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１世纪初文学理论建设审视
作者：戴冠青
《东南学术》 2006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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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戴冠青，泉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文艺学研究所所长。
摘要：21世纪以来短短数年间，文论界关于文学理论建设的话题和行动进行得特别频繁和热烈。这一方面体现出中国文论界迫切希望与世界接轨、迫切希望建构新的文论话语的热情和态势；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中国文论在全球化语境和消费文化背景下的焦虑情绪和突围构想。然而这么多年过去，我们对建设中国文论的自信心似乎没有增长反而有所衰减。究其原因是，我们一直找不到真正具有独创意义的逻辑起点，我们的当代文论建设许多还停留在构想之上，中国特有的求全责备的文化心态也导致中国文论难以有独到的理论建树。也许充分利用古典文论资源，梳理出独具特色的中国文艺批评的话语模式，或者扬长避短，发展东方人所擅长的感悟性文学批评，是一种有效的突围选择。
关键词：世纪初；文论建设；审视；焦虑；突围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6）02-0135-08
21世纪以来，文论界一直致力于当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特别是近年来，有关全球化、消费社会、消费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以及文学的文化研究转向等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门论题，引发了不少研究者的参与和讨论。这一方面体现出中国文论界面对当代文学发展新趋势迫切希望建构新的文论话语的热情和态势；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中国文论在全球化语境和消费文化背景下的焦虑情绪和突围构想。特别是消费文化对文学发展的强烈冲击，西方文论话语的殖民化倾向，民族化与全球性的冲突，文学受众的式微，文学的边缘化趋向等，都使文论界产生了种种困惑，倍感文论话语已经不能适应当代社会文学艺术的转型和发展，并试图通过一次次的讨论，对文论话语的突围和出路做出沉重的思考和艰难的选择。
一
纵观世纪初文论界的文学研究，其话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文学与消费社会的研究
21世纪初，在市场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之下，“消费社会”已经基本取代“生产社会”，消费意识已经成为本世纪的主流意识。无庸置疑，这种意识也必然影响文学这一精神载体。因此，关于“消费社会与文学发展”的种种讨论，在全国范围内纷纷举行，一些观点十分鲜明又针锋相对。
第一种观点认为，文学完全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消费浪潮的商品，文学与消费不存在冲突。持此观点的有宁逸、曹万生、刘朝谦等人。他们认为，文学将逐渐摆脱政治的桎梏，成为商品的文学将卸掉历史一度加身其上的社会教化、道德批判的功能，越来越回归文学本身。它将与现代信息业结合成为日常信息流的一种，并以新的方式占领消费市场。这必将给文学带来新的面貌，文坛也将因之产生新的局面，这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①因此，我们既不能对消费时代与消费有涉的文学持藐视态度，也不赞同消费时代没有文学的说法，问题的关键是应对其中具有永恒意义的人文性进行发掘与阐释。②
第二种观点则与此针锋相对，认为文学不应放弃原有的价值立场，它的国民教育功能不能丢失，一味认同消费文化将消弭文学的本质特性。这一观点以傅修延、赖大仁、徐岱、马正平、马良怀等为代表。他们认为，消费文化最终消解了神圣和诗意，成为一种简化了的、肯定消费和欲望合法化的文化，其后是人性的变异。③因此，文学不可能也不应该沦为“大众消费市场的商品”，它应该具有一种永恒的精神守望，应是文化现代性的承担者，它的现代性应该体现在对现实“消费社会”的批判反思之上，以维护人的主体性和人生意义价值。④消费时代的艺术实践也仍须张扬“精神”这面旗帜，“只要艺术还以艺术的名义存在，它就不能不面对生活世界的种种问题，承担起为时代的精神世界提供能量的职责” ⑤。
第三种观点则比较冷静、折中，认为消费社会文学观念的转向是正常的，文学形式可以多样并存，文论界可以努力促使其再次转型。这一观点以戴冠青、宋立民、杨虹等为代表。他们认为，消费文化环境中，文学的审美观念向休闲、娱乐的大众消费转变已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审美意识发展的自然规律，但是承认现实不等于顺从现实，清醒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应该有所担当。那就是面对当代消费文化的挑战，更有效地建构一种符合当代文化环境实际的、易于人们接受和领悟的文学理论话语和美学原则，由此召唤文学责任与作用的回归，引领国民精神提升，促使文学审美趋向再次出现转化和改变。⑥
经济是当今世界的强势话语，“消费社会”的观念进入文论研究的视野，并引发这一领域对自身认识系统的反思和清理，表明了文学理论与现实社会、与经济规律的一种贴近和接轨，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它是文论话语在当下社会语境中的一次勇敢“出场”,也是长年处于象牙塔中的文学理论从文本研究转向鲜活的人类生活研究的一种尝试。当然，研究的目的，并非是让文学理论臣服或让位于消费经济，成为其附庸和跟屁虫，而是应该通过其学理性的清理和批判，确认消费社会中文学的独特地位和文学理论的应有承担。
2.文学的民族性与全球化的研究
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现实存在，一种跨越民族、国家和文化界限的生产-生活模式正在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地区。如何理解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立与对话，民族性与全球化之间应该如何权衡，在全球化语境中我国的文学理论应该如何作为，也成为文论界讨论的重要话题。
多数人的观点认为文论话语应以民族性为重，对全球化特别是西方文论话语的殖民化倾向持批判态度。持此观点的有童庆炳、陆贵山、刘淮南、车晓勤等人。他们认为，在“开放性”与“民族性”的紧张关系中，更应该发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个性，以适应中国人民的需要。我国的文化与文论建设最终还是应当坚持“以我为本”、“为我所用”和“合而不同”的原则。我们应该把外国和中国的好的东西“优化组合”在一起，形成富有民族特色的既具有当代性，又具有世界性的新文论。⑦他们还认为，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话语，“增强本民族传统理论话语的信心，坚持用我们自己的文论话语发言，让世界重视我们的话语，也许这就是在全球化语境中我们最需要做的事。” ⑧ “ 根本的出路是：既要对话，更要建构，即建构属于自己的文论体系，而且，也只有建构起了自己的文论体系，对话才能够在完全平等的、可观的层次上进行，才能使我们的文学理论能够为他人所承认。” ⑨少数人则不赞成上述观点，认为全球化是必然的，中国的文学理论应该国际化，我们必须借用西方的话语发言。持此观点的有王宁、崔志远、葛振江等人。他们认为，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暂时借用西方的话语（包括批评话语和操作的语言）与之对话，并不时地向西方学者介绍和宣传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辉煌遗产，并加进一些本土的批评话语，使他们在与我们的对话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启迪，这样我们的目的才能达到。⑩经济全球化，不会化掉民族性和地域性；世界现代化，不会化掉文学性。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走向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广泛吸收世界文学的一切有机营养，吸取经验教训，创造21世纪我国文学发展的辉煌。(11)
另外，也有一些观点认为不管是民族性还是全球化，都是对现成理论话语的挑战，各执一端皆应持批判态度。这一看法以孙绍振、吴炫为代表。他们认为我们都不希望走向西方的现代化，也不希望回到传统的民族化，那么就只能对二者进行重新改造，摈弃传统的整合思维，这样的创造思路，在价值系统上就会有一个当代性现象出现，与传统的价值体系、西方价值体系都不同。(12)面对历史性的挑战，对现成的文学话语进行阐释、解析和重构，揭示它们与文化环境以及意识形态的互动，保持自己的美学立场，将某些传统的话语转化为现代话语，在吸收西方话语的同时，向西方文学理论发出挑战，促使西方话语在某些根本价值取向上，发生变异，与中国传统发生交融，产生出新的话语或者派生的范畴来，这本是文论历史发展的挑战和机遇。(13)
全球化绝不意味无差别化，“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如何在西方强势话语的冲击中保持中国文论的民族性，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生存战略问题。但是，如何使传统的中国文论话语具有现代性，赢得与西方文论话语对话的对等立场，也是激活民族文论话语内在生机的重要举措。
3.文学发展趋势的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经济大潮的汹涌澎湃把文学推向了文化边缘，长期以来处于主流文化中心的以文学为代表的深刻的、凝重的高雅文化似乎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而轻松的娱乐的休闲的通俗文化则风风火火地成为畅销和时髦。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步确立，文学市场化、商业化特征的凸现，文学边缘化的趋势越发明显。与此同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影视艺术等为代表的视觉文化进一步动摇了文学的独特地位，有人甚至认为，我们步入了“读图时代”，视觉文化必将代替以语言为中介的文学艺术，文学行将消亡。但是在讨论中，我们也发现了不同意见。
有的人对“文学边缘化”的发展趋势持乐观、肯定态度。方伟就认为，文学的边缘化，是对其它文化元素与形态的渗入和互为整合，是其独特价值和美的更加激烈、更加惊心动魄的表现——甚或可以说，文学边缘化的过程，是关系到文学自身存亡的社会文化形态整合、汰选和发展的前奏。(14)
大多数人则不认同文学发展“边缘化”的主张。鲁文忠、张永清、宁逸就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文学边缘化主要是指纯文学的边缘化，但事实上，纯文学一直在商业化、电子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坚韧地生存着，不断调整了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形成了它的新的生存形态和生存方式以及未来的发展空间。(15)纯文学在现代社会的边缘化只是一种假象，社会生活领域的文学化、文学的产业化、文学的媒体化，创造了文学的繁荣。(16)他们还认为，文学的边缘化，并不是指文学离开社会孤立的存在，边缘化指的是文学成为意识形态的边缘。
文论界还深入分析了文学发展边缘化的原因。冯黎明提出文学的式微实际上就是认知文化中的指物性形式、概念性式微的一种表现，是认知型文化让位于游戏文化的必然。(17)谢鹏敏则认为文学的边缘化颓势，有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更多的还是文学自身的责任：是文学首先脱离了公众，然后公众才离开文学。(18)方伟认为，接受主体（消费主体）主导地位的确定，颠覆了创作主体原有的“圆心地位”并决定着创作主体的边缘化，而创作主体的边缘化决定着实践结果的边缘化。创作主体的边缘化，一是来自接受主体的颠覆，一是社会文化生活多元多向多样使然，一是创作主体自身边缘化与社会边缘化生活强烈表现的活跃。(19)
由于介入角度、知识背景不尽相同，关于文学发展“边缘化"的论说也形成了种种不同意见，但是消费文化对文学地位的动摇，文学走向文化的边缘，却是不争的事实。
4.文学的文化研究转向
伴随当代中国多元的、复杂的、善变的文学现象的发生及其发展，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被陆续介绍进来，并被运用于这一态势下的文学研究。可以说，文学研究从文本研究、作家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向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转折，这一趋势在21世纪初表现得更加明显。
学术界对这次转向反应不一，有学者认为这一转折使得文学理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和动力，如金元浦、陶东风、王德胜、张意、王晓路等人。他们认为，当代文艺学的文化转向有它的现实必然性，现实向我们提出了要求，文学必须重新审视原有的研究对象，越过传统的边界，关注更广泛的文化现象。他们对文化研究持肯定态度，认为新兴的文化研究并非要回到以前的庸俗社会学，即使认为它要回归文艺社会学，那也是一种经过重建的文艺社会学或文学社会学的当代形态。(20)他们还认为，从文化研究视域里的布尔迪厄理论出发，消费时代，形式自律的“文学性”观念已经被动摇，封闭的文学研究与建构社会公共空间的能力显得局促起来。在大文化研究的语境里重构文学观，解决文学与现实历史的紧张关系势在必行，这既是社会变迁也是文学场内逻辑的双重要求。新的文学和文化观念必将敞开被旧有观念遮蔽的意义和问题。(21)他们同时指出，作为文化产品一部分的文学作品，它包括着文学生产、体制、传播、接受等环节的全过程。因此任何单一的，或局限在文本构成性因素的研究都只是整体文学研究的一个层面而已。(22)
有学者则对文化研究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甚至认为文化研究会使文艺学美学研究因此走向消亡。鲁枢元就尖锐地指出：“‘审美日常生活化’论者撰文的目的，显然并不在于争取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合理性，而是希望确立这种技术化的、功利化的、实用化的、市场化的美学理论的绝对话语权力，并把它看作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以往美学历史的终结，甚至是对以往的人文历史的终结。” (23)傅其林也认为“倘若人们完全处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世界，那么也就完全被技术逻辑的意识形态之网所笼罩。这种情况的发生意味着韦伯的‘铁笼’隐喻的实现.”(24)
也有学者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持一种辩证态度。姚文放认为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各有特点也各有长短，有相互包容之处也有彼此差异之处，二者不能相互替代、有所偏废，因此不但文化会继续存在下去，文学也永远不会泯灭。(25)
传统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的活力在于它能及时回应急剧变化中的社会文化现实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文学理论在新的社会语境中有可能通过方法的不断催化，进而达到自身的创新。通过从传统文学理论的研究扩大到文化研究视野，在文本与社会、思想与历史、概念的解构与重构之间寻找理论创新的突破口。但是，文化是无所不包的，用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是危险的，它有可能消解了文学的本质特性，使文学从艺术的层面跌落到社会的地面，甚至还有可能使文学重新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那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二
从上述有关世纪初文学与文论研究的综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文论界迫切希望与世界接轨、迫切希望建构新的文论话语的极大热情和积极态势。但是难道我们没有觉察到这其中已经透露出一种明显的焦虑和恐慌情绪？这种焦虑集中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对文学边缘化的焦虑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审美意识也在出现转型，许多人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耐心去从事高雅的文学审美活动，并由此去探求人生意义审美价值，去完善和充实自己。特别是浮躁、冷漠、急功近利的世纪转型期心态促使渴望消解、平衡、互补的审美情绪的产生，于是追求开心、享受人生的社会审美接受行为成为普遍趋向也就顺理成章。这种审美心态直接影响了对承载人类精神力量的严肃文学的接受。
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全球化，剥夺了文学的独立和自由。一部新作问世之前与之后，为了获得预期的社会反响和经济效益，无孔不入的媒体渲染与新闻炒作，对公众产生一种难以抵御的诱惑力和强制力。淹没在无所不在的媒体制造的信息洪流中，个人的选择权和自由度越来越小，对文学的选择很难出于内心的渴望。而且，渗透在媒体中的媚俗倾向在多重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将不同的思想价值整合为同一观念模式，文学成为可以在流水线生产的商品，不再是特定时空结合的欣赏对象。大众传媒声嘶力竭、摇旗呐喊的背后是高额利润的兑现，文学可悲地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
再加上某些作家人文精神缺失导致文坛上欲望泛滥。作家越来越远离自身独特的审美理想，越来越自觉地放弃应有的精神立场，越来越回避对人类心灵的深度追寻。文学变得越来越苍白，无力正视时代的内心焦灼，无力回应人们对存在的真切疼痛，甚至无力传达生命中被遮蔽的人性本质。文学从来都是以自己特有的话语方式，依靠创作主体强劲的内在人格与卓而不群的精神向力，向一切现实和历史的存在不断发出富有力度和深度的拷问，以此表达一个作家独一无二的艺术理想和人生操守。但在世纪初，一些文学文本已经自行颠覆了其存在理由——人类的精神象征。
由此可见，在这种审美意识明显转型的社会消费状态下，我们是不难捕捉到人们对文学的边缘化、个人化，以及逐渐转变为大众休闲、娱乐消费现象的忧虑和担心。有人甚至疾呼文学不可能也不应该沦为“大众消费市场的商品”，它应该具有一种永恒的精神守望，它的国民教育功能不能丢失，它的现代性应该体现在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反思之上。(26)
2.对西方文论话语殖民化的焦虑
随着改革开放后国门洞开，各种新奇的西方文论话语纷纷涌进了中国文论界，对原本就根基不稳的当代文论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在许多学术著作和教科书中，我们见到更多的是西方文论话语在发言，甚至大有取代本民族的传统理论话语之势，难怪有人十分担心中国文论话语已经被西方文论话语殖民化了。特别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学理论已经不能不面临一种两难的抉择：拒绝西方话语，将被抛出当代批评浪潮之外；接受或参与西方话语，则冲击甚至动摇了本民族的传统话语结构。当代文论界的现状已经显示了这种两难，一些学者试图坚守咱们传统的文学理论话语与汹汹而入的西方话语抗衡，在对中国古典理论话语的整理和重建方面作了许多很有意义的工作，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但是我们却不能不遗憾地发现，这种坚守和抗衡显得多么势单力薄，其影响居然远不如涌入的西方话语那么强大。人们似乎认为，固守传统，你就无法了解现代话语，你也就无法与世界对话，因此，有些学者甚至提出“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暂时借用西方的话语（包括批评话语和操作的语言）与之对话”(27)，而中国本土的批评话语，只能瞅机会向西方学者介绍。在这种情势下，文论界对西方文论话语殖民化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
3.对文学的文化研究转向冲击了文学本体论的焦虑
正如杜书瀛在《文艺学向何处去》一文中所说的：“世纪之交文学艺术的文化的转向中，人们最大的疑惑是文学本体的消解或消失：我们经历了20余年的拨乱反正，我们好不容易回到了文学本体，怎么文学又向文化转向？转向文化，结果文学中什么都有，惟独没有文学自身。自律的文学哪里去了？” (28)这种对文学的文化研究转向的焦虑在文论界普遍存在。许多学者认为，文艺学研究的应该是文学本身的问题，当然也包括与文学有关的问题。如果把模特走猫步、美容与美发等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研究也当作文艺学研究，这不仅越出了文艺学研究的边界，而且也抽掉了文学研究的本体。有学者甚至对文化研究表现出了更深的忧虑，认为文化研究会使文学研究因此走向消亡。徐岱就尖锐地指出了当下文化研究的误区，认为我们目前更多关注的是对文学现象的文化研究，而且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理论化趋势，但这仅仅是文化研究的一个糟糕的方面。(29)基于这种忧虑，有学者直接指出：“文艺理论的发展取决于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取决于基础理论问题的局部突破带动学理的整体建构。因而，当前的文论研究应该倡导回归本体，而不是解决外围；回到问题，而不是制造概念或急于搭建体系；回到起点、找准支点以解决基础理论命题，而不是凌空蹈虚或避坑落井。”(30)
4.对中国文论建设进展缓慢的焦虑
在西方文论话语包围和压抑下的中国文学理论，长期以来一直在自我迷失与寻求出路的焦虑中寻求突围，包括提出中国传统理论话语的现代性转换、新的文艺理论话语的建构、文艺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等等，力图以此确立中国的文论话语在全球性语境中的独特地位。例如有的学者就提出：“根本的出路是；既要对话，更要建构，即建构属于自己的文论体系，而且，也只有建构起了自己的文论体系，对话才能够在完全平等的、可观的层次上进行，才能使我们的文学理论能够为他人所承认。”(31)有的学者则认为，文学观念的变迁和文学研究的推进，始终是在社会语境的制约中产生和发展。所谓“一代有一代之学问，一代有一代之创见”，文学研究应看到历史语境的变迁和重大转折，找到能有效作用于社会语境的研究旨趣和范式，这样才能对文学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32)
然而，对中国传统文论的没有信心，新的文论话语之间的严重分歧，西方文论话语的强劲态势，又使中国文论话语的建设举步维艰进展缓慢，许多学者对此忧心忡忡无法释怀。一些学者痛心于民族传统话语的失落和双方的无法交流：“在吸收西方话语的同时，向西方文学理论发出挑战，促使西方话语在某些根本价值取向上，发生变异，与中国传统发生交融，产生出新的话语或者派生的范畴来，这本是文论历史发展的挑战和机遇。但是很可惜的是，中国文论没有选择这条路。倒是在海德格尔的体系里，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论中道家和佛学虚静的精神的影响。在这方面，在中西文论的融通中，恰恰是薄弱环节。”(33)“中国的境界说，在这么长的历史时期中，竟没有和西方文论发生双向的交流。意境范畴未能与西方的激情、想象、变形学说和陌生化学说构成并列或者对应的范畴，未能成为世界诗学体系的一个成分。这是一个遗憾，也许，这种遗憾在一个并不太悠久的历史时期里是不可避免的。” (34)
有的学者面对“目前的‘全球化’，实际上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全面进逼，是不对等的‘全球化’”的现状，提出了“‘全球化’与‘本土化’是互动的”(35)、“建设‘中西融合式的超越性文论’”(36)，甚至倡导“实施主动进取的‘化全球’战略”，(37)等等，但总使人感到底气不足，似乎总是首先以接受西方的理论话语为前提的。至于中国的文论话语如何走向世界，我们似乎无计可施。
三
应该说，焦虑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某种困境，但焦虑也表现出中国文论界希望突破困境、建构能与西方文艺理论平等对话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文论话语的迫切与热情。因此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到本世纪初已经有许多学者在非常努力地做着这种建设工作，例如王文生先生的情境学、钱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王一川先生的中国形象诗学、许明先生的新意识形态批评等等。特别是钱中文先生本着弘扬人文精神、倡导人文关怀的初衷，创建起他的“新理性精神文学论”。这一文论始终立足于重建文学艺术的价值和精神，他说：“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这是以我为主导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施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38)
更活跃的是，是一些年轻学者的行动。杜书瀛先生曾对此作了一个梳理，列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突围模式：
一是以陶东风为代表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杜先生认为，实际上应该叫做“文化-文艺社会学”）的构想；
二是以金元浦为代表提出“文化研究”的文艺学的构想；
三是以曹卫东为代表提出“跨文化维度”上的文艺学重建的构想；
四是以高小康为代表提出“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的文艺学构想；
五是以陈晓明为代表提出“理论无国界”即“历史化与批评化相结合”的文艺学构想；等等。
杜书瀛自己也提出“发展多形态的文艺学”构想：“哲学的、政治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美学的、文本的、形式的、历史的、文化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协同作战、互补互动。”“中外一切好东西都‘拿来’。以‘需要’为准。”“文艺学、美学、文艺美学必须在承认和研究生活与审美、生活与艺术关系的新变化、新动向的基础上，适应这些变化和动向，做出理论上的调整，对现象做出新解说，甚至不断建立新理论。”(39)
上述诸位学者的文论建设或者建设的构想让我非常钦佩，我发现这些建设体现出这么几个特色：一是对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梳理和拓展，试图以此延伸出富有中国特色的诗学体系，来达到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换。如王文生先生的情境学、王一川先生的中国形象诗学等。二是对曾经在中国文论中非常盛行的但现在已被消费文化所忽略甚至所抛弃的文学观念进行重新界定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如钱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学论、许明先生的新意识形态批评、陶东风先生的新“文艺社会学”构想等。这些理论实际上是原有文艺学的重建，所以前面都可以冠上“新”字。三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转换，即借鉴或者移植西方文化研究中的一些思路，来应对消费文化背景下中国文艺理论的困境。如金元浦先生的“文化研究”的文艺学构想、曹卫东先生的“跨文化维度”的文艺学重建构想等。四是希望能建立包容几方面的甚至包容一切的文艺学，试图以此来解决当代文学艺术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和新现象。如陈晓明先生的“历史化与批评化相结合”的文艺学构想、杜书瀛先生的“发展多形态的文艺学”构想等。
这样一梳理之后我突然发现了一些问题，不禁在钦佩之余产生了一种困惑。我一直在想， 20世纪以来花样繁多的西方当代文艺理论，如精神分析学、原型批评、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存在主义诗学、艺术阐释学、接受美学、女权主义批评、叙事学、狂欢诗学、解构主义、拉康主义等等，每一个学派的产生都以其独特的逻辑起点、崭新的文学观念和别具匠心的体系建构超越了前人，尽管其中不乏片面和偏颇，但却大大开启了我们的思路，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学派都为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带来一种全新的视角和独特的方法。因此，国门一打开它就如此强劲而深入地吸引了中国学者，并对中国文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当代文艺理论几乎不去转换传统的东西，不去借用别人的思路，甚至也不会为了拯救或者迎合现实去重建过去的理论，他们也不去构想那种无所不包的东西，实际上，因为缺少独特的逻辑起点和角度，无所不包也就成了无所有包，是不可能建构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的。当然它们之间可能有所借鉴相互影响，如原型批评是在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下产生的，艺术阐释学也为接受美学提供了理论线索，但它们之间的逻辑起点却是不一样的，因此也就具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这样一对比的话，我就有了新的忧虑。中国文论界其实从80年代中期就一直在寻找中国文论的出路，也一直在努力进行新的文艺理论建设（85、86、87年不是有观念年、方法年、体系年之说吗？）但现在，20年过去了，我们的文学理论建设怎么样了呢？上面提及与没有提及的许多学者的研究和构想曾经让我们觉得兴奋，因为他们一度激发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然而这么多年过去，我们对中国文论的自信心似乎没有增长反而有所衰减。究其原因，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一直找不到一个独特的能够超越以往定势的、开启未来视野的具有真正独创意义的逻辑起点。其次，我们开了无数的学术会议进行讨论甚至争论，也产生了许多理论构想，却很少能真正建构起一个具有自己独特理论框架的文论体系。也就是说，我们的当代文论建设许多还停留在构想之上，上述许多年轻学者的突围行动大多如此。而且，有些构想西方人早已有理论建树，如匈牙利学者阿诺德·豪泽尔的著作《艺术社会学》(40)。再次，也许中国知识分子受到儒家学说“中庸之道”和“中和”的美学精神太多潜移默化的浸染使然，我们总是力图建构起一个能够说明所有问题的理论框架，生怕不全面、不周到、有所缺漏、有些问题无法解释，会让人非议，甚至揪辫子。上述的“文化研究”文艺学构想和“多形态的文艺学”构想就有这种倾向，因为“文化”几乎可以包含一切意识形态，“多形态”就不用说了。当然，我不是说“文化研究”不可以作为一种思考角度，西方的女权主义批评也是一种文化研究，但它们的文化研究是从性别文化更主要的是女性文化入手进行研究，这一独特的角度可以把所有男性文化视野下的文学文本全部颠覆过来，重新进行女性主义的解读和阐释，其结论自然是与众不同的。而我们的文化研究似乎是无所不包的。这样一种求全责备的文化心态导致我们总是无法出奇制胜，要想有所建树也就倍加困难。因为所有独创的充满个性的研究成果都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总是具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西方当代文艺理论中的每一个学派都是如此，但是他们毕竟都给我们打开了一个独特的视野。也就是说，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新鲜的独到的文论，尽管有偏颇有片面，但是它能开启我们的思维，这就够了。
上述种种原因归结到一点上，那就是文论界的思想还不够解放。这一结论可能很多学者不同意：改革开放至今已有20多年，文论界一直在与时俱进，也做出了很多努力，甚至连流行娱乐界的一些“无厘头”现象我们也予以了独特的关注，并给予合理性的解释，如何还不够解放呢？但我们看到的仅仅是表面现象，真正的解放应该是对深入骨髓的传统思维观念的彻底更新，对求全责备的文化心态的彻底颠覆。我感觉，我们还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因为历史的因袭太沉重了，传统文化的浸染太深入了，还有一点是，东西方的思维方式也太不一样了。
那么怎么办呢？我想如果没有彻底转换或更新积淀如深的思维方法，努力去寻找一个真正具有独创意义的逻辑起点来建构独特的文论体系，实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样说似乎有点悲观，但其实如果我们不急于与西方人较劲，不急于与现代消费文化’”妥协”（也许到了某一个社会层次上，消费文化还会反过来向精英文化妥协），不急于去构建这样、那样的文艺学理论体系的话，我们仍然有很多事可以做，而且这恰恰是我们的特长和优势，因此我们可以做得很好。例如，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学理论话语是相当丰富多彩的，虽然有一些观念和范畴还需进一步梳理，体系也不完善，但那毕竟是我们自己的话语。因此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古典文论资源，梳理出独具特色的中国文艺批评的话语模式，哪怕并不严密，甚至可能有些片面或偏颇，但毕竟是我们所独有的。其实有不少学者已经在兢兢业业地致力于这项工作，也取得了不俗的成果。还有一种是扬长避短，西方人擅长思辩性的理论建构，而我们东方人则擅长感悟性的文学批评，为什么我们要舍其长而求其短呢？文学理论其实只是一种武器、一种工具，因此我们自然可以把西方文论拿来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所用，而我们的文学批评又可以为他们的文论提供思想资源。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东西方人合理分工，各擅其长，未尝不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注释：
①宁逸：《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文艺报》2003年10月14日第3版。
②③唐小林：《消费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全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见曹顺庆主编：《中外文化与文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页。
④傅修延：《文学与国民教育》，《文艺报》2003年11月4日第3版、赖大仁：《“消费社会”与文学走向质疑》，《文艺报》2003年10月28日第2版。
⑤徐岱：《论消费时代的艺术精神》，见曹顺庆主编：《中外文化与文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⑥戴冠青：《文学消费与精神提升》，《文艺报》（理论与争鸣版）2004年3月18日，第2版。
⑦(12)(20)(25)(29)《“世纪之交文化转型与文学发展研讨会”综述》（山东大学施战军刘方政整理），《文艺报》2003年1月18日，第2版。
⑧戴冠青：《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论的焦虑与选择》，《长江学术》2002年第3期。
⑨(31)刘淮南：《对话与建构：关于文学理论的全球化语境》，《成都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⑩(27)王宁：《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化》，《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11)崔志远、葛振江：《中国语言文学研究走向辉煌的“合题”——新世纪文学发展趋势》。
(13)(33)(34)孙绍振：《从西方文论的独白到中西文论对话》，《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14)(19)方伟：《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文学》，《文艺报》2003年10月28日，第3版。
(15)鲁文忠：《纯文学在窘迫中延展希望》，《文艺报》2001年2月13日，第3版。
(16)张永清：《消费社会的文学现象》，《文艺报》2003年8月26日，第3版。
(17)冯黎明：《文化的转型与文学的式微》，见曹顺庆主编：《中外文化与文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18)谢鹏敏：《文学的边缘化颓势》，《文艺报》2003年9月6日，第2版。
(21)张意：《符号权利和文化抵抗》，见曹顺庆主编：《中外文化与文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2页。
(22)王晓路：《全球化语境与想象空间——谈消费社会时代的文学研究》，见曹顺庆主编：《中外文化与文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
(23)鲁枢元：《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
(24)傅其林：《完美的罪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意识形态批判》，见曹顺庆主编：《中外文化与文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26)傅修延：《文学与国民教育》，《文艺报》2003年11月4日，第3版。
(28)(39)杜书瀛：《文艺学向何处去》，《文艺争鸣》2004年第4期。
(30)欧阳友权：《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中国工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32)曹顺庆、谭佳：《消费社会与文学研究的语境变迁》，见曹顺庆主编：《中外文化与文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
(35)(36)(37)童庆炳语、顾祖钊语、杨守森语，转引自梁刚：《“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文学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论百家》2001年。
(38)钱中文：《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研究》，见金元浦编：《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新理性精神与钱中文文艺理论研究》，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3页。
(40)\[匈\]阿诺德·豪泽尔著，居延安译：《艺术社会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