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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方文是明清之际具有鲜明创作个性和风格的遗民诗人。他的《涂山集》真实地反映了鼎革之际的时代风云、诗坛状况和作者苦闷的人生历程，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首先，他以强烈的遗民情结为诗魂，创作了大量诗篇，体现了人品与诗品的高度统一。其次，他以诗歌为生命之所寄，创作题材丰富，众体皆备，形成了布衣诗人的平易诗风，其创作成就对于认识当时社会和研究明清之际诗风演变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方文；涂山集；遗民情结；诗风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12008)05—0142—07
       明清之际，社会政治发生剧变，满清政权取代朱明王朝，对于汉民族传统士大夫阶层来说，这是一个不仅亡国而且是亡天下的时代(顾炎武语)。就诗坛而言，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深切眷恋故国，对新朝或反抗、或不满或无奈的遗民诗人，创作了数量众多，慷慨悲凉的动人诗篇，堪称那个时代风云变幻的诗史和遗民群体的心史，他们大多生于明末，死于清初，亲身经历了鼎革之变的心灵巨痛，又因各人生活道路和心路历程不同，故而化为诗篇时，均富有艺术创作个性和特色。其中，方文的创作成就最为鲜明突出。
       方文(1612—1669)，字尔止，一名一耒，字明农，号涂山，别号淮西山人、忍冬子等，桐城(今属安徽)人。在明代，桐城方氏是以仕宦、治学享誉海内的书香门第，科举世家。方文七世祖方法是方孝孺的学生，因不满永乐帝诛灭乃师十族而自沉安庆境内的长江，从而奠定了方氏家族忠孝育人治家报国的传统。祖父方学渐是开桐城讲学之风的先行者，伯父方大镇，父亲方大铉、从兄方孑L昭系万历进士，从子方以智系崇祯进士。方文父亲中进士较迟，又早卒，死时，文仅七岁，与从子方以智的年龄相若(比以智还小一岁)，叔侄同学达14年之久。方文在明亡时(1644)已33岁，虽未中举作官，但诗名颇著，与陈子龙等云间五子、邢防、顾与治、纪映钟、吴伟业、余怀等多有交往和诗歌唱和。人清后，又生活了25年，于康熙己酉(1669)年去世，终年58岁。后半生他怀着深厚的遗民情结，以布衣的身份，靠游食、卖卜、行医为生，广泛交游朝野名流，创作了大量诗歌。从其留下的《涂山集》看，收入作者自明崇祯丙子(1636)至清康熙已酉(1669)25至58岁的诗作共2643首(2141题)，30余万字。题材有交游、纪游、感时、怀古、咏物等，内容十分丰富。诗体有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言绝、七言绝等，足见他是一位诗备众体的杰出诗人。在明末流派纷起，作家如林的诗坛上，方文以尊崇陶渊明、杜甫、白居易诗歌创作传统为标识，终生以诗存史，以诗写心，自成一家，人称“涂山体”，真实地展现了明清之际的时代风云、诗坛面貌和创作心态，丰富了古代诗歌宝库，具有相当的认识和研究价值。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学术界尤其是文学史和诗歌史研究者对这位诗人及其作品关注还不够，有的也多是从以诗证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如谢正光先生在其《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一书中，有一篇《读方文<涂山集>——清初桐城方氏行实小议》，对方文遗民生涯考证颇详。值得称道的是，著名学者严迪昌先生所著的《清诗史》从遗民诗界的视角列专节对方文及其诗歌作了介绍和分析，为认识和研究这位富有创作成就的诗人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但是，方文的人生道路曲折复杂，交游广泛，诗歌创作数量可观，内容丰富。如何全面深入地把握和评价其诗歌创作特色与成就以及在当时诗坛的地位和影响，是摆在明清诗歌研究者面前不容忽视的课题，基于上述想法，本文限于篇幅，仅就方文的遗民情结和诗风作一初步探讨。
       一、遗民情结铸诗魂
       通读《涂山集》二十一卷，我们不禁被其字里行间透射出来的强烈遗民情结所感染和打动。方文出身于明朝科举世家，其家族的命脉与大明王朝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方文本人未在明朝中科举(这一点他感到十分遗憾，如诗中写道“自叹一生才命蹇，曾逢明圣不登科”)，但他毕竟在明朝生活了33年，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家族文化都会对他如何立身处世产生重要影响，更何况在明亡前，他已经在诗坛崭露头角，颇有名气，与复社几社文人以及上层官员多有诗歌交往。所以入清以后，一种怀念故国，与新朝格格不入甚至希望它尽快复灭的感情诉诸笔端，喷射而出。如集中以《三月十九日作》为题的诗篇就有六次，且看最早乙酉(1645)年所写的一首：
       三月十九日作
       (时在京口，与邢防、史玄、潘陆、钱邦寅、范景仁登北固山拜哭)
       烈风吹黄沙，白日黯无光。江水声震荡，草木零芬芳。莫(暮)春景物佳，何为倏悲凉。痛哉今日月，我后罹厥殃。天人有同心，终古犹尽伤。一从神京没，河北非我疆。龙种陷荆棘，未审存与亡。群盗匿函谷，顷覆奔湖湘。王师岂不多，畴能奋戎行。小臣本微细，愤懑结中肠。陟彼西山巅，涕泗瞻北荒。奄忽岁已周，哀情若新丧。寄言百君子，旧恩安可忘。兹辰易文锈，缟冠白衣裳。北向一稽首，臣庶义所当。曷忍处华屋，对酒呜笙簧。
       再看他临终前已酉(1669)年写的一首：
       三月十九日作
       野老难忘故国恩，年年恸哭向江门。
       南徐郭外三停掉，北固山头独怆魂。(乙酉、丙午、已酉三年三月俱在京口)
       流水滔滔何日返，遗民落落凡人存?
       钱生未死重相见，双袖龙钟尽血痕。(是日遇钱驭少，故云)
       三月十九日是明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上吊自杀的日子，从此宣告了大明王朝的覆灭。这是让每一个具有遗民情结的汉族文人悲痛欲绝的日子，方文在这方面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特别的沉痛而富有个性特点。仅从上引两首诗中即可见一斑。第一首作者一方面为“一从神京没，河北非我疆。龙种陷荆棘，未审存与亡”而痛心担忧，一方面表达“小臣本微细，愤懑结中肠”，“寄言百君子，旧恩安可忘”的衷怀，希望有朝一日收复神京中兴大明王朝。第二首写于作者临终之年，但作者依然表达“野老难忘故国恩，年年恸哭向江门”的强烈遗民情怀。此时清王朝政权已逐渐巩固，作者也已到晚年，不免流露几分“流水滔滔何日返，遗民落落几人存”的无奈与遗憾。在这两首相距达二十几年的时间中，作者那种“年年今日强登高，独向南峰北向号”，“纵使海枯还石烂，不教此恨化寒烟”的故国之思有增无减。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方文人清后以卖卜、行医、游食为生，其家学有研究《易经》的传统，所以在其诗歌创作中，常常以灾异和劫数为创作题材，期望变天，诅咒满清王朝早日覆灭。如《六月》：
       六月重衾更着绵，阴寒浑似暮秋天。我生半百何曾见?记是康熙丙午年。
       丙午为康熙五年(1666)，也是作者诗中唯一提到的清庭纪年，用意是通过记载六月穿棉衣的反常现象，预兆清王朝尽快灭亡。据传说，丙午、丁未年为“红羊赤马”，又叫“红羊劫”，将出现国难。方文对此深信不疑，他曾为自己见到一本《丙丁龟鉴》而专门记叙作诗：
       题丙丁龟鉴(有序)
       宋三衢柴望作《丙丁龟鉴》，谓丙午丁未天之厄运也。自周末至宋末历历有徵。
       今年丙午，欲考其书不可得，偶遇京口书肆中得之，以示谈长益，谈作歌，予亦题此。
       少小见此书，三十年于兹。上言丙丁岁，天运有大灾。屈指期尚远，我心忽略之。不谓瞬息间，岁运倏已来。开春于人言，世俗成皆惊。此书藏者少，遍觅不得窥。顷从京口市，典籍弃如遗。忽睹此书名，亟收曷敢迟。持归示清叟，展读共嗟咨。斯言倘不谬，三复能不悲?
       由此可见，作为明遗民诗人的方文，明王朝的灭亡是他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隐痛。作为一介布衣，他无力回天，只好借用带有迷信色彩的想象，企图实现自己的愿望。所以在他的笔下，《大水叹》、《慧星纪异》等有关灾害和奇异天象的诗篇不少，如《纪灾》：
       戊申六月多灾异，太白光芒与日争。(是年夏太白昼见者四十日)
       地动似舟行巨浪，(六月十七日夜，地大震，民舍多顷)
       雨翻如瀑下层城。(二十六夜，地又动，大风雨，平地水深三尺)
       水波乍涌蛟龙怒，墙屋皆颓鸡犬惊。
       忧乱惟思入林壑，山中何处有柴荆。
       戊申是康熙七年(1668)，正是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300周年，在方文眼里，应是复明的最佳年份，因而这年正月初四(明太祖登基日)，他恭谒孝陵，作有《感怀六百字》，回忆了30年前，从兄方孔昭带着儿子方以智和自己拜谒孝陵的情景，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大明王朝无限眷念之情。所以这年六月发生的大地震，方文心里窃喜，认为是变天的预兆。虽是纪灾诗作，但在方文笔下，却体现着强烈的遗民政治思想倾向。然而天运似乎并不按其意愿运转，这一年清王朝并未倒台。第二年，方文便带着无尽的遗憾和哀伤客死芜湖，死时还富有迷信和传奇色彩。同里潘江《涂山续集跋语》谓：“涂山先生以已酉之秋殁于芜阴，客有为乩卜之术者，先生降焉，曰：‘吾淮西山人方某也，叩以冥府事，不答。题诗曰：‘平生诗酒是生涯，老死江干不忆家。自入黄泉无所见，冥官犹戴旧乌纱。’题罢即掷笔而逝。一时江南北传诵，以为词致闲适，襟怀潇洒，非先生必不能为此诗。予为吟叹累日，援笔和之：‘浪游踪迹总天涯，客死江湖即我家。知尔心憎武灵服，喜从冥府见乌纱’。”潘江不愧是方文的同乡和知音，“知尔心憎武灵服，喜从冥府见乌纱”的诗句，道出了方文至死不悔的遗民情结。
       事实上，方文自号涂山，将诗集命名为《涂山集》，已深含不忘故国之意。“涂山在怀远县城外，周世宗望之，谓濠州有王者气。”后来，果然朱元璋起家濠州，定鼎大明。方文自号涂山，即不忘大明也。在《涂山集》中，无论是感时怀古、悼亡纪事，还是纪游赠答，处处充满着遗民情怀，堪称他一生创作的诗魂。据《清诗纪事·明遗民卷》统计，明遗民诗人多达441。遗民情结是他们诗歌创作的共同特征。但是，由于各人家庭教养出身和生活经历不同，各人的遗民情结转化为诗篇时必然会各具特色。
       方文遗民诗创作既不同于顾炎武，也不同于钱澄之、屈大均等人，而有着自己的鲜明个性。从家族文化角度看，他对从兄方拱乾父子出仕清朝甚为不满，对从子方授背叛父亲意愿不参加清朝科考反而积极从事抗清活动深表同情和支持，并写有大量诗篇。从社会身份看，方文虽是一介布衣，长期生活社会底层，但在诗歌上与明朝遗老和清初官僚却有着广泛联系和交游，创作题材十分丰富，感时怀古诗作多从忠孝大节着眼抒发情怀，交游纪游诗作多紧扣人物时地升华境界，有时对生活中某一细小现象，也能心眼独具，揽入笔底。如《孝陵棉》(金陵市上有卖木棉者，大书“孝陵卫棉”四字于门，予见而悲之，因成一绝)：
       眼中久不见此字，但见此山空叹嗟。旧日王侯多第宅，只今谁似卖棉家。
       只有对大明王朝时刻眷念的诗人才会有如此的发现和感慨。可见，方文虽身份卑微，四处游食，但思想上却是汉民族士大夫传统文化占主导，从而构成了他的特殊人生和创作特征。这一点，他的《自题其像》刻画的最为准确：
       山人一耒是明农，别号淮西又忍冬。年少才如不羁马，老来心似后凋松。
       藏身自合医兼卜，溷世谁知鱼与龙。课板药囊君莫笑，赋诗行酒尚从容。
       真可谓医卜为生且藏身，遗民情结铸诗魂。
       二、性命所寄成诗风
       作为明代遗民和布衣诗人，方文以诗歌创作为第二生命，将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所感全部融入到诗歌创作之中，这不仅构成了鲜明的创作特色和风格，同时也使其诗歌成为那个时代的诗史和史诗，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方文诗歌创作的最大特色是人如其诗，诗如其人，真气淋漓，感人至深，“风格即人”用在他的身上最为贴切。就性格而言，方文快人快语，血性十足。卓尔堪的《明遗民诗》说他“性不能容物，常以气凌人。有以诗投者，必曲为改削。”朱书的《方涂山先生传》谓：“文年少有才名，思振其家声，与诸名士贵池吴应箕辈及复社、几社诸君子相厚善。……为人獧狭，又任放好熳骂。刻意为诗，辄嫉愤举世，世无当其意者，以故多龃龉。”又说他早年诗友陈名夏降清为大学士，一次请假回家，“乞涂山定其诗，执礼甚恭。涂山反复读之，曰：甚善，但须改三字，即必传无疑耳。陈以为隐也，曰：宁止是，顾三字者何也?涂山厉声曰：但须改陈名夏三字!时坐客满举错腭不能出声。陈亦厉声曰：尔谓我不能杀尔耶?适代巡来谒，陈拂衣去。客咸咎涂山，涂山笑曰：我自办头来耳，公等何忧?顷之，陈复入，执涂山手，涕流被面，曰：子责我良是，独不能谅我乎?竟相好如初。”由此看出方文重名节、有骨气。这种性格和气质在他诗歌中随处可见，如《客有教予谨言者，口占谢之》：
       野老生来不媚人，况逢世变益嶙峋。诗中愤懑妻常戒，酒后嗔狂客每嗔。
       自分余年随运尽，却无奇祸赖家贫。从今卜居深山里，朝夕渔樵一任真。
       “认真”，应该说是方文做人、作诗、处事的显著特征。如他见友人吴涛之父吴汝琦死归德之难，《徐州志》不敢立传，非常气愤，便感而题诗，将此事纪述下来。又有一次，“广陵一贵家宴客，伶人呈剧目，首坐点《万年欢》。予(方文)大呼曰：‘不可。岂有使祖宗立于堂下，而我辈坐观者乎!’主人重违客意，予即奋袖而起曰：‘吾宁先去，留此一线于天地间。’王贻上(士稹)附几曰：‘壮哉!遗民也。’遂改他剧。”就此，方文写了两首七绝，其一曰：
       虽然游戏事非真，优盂衣冠亦感人。却讶先朝曾扮此，当筵未见有人嗔。
       可以想见，象方文这样是非分明，极其认真之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见容于世俗社会的。但一旦发而为诗，就是血性之诗，真气之诗，必然自成一家，弥足珍视。如他的长篇五言古《述哀》，将一场意想不到的家难和对母亲的深切怀念与内疚之情，表现得十分真挚感人，梁公狄、宋玉叔、孙豹人读后纷纷题诗。孙诗云：“世间风木自堪悲，孝子如何构祸奇。读到酸心无可似，《陈情表》与《蓼莪》诗。”其它如《崔李行》、《四令君诗》、《岁暮哭友》、《水崖哭明圃子留》等大量怀友悼亡之作，或叙友情、或思亲人，均写得情真意切。即使是一些感时纪事之作，也写得充沛淋漓，发人深思。且看作于丁酉年的《负版行》：
       数年不到三山街，今春偶到多感怀。不知是何大书册，路傍堆积如芦柴。
       行人纷纷来买此，不论何书只称纸。官价每斤钱七十，多买少买随人耳。
       
       借问此是何版图，答云出自玄武湖。天下户口田亩籍，十年一造贡皇都。
       玄武湖心绝炊爨，永无火惠及鼠惠。洪永至今三百年，收藏不知几千万。
       一从世变陵谷新，此图废阁空埃尘。有司上言请变价，听民自取输官银。
       官召吏人估其值，十四万金可立得。富民争买入私家，零卖与人取微息。
       有一老翁立路傍，俯首见之神暗伤。曾为州椽写此册，一字错误忧彷徨。
       岂知今日废无用，口不敢言心自痛。也买一册负之归，看是何年何地贡。
       其中户口久凋残，田亩荒芜不忍看。若逢鲁国驱车叟，凭轼而趋鼻更酸。
       作者以诗史之笔，记叙了当时将明初建造的黄册和鱼鳞册(户口和田亩)作为废纸变卖的事实，并特地凸现了一位老翁对此暗然神伤的情景，沧桑巨变，笔底展现，非有血性之人，决难如此。
       在《涂山集》中，我们看到，方文几乎无时不诗，无地不诗。无论是交游、纪游还是有所闻见，只要有感便化为诗篇，甚至每年除夕、元旦、生日都大多有诗。正如他在《舟中漫兴》中所云：“平生癖好惟三种，左马文章老杜诗。”因此可以说，他的人生就是一首苦闷的诗。反过来，他的诗也是其人生和时事的写照。如他北游京都时一气写下《都下竹枝词》二十首，其之四云：“十谒朱门九不逢，所期杯酒话情惊。无端宴会俱裁革，四字红单密密封。”(四字者，“来日候光”也)将清初官场行贿受贿相互勾结的腐败之风揭露无遗。再如他一生穷愁困顿，有时衣食无着，于是写有《穷冬六咏》(无酒、无米、无油、无盐、无炭、无薪)，甚至还变卖犀杯、蜜珀坠、水晶章、碧玉环等物件维持生活，并仿谭友夏诗中《六卖诗》，写成《四卖诗》。即便如此，他的气节和风骨铮铮依然，这从他的一些咏物诗中可以返观出来。如《夏虫四咏》(蜂、蝉、萤、蛾)就写得十分新颖别致，极有诗心。其中《蛾》这样写道：
       扑灯缘底事，只为爱明光。蹈死虽不惜，捐躯实可伤。人臣皆若此，吾国岂云亡。欲觅护生草，时时为尔防。
       “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一般都作为愚蠢的代名词。而方文在这里却阐发出为爱明光蹈死不辞的献身精神，并由此而产生“人臣皆若此，吾国岂云亡”的眷念故国情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人格和气节所致，正所谓“卜肆尚能言孝悌，医方犹可立君臣”(《元日书怀》)。兹再录丙戌年(1646)作的《舟中有感》，以见其血性为诗的风格。
       旧京宫阙已成尘，宝马雕鞍日日新。万劫不烧唯富贵，五伦最假是君臣。
       诗书无恙种先绝，仁义何知利独亲。三百年来空养士，野人痛哭大江滨。
       在明清之际数量众多的遗民诗人中，方文是以创作实绩“自成一家”的诗人。他在明亡前学杜，多苍老之作，成为遗民后，专学白居易，明白如话，长于叙事，形成独特风格。因此，也成为诗界某些人物讥笑的口实。王士祯的《渔洋诗话》云：“方涂山文，桐城人，居金陵。少有才华，晚学白乐天，好作浅俚之语，为世口实。以已壬子生，命画师作《四壬子图》，中为陶渊明，次杜子美，次白乐天，皆高坐，而已伛偻于前，呈其诗卷。余为题罢，语座客曰：‘陶坦率，白令老妪可解，皆不足虑，所虑杜陵老子，文峻网密，恐涂山不免吃藤条耳。’一座绝倒。”从这则诗坛逸话中，可以看出当时诗坛主流诗学观念对方文诗歌俚率平易风格的轻视和偏见。即使象王士祯这样与方文私交甚密的诗坛新秀也带有这种观念。
       这本不足怪。从创作主体来看，每个作者由于受所处时代、生活经历，尤其是创作题材等因素所决定，必然要选择最佳表现方式，如果取得了成就，就自然形成独特的风格。从审美主体来看，由于各人的文学观念(包括诗学观念)和欣赏口味不一样，所以各人的感受和评价也不同。对方文诗歌风格褒贬不一也正在于此。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应从作家创作实践和成就出发，进行评判，而不应以鉴赏者的眼光为依据。对待方文的诗歌创作成就及其风格评价也应如此。
       方文的诗学观念和创作道路表明，他对诗歌这种文体如何反映生活，表达情感有着自己的见解和实践功夫。写于辛卯年(1651)的《初度书怀》之三云：
       昔闻杜陵叟，降生乃壬子。厥后香山翁，生年亦复尔。相去六十载，英名千古峙。我生幸同庚，性情复相似。酷嗜二公诗，诗成差可拟。杜犹拜拾遗。白直跻卿士。我老穷且贱，曷由继芳趾。
       可见他是自觉地以杜甫和白居易为楷模进行诗歌创作的。但他所学的首先是杜、白的“性情”和创作传统，而不仅仅是诗歌形式和语言，所以在诗学、诗才、诗情诸方面都体现出深厚功底的创作个性。“虞翻天下士，知已无一人。斯言初似激，久乃识其真。我生好结交，亦交半海内。岂无文章伯，实少同心辈。同心亦有之，才藻或不如。才藻即英发，未必多读书。吾欲求完人，仅见一孙八。……”(《访孙豹人不遇因题其壁》)。从其交友选择“同心、才藻、读书”三者具备的标准即可看出方文的人品与诗品。正由于此，各种诗体在他笔下，均能根据题材特点，表现得灵活自如，娴熟老到。一般说来，五言古、七言古等歌行体多用于叙事，题材较大，颇为庄重，五、七言律绝多用于咏物抒怀，而五、七言排律则多用于游戏谐谑。兹选几首，以见一斑：
       题友人墨竹(七绝)
       无实无花是此君，高人钟爱意何殷。只缘苦节天生直，风韵萧疏更不群。
       寄怀无可道人(七律)
       当年流寓石城阴，正学荒祠日日寻。谁料金川门又启，可怜高座寺里临。
       闭关人似猿楼穴，炼性诗如鹤叫林。闻说润州钲鼓动，且将钗钏试禅心。
       戏赠左子直纳妾诗(用二十药名)
       今夜天仙子，当归白玉堂。银屏列云母，锦幔缀流黄。
       重叠合欢被，姻缊沈水香。华灯照粉面，明月弄珠光。
       竹叶杯中酒，松花额上妆。含娇尚红蕊，结实定青箱。
       马齿休嫌老，蜂巢一任狂。天门魂荡荡，地苄水汪汪。
       似凤连翘足，非猿续断肠。只愁萱草嫩，无计避淫羊。(苄音户，即地黄)
       上引第一首题画诗，将竹子的劲节和风韵非常传神的表现出来。第二首写给已出家的从子方以智，诗中回顾了当年叔侄二人在南京拜谒方孝孺祠堂的情景和志向，概括了方以智被迫出家的凄清生活，最后两句以隐语方式似乎有通报抗清形势和期望方以智还俗的意味，含蓄而富有深情。第三首用20种药名构思而成的五言排律，为同乡左子直(左光斗次子)纳妾而作，游戏谐谑意味甚浓，足见以行医卖卜为生的作者的博学与诗才，虽然题材意义不大，但读后不禁令人会心畅笑，拍案叫绝。
       方文的诗风就是这样明白晓畅，而又耐人寻味。孙枝蔚谓其：“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难。”陈维崧谓其“字字精工费剪裁，篇篇陶冶极悲哀。”李楷谓其“朴老真至，”纪映钟谓其“坚老纯熟，冲口而道，如父老话桑麻，不离平实，却自精微。”李明睿赞其“妙于序事，……盖天下之景多同则情各异，情或同而事各异。尔止妙于序事，故其诗千态万状，无一字相同，良有以也。”应该说，这些从不同角度和体会作出的评价，是基本符合其诗风实际的，同时也说明方文的诗歌在当时诗坛有着良好的声誉和影响，这从当时20多位诗坛名流(林古度、李楷、纪映钟、施闰章、周亮工等)为其《涂山集》作序题跋的现象也可得到明证。但是，随着清廷政治趋向巩固和稳定，诗风走向也随之变化。诗坛新秀后为领袖的王士祯倡导“神韵说”，对方文诗风颇有微词，朱彝尊则认为“尔止间作可笑诗句，颇为时论揶揄。然如嘉谷登场，或舂或揉，秕糠终少于粒米。”肯定中有所保留，显得平允一些。这种将诗歌审美标准“定于一尊”的做法，显然偏颇。个人诗风的形成与变化，与其说是社会政治环境的原因，倒不如说与作家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和创作题材的关系更为直接。试想，一生靠游历和行医卖卜生活，又以诗歌为生命所寄，所见所闻所感无不可以人诗的方文，选择学习白居易，以平易俚俗的语言反映社会各方面的生活，表达真情实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还是他自己道得明白：“布衣自有布衣语，不与簪绅朝士同。”自成一家，诗中有人、有事、有情，不重语言典雅，只求表现明白流畅，这就是方文的诗歌风格。诗歌创作，“写什么”往往决定着“怎么写”，而怎么写就体现着一种风格。由此可见，方文的诗歌风格正是明清之际时代风云与作家特殊生活经历感受相互作用的艺术显现，它对于认识当时社会和研究明清诗风演变尤其是叙事诗的发展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