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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依道德意识的来源，把道德意识分为所谓内在的、社会的和超越的三种；强调先天禀赋．中的道德之根是最基本的东西，它不会随民族运会的变迁而变迁，当着社会伦理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道德要求，人们就会回归具内的自有的道德之根——其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正是出于这种被孟子称其为“良知”、“良能”的依赖，作者试图论证“羞恶之心”甚至也能同“恻隐之心”一样构成他所推许的内在道德意识的先天来源。
       关键词：道德意识；羞恶之心；先天来源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2－0027－06
       这个题目“‘羞恶之心’与道德意识的来源”，“恶”在这里应该是个动词，念作“wu”而不是“e”。我们可以这样说，对自己的不当的惭愧就是“羞”，对别人的不当的愤慨就是“恶”。那么，关于道德意识的来源，我说的是一个现象学的题目。讲伦理学，一般是讲规范伦理学，是讲“应当”的问题，但我这里谈的伦理学问题不是“应当”的问题，而是一种我称之为现象学的伦理学。这个名称不是太好，因为规范伦理学应该比现象学的伦理学范围更大一点，确切一点讲，应该叫描述伦理学，或者干脆叫伦理现象学。
       那么伦理现象学讨论什么问题呢?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道德意识是从哪里来的?这不是“应当”的问题，而是一个描述性的问题。我们怎样会有好坏善恶的意识呢?对这个问题有个简单的回答。我认为，我们的道德意识有三个来源。一个是内在的，发自内心的，一个是外在的，或者说是社会的，还有一个是超越的。“羞恶之心”就是内在的道德的来源，它是先天的，本能的，自然的。外在的道德意识可以包括超越的道德意识，二者都不是天生的，都是外在的，不是原来就具有的。社会道德意识是通过教育得来的，通过父母的传授、老师的培育、习俗的延续等等而获得的，是一种社会心理上的“范式”。超越的道德意识，与信仰有关。比如说，亚伯拉罕在与上帝签约时，上帝给他的第一条律令，就是“我是你的主人，你不可以信仰别的主”。所有超越的道德意识都有这个特点，首先你要有信仰，然后才可能有道德意识。米开朗基罗创作了一个摩西正在发怒的雕像。摩西为什么发怒呢?因为他看到他的族人在围着金牛起舞，表明他的族人信仰金牛神，违背了“十戒”，本来只能信仰上帝，现在却信仰别的神。超越的道德意识的前提是要有信仰。这里，我要对晓芒教授提到的“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发表不同意见。佛教中的超越性是很明显的，比如色和空的分离，性和相的分离。这在道教中也有，儒教中可能弱一些。道教中“道可道非常道”的命题，是最形而上的命题，最具有超越性。我在“零与形而上学”的文章中曾经对此做过说明。
       超越的道德意识的来源是很微妙的问题，我甚至认为，它已经不是伦理学讨论的范围，是一种超伦理的东西。上帝考验亚伯拉罕，要他把自己的两个儿子杀掉献祭给上帝，而且不能告诉别人。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骗到山上准备杀掉。当然最后没有杀掉，上帝说，“好了，我已经知道你的诚心了。”这种行为在今天看来，或者说在康德看来，他就会说这是无伦理的，实际上是超伦理。我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即一门无神的伦理学是怎么可能的?如果没有神的话，伦理学如何可能?如果没有超越性的信念在那里，你凭什么这样做?即使是精神性的追求，比如围棋下得昏天黑地，游戏打得昏天黑地，不计任何功利，与物质生活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在玩，这也是一种追求。你过得舒舒坦坦，要什么有什么，这也是一种追求。那么这种追求凭什么说是好是坏?如果没有一个超越性的东西在后面支撑，那么所有的伦理、善恶有什么意义?按照舍勒的话说，人类的出现史、人类的历史，相对自然的历史而言，不过是滴答一秒钟。把善恶讲得再有意义，把人生讲得再有意义，也不过是延长至两秒。人类说灭亡就灭亡了，滴答一秒，自然还在，宇宙还在。如果没有超越性的追求的话，我们怎么能谈绝对的善恶，谈终极的好坏?
       为此，我想把社会道德意识的来源说得充分一点。什么是社会?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约定的。所谓约定，就是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由一个民族、一个种族、一个文化所代表的那种价值。比如中国古代所讲的“孝”、“贞”。中国古代没有“正义”这个概念，但我们有“义”和“仁”，这些都可以说是社会约定的。我们今天说“贞节”，已不能算是一个褒义词，不是像古代那样要遵循的至善的东西。随着社会生活的改变，孝的概念也越来越淡薄了。不过这还不是最典型的。最典型的比如同性恋，在古希腊是很自然的事，现在在美国及其他地方也很自然，但到了香港地区，到中国大陆，就还不行。这种社会约定的价值观，或者说道德意识，是随时代、地区、民族、文化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它是约定的，这是它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
       现在有人说人心不古，人伦丧尽，那我们要有约定这个东西。孔汉思提出“全球伦理”这个概念，还有“金规则”等等。当时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说金规则是要有基础的。因为金规则里所讲的，所有文化里都有的，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不是我所说的最基本的约定。这个社会纷争太多，我们大家坐下来，比如说各个教派，看看我们有没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能够拿出来，大家都认可，我们就照着这方案来做。这是当时开全世界宗教大会的动机。儒教里有，佛教里有，基督教里有，伊斯兰教里有，甚至其他宗教里都有。所以，我们把它当作一个道德底线。霍布斯等也是从这个立场出发来提出社会契约论的。社会伦理意义上的社会契约论当然不是讲社会制度上的约定，而是讲社会道德意识方面的约定。约定之后，大家认为是对的，然后就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就成为我们道德意识的来源，成为我们道德行为的根据。这是我所认为的来自社会的道德意识。还有一个特点，它是反思的，不是自然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内在的道德意识。它是内心的，本能的，生来就有的。其实人生来既非善也非恶，或者说既善也恶。在人的先天意识中，已经蕴含着一些道德意识的来源和道德意识的萌芽。比如，孟子有“四端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同情心人皆有之，这在历史上有很多例证，卢梭是一个赞成者，还有舍勒、亚当·斯密、休谟等等。在中国哲学中，就是孟子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克剑教授在演讲中举例说明，看到一个小孩在井边爬，你的心会拎起来，每个人的心都会拎起来，也可能你是个强盗，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但都会想到要做些什么。“心动”，就是有同情心。我可以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跑到牙科诊所，当你看到医生拿着工具在“吱吱”钻病人的牙时，你会觉得自己的牙要发酸，口水都会流下来，你会觉得很难受。这就是同情心。我认为，这种同情心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根和基础。所以，孟子说的同情心是“仁”。儒家的“仁义”中，“义”便是“羞恶之心”。
       人的自然道德本能不仅仅只有同情心。还有比如母爱，哪怕这个母亲精神失常，只要是她生的孩子，她都会爱他，一个非理性的人都会做到。这也是一种本能。如果没有这种本能，动物或人，生下来就把自己的孩子吃掉，即使自然史上或许有过这种类型的动物，它们也肯定不
       能存在了。这是长期形成的种族保护的自然规律在起作用。自然本能是根本的，但不是唯一的。社会伦理比自然本能更有用，自然本能的确不会因为民族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当社会伦理已经开始变化而不能满足你的道德要求时，你就会回归道德本能。苏格拉底是最典型的例子。伦理学对良心的研究要以苏格拉底为范本。他经常说，“噢，我的神灵告诉我不要这样做。”他被判处死刑时，他的学生准备帮他逃走，他不走，他说他的神灵告诉他不要这么做。他非常注重良知，表现在他的神灵叫他不要走他就不走。这似乎有些神秘。当时雅典人说，“你倡导新神，亵渎国神。我们希腊人有国神你不信仰，你弄出个新神来蛊惑青年”，就用这个罪名判他死刑。这个国神就是当时的社会约定，“我们大家都信仰，你能不信仰吗?”但是，苏格拉底偏不信仰，他说“我有我的守护神”。这个“守护神”，即所谓的Daimonion，后来被许多心理学家、伦理学家认知为良知的最初表达。所以，此时所谓“良知”开始与孟子的观点合在一起了。什么叫“良知”?孟子把“四端”称为良知。“良知”不是说好的知识，而是说生而知之。所谓“良知”是不学而知，所谓“良能”是不习而能。
       “良知”这个概念除了同情心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如“是非之心”、“恭敬之心”呢?刚才我说的母爱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责任要分析起来很难。比如，父亲养育家庭的责任是原初的责任，会不会是一种天然的?也就是说，作为父亲，身为男子，你生下来是不是就有一种责任?作为女子，你生下来是不是就有母爱?这个我们都暂不讨论。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羞恶之心”。如果我能找到两个“良知”，我觉得事情就会好办一点，如果能找到第三个、第四个就更好了。“羞恶之心”是不是一种良知?是不是我们所讲的自然道德意识的来源?
       “羞恶之心”在中外思想史上谈得不多，而且，它的位置非常尴尬，不上不下。它在孟子这里已经取得道德奠基的地位，也就是“仁义”中的“义”，但在后来的思想家中，列不出很多人讲“羞恶之心”。“羞恶之心”怎么是天生的东西呢?很多人要建立同情伦理学、“恻隐伦理学”，但好像没有人要建立“羞恶伦理学”。
       这里我想对克剑教授讲的“谦虚”的例子做一个补充说明。如果用我的道德意识的三个来源来区分就很简单了。自然的谦虚之心和本然的谦虚之心，是最基本的。如果是为谦虚而谦虚，或者你要为自己显得谦虚而谦虚，或者是说“你认为谦虚是好的，所以才谦虚”，这便是另一回事了。一个是第一性的，一个是第二性的。“恻隐之心”也是如此。你在路边看见一个乞丐，如果觉得他可怜给他一点钱，这是没有错的；如果此时你想到这是行善或做善事而给他钱的话，我就要说这是伪善了。因为这时你是为了自己成为善人才去施舍，这是第二性的。所以，同情、谦虚、施舍都是好事情，但此时要问一下，是出于什么道德意识才这样做?这种道德意识是哪来的?这样区分之后，可能会厘清很多问题。萨特曾提出个问题，如果我老母亲重病卧床，但我要去保家卫国，我应该做哪些事情?还有个问题，儒家的“亲亲互隐”：我的父亲犯了法，我要不要去告发他?如果用道德意识三个来源去梳理的话，我认为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从自然本能角度看，最基本的是“亲亲互隐”；但从社会伦理的角度，从社会正义的角度，当然应该告发。所以从理论上讲，这三个来源之间是有个奠基的顺序。而你怎么做，就要看这个时代里，究竟是社会伦理强过自然本能，还是自然本能强过社会伦理?在苏格拉底看来，整个雅典人都堕落了，所以，他要像马虻一样，刺激希腊城邦。在他那里，“良知”即内心道德意识，是高于社会伦理法则的。
       “羞恶之心”究竟是不是天然的?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多。“羞恶之心”、“羞恶伦理学”、“羞感现象学”，有人曾经提出来过。比如马克斯·舍勒，是胡塞尔同时代的人，也是现象学的三大家之一，他专门谈过“羞与羞感”。
       我想有必要讨论一下羞感与道德的关系，《圣经》中羞感与道德的关系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当时亚当和夏娃二人赤身裸体，并不觉得羞耻。后来，蛇诱惑他们去吃树上分别善恶的果子之后，他们俩的眼睛就明亮了，才发现自己赤身裸体，才拿无花果的叶子编成裙子穿在身上。在这里，身体羞感与道德意识是完全一致的，是同步发生的。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话，可以这样说，人类除了亚当和夏娃不是天生有羞感之外，我们所有人都是天生有羞感的。因此，它也是人类的原罪，身体羞感与道德意识是完全同时发生的，是先天的宿命。当然，类似的宗教文本不能给我们一个可以把握的根据，不能提供理论上的论证。
       卢梭认为，廉耻是女性的本性和自然情感。他只说女性。当然对于身体，亚当也是害羞的，但夏娃表现得更过一点。卢梭说，虽然有些女性寡廉鲜耻，但那是因为她们的自然情感受到了践踏。一些妓女没有羞耻感，那是后天造成的，而绝大多数女人天生都有羞耻感。但是，支持“羞耻感是天生的”这种论点的，基本上是一些诗人、文学家、浪漫主义思想家。很多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对此都持否认态度。舍勒举过这样的例子，基督教派了一些牧师到非洲丛林中去传教，他们发现那里的黑人赤身裸体，并不知道羞耻。牧师说服那些女人遮住身上的性器官。后来发现，这些穿了衣服的人反而怕见人，穿着衣服，遮住性器官，她觉得羞耻。那就不能说，赤身裸体这种羞耻感是天生的。心理学家分析认为，她们穿上衣服以后，反而把她们的羞处凸现，引人留意。原始部落里的黑人妇女因为穿了衣服而害羞，而文明社会中的白人妇女因为脱了衣服而害羞。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羞感完全是后天造成的。
       在罗素时代有这样的例子。传教士把一个孤儿从原始部落带到文明社会养大，养大以后他也是要穿衣服，但他不会因为穿了衣服而感到羞耻。这表明，羞耻感是后天的。羞耻是来源于外部的道德意识，而不是来源于内部。但是，舍勒完全反对把羞感归结为教育的结果。这好像看起来很矛盾。而实际上，舍勒在试图张扬羞感的先天性时，忽略了它的显而易见的后天的内涵。他引用后天的内涵时，却说这后天的内涵是有矛盾性的，因此，羞感不是后天的。如果是后天培育的羞感，这羞感会互相矛盾、各有差别，先天的羞感是一致的、不冲突的。
       或许这里真的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就是说，羞感既是先天的，又是后天的。说它是“先天的”，是因为在人性中包含着羞感的能力。说话的能力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走路的能力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大家都知道，在印度的森林里发现过狼孩，他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一般小孩如果五岁左右还没有学会说话，以后就基本上学不会了，如果五岁左右还没有学会走路，以后基本上也很难学会了。从这个角度看，这些能力是先天的。如果说说话是后天培养的，那么牵一只狗或猴子来教它说话，从小训练，一生下来就训练，试试看能不能教会它说话。显然不行。这是因为这两种能力既有先天的成分，也有后天的成分。我想把它称之为“潜能”和“实能”。这里的整个论证在于，羞感是一种“潜能”。但同情是一种“实能”，同情不需要教，生下来就会有。但羞感和说话、走路一样，一定要有人培养。那么，人的哪些东西是完全先天
       的呢?同情心、看的能力、发声的能力是先天的，无须教育培养的。哪些东西是先天后天掺杂的呢?羞恶心、说话的能力、走路的能力等等。所以，在人的能力中，肯定有先天与后天之分，有潜能和实能之分。
       这里，我还要引进另外一个当代德国哲学家E．图根特哈特的思考。我的想法与他的思考很接近。他有一篇文章叫《道德的概念和论证》。什么叫道德?他认为，道德意识最基本的来源就是羞耻和愤慨。他的两个德文词，Scham(译为羞耻)和Emp?rung(译为义愤，愤慨，实际上就是“恶”)，正好对上孟子的“羞恶”。他说，为什么羞耻和义愤是道德意识最基本的来源呢?因为羞和恶，羞耻和愤慨，都以一个共同体所认定的价值为前提。比如说，我不会做饭，我并不会为此害羞，我下棋下得不好，也不会为此害羞，但我如果哲学做得不好，我就会为此害羞，觉得好惭愧，这是作为一个哲学人的道德意识，如果没有这种意识，哲学就做不好。这就是在一个共同体里面有一个共同认定的价值标准。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价值标准，美国人有美国人的价值标准。中国人说起同性恋就觉得不当；美国人则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这不是同性恋者的过错，是他的某些基因所造成的，不是他的道德问题。因此，这个共同体的价值是一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你才能为自己损害了这种共同价值而害羞，为别人损害了共同价值而愤慨。这共同价值就是社会性的东西。这就论证了我刚才的观点：羞愧、义愤的内容是后天的。
       为什么羞感是先天的?当然这不是想在实验室里做出证明，也不是想要进行田野调查。舍勒参考了生理学的一个例证。他认为，羞感分为社会羞感和个体羞感，也分为灵魂羞感和身体羞感。这两对概念非常复杂，这里不做过多的切入。我们只讲身体羞感。身体羞感是先天的，在人与人发生交往之前就已经产生了。所以，它不是社会的，是生而有之的。这就是身体羞感理论。讲身体羞感时，常会讲到男女间的关系，或者说性伙伴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容易引起羞愧。还有一种关系，在性伙伴关系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所以，一种叫作身体羞感，一种叫作里比多羞感，还有性羞感。前两种羞感都是个体的、独自的，因为还没有涉及男女或性伙伴。身体羞感可以在幼儿身上发现，“在排泄要求的压力下，幼儿已经体验害羞的冲动”；就是说，在性本能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已经有害羞的冲动了。这是儿童心理学的一种考察。性羞感在男女之间还没有达到性成熟时，就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弗洛伊德早就发现了这一点。可以说，在任何社会关系还没有形成时，在任何共同体的价值还没有构成时，个体的羞愧能力就已经有了。
       但是这里要小心!如果按照舍勒的思路往下走的话，我们就过多地注重实验科学的研究了。一旦实验科学向我们证明了相反的结论，我们整个哲学的结论就要被证伪，哲学就成为伪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将羞感的研究和伦理的结论建立在这种观察结果之上，并不是没有问题的。真正现象学反思的本质直观是否可以在这里发挥作用，取决于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的东西是否具有明见性，也就是大家都能看得见，大家都能认为的确是这样。当我们谈到羞感时，我们常常会想到两种典型的情况，一种是生理方面的，面红耳赤，不敢看人，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羞愧；另一种是心灵方面的，内心惭愧和懊悔，并且有歉意，这是一种心理状态。
       这两种状态与舍勒所说的“身体羞感”和“灵魂羞感”的概念有一定的联系，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应当大于相同性。从“生理羞感”和“心灵羞感”的现象来看，有一点基本上可以肯定。生理羞感是学不会的，尽管父母亲经常教育孩子，说“你要为此而脸红”，但没有一个小孩真正为此而脸红。你会发现一个尴尬的情况，当你想脸红时，你要表现出羞愧感，但你表现不出来。所以，生理羞感自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它是本能性的。当然，后天的教育可以帮助你压抑生理羞感以至没有，但的确每个人生来就有生理羞感，它不是一个随“应该”和“不应该”的命令而随时可以发生的现象。生理羞感和心灵羞感，完全可以独立地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人可能什么事也没有做，就已经羞涩不堪。但也有另外一种情况，你做了很多事情，内心充满惭愧，但你仍然面不改色。所以，这二者是不同的。心灵羞感与生理羞感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生理羞感似乎是构成一切羞感的最原初的，也是最恒定的形式，它不会在一切羞感现象中显露出来，但它是所有羞愧感的基础。
       让我们回到良心这个问题上来。我想借用康德的一种说法。康德虽然没有提出先天的道德潜能和后天的道德实能，但我认为他已经看到这一点。他说“良心”是一种道德判断。这个判断要求人们不断地返回自身，询问自身，要求以内在的东西、本己的东西作为行为是非的最终评判标准。所谓没有“良心”的人，是指不去努力地诉诸于自身，不去仔细地(gewissenhaft)倾听“内部法官之声音”的人。你要去听法官的声音，至于这法官说得对不对，康德说这要依靠理智的判断。你要去听，这就是你的良知的要求，道德的要求。康德所说的道德判断，在我看来，是指人的道德判断能力，而不是具体的道德判断内容。判断的内容由理智来决定，对还是不对。你听不听内心法官的声音，则是由你良知的能力来决定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羞感作为孟子意义上的一种良知，也应该被理解为人的道德判断能力，它在这里是以个体羞感、生理羞感的形式出现的；而道德判断的内容，则始终是以社会羞感和心灵羞感这样的方式出现的。所以，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判断内容，一个是形式，一个是内容。这与康德所说的“先天综合判断”是有点相似的。
       确定了这一点，也就确定了“羞感”以及羞感分析所具有的伦理教育意义。父母和老师在训斥孩子时常常说的“你应该为此而脸红”，实际上是一个道德命令。它的功能并不在于要求生成某种生理的羞感能力，而是要求被命令者“回到自身”，诉诸于自身，倾听自身“内部法官之声音”，由此而使这种已有的潜能得以充分的实现和展开。一个老是脸红的人是道德善良的人，至少是有道德能力的人。如果一个人做了坏事，撒了谎，脸都不红，说明他在道德上已经堕落了。但“因为什么事才脸红”，“为什么要脸红”，这与社会羞感，以及与此有内在关联的心灵羞感有关系。
       现在，我把整个思路倒过来，结论就是：第一，在人的本性中包含着先天的羞感能力，这从“性羞感”(包括身体羞感、里比多羞感)或“生理羞感”的现象中可以得到证明。因此，孟子“羞恶之心，人皆有之”的命题是可以成立的。它指的是在任何共同体化之前，在没有成为任何社会中的人之前，就可以发现的先天“道德潜能”。第二，羞感中包含着后天的纳入因素。因为潜能的实现必定是后天完成或开发的，就像说话的能力一样，羞愧也要后天开发。羞恶的具体内涵，以及它所涉及的内容，也是后天教育的结果。所以“羞恶之心”是先天和后天结合的产物。第三，“羞恶之心”与“恻隐之心”是构成内在道德意识的两个重要来源。因此，我们除了依据同情伦理学之外，还可以依据羞恶伦理学。但二者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同情心是先天的、实能的，而“羞恶之心”是先天的道德潜能，需要后天的开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目前至少可以在自然本能中间找到两个道德意识的来源。
       作者简介：倪梁康，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