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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情下，中央政府走出了均衡发展经济的误区，以非均衡经济战略贯穿中国现代化历程，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最终实现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目标，并以此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关键词：均衡；现代化；非均衡；沿海经济；协调发展
       如何认识和利用中国不平衡国情来实现经济现代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针对不平衡的经济现实，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实行沿海与内地平衡工业布局的区域发展战略。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行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非均衡经济战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提出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思路。从均衡工业布局、非均衡经济发展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本文拟着重探讨均衡经济发展存在的误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国对非均衡经济的探索，及此举对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重要影响和意义。
       一、均衡协调：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误区
       在20世纪30年代，“现代化”一词开始出现在我国报刊上。现代化一词的英文翻译是modernization。英语单词modernization是从英语单词modernize和modem衍生出来的。对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现代化，目前最紧要的就是要实现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和转变，建立与社会发展同步的经济运行机制。
       建国初期，我国表现出来的特点是经济社会发育极不平衡，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差异性和区域性特征。因此，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面对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国情。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自明清以来的商品经济就比较发达，商品观念深入人心，居民文化素质高，再加上帝国主义侵华后开办的企业中70％左右集中于沿海地区，致使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较为繁荣。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严肃指出“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就是“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地区分布极端不平衡。全国工业70％以上集中在占陆地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狭长地带。西部经济极为落后。占陆地国土面积45％的西北和内蒙古广大地区，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3％。占陆地国土面积23％的四川、云南、贵州和西藏，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6％。当时整个西部人口占全国的22，8％，而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11，2％。西北西南地区工矿企业共有300多家，大部分是以手工劳动为主的设备简陋、条件低下的小型工厂和修配厂。除西北有少数采矿业，重庆等城市因抗战而内迁的制造业厂矿外，广大的西部地区几乎没有什么近代工业，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根本谈不上近代工业，甚至连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作坊的发展都很微弱。
       据建国初统计，我国钢铁工业80％以上的生产能力、纺织工业80％的纱锭和90％的织布机分布在沿海，沿海与内地工业产值之比为77.6:22.4。为了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实现把中国转变为工业国的现代化任务，国家进行了均衡发展经济的探索。
       20世纪50～60年代，实行沿海与内地平衡工业布局的均衡经济发展战略。为了实现生产力在全国范围内的均衡布局，改变中西部区域落后局面，同时也是出于备战的需求，我国对比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进行了相当密集的要素投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第二部分论述了发展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他指出：“沿海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该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根据这一发展思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大型重工业都是布局在中西部地区。
       “一五”计划充分贯彻了党中央的“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来合理分布工业生产力”的决策，所以，“‘一五’期间建设的项目，特别是苏联援建的项目，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1965年，党中央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三五”计划草案也因此被修改为“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1965年以后，国家财政投资的重点地区在内地，特别是三线地区。1966～1977年内地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66.8％，其中三线地区占52.7％；1971～1975年，内地投资总额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53.5％，其中三线地区占41.4％。“一五”、“二五”、“三五”、“四五”时期，沿海与内地的投资比例分别是1:1.15、1:1.27、1:2.17、1:1.35。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均衡经济布局，国家把建设投资重点放在中西部地区，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种严重向内地倾斜的投资结构实现了我国工业资产区域结构的均衡化，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业布局过分偏集于沿海地区的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变。其有效地提高了内地工业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内地和沿海地区的差别。另外，内地的资源得以有效开发，建成一批能源、原材料等工业基地，奠定了内地工业化的基础。
       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发育缓慢，效率低下。相当一部分投资项目未能建立在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上，这种均衡布局的实际效果并不很理想。第一，内陆地区的经济效益并未因经济布局的西移而大幅度提高；第二，内陆各地不顾自身条件不同，重复建设时有存在，片面追求建立“大而全”、“小而全”的地方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地区产业结构趋于同化；第三，沿海地区因长期投入的大量减少，忽视对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和技术的提升，原有的技术优势无法充分发挥。工业的产出区域结构并没有同工业资产区域结构实现同步均衡化，“切肥补瘦”的均衡布局是以牺牲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为代价的。1954年，全国的工业增长速度是16.7％，而上海的工业增长速度只有7.4％，天津工业只有11.6％；1955年，全国工业增长速度是8％，天津工业只增长2.1％，上海工业反而下降4.5％。
       在经济学领域中，均衡只是特例，是人们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状况”，是由一种非均衡状态向另一种非均衡状态过渡的短暂瞬间。均衡是暂时的，不均衡是永恒的。建国初期，政府为改变中国经济极不平衡的现状，使用均衡发展的调控手段。其出发点是好的，但这种违背生产力规律的做法带来的教训则很深刻。它将资源和资本从高生产力的富裕地区，移往低生产力的贫穷地区，从而造成总体经济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与不经济，进而使总体经济增长无法达到最佳境界。虽然有大量投入，经济差的地方“消化不良”；原来经济基础好的地方，却因国家的不投入或少投入，滞缓了前进的脚步。
       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国家成功运用非均衡发展手段实现经济的进步，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威廉姆逊利用来自24个国家的资料证明：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曲线变动。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生
       产能力的限制，为了实现经济的有效增长，必须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在某些区域条件优越的核心地区；在经济发展后期，经济发展的主要限制转变为有效需求不足，鼓励众多的新增长点成为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条件。此时，经济增长与区域平衡目标是统一的，区域差异将随着总体经济的增长而逐年下降。区域差异这一由小至大，再由大至小的过程，在座标图上呈现为一倒“U”字型。
       这种伴随经济发展过程的区域经济差异变动的倒“U”趋势在许多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只是倒“U”曲线的形状，达到转折点的时间不同而已。比如美国经济发展经历了百余年的东西增长不平衡，到20世纪初才开始以大量的投资开发落后地区。日本经济发展经历了数十年的沿海与腹地增长不平衡，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对落后地区进行开发。
       二、非均衡发展：中国现代化空间格局的合理选择
       事实证明，我国的现代化历程正在践行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威廉姆逊的倒“u”型曲线，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对该理论进行了创新和升华。邓小平同志认为，像中国这样“地域广阔，各地条件差异很大，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必须考虑到国内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才行。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快一些，从而带动全国现代化的发展。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非均衡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创新，并开辟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广阔的前景。
       从地理区域看，国家选择经济基础比较好的沿海地区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基石，推行沿海经济优先发展的非均衡区域经济战略，对东部沿海地区实行经济、金融、外贸、人才、政策等多方面的倾斜，优势区位着重发展，通过中部技术、信息、传导机制，把影响扩散、辐射到西部，从而带动全国经济的共同增长。
       中国是个农业型社会，农业人口占据绝大多数。因此中国的非均衡政策，把改革的突破口首先选择在农村，从农村“转战”城市，减少贫穷，解决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然后，用城市的工业现代化来建设新农村，走和谐之路，引领全国人民向小康进发。
       (一)三项核心内容的非均衡经济战略的实施，是中国现代化空间格局的合理选择
       1、1978年，我国选择农村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由农村逐渐推移到城市，为城市中大刀阔斧的体制改革埋下伏笔。与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相似，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起始于占人口4／5以上的农村。之所以选择农村，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中国城乡人口不平衡。邓小平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农村问题，在农村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调动全国百分之八十的积极性。二是中国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国历史上形成的农业落后于工业，乡村落后于城市的状况在建国以来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广大农村地区仍处在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中。这也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必须首先从农村开始。由此可见，我国改革由农村起步，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邓小平从中国农村与城市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这个客观实际出发，运用非均衡战略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农村的制度改革自1978年开始，包括农业生产的个体化(包产到户)和农产品的市场化。包产到户政策实施后，政府同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设立了地方性的小规模农产品市场，农民可通过市场自由销售或交换农作物及所需用品，最终形成地方性的农产品自由市场。这既刺激了农民的生产意愿，也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农作物的区域专业化也慢慢出现，通过市场机制的刺激与调节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经过农村体制改革，农业生产力及农产品交易效率大幅提升，农业人口的购买力增加，刺激了工商业的繁荣发展。到1984年底时，中国已有99％的农户执行该政策，并享受到政策实施后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1978年，中国粮食产量约为3000亿公斤。集体化20多年当中，国家每年收购粮食300亿～350亿公斤，只要多购1／10就会挤占农民的口粮。到1984年，粮食增加到4000亿公斤。同时，农业总产值增长68％，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66％，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久以后，部分农业劳动力被解放出来，乡镇企业喜遇发展的春天，加上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改正公有制经济形式过于单一化的弱点，并为农民收入增长开辟了新的巨大的来源。这些，为推动全国经济改革起到了鼓舞信心的作用。
       2、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沿海地区具备地理优势、历史渊源、贸易传统、观念意识等原因，中国开始推行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战略，即将经济发展重点由沿海向内地梯度协调推进，允许一部分人、行业、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国家通过政策制定，对东部沿海地区在财政、税收、资产投资、产业改造、城乡建设、外经外贸等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均给予倾斜，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得以显著提高。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取得突破口后，中央首先在沿海地区进行试点、实行和深化，减少了经济体制改革一下子在全国展开所带来的风险，并为改革的推行和深化创造了较好的经济环境。
       遵循这一新的发展战略，我国在政策上向东部地区倾斜。“六五”计划规定，要积极利用沿海地区的现有经济基础，充分发挥它们的特长，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七五”计划进一步强调，要按照东—中—西的顺序安排发展重点，沿海地区要加速发展，中部地区要有重点地发展，西部地区则应做好进一步开发的准备。
       1979年7月，中央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试办经济特区，打开对外开放的局面。1980年，经济特区开始建立起来。从此开始，由沿海向内地、由东向西、由南向北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种地域开放、经济发展的格局。到1995年，对外开放由沿海扩展到沿边、沿江、沿主要铁路线和内陆省会城市。之后，中央设立了广东深圳、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三大经济改革试验区；2007年7月，重庆和成都获准设立“新特区”，即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年12月，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获准设立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取得了多方面的辉煌业绩。
       东部沿海地区利用良好的发展条件、基础设施及对外交往得天独厚的便利，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早期通过“三来一补”、“两头在外”方式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并逐渐掌握西方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进而变被动为主动，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经济。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活动方式、要素配置、产业选择等很多方面优先采用了市场机制，使得它们获得了更为优良的促进发展的制度基础。
       在改革开放中，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取得了持续强劲的动力源，继而增进和提高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实力和水平，也带动全国其他地区经济的相应发展。1979～2004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6％，2003年，中国经济总量是1978年的9.3倍。2004年，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位次前移一位，上升至第六位。2004年，东部10省市经济增长速度，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
       个百分点以上，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65％，其中仅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4个GDP超万亿元省份，就占全国经济总量的近一半。
       3、采取飞跃——整顿——再飞跃的台阶式非均衡战略，抓住机遇，波浪式地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反对均衡论。邓小平指出，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这一论断既符合辩证法，也符合经济发展的实践。我国1984～1988年的发展就是一个飞跃，由于发展中出现了某些不平衡，所以有必要进行3年治理整顿，以达到新的平衡，并为新的飞跃创造条件。从国际经济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因此，我国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期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在发展中发现问题后，着手进行治理整顿，并跨越该阶段，向更高阶段前进。
       (二)非均衡经济战略引发的矛盾也不容忽视
       非均衡经济战略带来的效果是显然的，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也得到显著增强。但是，由于各区域自身发展条件不同，加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些体制因素和政策不完善等原因，非均衡经济战略的实施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和矛盾。
       1、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居民个人收入差距拉大。根据《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6)》统计，东部地区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居民收入存在明显差距。2005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3375元、8809元、8783元和8730元，东部分别是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1.52倍、1.52倍和1.53倍。收入高省份集中在东部地区，收入低省份集中在西部地区。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万元的9个省份有8个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于后四位的省份均为西部地区。因此，东西部收入差距过大不仅会使西部地区的人才严重外流，导致马太效应，而且还会影响到民族关系。
       2、出现贸易封锁和资源争夺现象。非均衡经济发展中形成了不平衡的竞争环境，中央、地方和企业等经济主体间的权限划分不明确。一些地区在采取经济手段的同时，也采取违背商品经济的行政手段，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免“肥水流外人田”，如通过行政命令阻止区域间资源和商品流动，行政干预企业，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与其他地区横向攀比等，投资利益目标短期化。
       3、世界贸易市场竞争激烈，东部沿海的优势受到一定挑战。外向型经济确实拓展了中国企业的视野，将市场做到国外，引进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引进国际先进高端的技术，沿海企业因此迅速发展，迅速进步。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了规模，未来继续发展还有很大空间。但是，外向型经济今后持续快速发展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世界经济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各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和欧盟一些成员国，出现了较长时期的经济衰退，美元不断贬值。仅仅依靠外向型经济，我国经济难以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容量进一步扩张没有稳定有力的支撑。而世界贸易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国际上新竞争者的不断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比如绿色贸易壁垒、我国出口商品反倾销诉讼案件增加等，制约我国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近年来，外贸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另外，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还面临着许多难题，如“三农”问题、就业问题和基础设施落后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仅靠外向型经济是不够的，要继续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必须寻求新的出路。
       三、协调发展：中国现代化目标的价值取向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冈纳·米尔达尔(Cunnar Mydal)曾对经济发展的差异性进行过独到的分析。他指出，如果某区域在起始阶段获得一种竞争优势，从动态过程看，其后的发展机会本身具有一种“乘数效应”，即存在所谓“机会创造机会”的惯性过程。米尔达尔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当前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非均衡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取得了制度创新和市场化改革的先发优势，而这种优势一经形成，便具有自我强化和完善的趋势，我国区域经济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呈现非均衡性便不可避免，需要政府制定出政策对其进行修正，治理整顿后再发展，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
       第一，非均衡经济战略在执行的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我们必须正视它，建立政策领域的相关调控机制。
       中央政府一直在关注非均衡经济战略的实施，对它的效果感到欣喜，对它引发的问题作及时的纠正。在此战略实行10年后，邓小平同志在1988年率先提出两个大局的发展构想。他指出：“沿海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加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同志认识到，非均衡经济战略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聚集了力量，增加国家实力后，就要促成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针对地区收入差距拉大的新形势，加上国家经济总量不断增强，政府将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上了议事日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要求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直到后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1999年6月9日“中央扶贫开发会议”上，江泽民同志首次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概念。同年6月17日，江泽民同志在西安主持召开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时指出：“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抓紧研究、部署和尽快启动西部大开发这个世纪工程。”这标志着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的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第二步开始实施。
       2003年4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进一步强调，必须增强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充实非均衡经济战略，进一步提升了该理论的精华，完善邓小平同志的“两个大局”构想。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过程，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非均衡经济战略的实施是从国情出发，协调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是执行非均衡经济战略的终极目标，在协调发展中的局部区域继续贯彻非均衡经济战略。
       第二，西部大开发要加强基础建设投入，政府的投资和建设项目要加大向西部地区的倾斜力度，国家要建立物质领域的相关保障机制。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范围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内蒙古自治区等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西部大开发的整体思路是，选择现有经济基础条件较好，区位优势明显，人口较为密集，沿交通干线和城市枢纽的一些地区，作为西部开发的重点区域。依托亚欧
       大陆桥、长江黄金水道、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干线，发挥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和辐射作用，促进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的形成，带动周围地区和农村发展。
       在西部大开发这个浩大工程实施中，政府也并不是12个省、市、自治区一齐上马，而是给予经济基础、自然资源条件好的区域先发展的机会，按照非均衡经济战略的构想，以点带面，由小及大，从经济中心区辐射到周边，最终实现西部地区的大发展。
       经济要发展，基础设施先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高投入与建设还包括了水利、交通能源和通信方面。国家投资西部基础建设政策，包括提高用于西部地区重点项目的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的投入以及国家政策性建设贷款比重。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优势资源开发与利用，有特色的高新技术及军转民技术产业化项目，优先在西部地区布局。加强西部地区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项目资本金制、工程招投标制、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项目环境监督管理制等制度的建设和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集中全国力量建设一批奠定西部大开发全局的重大基础建设工程，如“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公路国道主干线、水资源开发等。
       西部大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初见成效，2000年至2005年，累计在西部地区开工建设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等重大项目70项，投资总规模约1万亿元。青藏铁路、西电东送、西气东输、水利枢纽等西部开发标志性重大项目提前建成。西部地区累计新增公路通车里程22.6万公里，完成铁路铺轨4000多公里。此外，国家还投入了310多亿元支持西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居住在生态环境脆弱、不具备基本生存条件地区的122万贫困人口实行了生态移民。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也有所改善。
       第三，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成就和经验，将给西部经济发展以巨大启示，形成相关仿效机制。
       根据东部沿海地区多年成功经验看，经济的发展必须增强市场机制的引导。要完善我国的市场机制，包括两方面：一是合理的价格体系；二是发育良好的统一市场。东西部区域由于不合理的价格体系，造成西部地区低价“出口”能源、原材料到东部，并从东部高价“进口”加工产品。区域利益格局扭曲。为减少损失，西部盲目上马一些低效率、技术含量低的加工工业，导致东西部工业结构趋同化，既浪费了资源，也降低了国民经济的质量。国家必须逐步解决资源产品与加工产品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同时，东部应把生产主要转向高科技的高新产业，搞外型经济。培育国内统一市场，避免行政封锁，公平竞争，让产品自由流通，减少交易成本。建立一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资源要素流转机制，以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带动西部经济的发展。对西部地区来说，当务之急是引入市场机制。必须加强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环境的优化，提高单位投资的回报，以收益的最大化来吸引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入，增强内部“造血”功能。
       西部地区还应以市场机制来引导经济的发展，改变过去落后的思想观念，增强商品意识，开发自然资源，大力发展深度加工工业，增加附加值，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同时，也应改变以往的消极思想，积极向外扩展，将自己的优势产品输送到周边国家，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协作。
       第四，充分利用“辐散效应”，建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产业运行的互补机制。
       东部在开发新产品和形成新产业的同时，必将不断“溢出”老产品和老产业，这些“溢出”的产品、产业在大多数情况下，在相对落后地区仍有一定开发价值，这种由东往西扩散的继起性和递补性，必须辅之以恰当政策调控加以鼓励和疏导。东西部地区企业的合作是双向“优势互补型”，在层次上不再仅仅停留于资金、技术、人才方面的合作，而是进入到资源的开发利用、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流动上来，以经济利益为基础，互惠互利，实现东西部的联动发展。这样，不仅可使落后地区的经济加快发展，也可使沿海地区的经济避免过度膨胀和结构老化，保持旺盛的经济活力，并进而促进国民经济总体效率的提高。
       另外，我国自然资源和经济技术水平区域差异很大，必须把产业政策分解落实到相应地区。具体地说，沿海地区经济技术发达，但能源矿产资源贫乏。因此，高新技术产业要具体落实到东部沿海区域，相关投资和政策优惠要向这一地区倾斜；能源、原材料是中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在这些产业的投资和政策要落实到中西部地区；农业、交通邮电的区域差异性较小，可由中央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具体落实到不同区域。
       非均衡经济战略贯穿着现代化的建设过程，贯彻着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以最终协调发展为目标的非均衡经济战略的实施，其效果是显著的。2005年，我国西部地区GDP达到3.33万亿，比2000年翻了一番，年均增长10.6％，其中“十五”期间西部GDP年均增长11％，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达到10％和6.8％，当年全国GDP为18.2万亿，比上年同期增长9.9％。
       在促进东西部协调发展的同时，仍需要实施沿海现代化带动战略。直到现在，中央政府对非均衡经济战略取得的成绩非常认可，并对沿海经济优行发展对全国经济的示范效用抱有很大期望。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广东考察时指出，“东部沿海地区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实力雄厚，对外开放程度大，科技教育发达，人才资源丰富，具有继续率先发展的优势和条件。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再上一个新的台阶，有利于壮大国家经济实力，带动全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从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中央政府是希望通过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后，促进东中西部的互动，最终实现共同发展。事实上，从政策制定开始，党中央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把非均衡经济战略当作手段，积攒实力，达到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
       承认不平衡，利用不平衡发展规律来求得较快的发展，并逐渐达到相对平衡，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观的要旨，即让好的越来越好，差的逐渐变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并由此实现中国的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