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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古代奥林匹克运动最初很可能是在人们积极备战的心理状态下诞生出来的。是古希腊人培养军事技能、选拔合格战士以及展示战争实力的一种手段。然而，奥林匹克运动又不应被仅仅视为战争的产物或副产品，因为它同时又通过“神圣休战”等方式创造着和平。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逻辑，推动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进程。人类因战争而发展体育，体育为人类而创造和平，这或许就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奥林匹克；体育；军事；战争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3－0089－06
       奥林匹克运动必须以体育为基础，它诞生在体育之后，是体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根据一些体育史家的观点，体育的诞生则又可以上溯到原始公社时期部落间的战斗，由于那时部落间的武装冲突激烈而频繁，在部落内部便逐渐出现了一些军事性的体育活动以及竞技比赛，目的在于锻炼部落成员的作战能力。如此说来，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与战争应该也不无关系。或许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奥林匹克运动正是在战争的促进和推动下向前发展的。
       在古希腊境内，大大小小共有200多个独立的城邦，它们从未牢固地团结在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中，城邦之间经常兵戎相见。因此，战争几乎成为希腊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似乎就是战争和准备战争。在古希腊，公民的另一个名称就是“军人”，“在城邦中，战士的身份与公民的身份相吻合：谁在城邦的军事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谁也就同时在城邦的政治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你想在城邦中出人头地吗?那就到战场上去勇敢的拼杀吧!这大概是每一个古希腊青年所听到的最普遍的训诫。
       不过对希腊人来说，冲锋陷阵固然重要，培养熟练的作战技能似乎更为根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在奋勇杀敌的同时不至于丢了自家的性命。这样一来，如何培养合格的战士便成了希腊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了。从军事史的角度上看，希腊时期正好处在冷兵器时代，这意味着进行交战的双方主要以近距离的肉搏为主，而这种以肉搏为主的作战方式要求参战成员必须具备强壮的身体以及娴熟的搏斗技能。因此，强悍的体格以及敏捷的行动能力是希腊人变成合格军人的必备素质，带有很强军事色彩的体育训练项目也就因此成了他们的必修科目，并使战争与体育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
       通过《荷马史诗》以及古希腊的一些传说故事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早在特洛伊战争时代，体育运动与培养战士就密不可分，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历史中，这种情形依然存在，或许还更加突出。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凡能留名至今的古希腊人士，如苏格拉底、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都是本着军事的目的强调体育锻炼的重要性，甚至在古罗马时期也是如此。古罗马教育家普鲁塔克就将体育锻炼的基本职能归于培养勇敢的战士，他说：“为了战争的缘故，孩子们必须接受掷标枪、射箭、打猎等训练。因为在战争中，‘征服的果实，是属于胜利者的’。室内的生活，不足以生产出战场上所需要的身体条件。有些士兵身体虚弱，只有通过体操训练，才能较顺利地接受军事训练。”
       为了培养符合战争需要的人才，古希腊人采用了各种训练方法。斯巴达城邦为了将其公民培养成能征善战的战士，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施行不同的训练，“他们的婴儿一出生，即要受长老检查，健壮者始允许抚养，弱者则扔于山谷；男孩7岁开始集中训练，项目有竞走、格斗、拳击、掷铁饼、投标枪等，仅学少许文化课；18岁接受正规军训，并参加暗杀有叛乱嫌疑的希洛特的秘密行动，以培养其机智与胆识；20岁成为正式军人，直到60岁；服役期间，战时出征，平时驻于军营，集中训练，项目有体育、击剑、拳击、操练、跑步等。”和其他城邦的希腊人不同，“他们不但锻炼男子，还锻炼女人，使儿童从父母双方都能禀受勇敢和强壮的天赋。年轻的姑娘有单独的练身场，不是完全裸体就是穿一件短背心，像男孩子一样的操练，跑，跳，掷铁饼，掷标枪。”雅典的青年据说也是18岁时开始军训，次年便领取武器，开始进行真正的野战训练。至于其它城邦的希腊人，也是大同小异，年少时就开始学习体育，稍大以后便把大半的时间都花在训练场上。当然与斯巴达相比，他们的军事制度可能更宽松一些，军事训练的项目或许也更少一些，但却都毫无例外地顺着同样的路奔向同样的目标，那就是培养能征善战的优秀军人，以备战时之需。
       体育训练作为服务于战争或增强战斗力的一种手段，只是战前的必修课，对于一个城邦来说，它所开展的体育训练效果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日后在战争中的成败。要检验这种效果的好坏，有一个最直接的方式，那就是参加战斗。但作为城邦的统治者而言，为了保证在战争中获得最终的胜利，他们往往在战争之前就急于知道其训练效果如何，这样就便于他们随时调整训练策略而不至于走不必要的弯路。于是，他们发明了一种既能够保存其战斗实力、又能够事先看出其作战效果的检验方式，那就是举行体育竞赛。当这种竞赛在整个城邦范围内扩展开来时，统治者又可以通过它在城邦公民中选拔合格的战士。而当体育竞赛的范围再由城邦内部逐渐扩展到城邦之间时，这一检验方式便又有了另一种新功能，亦即以一种非战争的方式显示各城邦的战斗能力。城邦统治者们可利用这一方式，实现以前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达到的政治目的，真可谓是一举多得!既是如此，又有什么理由不将其发扬光大呢?古代的奥林匹克运动或许就是这样被发明出来的，而古代奥运会也就成了一种和平化的战争。
       这种推测或许是有道理的，不然，古代奥运赛场上那些夺冠的优胜者们又怎么会被他们的城邦公民像对待战斗英雄一样的拥护和爱戴呢?而且同意这一观点的也应该不乏其人，在我们国内体育学院的通用教材里就有这样的说法：“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人们既要寻求发展体能的有效途径，还要寻找一种显示体能的方式，于是体操、摔跤及各种竞技运动风行一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奥运会和其他一些节日盛典中的竞技运动比赛。”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正是军事的需要导致了古希腊境内体育锻炼的蔚然成风，而这种文化背景，又进一步促进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最终诞生及其随后的蓬勃发展。
       当然，与单纯的军事训练相比，奥运赛场上的竞技比赛更多的是一种宗教祭祀活动(这一点我们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教动因》一文中已经论及)和一种非功利性的娱乐活动，其更明显的目的在于宗教祭祀和愉悦人心。但是透过其宗教和娱乐的外衣，我们仍然不难辨出奥林匹克运动服务于军事的功利性目的，这从古代奥运会比赛项目的设立上就可一目了然。在古代奥运会上，几乎所有的参赛项目都与军事有着密切的关系。澳大利亚的学者K·吐依和A．J．维尔在其著作《真实的奥运会》中，用表格的形式为我们清晰地列出了古代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以及它们进入古奥运会的具体时间。借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公元前776年的第一届古奥运会上，只有一个比赛项目，那就是场地赛跑，距离为192.27米。在随后的500年时间里，比赛项目逐年增加，公元前708年，加入五项竞技(短跑、跳远、掷铁饼、掷标枪和摔跤，短跑和摔跤同时又是单独的竞赛项
       目)；公元前688年加入拳击；公元前680年又加入四马战车赛；公元前648年加入混斗和赛马；公元前520年武装赛跑也被列入比赛项目之中。所有这些项目基本上都与军事技能有关，或者干脆就是军事训练的内容，如五项竞技传说是斯巴达人为训练士兵而创造出来的，后来被其它城邦所接受；跑步、拳击、混斗、赛马以及四马战车赛等，则是各城邦训练士兵的军事内容。它们与当时以步兵、骑兵和车兵为主的作战方式密切相关，因此都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还有一点能够表明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与战争的关系。那就是，大凡比较重视军事训练的城邦，往往都能够在奥运会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如以军事化著称的斯巴达人曾经在长达3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保持着体育霸主的地位。
       由此看来，战争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促进了奥林匹克运动的产生并进一步推动了它的发展。而奥林匹克运动之所以诞生于古希腊，恐怕正是与古希腊境内战争的频繁发生有关。
       大体说来，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战争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内部的反抗；二是外族的入侵。但当时的希腊人除了要应付这两方面的威胁以外，还要时常面对第三种战争威胁，那就是城邦与城邦之间的相互倾轧与争夺。与东方古国如埃及、中国等高度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度不同，希腊境内的200多个城邦始终都是各自为政、群龙无首，即使偶尔出现一些大的联合体，比如以雅典为中心的提洛同盟或以斯巴达为中心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其组织也是相当松散的。以提洛同盟为例，入盟的各城邦依然是独立的政治实体，都有着自己的自主权，雅典作为盟主，既没有任何特权擅自行动，又不能在未经同盟会议批准的情况下实施任何法规，更不能侵犯入盟各邦的利益。这种即使在联合体的形式之下也形如一盘散沙的独立状态，成了希腊城邦文明中最突出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最鲜明的弱点，英国学者狄金森就称其为“希腊文明最大的致命伤”。这一“致命伤”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城邦与城邦之间的相互倾轧与争夺。把三方面的威胁加在一起，就大大增加了古希腊境内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据军事学家考证，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也就是奥林匹克运动由诞生到兴盛的这段时间，战争似乎成了家常便饭。仅就雅典而言，“从公元前5世纪初至公元前338年，在164年中，雅典几乎有120年处于战争状态，也就是每3年里有2年多在打仗，它从未经历过10年以上的和平时期。”
       不过话又说回来，频繁的战争虽然的确能够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和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是频繁发生战争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奥林匹克运动诞生，古代的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西方的历史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从诞生到繁荣的那段时间，差不多正处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同时也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与充满战争的时期，在政治局面上与古希腊颇为类似。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时期，统一的政治局面宣告分裂，西周王朝由一个统一的国家分裂为160余个奴隶制小国，它们之间征伐不休，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轮流称雄、你方唱罢我登场。据统计，仅春秋时期的军事行动就多达483次，大战就有376次；战国时代，“天下并争”，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举，战事遂变得更为频繁。但与古希腊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却没有诞生出奥林匹克运动。
       由此可以看出，仅凭战争次数的多寡还不能解开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之谜，它还有文化观念和心理方面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不论是在政治局势还是在战争的发生频率上，都与古希腊极为类似。但作为不同文明土壤中培育出来的两种不同的民族，彼此的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又是如此的大相径庭。统观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虽然战乱频仍，但中国古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却异常的消极，似乎总是透露着一点儿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代表着中国文化核心的几个影响最大的学派，大都反对武力或轻视武力：儒家从“和为贵”的仁义立场出发，主张“为政以德”，不以武力治天下。如孟子声言“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公孙丑下》)；荀子则要求“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荀子·王制》)。道家从战争带来的巨大危害出发，也同样反对“以兵强天下”。如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正所谓“师之所处，荆棘生”(《老子》第30章)，“故有道者不处”，应该“不得已而用”(《老子》第31章)；庄子也说：“兵，恃之则亡”(《庄子·列御寇》)，告诫人们“无以战胜人”(《庄子·徐无鬼》)。墨家更是本着“兼爱”的宗旨反对战争，如墨子言：“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墨子·非攻下》)，因此主张“非攻”。
       如果说这还只是代表着中国文人的立场，可能多少会有一些“重文轻武”的偏见在里边，那么兵家的观点和官方的态度就足以打消我们的疑虑了。素有“兵学之祖”之称的孙武虽然善于论战，却也并非好战之徒。他主张“非危不战”，若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则为军中上策，正所谓“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孙子兵法·谋攻》)而根据军事研究者的考证，在中国古代，官办的军事学校，史料中仅见前秦的教武堂和宋明武学。这说明，那些发动战争的统治者们在培养作战人员方面也不是非常的在意。既使遇到了武力攻伐，也“往往本着‘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策略、尽量把战争的破坏程度限制到最小程度，常常先采取政治和外交攻势，采取劝降和招服战术，让敌人自动奉献城池，归顺自己。”
       与中国古人相比，古希腊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如果说中国人所想的是如何避免战争，那么希腊人所想的则是如何应对战争。因此与中国古人大都反对武力或轻视武力不同，古希腊人的血液中似乎流淌着一种“尚武”的精神。或许正是他们这种积极应战的态度和普遍的“尚武”精神，才是促进奥林匹克运动最终诞生的关键性因素。因为也只有这种应战态度和“尚武”精神，才能使与军事密切相关的体育运动成为希腊人关注的焦点，并使建立在体育基础上的奥林匹克运动得以产生。
       古希腊人对待战争的积极态度不仅是古代中国人无法相比的，甚至也是我们现代中国人难以想象的。按照古希腊时期的学者色诺芬的说法，农业和战斗是希腊人“两种最高尚最必要的事业”；若是按照法国学者丹纳的说法，希腊人最重要、最核心的任务应该是公共事务与战争：“公共事务与战争便是公民的职责。他必须懂政治，会打仗；其余的事在他眼里都无足重轻；他认为一个自由人应当把全部心思放在那两件大事上。”在农业和公共事务之间，究竟孰重孰轻，处于今天的我们恐怕很难分辨清楚。不过从上述两人的观点来看，参加战斗在古希腊人的头脑中应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甚至在三者之中，它很可能是最最重要的。因为根据其它的相关资料我们能够看出，希腊人几乎把战斗当成人生的首要工作来完成。在斯巴达，城邦公民一生差不多就干两件事，那就是训练和打仗，其职责就是征服或战死。对他们来说，“最紧要的事是操练，呆在家中是丢人的；军营生活占的地位远在家庭生活之上。新婚的男人只能偷偷的与妻子相会，他还得和未婚的时候一样整天在新兵训练班或操场上过活。由于同样的理由，儿童都是军人子弟，全部公育，七岁起就编人队伍。”其它城
       邦虽没有如此极端，但其差别也仅止于程度的大小而已。比如在雅典，培养合格的军人也是其体育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城邦内的全体自由人皆为公民兵，18岁开始军旅生活，60岁才准退役。
       与这种积极的备战态度相联系，古希腊人的“尚武”精神也异常的突出，“在公元前7世纪，人们可以在全希腊发现尚武的理想。”所以希腊人崇拜的偶像都有着坚实的身板和超强的体力，如《荷马史诗》中的战神阿伽门农、阿契里斯、赫克托耳和充满冒险精神的航海英雄奥德修斯以及用暴力维持秩序的宙斯，可以说个个都是战斗中的英雄。这与中国人所崇拜的开天辟地的盘古、教民农作的神农以及善于治水的大禹形成鲜明的对比。
       古希腊人对待战争的积极态度和“尚武”精神，直接导致了体育锻炼的倍受青睐，以至于他们也像对待战争一样“把体育锻炼当成头等大事”。关于其间的内在联系，下面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希腊各城邦的统治者非常需要身体强健、行动敏捷、勇敢耐劳的人，以备将来参加战争时，忍受各种意外的艰苦，因之极力提倡尚武的风气，训练作战的技能。当时运动的技能与作战的技能可以说是一件事情，希腊各城邦的统治者特别重视体育锻炼和比赛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在古希腊，从培养合格战士的宗旨出发提倡体育运动和竞技比赛的不仅仅是各城邦的统治者，还有古希腊时期的许多著名学者。苏格拉底要求每个雅典公民都要成为称职的军人，“每个市民决不能成为体育的门外汉，应该具有最坚实的身体条件，一旦国家危急便能随时出征，尽自己保卫国家的义务。”柏拉图也极为重视体育的军事作用，认为体育的目的就是为了战斗作准备。“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公民具有作战能力。所以他认为，对儿童进行体育锻炼，使他们具有强健的体魄在军事上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必须加强青少年的体育锻炼，培养他们具有崇武精神和坚强意志。因为在征战中，‘得胜的应该是高尚雄强的心怀，只有真正勇毅的人们才能正视危难而毫无畏缩’。”这与中国学人大多反对战争和轻视武力又有着明显的不同。
       随着热兵器时代的到来，人类在作战方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敌我双方近距离的肉搏已不太多见。这意味着，军人在体能方面的要求已不必像古希腊时期那样严格，体育和竞技训练在培养军人方面也不再像古希腊时期那样重要，但奥林匹克运动与军事的关系却并未因此而结束。相反，军事因素在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方面，甚至起到了与古希腊时期同样的作用。在19世纪的欧洲大陆，由于矛盾交错、政局不稳，“各国都很注意体育的军事效能，强调体育与军事训练结合。因此各种体操体系比较盛行。”这为随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提供了良好的基础。1871年，普法战争以法国的惨败告终，被称为“奥林匹克之父”的皮埃尔·德·顾拜旦，同所有的法国人一样，蒙受着失败带来的巨大耻辱。“色当之耻”引起了顾拜旦对法国战败的深刻反思。在他看来，普鲁士人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取得普法战争的胜利，一个关键性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士兵拥有坚实的体格，而法国人民的身体却不够强壮。长期以来，法国过多地注重智力方面的教育而忽视了体育和运动，这让顾拜旦痛心不已，他深信，体育运动是帮助法国获得强大国力的最便捷途径，依靠它可以让法国重新获得欧洲霸主的地位。有一种说法认为，顾拜旦之所以极力主张要重新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普法战争的惨败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体育运动的巨大军事价值。“法国在这场普鲁士战争中的失败激起了顾拜旦的渴望，他希望奥运会能帮助他的祖国走向强大。”
       当然，我们并非要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仅仅归因于军事，正如我们曾经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教动因》、《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动因》等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样。战争与和平之间往往具有一种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当我们分析了战争对奥林匹克运动所产生的促进作用之后，又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前提：即这种促进和推动作用只有在非战争时期才能发挥出来。在硝烟弥漫、生死不保的状态下，人们是没有精力、更没有心情从事竞技比赛的。这大概也正是奥林匹克运动史上为什么会存在“神圣休战”约定的原因了。
       据传说，奥林匹亚是众神居住的圣地，位于伊利斯城邦境内，斯巴达人想夺为己有，双方僵持不下。伊利斯的国王伊菲托斯，从供奉太阳神阿波罗的宗教圣地获得了一个神谕：人们忽视奥林匹亚祭典，已经引起了宙斯的愤怒，只有恢复这一祭典，才会获得和平。伊利斯国王向斯巴达城邦传达了圣谕，并与对方达成协议，决定恢复奥林匹亚的宗教盛典。为了使运动员和观众能够按时到达并安全返回，双方同意在此期间的1个月停止战争。这就是著名的“神圣休战”。关于休战的具体协议被铭刻于一个铁饼上，存放在奥林匹亚的赫拉神庙里。从此以后，“神圣休战”便成了奥林匹克运动的一部分，贯穿历时1100多年的293届古代奥运会。每当盛会举行之前，伊利斯城邦都会选派三名经过严格挑选的纯希腊血统的运动员，在宙斯神殿的“圣火坛”前，接过希腊少女经过宗教仪式用凹凸镜点燃的太阳火炬，跑遍希腊全境各个城邦，告知奥林匹克竞技会即将举行的消息，并宣布“神圣休战”约定正式生效。从宣布休战之日起，每个参赛城邦都必须严格遵守休战协议，擅自违背休战协定的人或者城邦，按照协议都将受到惩罚。公元前420年，斯巴达人在“神圣休战”期内攻打了伊利斯城邦的一个镇子，随之便接到了一张相当于20万只羊的罚单，斯巴达人以不知“神圣休战”已宣布为由拒不交罚金，结果被逐出了那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这前后1100多年的时间里，“神圣休战”的协定保证了历届古代奥运会的顺利召开，奥林匹克运动也才得以健康发展下去。但所谓的“神圣休战”并非真的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相反却常常在战争面前变成一纸空文，奥林匹克运动也就因之失去了和平的保障而常常面临着中断的危险。
       公元前5世纪末开始的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将处于鼎盛时期的奥林匹克运动送上了通往衰败的道路。位于奥林匹亚圣地的伊利斯城邦由于4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几乎成了“和平”的代名词，伊利斯也由此成为一个理想的中立城邦。但公元前420年，斯巴达人打破了伊利斯的宁静与和平，随后抢走了它一半的领土；公元前365年，阿卡迪亚人又抢走了奥林匹亚城，占据了差不多有3年之久。第104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伊利斯人才又重新将其抢回。在此期间，4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虽然依旧照常举行，但经过血腥洗礼之后，它早已不再有昔日的辉煌了。
       如果说奥林匹克运动的命运此时已经变得很糟糕，那么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公元前388年，马其顿人征服了希腊。为了笼络人心，马其顿王菲利普及其子亚历山大仍然保留了定期举行奥运会的传统，但与以前的高涨热情和盛大场面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主要以希腊人为主的奥林匹克运动在希腊人失去自由之后的发展前景是可想而知的。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又征服了马其顿人，希腊被再次易手，变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罗马统治者随心所欲地篡改奥运会规则，并像对待战利品一样对待奥林匹克运动。
       神圣的奥林匹克运动不再神圣了，继承亚历山大帝位的统帅泰勒斯福公元前313年占领了伊利斯后，掠
       走了奥林匹亚神庙中的大部分财宝用以招募雇佣军；罗马将军苏拉又再次洗劫了奥林匹亚以充军饷；并随即将公元前80年的奥运会从奥林匹亚搬到了罗马；罗马的皇帝尼禄则把原本定于公元65年的奥运比赛推迟到67年，目的只为了便于自己参加比赛……而当比赛中摔下马车的尼禄派人把优胜者的塑像扔进茅坑，头戴橄榄花环返回罗马时，奥林匹克运动已经成了一种儿戏了。更糟糕的是，“由于罗马人对希腊的‘赤身运动’甚为反感，所以在一段时期内几乎废弃了希腊的节日竞技运动。”到了公元394年，历时一千多年的古奥运会被完全地从历史上抹去了，奥林匹克运动就此中断。
       所幸的是，时间进入19世纪以后，沉睡了大约1500年的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又以一种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眼中。但战争就像甩不掉的幽灵，一有机会便跳出来兴风作浪。
       奥林匹克运动面临的第一场大灾难是爆发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长达4年之久的世界战争将30个国家卷入其中，给无数的城市和乡村带来了灭顶之灾；1000万人在这次战争中丢了性命，还有2000万人受伤。它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的损失也令人触目惊心：原定于1916年在柏林召开的第6届奥运会被迫取消；为了逃避战乱，国际奥委会总部被迫由法国巴黎迁到了瑞士洛桑；32名奥运会选手在战争中丧失性命，其中有16名曾经获得过奥运会奖牌。大战结束后的第7届奥运会是在战争的废墟上召开的，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获得了这届奥运会的承办权，饱受战争之苦、几乎是满目疮痍的安特卫普市只能靠着法国、意大利、美国、英国等盟军的物资援助才得以将奥运会举办起来。
       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更大灾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据有关方面的资料，这一历时6年的世界大战共将61个国家、20多亿人口卷入其中；直接财产损失多达4万亿美元以上；战火燃遍了欧洲、亚洲、非洲以及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广大地区；参战兵力超过1亿人，大约9000万士兵和平民伤亡，3000万人流离失所。这其中究竟有多少奥运会的参赛人员及后备力量已经无法统计了。而且由于这次战争，1940年的第12届冬、夏季奥运会和1944年的第13届冬、夏季奥运会都被迫取消。接下来的第14届奥运会也不得不在几乎被夷为平地的伦敦废墟上筹备召开。
       奥林匹克运动面临的第三次灾难来自一场特殊的战争，那就是发生在第20届慕尼黑奥运会上的谋杀事件。1972年的9月5日凌晨，8名巴勒斯坦“黑九月”组织的恐怖分子闯进奥运村，劫持了、9名以色列运动员作为人质，要求以方释放在押的200名政治犯。在对峙之中以色列的9名运动员和1名教练被枪杀，恐怖分子被全部击毙。这次袭击给奥运会的参赛人员带来极大的恐慌，以色列当即退出比赛，许多代表团也都打算打道回府，最后是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的铁腕风格挽救了那届奥运会。
       奥林匹克运动在战争面前的无助与脆弱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神圣休战”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健康发展确实是必需的。于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重新提出了“奥运休战”的协议，并立刻得到联合国的高度认可。1993年第48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奥林匹克休战》提案。该提案倡议在奥运会期间以及奥运会前后各一周，各成员国停止战争行为。此后联大又连续七次通过奥林匹克休战决议，号召所有会员国遵守奥林匹克休战协定。在2007年的第62届联合国大会上，由中国提出、186个会员国联署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草案又获得一致通过，要求各会员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遵守奥林匹克休战协定。相信只要这一休战传统能够顺利延续下去，奥林匹克运动就能够继续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逻辑，推动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进程。人类因战争而发展体育，体育为人类而创造和平，这或许就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