能把它们看作仅具有一种密切联系的互补关系，更不能把父权制关系看作是居首位的。……反对父权制的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摧毁资本主义，女性才有可能从父权制的社会结构中赢得彻底解放。”戴雪红还提出：“性别斗争是不同于阶级斗争的其他斗争类型中的一种。阶级解放不等于女性解放。……没有阶级解放就没有女性解放，推翻资本主义能创造有利于女性解放的条件。”
       国内理论界的学者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女性问题的经典著作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经典文本的阅读，走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寻找到各自眼中妇女问题的症结，真实的思考妇女所面临的困境，并试图寻找走出困境的切实道路。经典阅读基础上问题的提出，不但使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获得多样的视角，而且能够逐渐从自觉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思考女性问题，形成自己的问题阈，这种努力和尝试有助于建立原创性的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发展出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这对于国内理论界无疑是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在专门研究中反思现实
       国内理论界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进行专门研究，首先体现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趋向研究：强乃社认为这一趋向“就是反思近代和现代女性主义对女性同一性(identity)或者女性身份的研究，批判性地吸收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观点，并重新重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进一步展开对社会性别的社会建构的批判性分析”。张羽佳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趋向于，在认识论上开启新的视阈，即从立场认识论到经济分析法；在话语分析上，体现为从启蒙叙事到后现代叙事；从基本精神的延续上，体现为从女性的解放与人类的解放。其次体现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中各门具体流派的研究，如刘晓芳对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进行了理解和反思，认为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是“对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在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逐步深入、逐渐成熟并最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再次体现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具体问题的研究。如秦美珠对两种生产的研究，认为“当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借用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作为他们理论分析的基石时，他们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忽视人类自身生产的作用。他们看到了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之间的辩证法……但当他们试图通过展开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之间的辩证法来说明妇女受压迫的状况时，他们把妇女受压迫的物质生产的因素与人类自身生产的因素置于两个分离的结构中。”这就致使她们用二元对立的观点将性别分析和阶级分析放在不同的领域，最终导致二者的结合不成功。叶苗对两种劳动分工的研究：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马克思妇女解放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将劳动分为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两个领域，她们不同程度地呼吁妇女进人社会化大生产，将妇女的经济独立及生活状况的改善放在首位，力争家务及养育后代的工作社会化，这些观点对全世界妇女解放运动都有着深刻的理论启示。杨晓宁认为社会性别概念是女性主义研究的核心概念，但对“社会性别概念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理性主义中的二元论倾向，仍然把男女意识作为一成不变的、固定的观点，这显然带有研究现实的局限性，难以解释现存的阴阳交错的现象”。何平和吴风反对社会性别定型论，“女性主义者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将被客体化的‘他者’重新加以界定，召唤其主体，建立新的论述，进一步逆转他者在知识与权力间被支配的地位。”秦美珠从人类解放的角度理解了女性解放问题：“没有真正的女性解放，也就不可能有人类解放，当然不以人类解放为前提的女性解放也不可能使女性获得真正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女性解放就是在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结束资本统治，消除异化，结束把权力当作统治来行使，恢复权力的创造性的、维持生命的特征，恢复感性的自然界，使女性和男性都获得解放。而使双方之间的良性的互动。”
       
       在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进行专门研究的同时，她们注重将理论的研究同女性主义的现实状况和具体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如刘晓芳在对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其为现代女性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具体说来表现在自我意识的觉醒是现代女性发展的前提，经济独立是现代女性发展的关键，制度建构是现代女性发展的保障。雷杰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不同理论流派对中国妇女福利制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为基础，强调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则注重从经济社会关系、物质生产关系角度分析妇女生活和性别制度”，他分别对这两种女性主义对中国女性福利制度的影响展开了研究，得出结论：“仅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经济因素)出发是很难解释中国妇女的福利问题，需结合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父权制因素)才有机会更好地解释中国的现状。”何平和吴风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反观当前的“超级女声”现象，认为“超级女声”实现了对女性身体审美准则的颠覆，他指出“超级女声”在不经意间表达了自主意识，因此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它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超级女声”的崇拜者既不足以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思想公众，也无法从个体情感自发上升到集体理性自觉，但是却客观上起到提醒人们重视私人领域的作用。
       专门性研究与对现实问题的反思一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起到了深化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与现实生活的实际相结合，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就不再仅仅被理解为女性自己的事情，而是社会的、现实的问题；不再仅仅是说西方社会中“别人的事”，也是在说我们自己当下也面临的事情；不再仅仅是建筑理论的空中楼阁，而是在现实基础上生发理论，在理论指导下审视现实。这样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才更有意义。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从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看来，这一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如果再进一步思考，还有如下方面有待进一步发展：首先，拓宽相关问题，避免视野狭窄。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多集中在两种生产理论、社会分工理论、社会性别理论等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尤为重要，但是却不能囊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的全部内容，这种情形的出现，并不是因为论题已被开掘殆尽，而是视野狭窄所致。因此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应该拓宽相关的问题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异化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认识论问题等上再下功夫。其次，提倡学科交叉，避免视角单一。目前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还仍局限于学科领域，对其分别进行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多元性，用任何一种单一的学科都不能完全揭示其丰富的内涵，因此，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能够更切近地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想。再次，转换研究视阈，避免研究盲点。目前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多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维度进行研究，这自然无可厚非。如果进一步开阔视野，我们就会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都生发于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哲学传统之上。因此，如果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放在西方哲学传统的宏大背景之上进行研究，就会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思想理论、思维方式、价值旨趣等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就会对以往我们研究中忽视的前提性问题有了进一步的反思。研究领域的拓宽也必将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向着纵深的方向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