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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聊斋志异》故事文本渊源研究，是古代小说外来影响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源”与“流”，来必都是“一对一”的关系，值得我们继续从“一对多”尤其是“多对一”角度探讨，考察某一篇章所受的一脉相承或多脉相承的影响。当密切关注“中介”、“轨迹”研究，还要更多地从国别文学角度关注中国叙事文学母题流变，印度母题的中国化，以及作家的个人体验与天才。
       关键词：《聊斋志异》；佛经故事；外来影响；渊源研究；研究史
       中图分类号：I1207.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5—0178—06
       关于我国文言小说的高峰——《聊斋志异》故事文本渊源研究，是文言小说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外来影响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对此课题探讨的近半个世纪的学术史，更有必要予以总结，以期引发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一
       据辜美高先生所言，1946年10月发表在《东方杂志》第42卷第20号的周贻白(原署云谷)《(聊斋志异)来源及其影响》一文，是最早谈及这个课题的论文，这些篇章来源已全为朱——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所吸收。而据较为新近的介绍，早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及其学生瓦西里耶夫就关注过该小说故事渊源，后者1931年发表了《聊斋小说的古渊源》特别注意蒲松龄对唐前小说和唐传奇的利用，其借用《酉阳杂俎》《传灯录》，可以证明他的幻想与佛教即印度传统有一些关系，其修辞风格特别接近张读《宣室志》、薛用弱《集异记》、释道世《法苑珠林》及无名氏《广异记》，结论是：“聊斋小说是文言传奇小说合乎规律的发展，并不是与前期传统无有机联系的完全独创的作品。”而他的老师阿列克谢耶夫则认为更应该注意，这部小说对传统的继承，并不妨碍其完全是新的独创的文学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他与和后来的学生费施曼教授不同意捷克普式克教授和德国艾伯华教授认为大部分小说缘于道教的看法，认为蒲松龄儒教的思想基础是最重要的。
       半个世纪前，叶德均先生也指出：“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故事，不尽是他的创作，因袭着晋唐志异、传奇，元明戏曲的本事的地方很多。……而《志异》中所记，又有取材于当时的事实或传闻的，也常和他人杂记相同。”于是从所了解的四十馀则，分别指出其本事来源和影响。陈汝衡先生则注意到《偷桃》一篇远源实为南唐尉迟僵《中朝故事》中的幻术表演描写，《种梨》一篇也与这个老故事类似。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近30年来，《聊斋志异》研究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全面发展，其中在这部小说名著探讨的万语千育中，有不少就是谈及该书文本传承和故事“再创造”的。像南开大学小说史家朱一玄先生，就积多年埋头书案之力，在20年前出版过洋洋48万字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其中首列的“本事编”，就陈列出130余篇作品的本事。许多时贤硕彦，都在这一领域中驰骋才华，其中不少篇章都具体探讨过这部小说名著部分篇章的题材来源。例如，台湾学者罗敬之先生就认为，该书渊源有三：一是源于整部书的思想与特色，如《楚辞》和《庄子》，其奇异思想以及善以物类为喻的富丽想像，甚至“异史氏曰”都可能来自《楚辞》的“乱曰”，《庄子》中的“寓言”、“重言”、“卮言”也是《聊斋》的特色；二是《聊斋》往往将古书语句加以变化而成一家之言；三是直接征引古书或借用古书原句，取精用弘，推陈出新。而李厚基先生也指出蒲松龄从古代文言小说中借鉴题材的原因：“那是因为：不管那些小说所写的情节如何怪诞不经，但实质上都是依据现实世界各种事物的矛盾统一关系，在生活中是会不断重复出现的。因此，这就形成了可以借鉴古代作品题材的可能性。《聊斋志异》中的《仙人岛》、《翩翩》、《安期岛》、《粉蝶》等等和《搜神记》、《幽明录》中的仙人的故事，《伍秋月》、《梅女》、《聂小倩》、《小谢》、《公孙九娘》等和唐宋传奇中《李章武传》、《庐江冯媪》的鬼魂故事取材接近，都是其例证。”
       唐富龄先生从文学史源流的角度探讨《聊斋志异》爱情题材等渊源，突出了明清之际爱情题材的新变化，把文学史上最值得注意的女性形象分为贞妇形象、荡妇形象、祸水型形象、工具型形象等，于是在一种多重的文本互文性累积的层面上，《聊斋志异》的创新价值就突现得非常具体而明了。
       孙菊园老师注意到《聊斋志异》与前人或同时人作品篇章重复的《龁石》、《口技》、《林四娘》《妾击贼》、《阳武侯》等，将其与其各自的既有参照进行了细密的比较，从而得出了思想内容和情节结构上，蒲松龄都善于加工改造前人作品的结论。
       新加坡学者辜美高先生多年前也注意到宋代之前小说对于《聊斋》题材的影响。认为一些关注这一课题的前贤，或没有清楚指出《聊斋》某篇受《太平广记》某篇影响，或没有详细说明有关的情节，或立意不在此，或前人已经提到过，或只提及16至18世纪小说对《聊斋》的影响，因而，辜先生找出39则(确切说是类型，因有的不是一则而是数则)《太平广记》故事，与《聊斋志异》的具体篇章对应，计有：《鹿衔草》、《啖石》、《向果》(《梦狼》、《苗生》)、《二班》、《续黄粱》、《种梨》、《武孝廉》、《小谢》、《劳山道士》、《鼠戏》、《司文郎》等。这些篇章之间的影响对应都非常具体，只是如同辜先生所感受到的，“源”与“流”，未必都是“一对一”的关系，值得我们继续从“一对多”尤其是“多对一”的角度进行探讨，考察出《聊斋志异》某一篇章所受到的一脉相承或多脉相承系列篇章及其中情节单元的影响。
       二
       当然，对于《聊斋志异》这样博大精深的文言小说高峰之作，其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短篇小说的代表作，还不仅限于一个《太平广记》这样一个宝库，但是这一探讨却是本书研究的先导。程毅中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小说多数以情节为中心，唐代传奇特别注重了故事的布局设计，由此产生了‘传奇性’的艺术特征。话本是要讲给人听的，更需要有很强的传奇性，才能吸引听众。宋元小说的特点之一就是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其实《聊斋志异》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从母题(情节单元)的角度进行溯源研究。也是符合这部文言小说名著最为重要特征的。
       美国白亚仁先生对于明代谢肇涮《麈馀》的创作之于《聊斋志异》关系，也进行了具体探讨，指出《鏖馀》在明代万历时期曾博得读者好评，该小说收集了许多当时流行的传说，其中有的就与《聊斋》中的《九山王》、《画皮》、《妖术》、《林氏》、《黑兽》、《胭脂》、《王六郎》颇为类似。而前者，很可能就是这些篇章的来源之一。
       朱振武教授从文人小说题材继承、市人小说题材的吸收、民间文学题材的采集三方面，追溯该书之源。在文人小说题材上，他认为蒲松龄一是赋予旧题材新蕴含；二是继承这强烈的艺术自觉，由记奇异转为表达生活经验主观情志的艺术载体；三是敷演铺陈为复杂详尽的故事。吸收市人小说题材方面，他认为蒲松龄表现出和“三言”、“二拍”非常相近的思想倾向，拓展其商人题材，把“知己之爱”向高层次发展也受到李渔小说的较大影响。他还提醒研究者注意该
       书反映自然神崇拜的篇章。
       《聊斋志异》面世后，清代人们对于这部小说集也试图做出来源的推究，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邹韬《三借庐笔谈》卷六所载收集道听途说的民间文学来源说：“蒲留仙先生《聊斋志异》，用笔精简，寓意处全无迹相，盖脱胎于诸子，非仅抗手于左史龙门也。相传先生居乡里，落拓无偶，性犹怪僻，为村中童子师，食贫自给，不求于人。作此书时，每临晨携一大磁瓷，中贮苦茗，具淡巴菇一包，治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馀寒暑，此书方告藏，故笔法超绝。……”虽然鲁迅认为这一说法不能成立，但迄今还没有反证来予以推翻，正面的旁证倒有其孙蒲立德《聊斋·书跋》所说的：“……而于耳目所睹，记里巷所流传，同人之籍录，又随笔撰次而为此书。”
       尽管如此，毕竟蒲松龄作为饱学之士，他在撰写《聊斋志异》过程中，广采搏集地搜罗了大量的民俗传说，材料牵涉庞杂，覆盖面大，因而在前贤研究的千虑之中，也不免有遗珠之憾。尤其是中国文化中所受外来影响的重要一环——交织着印度、西域异质文化内蕴的中古汉译佛经故事，颇为浩繁，其中为蒲松龄创作时不仅观念化用很多，即使是题材母题本身也套用化用不少，这些难于为研究者——抉出，也是很自然的。于是研究史总结之于研究的意义也就体现出来，其昭示研究者，应力图把搜寻的视野进一步扩大，关注佛经中、史传中乃至野史笔记里，是否有《聊斋志异》叙事文本得以生成的蛛丝马迹。一麟片爪，也希望找出更多的该作品的渊薮。
       三
       本着“言他人所未言”、“言他人所未尽言”的原则，像《聊斋志异》这样的小说名著，虽然也属于论者所提出的应被“悬置”之列，但实际上，研究方法相对于研究对象之复杂性来说，仍显得有单一化之嫌。因此，研究史的更为细密化、专题化的总结，就显得更为必要。也正因为有了不可回避的研究史上座座高峰，后来者应努力从原始材料出发，尽量避开大家谈得较多、较为深透的那些重点、习见篇章，而着力于作者自己的确有所发现、手头积累材料能够对上号的篇章。的确，我们不能忽视在蒲松龄之前，确实存在着同类型、题材、母题的故事，《聊斋志异》事实上是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上生长出来的艺术奇葩，做到了许多篇章能有出兰之色，所以蒲松龄是吸收前代营养又能出新的伟大天才。他在既有的基础上所延伸拓展的创作实践，并不因前车有辙而减色，恰恰说明他是怎样在因革中求变的。研究史上的飞跃和阶段性的形成，事实上也是方法论的变革。而从回溯五十年的研究，关于该小说名著的渊源研究，已经刻不容缓地提出：现有《聊斋志异》需要进行跨文化视野下的追寻，有意识地将其与中国叙事文学所受外来影响的总体研究结合起来，理当在博涉中印、承前启后的这方面做文章，尽量以材料为立论基础，进行必要的民俗、审美和文化分析，多方参照的比较阐发。从而强调文学题材、类型、母题在发展流变过程中，天才作家在思想、精神史方面的卓异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的研究者为了攻击文学史宏观研究，强调考证的重要，这本来是不错的。然而考证与考证不一样，例如，在明清小说有些研究领域如“红学”界里，就有些经常属于离文学太远的“尖端”问题。杨公骥先生就注意到这种所谓“考证”也带有不应提倡的故作高深的不良倾向，他在致何满子先生的信中就曾指出，有的过于钩隐发微的考据算不得“文学研究”：“乃是离题走板，节外生枝。且举一喻，据说牛顿看苹果落到地下，受启发而发现万有引力，瓦特看到茶壶盖被蒸汽冲起受启发而设想出蒸汽机，但是如果有哪位物理学家不研究、解说牛顿的引力原理和瓦特的机械构造，却孜孜于‘考证’牛顿所见到那棵苹果树是何种属，是谁种植的；瓦特所用的那具茶壶是铜制还是铁制，是在哪个商店化多少便士买的。那么，人们对这样的物理学家将看成是‘疯汉’，对这样的‘研究论文’将视为笑谈。……当然，对有关古代作家的轶闻琐事，从事文学史或文学理论的研究工作者，也都要广泛搜集，精心考证，不过，这只是为了全面地占有第一手材料，以便对古代作家的思想和作品素材作全面认识从而得出正确判断，绝不可用‘考证’取代对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研究。”因此，应该提倡与作品文本切近的更有意义的渊源考证，这对于像《聊斋志异》这样的文言小说集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前贤时彦的研究，已证明了课题的价值和继续开掘的空间。
       对于《聊斋志异》之于前代文学的互文性关系及其价值，学界如今已有了较多共识，因此寻求文本渊源的工作，也较为契合这部文言小说集的总体特色。的确如有的学者所言，蒲松龄的巨著《聊斋志异》，有一种集大成的特点：“很多篇章能够找到以往的影子，他的故事模式都有以往的影子，他的故事有多少以往没有的新鲜玩意儿呢?你得进行仔细推敲。”∞互文性理论，主要是关注“因革求变”，以承继发扬来体现创新，虽然是我国明清叙事文学创作主要的共性特点之一，然而《聊斋志异》是如何具体体现的?尤其是这部文言小说的高峰之作是如何具体地借鉴佛经故事，体现出所受外来主要是印度和西域文化影响的?回顾研究史，比照现今研究状况，这方面的现有研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无疑，渊源研究应特别注意外来文化的影响，尤其应注重西来印度文化及其传播过程中的中介——中古汉译佛经的文本内证，且要注意中国叙事文学所受佛经故事影响下的系列叙事研究，尤其当密切关注一个个“中介”环节，可以说是影响中的“轨迹”研究，像季羡林先生根据英国学者H.W. 贝利对古和田文残卷研究，《罗摩衍那》故事以古和田语流传，指出巴利文本生经第386个故事、《高僧传》卷一等也有懂禽兽语事，即然。而我们作为中国学者研究之长之便，还要更多地从国别文学角度关注中国叙事文学中的母题流变。许多印度母题的中国化，注入了华夏之邦的习俗心理，体现出误读加工的“本地风光”，还有作家的个人体验与天才，在《聊斋志异》故事中表现得较有代表性，是母题史与作家作品个案研究结合的一个范例，也应该予以揭示。
       四
       《聊斋志异》这样有典型意义的文言小说集的佛经渊源研究，在小说母题跨文化研究视野下，从符合母题演变规律的角度看，至少有如下方面应予强调。
       首先，是一变多，即外域佛经故事中一个较单纯的故事，在中土受到诸多因素触发介入，派生出相关系列的若干故事，且与其他临近母题结合而意蕴饱满。如印度古代民问《五卷书》腹中寄生蛇故事，在东汉译经《道地经》中被解释为体中生虫为疾病之源，六朝志怪《搜神后记》写《八毒丸方》疗腹中鬼病，《搜神记》、《幽明录》、《殷芸小说》有消酒虫故事，五代冯贽《云仙散录》转述“畏酒虫”故事；刘(食束)《隋唐嘉话》等有腹中应声虫故事，段成式《酉阳杂俎》到明代《五杂组》有臂中生“虫”，于是蒲松龄笔下《酒虫》踵事增华。他对旧有母题的运用，充满智慧而非“一对一”式线性对应，对前代叙事套路没有简单模仿，而是多方面扩展再造，他还善于将
       其与某种文化分支的内蕴结合：写番僧不受刘之重谢，“但乞其虫”，遂愿后又不隐讳地说出其用途，符合“胡人识宝”模式，有番僧(胡僧)的慧眼识宝和率真爽直。其中又交织“宝失家败”母题神韵：体肥嗜饮的刘氏当初虽常消费大量酒，家却“豪富”，“不以饮为累也”；可一旦酒虫离身，他“体渐瘦，家亦日贫，后饮食至不能给”，酒虫离去才使他身家蒙受不可弥补的损失。先此的“腹中寄生虫”母题，从功能看，不是用来为本主消病，而是用给别人(外国人)去造福了。从酒虫脱离其所寄生主人身体的方式看，又与治蛊方法有关，无疑也是符合人们对付腹中活物的智慧，见多识广的蒲松龄，对于南方行蛊治蛊传闻不会没有耳闻。而番僧在自己获益一一得到了一具活的造酒机后，刘氏则自此宝失运消。病的解除是福是祸，作品所给予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解释：刘氏的生命究竟延续了多久?他改变了生活方式地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乐趣?于是，作品就以其对于先在母题的左右逢源和加工改造，注入了新的思考，从而为旧有母题提供了新的多维思维空间。
       其次，是多变一，但有所置换加工。如人与动植物的关系，佛经中《六度集经》等的“感恩动物忘恩人”母题，有《罗摩衍那》“返生草”(再生草、重生草……)母题，《贤愚经》的神草可生子母题，《鼻奈耶》的山神驱诸药之精变小儿故事，甚至认为“一切药草树木尽有神”。又鹿这种活跃在佛经中的通灵动物，其多发性体现在九色鹿王大义救群鹿、鹿女故事等，进入到中土作为神仙化的象征性动物，而到了蒲松龄《鹿衔草》，则多化一地集中在关外山中多鹿，土人观察到鹿衔异草解救同伴“因取其草，可以回生”，从而状写出某些地区不惜残害动物来获取灵药。
       再次，是中外交流中，中土“有意误读”，“本地风光”的加入。如《贤愚经》、《譬喻经》、《杂譬喻经》等等“人大鱼腹生还”故事，往往是因这幸运还生的孩子有佛缘，或本人(或家长)今生(或前世)结下善缘，从鱼腹中取回的物品也作为当事人有善缘、享福报的表现。而《聊斋志异·斫蟒》等则根据中国本地特点，描写的主要是从大蛇腹中生还，而蒲松龄写兄弟二人结伴采樵，符合小农经济条件下百姓的劳动规律；故事思想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人伦情怀上，紧扣“兄友弟悌”这一作者热衷的伦理教化旨归：“噫!农人中乃有弟弟(悌)如此者哉!或言：‘蟒不为害，乃德义所感。’信然。”而嘉庆道光年间冯镇峦敏锐发现并将其与纪昀比较：“近日晓岚先生喜作此等语，于世道人心大有裨益。聊斋非君子人，吾不信也。”注意到蒲松龄对为弟之悌，格外重视。《曾友于》、《张诚》、《湘裙》诸篇皆然，后者篇末蒲松龄感叹“天下之友爱如仲，几人哉!宜其不死而益之以年也。阳绝阴嗣，此皆不忍死兄之诚心所格；在人无此理，在天宁有此数乎”也能证明。喜搜异闻的蒲松龄，对外来故事往往进行有意误读，试图在传奇性中透露出某种做世意旨和内在哲理。
       又《聊斋志异·黑兽》“小兽伏虎”母题，受到古代中原“异国情调”憧憬和“朝贡体系”影响，往往宣扬外来珍奇小兽如何震虎驱邪，对于奇异小兽神化夸张，而在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描写中国西南部用来猎虎的猛犬，就不是那么轻松，而是与猎人配合，费尽辛苦才能战胜老虎，因为在由西东来的欧洲人这里，没有中国本土载录者们的那种既有模式。因此，如果以中外比较的眼光审视，就会得出以先前不同的新认识。
       当然，如此也不是不关注聊斋故事所体现的固有民族文化心理，而是在比较中使之更加鲜明突出，如向猛兽复仇故事，就体现了古代复仇文化的复仇逻辑、智慧，以及为突出受害者亲属泄愤雪恨情绪，注意凸现扩大化的复仇。《聊斋志异》中许多是在一个传统之流上的叙事，仅仅孤立静止地观照蒲松龄笔下一两个故事本身，是不能看清楚、看全面的。
       研究史的总结根本上是为了创新。工作底本问题也很重要。多年来《聊斋志异》版本整理取得了各自的建树和历史功绩，其中20世纪六十年代张友鹤先生辑校的“三会本”(《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最为权威，然而由于时代局限依旧显得不可人意。新近吸收了不少时贤硕彦研究成果的任笃行先生积数十年之力的最新校注本，有不少比起“三会本”的优胜之处，袁世硕先生在该书《序》之中已详细阐述，因此我们回顾半个世纪《聊斋志异》溯源研究史时，也需要强调，下一步的研究，似应关注工作底本的问题，从而能将这部最新校注本的成果运用到现今研究中，体现新时代研究的新创性，会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