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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我国总体上经济发展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本文意在指出：从宏观上讲，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演进路径应该遵循“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以城市化、工业化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线来推进。但是，目前我国城乡关联的弱化却无形中弱化了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成为新农村建设演进路径的瓶颈制约。因此，采取有效的对策，提商城乡关联水平就成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
       关键词：工业化；城乡关联；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6—0023—06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这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一项惠及亿万农民、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举措，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使命。这一任务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选择什么样的路径，这条路径上瓶颈制约是什么，如何突破瓶颈制约，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这是我们从理论到实践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把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一个独立、强盛的工业国，党和国家大力实施工业化发展战略，采取了“工业优先、城市偏向”的发展方针。而工业化的初始积累主要来自于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了最大限度地支援工业，国家做出了适当的制度安排，通过统购统销政策形成的工农产品“剪刀差”，把农业剩余产品转化为工业利润，同时还从农业税收和农村储蓄等渠道获取大量的资金积累。据统计，从1957到1977年，国家从农村获取资源达7000多亿元。其重要后果就是农民的收益增长十分缓慢。在这20年，农民的收入每年增长不到一元钱，到1978年，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60多元，还有近三分之一的农民未能实现温饱。另外，通过户籍制度、公社组织体制等一系列措施，大量的农民被禁锢在土地上，由此形成了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民作为现代国家的平等国民难以享受到平等的国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基本上是依靠牺牲农村、农业、农民的利益发展起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从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人手，逐步调整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我国农业快速发展、农村经济持续繁荣、农民生活不断改善。但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向前推进，在我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三农”问题。其突出表现就是农业落后、农村贫穷、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严重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三农”问题不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都将化为泡影。“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讲，是长期受“二元经济”体制的影响，国家用于“三农”的支出严重不足。在很长的时间内，农民没有充分享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成果，使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正是基于这一基本国情和发展规律，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必须始终抓紧抓好。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个论断的提出，对于我们确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农村建设路子奠定了理论基础。
       同时，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也是国际上普遍的做法。主要表现为：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产品、市场、劳动力等，但在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由于工业自身积累和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各国都适时调整发展政策，加大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增加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对农业实行多方面的支持政策。韩国和日本就是在人均收入800美元时开始对农业“反哺”的。
       根据国际上的成功经验，我国已到了工业化发展中期，应该进入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样一个新阶段。一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有了经济和财力保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财政收入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年均增长幅度，许多年份的增幅在10％以上。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8.2万亿元人民币，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5％以上，财政收入3.16万亿元人民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703美元，说明我国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对中国工业化曾作出重大贡献的农业税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对农民的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和购置农机具补贴逐年增加，国家对农业的支持进入新时期。二是城市已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主导地位，城市化水平和功能已具备带动乡村发展的能力。在20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得不依靠农业、农村和农民，是因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在农村。进入21世纪后，这一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第二、三产业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5％以上，城市人口已占三分之一以上。如果不以户籍制为线，城市人口的比例还更大。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占三分之二以上。无论从经济贡献，还是人口数量，城市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
       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都表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总体框架下进行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以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一条主线。
       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瓶颈制约：城乡关联弱化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线。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化、工业化是拉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城乡之间的关联是充分条件。如果光有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关联水平低，就会弱化工业化、城市化对农业农村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城市和乡村作为区域经济发展中两个最基本的地域单元，它们自形成以来在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首先，就空间联系而言，城市既是地域的中心，又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城市先进的工业、科教服务业及高素质的劳动力形成地区经济增长极，其辐射力直接带动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以资金和技术向农村流动，为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条件。外围的农村则为城市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并接受城市的辐射，壮大农村经济。其次，就经济联系而言，一方面，工业为农业提供先进机械设备和技术，提供化肥、农药、燃料、电力等农业生产资料。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生产资料需求和粮、棉等加工用原料。另一方面，工业为农村居民提供日用消费品及水、电、气、通讯等服务和非农就业机会，农村居
       民为工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工业消费品市场以及充裕的劳动力；农业为城市居民提供丰富多样的农副产品、新鲜空气和绿色环境，城市居民为农业发展提供农副产品的需求市场。最后，就社会联系而言，城市居民为农村居民提供现代化的城市文明和舒适生活的榜样；农村居民则为城市居民提供传统的农耕文化和自然质朴的生活方式。城乡居民之间的文化融合，丰富了城乡居民的生活。以上分析可见，城市和乡村在作用上是相互的，功能上是互补的，利益上是互惠的，职能上是有所分工的。要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农村建设路子必须以城乡关联度的提高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分割体制的作用逐渐减弱，城乡发展壁垒日渐消除，城乡生产和生活方面的联系日益增多，城乡关联性不断加强。但是，由于旧体制的作用时间较长、影响较深及城乡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所以，在城乡社会经济关联方面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如：城乡产业关联性不强；城乡布局规划缺位、滞后；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城乡社会服务体系的发展水平差距大，不公平程度显著等等。从总体上看，我国城乡关联水平还不高，区域间的发展也不平衡。曾磊、雷军、鲁启等学者用城乡关联度这个综合评价值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年城乡关系发展状态进行了静态评价，结果显示：东部11个省市的城乡关联度分别为：上海100、北京98.12、广东95.68、江苏90.32、天津87.81、浙江87.24、辽宁85.31、山东84.16、河北77.12、福建72.61、海南54.15；中部8省城乡关联度分别为：湖南77.10、湖北74.31、黑龙江72.01、山西71.25、河南70.91、吉林69.88、安徽66.42、江西66.02；西部12个省市城乡关联度分别为：四川69.76、陕西67.22、广西64.28、重庆62.64、内蒙古62.56、甘肃61.48、宁夏61.24、新疆58.90、青海58.87、云南56.74、贵州54.79、西藏30.04。0这表明：我国城乡关联总体水平还比较低，而且地域差异显著，呈现出东中西的区域分布规律。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城乡关系发展水平明显好于经济较落后的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城乡关系发展水平又好于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由于城乡关联弱化，一方面使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固化，另一方面又阻碍我国整体经济的迅速发展。学者杨振宁、陈晓玲利用1985-2004年全国统计数据，在构建城乡统筹指标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刻画出了我国1985-2004年城乡关联的时间序列图，并根据发展速度划分为四个时期：1985—1990年为波动期，1994—1997年为缓慢增长期，1991—1993年和1998—2003年为快速增长期，2003-2004为缓慢下降期。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发展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是自1998年后，其递增的速度呈现出下降的趋势，2004年甚至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与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递增趋势呈现出背离的状态。其根本原因就是城乡关联发展的弱化，相应地弱化了城市对乡村经济的拉动效应。
       三、城乡关联弱化的障碍性因素分析
       我国城乡关联的弱化涉及诸多方面的因素，既有发挥扩散和极化效应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城市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有区域经济发展滞后的农村的原因，还有作为有效衔接二者的中小城镇体系不尽完善，以及连接城乡的交通、通讯设施的落后等原因。如果把相对于农村而言的城市发达经济区域视为经济辐射的辐射源，把农村视为接受经济辐射的区域，而把连接城乡的道路、通讯视为辐射渠道。那么，影响城乡关联的因素就可以简单的归纳为辐射源、辐射接受区域和辐射渠道三个因素。其中，辐射源在区域经济中处于中心地位，它通过极化和扩散效应影响着外围区域的经济发展。在现实中主要是指区域省会城市或者地级市。区域经济辐射源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它对外围区域净辐射的大小及正负，以及辐射所采取的形式——摊饼式辐射和跳跃式辐射；辐射接受区在区域经济的增长中，它处于从属和被支配的地位，在现实中表现为围绕区域经济中心的次级卫星城镇体系为主的“核心－外围”区域空间结构。当然，区域经济辐射源和辐射接受区域都是相对概念，相对于区域经济中心，次级中心是接受辐射的区域，而相对于区域经济的次次级中心，区域经济次级中心又是区域经济的中心，以次级城市为中心又形成新的“核心－外围”区域空间结构；辐射渠道主要是指道路、交通、通信等，它们决定着城乡一体化水平和辐射的有效性。通过对涉及城乡关联的三大因素关系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城乡关联弱化的障碍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城乡关联的制度性障碍，增加了城乡要素流动的交易成本
       从新中国建立到上世纪末，我国一直实行城乡分割、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政策和制度倾向。这一系列包括户籍、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在内的“二元经济”制度框架，在城乡间架起了一道道樊篱，增加了城乡要素流动的交易成本，使城乡经济发展的关联度低，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二)城乡关联渠道弱化，增加了城乡要素流动的成本
       道路、交通、通讯是实现城乡关联，形成城乡良性互动的主要渠道。在一个区域经济中，城镇体系对乡村腹地的辐射效应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城乡之间良好的道路交通及通讯设施建设。学者张学良、孙海鸣利用1993—200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106左右，且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以空间正溢出为主。目前，沟通城乡物流、信息流的道路、通讯建设滞后于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交通通讯尚未形成结构合理的网络体系，导致区内和区际交通通讯网络的通达和分散指数偏低。
       (三)乡村投资严重缺位，基础设施薄弱，弱化了对城市辐射的接受能力
       在我国，乡镇道路、农业科研和技术服务以及农村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农业和农民，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严重缺位。以我国农业基建支出为例，1978-2004年，我国农业基建支出占基建总支出的比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而且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始终徘徊于0.04～0.1％之间。这样，包括农村道路和交通、农村电力和能源、农村水利和农户用水、农村电信和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和体育等基础设施十分薄弱，对来源于城市的物流、资金流、技术信息流的接受能力极低，出现城市、工业拉而不动的状况。
       (四)区域中心城市和城镇体系不尽完善，弱化了城镇对乡村的辐射拉动作用
       区域中心城市对区域发展具有组织、带动作用，是构造区域空间结构的主要力量，充分发挥城市对城乡边缘区和乡村腹地的带动、协调作用对新农村建设至关重要。但是，我国区域中心城市发育不尽完善，辐射源的扩散效应不强，而区域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小，且空间分布不合理，小城镇尚未承担起连接区域中心城市与乡村腹地的纽带作用，致使城市空间辐射、扩散和
       近邻效应难以实现。
       四、突破城乡关联弱化瓶颈的对策与措施
       根据对我国城乡关联弱化的障碍性因素分析，要提高城乡关联水平必须采取以下对策和措施：
       (一)打破城乡关联的制度性障碍，重构城乡互动型的制度框架
       城乡关联制度樊篱的消除，有利于创造城乡协调发展的外部环境，强化乡村的制度可进入性，减少城乡要素流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这就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要由过去的自上而下城市偏向型转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城乡互动型。通过偏向乡村的一系列政策、制度的制定和完善，激活农村中的各种生产要素，释放农村自身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首先，逐步消除、淡化城镇户口和乡村户口的界限，在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推行以城乡关联发展为目标的配套改革，创建一个城乡居民身份平等、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其次，推进城乡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和土地市场的整合建设，形成城乡统一的大市场，使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发挥最佳的经济效益。最后，构建城乡关联的规划机制，对城镇与乡村进行统一的规划编制，综合谋划城乡的整体发展。
       (二)强化城乡关联辐射渠道建设
       城乡关联辐射渠道的建设与完善，可以减少城乡要素流动的渠道性交易成本，弱化城镇经济辐射扩散效应的距离衰减。今天，高质量、高效率的城乡关联辐射渠道包括现代化的交通运输、通讯设备、媒介平台。因此，强化城乡关联辐射渠道的建设应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建立城乡高速交通运输网络，加快城乡高速公路干线的建设，使城镇的放射型干道能延伸到所邻的每个郊县。同时要从地下通道、高架公路、地面立交等多角度建设立体交通工程，形成城乡间纵横交错的交通连接框架。其次，大力发展现代化的智能通讯手段，充分利用多种媒介工具促进城乡信息、科技的交流。最后，城乡关联辐射渠道建设的重点应放在中小城镇之间，以及中小城镇与乡村腹地之间的交通、通讯和媒介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上。
       (三)强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对城镇辐射的接受能力
       乡村是城镇经济辐射的接受区域，如果基础设施薄弱，会降低对城镇经济辐射的接受能力。针对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各级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应该承担起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职责。同时，企业和农民也不应该排除在基础设施建设的队伍之外，企业参与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方面可以缓解单靠政府投资的资金紧张状况，另一方面也为企业培育了良好的周边环境，降低了企业发展的外部成本。农民是农村基础设施的消费者和受益者，农民的加入，一方面“以工代赈”节省了资金投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农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
       (四)完善区域经济辐射源，重构区域城镇化体系
       区域城镇体系的完善有利于农村剩余与城市市场的衔接，有利于统一的城乡要素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有利于城市投资对农村发展的支持，有利于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的延伸与扩展。但我国区际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不同区域应该实施不同的发展战略。首先，针对经济发达区域业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城镇化体系的状况，应该加快实现城镇化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各中心城市要严格控制空间规模的扩张，在适度扩大人口规模的同时，要把发展重点定位在强化城市现代化功能，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上，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传统产业的转移，增强其对周边次级城镇及乡村腹地等欠发达和落后区域的经济辐射功能。其次，针对欠发达和落后区域不尽完善的区域城镇体系，应该积极采取市场和政府推动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强化区域性中心城市为轴心的城镇体系建设，本着统一规划、加强联系、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原则，把发展重点定位在打造点、线的区域城镇体系上。
       总之，只有采取有效的对策，提高我国城乡关联水平，“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农村建设道路才会顺利地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