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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以对西方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研究和对推翻这种统治的手段的分析为基点，探索了一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他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入手，对西方社会的国家、市民社会、知识分子等作了分析，指出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文化领导权，所以获得了维护、巩固政权的合法途径，社会主义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首先取得文化领导权。以有机知识分子为中介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通过“阵地战”策略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文化领导权；国家；市民社会；“阵地战”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3－0152－06
       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革命实践催生革命理论的产生和进一步完善。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其倾尽毕生精力探索的异于东方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是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西方国家的政治现实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提出的新的革命战略策略，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一、“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提出
       葛兰西1891年出生，1937年病逝于法西斯的狱中。葛兰西所处的时代、所面对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世易时移，以无产阶级为历史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改变斗争策略才能夺取、巩固和维护无产阶级政权。“文化领导权”理论正是基于此提出的新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第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纷纷以失败而告终，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探索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制订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成为摆在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前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葛兰西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在于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不够成熟，无产阶级在主观上没有将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转化为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没有在革命过程中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唤醒民众。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会走向失败。为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教训，探索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葛兰西从政治上阐明了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革命策略。
       第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统治现实。资产阶级在确立政权之后，政权统治形式已经发生改变，当代资产阶级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以暴力为主的“直接统治”，但是却更加侧重于通过教育、宗教、政党、报纸、媒介、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对民众文化与心理的渗透，对“文化领导权”的重视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在统治方式上实行的重大调整。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强硬领导就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中，通过这个巨大的文化一精神网络实现对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群众的文化和心理渗透，使被统治者接受、认同现行统治，从而达到维护资产阶级政权的目的。关于这一点，佩里·安德森曾指出：“政权的这种领导权体制，可以由这种体制取得其治下民众的赞同，并从而减少压制民众所需的高压规模”，这也就使得欧洲“大陆的先进资本主义地区完全不会重演十月革命”。基于此，葛兰西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主要领域首先应该在市民社会中进行“反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从内部瓦解资产阶级的统治。在葛兰西看来，文化领导权不仅是资产阶级维护与巩固政权的重要阵地和场所，也是新的领导集团夺取政权的重要阵地。
       第三，清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潮对工人和广大群众的影响。第二国际后期，在工人和广大群众中间蔓延盛行着一股庸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思潮。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的经济和物质生产过程看作决定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葛兰西对这股思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认为，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无视意识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使自己处在资产阶级的意识水平上。因此，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指南。葛兰西认为第二国际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工人运动无力抗拒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渗透。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和资产阶级相对立的文化领导权，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葛兰西说：“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可见，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对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有力纠偏，也是结合西方国家具体历史实际探索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所进行的深刻的理论思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戴维·麦克莱伦指出：“在严肃地分析资产阶级如何得以通过赞成而不是强制来永久地维持它的统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葛兰西有着首创者的功绩。”
       二、国家、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导权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建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结构和市民社会的分析基础之上的。葛兰西所处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结构与具有专制传统的东方落后国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东方国家，国家政权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最根本的东西。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是微不足道的。而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包括了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个层面，国家不仅是政府机构，而且是“民间的”领导权机构或市民社会，“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即强制力量保障的霸权”。
       葛兰西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有所不同，总体而言是对经典国家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恩格斯明确指出国家是一种异化力量，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是“最强大、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概言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国家是作为强制性的阶级统治结构存在的，而葛兰西则细致地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结构的复杂性。资产阶级的国家结构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加以表明，即“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国家结构的不同导致国家在维护统治阶级政权时必然承担不同的职责。
       葛兰西认为，与东方落后国家不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不再仅仅是强制、暴力的象征，国家职能不再局限于暴力统治和强力镇压，而且具有设法赢得被统治者积极同意的功能。恰如葛兰西所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政权“采取各种平衡形式的强力与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强力过于显然地压倒同意；相反地，甚至企图达到表面上好像强力依靠大多数的同意”。资产阶级国家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结合体，其中“直接统治”功能是由政治社会完成的，表现为政治领导权和强制性的国家机器；而市民社会的政权形式表现
       为“文化领导权”，是通过家庭、学校、教会、工会、媒体等社会团体，将符合资产阶级利益需要的世界观、价值观灌输给被统治者，使被统治者认同其统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倾向于通过市民社会维护本阶级的统治，获得本阶级政权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葛兰西对此曾说：“国家强制的一面将由于确立起来被调整了的社会(即伦理社会或市民社会)的越来越多的因素而逐渐结束自己。”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市民社会在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政权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市民社会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斗争领域，而且其中的斗争不同于强制性的政治组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必须先取得市民社会领域的文化领导权，占领文化意识形态的阵地。可见，葛兰西将对市民社会的论述与国家职能的表现形式联系起来，从而为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提出作出了理论铺垫。
       三、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战略途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实、国家结构、职能的变化，尤其是政权统治形式的变化，迫使无产阶级改变斗争策略，不宜再采用像俄国那样的直接暴力革命方式，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首先进行一场文化革命，夺取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而且这场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必然是一场艰苦、长期的“阵地战”，不是仅仅通过短期的“运动战”就能解决的。这也是在总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匈牙利、奥地利等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失败教训基础上制定的新的革命斗争战略策略。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革命必然是通过“阵地战”的形式。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占有文化领导权，他们不会自动放弃对文化的领导权。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异常艰苦和困难，任何统治阶级都不会将既得利益拱手相让，他们必然会极力维护自己的政权，武力是很重要的方式，但是资产阶级更倾向于运用自己手中的文化领导权，通过有机知识分子阶层，达到保护、维持资产阶级政权的目的。葛兰西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有机知识分子就像暗藏的壕沟一样，起着保护、维持资产阶级政权的作用，因此，要想进行文化领域的革命就必须进行“阵地战”，而不能像俄国那样进行“运动战”。因为俄国当时的现实情况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当时的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尚未开发，处于原始状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民社会已经成为政治社会背后的“强大堡垒和工事”。葛兰西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在现代战争中往往有这种情况，猛烈的炮击似乎已经摧毁了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但实际上只是摧毁了外线工事，在发动总攻冲锋时，进攻部队会发现他们依然面临着一道十分坚固的防线。在发生严重经济危机时期，政治上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要想突破市民社会通过社会团体构筑的思想防线和精神枷锁，就必须对西方社会的市民社会结构进行深入研究，深刻认识其所起的作用，然后采取“阵地战”，通过对广大群众的不断教育，逐渐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就是说，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阵地战”需要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不断教育，以影响人民群众的思想和精神状态。而这种影响作用是依靠有机知识分子的理论教育和传播才能实现的。在这一问题上，葛兰西继承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以及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意识的形成要靠政治斗争和知识分子的培养和“灌输”这一思路，把社会主义意识的形成看作是一个外在的被动的过程。葛兰西也强调了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意识的形成和成熟以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每个社会集团都“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样的阶层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
       葛兰西之所以提出无产阶级要通过造就本阶级知识分子，促进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成熟，以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思想，是建立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知识分子阶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的。
       葛兰西认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最通行的办法往往是从智力性因素方面加以界定，实际上这不能从根本上规定知识分子的内涵及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葛兰西承认，每个人都持有特定的世界观，并且在职业以外从事着某种智力活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然而，这样一来，就无法解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定群体存在的意义和作用，于是葛兰西进而又指出，并非所有的人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仅只在于知识分子职业范畴直接的社会作用方面。葛兰西对于知识分子的这种认识，目的在于建立起知识分子活动与社会生活实践之间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并非单纯地作为知识或思想的生产者，作为独立于社会各阶层之外的力量而存在的。从根本上来讲，知识分子要“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同时超越抽象的数理精神)；我们的观念从作为工作的技术提高到作为科学的技术，又上升到人道主义的历史观，没有这种历史观，我们就只是停留在‘专家’的水平上，而不会成为‘领导者’。”
       在对知识分子的核心内涵作了界定之后，葛兰西进而对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进行了区分，并对建立新的知识分子阶层而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葛兰西看来，传统知识分子主要是指那些被取代的、以前生产方式下的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宣布独立于新的社会集团的活动之外，对于新的社会集团来说，他们必然是抵制的力量。他们自己宣称保持独立自主的立场，把自己看成是独立的、自由的，不依附于任何阶级的。事实上，这种意识是虚幻的，他们总是以各种方式同特定的社会集团发生联系。与传统知识分子相对，葛兰西又提出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葛兰西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集团，在执行经济生产界的主要职能的原有地带创造出自身的同时，造就一个或几个知识分子阶层，它们使该社会集团具有同质性，意识到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也在社会和政治领域行使职能。资本主义企业家为自己造就技术人员、政治经济学专家、新文化、新法制的组织者。”在葛兰西看来，每一个社会集团都会产生出依附于自身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一阶层与其所属的阶级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和社会干预性。有机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政治和文化领域作为“中介”而存在，其特点主要表现在由某一阶级培养出来，同时又在性质上培养他的阶级同质，即为培养它的阶级执行特殊功能。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体现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即在对社会文化观念、意义规则的生产和缔造过程中，彰显着自身的价值。葛兰西将有机知识分子的职能具体表述为：“知识分子与生产界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与主要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那样直接，其关系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体系的‘调解’，而知识分子恰恰就是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
       这是有机知识分子的真正职能所在。也就是说，通过文化的教育和传播，指导和组织本阶级和人民群众，为从属阶级向领导阶级的转化创造条件，这是实现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必要前提，因此，无产阶级需要
       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借助于创造和传播科学、哲学和艺术等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水平，并通过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教育，传播无产阶级新文化思想，实现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创造。这一过程正如本·阿格尔所描述的那样：“群众有‘感情’，而知识分子‘有知识’。没有群众，知识分子就会落到‘迂腐’的地步；没有知识分子，群众则会沉缅于‘盲目的热情和宗派主义’，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把工人异化和失落感变成能从历史和结构角度阐明工人这些体验的连贯的理论体系，并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
       葛兰西指出。无产阶级要造就本阶级的知识分子，以便同资产阶级展开斗争，建立一种“反文化”，在革命胜利后，要创造和丰富新文化，使无产阶级新文化成为民众的自觉意识，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常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无产阶级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知识分子阶层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明确表达了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集体意识。因此工人阶级要造就本阶级的知识分子，其任务是向工人阶级灌输理论意识，把工人阶级活动中潜在的雄心壮志和固有的潜力挖掘出来。可见无产阶级意识的成熟有赖于知识分子进行文化意识形态的理论教育和传播。
       四、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着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而意识形态又受制于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经典的概括和描述。也正是这一经典概括成为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曲解为“经济决定论”的口实和材料证据。从理论本身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确实过多地强调了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没有或较少涉及文化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然而这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处的历史时代条件和革命任务所决定的。对此，恩格斯后来做了解释：“此外，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针对思想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种种荒谬观念，恩格斯说道：“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作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恩格斯还强调说，“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么，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
       葛兰西认为马克思对于操纵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在上层建筑内部，市民社会即意识形态，是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即政治社会的基础。基于以上认识，葛兰西将文化的意识形态职能凸显出来，即统治者借助于文化手段影响并塑造大众的世界观，使其服从于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这里的文化“是指彻底的、统一的和在整个民族普及的‘对生活和对人的观念’，是某种‘世俗宗教’，是某种‘哲学’；它应该名符其实地成为‘文化’，即应该产生某种道德、生活方式、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准则”。社会集团总会利用在文化、思想、道德、意识形态等方面所取得的领导权(即“文化领导权”)，来巩固、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和阶级利益。
       葛兰西对文化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以及“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提出，引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转向的风潮。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发现和创造，借助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来探求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途径。葛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不仅在哲学思想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全新理解和发展，而且对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问题，政党、阶级、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等，他的思想都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其中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佩里·安德森曾这样描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重心的转移：“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当它从方法问题进而涉及实质问题时，就几乎倾全力于研究上层建筑了。而且，最常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密切关注的，拿恩格斯的话来说，是远离经济基础、位于等级制度最顶端的那些特定的上层建筑层次。换句话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国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焦点的这种变化，正是由葛兰西来开启的。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恰当地解释了统治阶级在社会各个领域所拥有的政治权力，正是有赖于其首先获得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从而也获得了被统治阶级积极或消极的认同。以此为突破口，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都对文化问题予以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从与葛兰西同时代的卢卡奇、柯尔施开始，他们从批判经济决定论出发，突出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文化的解放力量。由此而始，对于文化的意识形态研究成为一种风潮。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将各个民族纳入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时空中，世界历史使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超越了狭隘的民族界限、区域界限，扩展到全球世界范围，文化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也获得了日益全面、深刻的交流。然而文化交流的一派繁荣景象无法掩盖其背后隐藏的问题。文化作为社会有机体构成的观念存在，必然依托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在西方发达国家，文化已经成为其进行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扩张的重要手段。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将文化作为国家战略问题来研究，提出一系列文化战略理论，如“文明冲突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历史终结论”等等。文化已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新时期谋求国家霸权的工具。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是这一战略的具体体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本国发达的经济军事实力，加紧对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试图通过“和平演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使非西方国家接受、认同西方的制度、价值观念，从而达到同化非西方国家的目的。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文化意识形态的安全，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发展机遇和矛盾挑战并存的历史时期，应对得当，就能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举措失当，就会影响经济发展步伐，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如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成为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重大理论和现实任务。掌握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加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总之，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以对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研究和对推翻这种统治的手段的分析为基点，探索出一条不同于东方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他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价值在当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对立冲突的时代条件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处在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的中国，注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仍要吸收借鉴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结合时代背景和本国国情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共同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