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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社会批判理论之所以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其特有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现代性言说，为批判和改造现实社会提供了一种规范性方案。傅永军教授新近出版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一书的价值不仅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现代性言说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而且指出了这种现代性言说所具有的可普适的规范潜能。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现代性；理性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1－0141－03
       在20世纪以来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多个思潮中，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是最具生命力的。在近一个世纪里，法兰克福学派不仅历经了第一代思想家的辉煌，而且在第二代思想家那里还得到了新的发展和提升，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中独树一帜，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能有强大的生命力，主要在于他们所提出的以“社会批判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闻名于世的学说带有“实践的意向”(with practical intention)，总是立足于现实的时代环境和思想氛围，以其激进的社会批判和思想批判启迪人们的思考，推进社会和理论的发展。
       具体而言，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在当前仍然具有不竭的生命力，一个重要原因是面对当代社会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激烈论争，社会批判理论从其特有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现代性言说，为批判和改造现实社会提供了一种规范性方案。作为国内第一部研究法兰克福现代性理论的系统著作，傅永军教授新近出版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9月版)不仅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现代性言说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而且指出了这种现代性言说所具有的可普适的规范潜能。
       一
       如何给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定性一直是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并不是一个具有统一思想的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人物霍克海默最早提出了“批判理论”，他从对待理论的基本态度、对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看法、认识方式等方面区分了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第一代的重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宣称“批判理论是《社会研究杂志》的阐述性论文中以辩证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而提出的一种社会理论”。国内一部分学者正是基于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等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说法来界定批判理论。如霍克海默《批判理论》译者李小兵先生说：“‘批判理论’一词，是霍克海默用以区别传统理论的一个专门术语。它主要是指用历史一社会方法对现实社会经济一文化现象作类似马克思当年在《资本论》中所作的那种批判考察。”虽然这种对批判理论的界定不无道理，但并没有深入到批判理论的内部，抓住批判理论的实质，从而挖掘出批判理论的现代意义。傅永军教授一改传统的做法，在其新著中力图把握法兰克福学派的实质，从现代性的言说方面来界定社会批判理论。他写道：“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从社会批判角度叙说现代社会理性建构的理论，它基于启蒙理想，践行启蒙理性，有一种强烈的介入时代与现实的意识。”(《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第3页。以下引该书只注页码)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实质上就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社会理论，一种关于现代社会之理性辩证法的现代性理论。”(第3-4页)
       那么，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性理论?它与当前流行的众多现代性理论有何不同?傅永军教授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的特色在于：“法兰克福的现代性理论是一种理性反思与批判的理论，它的主要任务是对理性的双重使用在现代社会型塑过程中所造成的效应(正面的或者反面的)进行理性解析。按照批判理论的分析，理性既为现代社会的生成提供了一个精神性基源和制度化建构的设计原则，也为现代社会理论说明现代性社会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自反性的省察课题。”(第4页)这就是说，自霍克海默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社会批判理论家孜孜以求的理论目标就是考察和分析理性在塑造现代社会中的效应，考察和分析理性的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并寻求克服理性负面化的对策。正如著名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专家塞拉·本海比伯(Seyla Benhabib)指出的：“自从韦伯通过合理化范畴分析现代性以来，诊断这一合理化的非理性就成为批判理论的中心课题。”
       不仅如此，傅永军教授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不是一种经验性的描述理论，而是一种理性的规范理论；它的目的不是描述事实，而是规范重建。“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反思与批判现代性的目的在于，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芸芸众生提供一种有关现代性的哲学描述和反思现代性的规范形式，借以对那些各式各样的现代性生活经验进行过滤与筛取，从而提炼出那些为共有的经验与体验所共同指向的普遍元素，并把这些普遍元素从日常生活经验中提升出来，用来标识现代性生活的本质特征。”(第4页)“因此，就最终意义说，批判理论的现代性理论是一种关于现代性工程的规范性的反省理论和辩护理论。”(第5页)
       二
       如前所述，法兰克福学派并不是一个具有统一思想的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具体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方面，批判理论的现代性言说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学说，因此要准确地展现这种现代性理论，发掘其深层意义，并给予客观的评价，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但这种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傅永军教授抓住了法兰克福学派不同成员学说中的一个核心要素：理性观，用合理性作为一种线索把复杂多样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统一在一起。
       强调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著作的一个显著特征。法兰克福学派秉承了德国理性主义思想传统，认为理性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作为赋予整个世界以统一性的理性，既是世界、社会和人之所以存在和进步的终极基础，也是一切事物证明其合法性的最高法庭。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将德国理性主义传统中的理性概念加以改造，运用到社会历史中，提出了社会合理性理论。韦伯社会合理性理论的核心是“理性化”，因此，在韦伯那里，合理性(ra，tionality)就是现代性(modernity)，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就是现代化(modernization)。韦伯分析了西方历史理性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指出了现代性的“吊诡”(paradox)，即虽然现代化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它同时也导致了现代社会的自由丧失和意义丧失，使人们陷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铁笼”(iron cage)之中。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大都接受了韦伯的社会现代性分析和诊断，把韦伯的现代性学说作为批判理论现代性学说的理论工具和概念框架。“由此可见，韦伯的合理性理论的确塑造了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概念框架、理论出发点和批判的维度，即从反思与重建启蒙理性的角度消弭理性的矛盾，找到避免理性化吊诡的方案，并期许给人们一
       个充满希望的乌托邦远景，或重建真正体现启蒙精神的现代性工程。”(第57页)
       理性批判不仅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提供了一个“依赖路径”(第40页)，也为傅永军教授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提供了一个“依赖路径”。傅永军教授依循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批判与重建，在《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中首先厘清了社会批判理论与现代性的关系(第一章)；接着依据韦伯的社会合理性理论，析取出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的问题意识、理解视界和反思路径(第二章)；然后按照法兰克福学派合理性思想发展的线索，围绕着社会批判理论关于理性与现代性关系的论说，提炼出解放的现代性理论、反思的现代性理论和重建的现代性理论等几种典型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现代性理论，把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看成一个不断扩展的有机体系(第三至第七章)；最后，在全书的结束语中，以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为背景，着力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的普适价值问题。通读全书，我们看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不是简单的历史叙述，而是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思考路径”；全书不仅将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的逻辑展现出来，而且自身也具有较强的逻辑性。
       三
       从早期以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为主的解放和反思的现代性理论，到后来哈贝马斯的重建的现代性理论，表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的逻辑进展。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看成是一个逻辑进展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的一大特色。之所以说这个历史进程是一种逻辑进展，主要原因在于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反思和批判理性的“吊诡”，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负面价值，更重要的是重建理性，推进和完成现代性的方案。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在他们的现代性理论中反思启蒙的辩证法，批判工具理性，痛斥工具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化。他们所发现的现代性的吊诡是：“现代性是现时代的新颖性，但这种新颖性不过是旧的野蛮种子的萌生；现代性意味着与旧时代的断裂和新的质性内容，但这种新的质性内容不过是掩蔽了旧面目的旧内容之冠冕堂皇的复归；现代性追求美梦成真，但梦醒之后却依然是噩梦连连；现代性追逐未来，但终结于对过去的维持。”(第122页)在现代性的吊诡面前，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没有找到现实的出路，所以虽然他们的现代性批判是深刻的，但却最终走向了悲观主义和虚幻的乌托邦。
       既然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现代性反思和批判是深刻的，但却又找不到现实的出路，那么他们的现代性理论的问题在哪里呢?傅永军教授指出，问题在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用来批判反思现代性的理性概念。他们的理性观仍然受着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束缚，并没有提出一个新的理性概念。这直接削弱了他们的批判锋芒，导致了他们走向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如何摆脱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困境?那就是对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基础理性概念本身进行反思和批判，在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重建理性概念，走向重建的现代性理论。这个工作是由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完成的。通过对理性的反思，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理性的概念，把理性带出自康德、黑格尔直到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哲学的范围，放在语言哲学的框架之内。基于交往理性的现代性在哈贝马斯那里有了一种独特的形式：“在哈贝马斯那里，尽管现代性问题应具有反思启蒙的形式，但是这种反思已经不局限于工具理性批判和对现代性后果的痛斥，而是带有辩证法的性质。他在对现代性带有的压迫性成分加以批判的同时，又积极主张保存和发扬现代性的具有历史进步的意义的因素。或者说，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是一种切合时代要求的现代性理论，是一种开掘现代性未尽潜力的现代性理论。”(第280页)
       正是在这种理性的重建中，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才突破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的局限，凸显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规范潜能。尼格尔·多德就说：“对理性的这一新理解不仅能使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解释现代社会的整合问题，而且还可作为一种基础以构想批判理论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中，如何起到一种更积极的规范作用。”哈贝马斯在论证“现代性方案”时，指出现代性的规范内涵会成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有效地塑造不同的实践形式。傅永军教授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一书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的规范性潜能，强调“这个理论不是对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经验进行描述性说明的经验理论，而是规范的解释理论，它要提供一种具有内部紧密联系的概念、范畴和解释模型，以供现代人借以理解现代世界的存在形象和价值内涵，并通过这种理解构造一种涉及社会改良与进步的现代性规范性工程”(第338页)。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的规范性潜能不仅是批判理论现代性言说的价值所在，也是傅永军教授《法兰克福的现代性理论》一书的写作价值所在。在全球化时代，发掘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的普适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不仅对西方的社会现代化具有规范效用，而且对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借鉴意义，特别是对于我们自己的现代性反思提供了“他山之石”，从而“激发出我们自己原有的理性潜力，有利于我们自己的现代性意识的健康成长，有利于确立我们自己独特的现代性发展路径”(第346页)。
       [责任编辑：杨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