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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晚清小说变革与“五四”小说变革是性质不同的两次变革，这导致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别。晚清小说变革持续的时间、规模都超过“五四”，但是却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晚清小说变革是非自觉的文学变革，变革主要发生在文学的外部，其价值指向是政治的、商业的。相比而言，“五四”小说变革是自觉的文学变革，是发于文学内部的变革，其价值指向是文学的。晚清小说变革并非必然走向“五四”小说，它的变革路径与“五四”有很大不同，即基本保留古典小说模式，只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容纳一些新的思想、艺术因素。“五四”小说变革因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的特殊作用，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就是精神与艺术的一体化即“心理化”。通过这一路径，“五四”小说最终实现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
       [关键词]晚清小说；“五四”小说；价值指向；变革路径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1－0067－07
       中国小说在晚清与“五四”分别发生了两次重要的变革。两次变革的结果是结束了古典小说在中国文坛上的统治地位，形成以现代小说为主体的发展格局。但是，这两次变革无论是变革的方向、路径、方式和手段，还是对中国小说发展的作用、影响，都既有一定联系，又有很大区别。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对深化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认识，对考察近代中国文学变革的机制、规律和特点，对加强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变革的内涵研究，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对“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质疑
       美籍华人学者王德威曾提出一个观点——“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他的理论是，在近代以来中国小说的变革过程中，晚清小说是比“五四”小说更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小说，只不过这种“现代性”被压抑了。晚清与“五四”既有一种时间上的承递关系，更有一种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正是在晚清小说变革运动的基础上，才有了“五四”小说。“五四”小说不过是晚清小说的继续，而且其变革的“现代性”程度还不及晚清。他最后的结论是：“五四其实是晚清以来中国(小说)现代性追求的收煞——极匆促而窄化的收煞。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于何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王德威先生所陈述的理由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晚清小说具有无所不包的多元性，“从侦探小说到科幻奇谭，从艳情纪实到说教文字，从武侠公案到革命演义，在在令人眼花缭乱。”其二，是这种多元性导致了小说作为文化生产的量贩化、商业化，“这是一个华洋夹杂、雅俗不分的时期，而读者不论有心无心，也乐得照单全收。”“晚清文人的大举创造或捏造与制造小说的热潮，亦必要引起文学生态的巨变。”其三，是晚清小说意识体现了“现代性”的涵义，“如果我们追根究底，以现代为一种自觉的求新求变意识，一种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则晚清小说家的种种试验，已经可以当之。”其四，他认为晚清几种主要小说形式包含了“现代性”的追求，“狭邪小说……在开拓中国情欲主体想像上，影响深远。”“公案侠义小说……实已暗暗重塑传统对法律正义(leagal justice)与诗学正义(poetic justice)的论述。”“谴责小说……(代表了)整个文学市场机制的剧变。”“科幻小说”借助于科学知识制造了中国小说新的想象模式。由此，他认为晚清小说已经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小说。
       不可否认，王德威先生的主张对重新认识晚清小说对中国小说变革的作用和意义，对重新梳理从晚清到“五四”这段中国小说变革的路径，对重新评价晚清和“五四”小说之间的关系，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对于他的基本结论，我是不赞同的。我认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应该是一个不合乎历史事实的命题!如果说晚清与“五四”只是一种时间上的承递关系，那还能够成立；但如果说两者是一种逻辑上的因果关系，那命题本身就很难有事实上的说服力。
       第一，王德威先生认为晚清小说已经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小说。它既为“五四”小说创造了变革的必要条件，又在“现代性”上超过了“五四”小说。“五四”小说不过是晚清小说的一种“窄化”的继续。我认为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之间质的区别，降低了“五四”小说对中国小说从古典走向现代的变革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抹杀了公认的“五四”小说作为中国现代小说源头的地位，在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关于何谓小说“现代性”的问题，我在后面将会有所论述。此处仅就小说形态问题，谈一谈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的本质区别。从小说形态学的角度看，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是两种不同形态的小说。关于这一点，茅盾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经说过。他认为晚清小说仍是沿用了古典小说的路数，以讲说故事为主体，在形式上没有脱离章回体小说的基本体式。这种小说的弊端在于它所采用的是一种“记账式”的叙事模式：“全书的叙述，完全用商家‘四柱账’的办法，笔笔从头到底，一老一实叙述，并且以能‘交代’清楚书中一切人物的结局为难能可贵，称之曰一笔不苟，一丝不漏。……描写书中并行的几件事，往往又学劣手下围棋的方法，老老实实从每个角做起，棋子一排一排向外扩展，直到和前一角外扩的边缘相遇；……我们看了这种‘记账式’的叙述，只觉得眼前有的是个木人，不是活人，是一个无思想的木人，不是有脑能思想的活人。”当然茅盾的说法不免有夸大处，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那就是晚清小说基本上还是一种以“事”为主导的小说，把讲清楚故事的来龙去脉作为叙事的主要建构方式，以故事的完整性、曲折性、周延性作为叙事的美学依据。在故事与人物的关系上，结构的重心是“事”而不是“人”，离开了故事，人物的形象也就无从展开，也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尽管晚清小说也有一些局部的改革，如采用倒叙、插叙等，在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结构等方面有过一些变化，但这种总体的叙事模式并没有真正脱离古典小说的窠臼。陈平原曾就晚清小说的叙事模式做过比较深入的探讨，指出了晚清小说在叙事模式上所进行的一些变革尝试，但他的总的结论还是把晚清小说作为中国现代小说出现的前奏，而没有把晚清小说定义为“现代小说”。相反，他认为中国小说真正实现了叙事模式的转变，还是到了“五四”时期。应该说“五四”小说作为中国现代小说源头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当然，晚清小说变革的指向也是中国小说的现代化，但是由于晚清小说在小说变革的文化背景、美学导向、变革观念、探索路径等方面还都缺乏必要的条件，它的变革也缺乏一个自觉的文学改革运动的引导(以改良主义为主旨的“新小说”并非是一个自觉的文学改革运动)，因此晚清小说尽管变革的声势很大，但并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小说的现代化变革，没有创造出一种与古典小说不同的现代小说形态。
       第二，对王德威先生关于小说“现代性”的理解，我也持不同的意见。尽管对何谓小说的“现代性”，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种完全统一的解释，但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也是大多数学者基本认可的，那就是“现代性”的小说应该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小说，或者用周作人的话说是体现了“人的文学”精神的小说。这种小说必
       须要以文化上的“人的观念”的觉醒为前提，充分体现出现代人要求挣脱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精神专制，自觉追求个性解放的历史趋向，展现出在现代性社会历史潮流推动下人们日益复杂丰富的精神世界。而这样一种小说，只有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下才有可能生成。茅盾曾说过：“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郁达夫也曾说过：“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那里会有?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桎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他由此认为，突出的“个性”是现代散文的现代性最明显的体现。郁达夫的这段话虽然是阐述现代散文生成的原因，其实也可以用来说明“五四”小说的生成。“人的观念”的觉醒所带来的作家个性意识的自觉与扩张，是“五四”小说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最直接的文化因素。由“人的观念”的觉醒，形成了“五四”知识分子在价值理性和情感体验两个重要方面的文化心理基础的变化，从而导致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看待人性、人生的眼光的变化。“五四”小说之所能够表现出种种同古典小说不同的现代性的精神内涵，其原因便在于此。反之，晚清小说由于缺乏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它也就没有能够实现中国小说的这样一个实质性的现代性转换。王德威先生把“五四”小说的这种现代性特征看作是单纯地向西方文学的模仿，认为其现代性程度反而不如晚清小说，是非常武断的。造成“五四”小说这一变革的，有非常深厚的本土生活与文化根源。“五四”决不是简单地向西方学习才形成了以个性解放为主流的新文化运动。他把“现代性”定义为“一种自觉的求新求变意识，一种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以此来肯定晚清小说的现代性，也是没有能够准确理解何为文学“现代性”的真正内涵。“求新求变”、“贵今薄古”决不仅限于晚清文学，在这之前的明中叶文学同样体现了这样的特征，难道说明中叶文学也已经是一种具有了“现代性”的文学吗?另外，文学的现代性还不同于社会的现代性。我们说市场化、商业化是社会现代性的明显标志，但不能据此就将其同时作为文学现代性的标志。文学现代性的标志还是应该定位于人的精神层面、心灵层面。
       因此，晚清小说和“五四”小说的变革，有着文化背景和文化向度上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导致了它们在变革内容、变革方式和变革结果上的不同，从而也形成了它们对中国小说发展的不同作用及影响。
       二、价值指向的迷失——晚清是没有完成的小说变革
       从变革的最后结果来看，晚清小说变革应该说是一次没有完成的变革。的确，如王德威先生所言，晚清小说变革的规模和力度不可谓不大。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晚清小说的变革都远远超过了“五四”小说。尽管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是在1902年，但晚清小说变革却实际上远早于这个时间。至少从1897年严复、夏曾佑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开始，这个变革就已经全面展开。晚清小说变革同时还是涉及到整个小说领域的变革，各个层面的小说创作无一不被卷入这个变革的大潮。从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从严肃小说到通俗小说，从政治小说到言情小说，从说教小说到娱乐小说……真可谓花样杂陈，确实“令人眼花缭乱”。然而，在这场如此铺天盖地变革的背后，我们却没有能够看到对中国小说实现现代性转换的标志性成果，就连王德威先生也很难指认出那一个晚清小说作品能像鲁迅的《狂人日记》那样作为他所认定的“现代小说”的代表作品。难道是以往的学术界在这方面形成了集体盲点?还是确实如王德威先生所言是我们“压抑”了晚清小说的“现代性”以至于对其能够显示出“现代性”的标志性作品视而不见?其实，答案很简单。这个答案虽然看似有些陈旧但却合乎事实，那就是在晚清小说中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作品，或者说晚清小说还没有足以形成能够称得上是“现代小说”的标志性成果。
       那么为什么晚清小说有着如此之大的变革行动，却没有能够完成最后的变革呢?对此仅仅用渐进性或阶段性的理论来解释是说不通的。晚清小说之所以没有能够完成这一变革，是由于它的这一变革不是一个自觉的文学改革运动，在变革的价值指向上缺乏明确而自觉的“文学”追求，因而没有能够找到实现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真正的切入点。
       从变革的背景来看，晚清时期还没有能够形成一种真正促使小说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文化语境。当时社会普遍关注的主要是社会体制的变革而不是文化的变革、精神的变革。而从变革的动机来看，晚清小说变革有两个价值指向：一个是政治指向，另一个是商业指向。梁启超在倡导“小说界革命”时，是把这一革命定位在“改良群治”的基础上，把小说看作是达到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的手段，即所谓“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而梁启超所说的“新民”决非“五四”时期以个性解放为主导的“人的观念”的觉醒，而是群体性的“国民”意识的觉悟。从“国民”意识的觉悟人手，而达到社会改良的目的。不能说梁启超的思想不是现代意识，但对文学变革来说，不是仅有现代意识就能够自然转变为文学的现代性。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用古文来表达现代思想的文章，我们能够说它是现代散文吗?当然，为了实现梁启超所说的“革命”，他和他的同志们也以“新小说”为途径进行了对小说变革的一些试验，但这些试验由于缺乏来自文化心理深层的精神动力，因而没有形成明确而自觉的“文学”导向，最终并没有能够获得真正的成功。那么，在商业指向上，小说变革的结果又如何呢?对于这一点，早在1917年刘半农就已经回答得十分清楚。他说：“‘小说为社会教育之利器，有转移世道人心之能力。’此话已为今日各小说杂志发刊词中必不可少之套语。然问其内容，有能不用‘迎合社会心理’的功夫，以遂其‘孔方兄速来’之主义者乎。”商业指向主要把小说的变革定位在如何迎合大众阅读的心理，使小说成为社会娱乐的工具。这种娱乐工具化的小说变革，是不能够达到具有先锋追求的文学性变革效果的。由于商业化目的，晚清小说虽然在题材内容上有了不少更新，出现了诸如谴责、言情、武侠、公案、侦探、科幻等一批反映晚清“众声喧哗”文化特点、符合开放世俗口味的小说作品，但在小说精神上、艺术上却并没有真正走出古典小说的藩篱。即便在最应该导向个体化精神解放的“言情”小说中，也没有能够由“人的观念”的觉醒走向文学自由的自觉，形成小说美学的真正变革。关于这一点，胡适在当时就曾指出：“我以为今日中国所谓男女情爱，尚全是兽性的肉欲。”“此种书即以文学的眼光观之，亦殊无价值。何则?文学之一要素，在于‘美感’。”而这些小说几乎没有“美感”可言。在这里，胡适所使用的判断标准并非传统的道学，而是现代的“人学”。正是用现代小说的“人学”的美学眼光看待已经商业化的晚清小说，他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晚清小说没有向现代化方向进行过变革的努力，只是这种努力因其在价值
       指向上的迷失而功亏一篑。路径没有选对，目的自然也就很难达到。“五四”小说之所以反晚清小说而行之，就是因为晚清小说变革的一些缺陷从相反的方向启发了“五四”一代作家对小说精神和艺术变革之路的寻求，在个性解放时代精神影响下形成了自觉而明确的文学改革意识，开辟出变革中国小说形态的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能够使新的小说精神与艺术形成一体化即“心理化”的道路。之所以提出“心理化”这个概念，是由于“心理化”是“五四”那一代作家在“人的观念”觉醒下所找到的变革中国小说形态的成功路径。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被后来的文学史家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声春雷”的小说《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为中国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创作模式，鲁迅自己将其称之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所谓“表现的深切”是指它展现了一个中国小说此前从未有过的生活世界——人的内心生活的世界；所谓“格式的特别”是指它采用了中国小说此前还尚不熟悉的独特的表达方式——“心理化”或内向化的感知、叙事及其话语方式。事实上，《狂人日记》已经被看作一个标志，一个对于中国小说的发展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它既标志着“五四”小说的诞生，也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创作模式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型，从这里开始中国小说呈现了一种同传统小说很不相同的形态，一般文学研究界将其称之为“现代小说”形态。对“五四”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化”倾向及其所具有的历史革新意义，学术界很早就已经有所注意。至少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期，有的学者已经开始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从不同的侧面涉及到这个问题。如陈平原在其《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就曾经指出：“心理化”是“五四”小说一个重要的创作现象，其明显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小说结构的心理化，以人物心理而不是以故事情节为小说结构的中心；二是小说时空的自由化，按照人物‘情绪线’而不是故事的‘情节线’来安排叙事时间，可以倒装叙述，也可以交错叙述，而不必固守传统的连贯叙述。”
       这样来切入对于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研究，丝毫不意味着抹杀晚清小说在艺术方面所做出的变革努力。这里所要指出的是，晚清小说之所以没有能够完成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其根本的原因就是缺乏整体的“心理化”的艺术导向，因而不能打破“故事化”形态对于小说的束缚与统治。“五四”之前的中国小说(包括晚清那些具有革新倾向的小说)，主要强调的是对人的外部生活世界的表现，缺乏对人的主观心理世界的探求意识与探索途径，因而难以形成对人的精神存在与心灵活动的深层次介入，即使有些作品涉及到了人的主观心理世界，也只是对一些表层心理现象的写照。这就使得中国传统小说主要是以故事性的情节小说为基本模式，甚少以情感抒发和心理显示为主要追求的“心理化”写法。在这样一种基本模式制约下，即使小说在一般的形式方面做出一些变革，并不能影响到整个小说写法的变化，也不能从整体上推动一种新的小说形态的出现。举例来说，以“我”为叙述者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的运用，如果不同“内向化”的叙述视角和“心态化”的叙事结构相结合，总是给人一种新瓶装旧酒的感觉，因为这里所涉及到的不仅是艺术方法，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和表达欲求。所谓“心理化”不仅意味着作家选择了一种特定的艺术表现方向，更意味着作家具有了一种不同于传统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欲求。这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欲求使他们能够从将外在生活现象转化为内在心理现象的角度去处理小说所要表现的内容，达到“心理化”的效果，即如美国文学理论家里恩·艾德尔所言：“试图让读者进入人物的意识中去，‘从内部’来讲述故事。”晚清小说作家显然普遍缺乏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欲求，因而，无论他们在小说具体的艺术形式方面做出多少变革的努力，都无力改变中国小说固有的本来形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晚清小说作家在精神上缺乏个性解放思潮强有力的文化支持，因而不能形成来自作家内心的追求变革的强烈的艺术要求。他们把变革的重心放在了外部，从强调社会变革的角度来变革小说，变革主要在文学的外层空间展开，所进行的是一些外在的表现内容与表现方式的变革，而非小说整体形态的变革。
       三、精神与艺术的一体化——“五四”小说变革的成功
       如前所述，“五四”小说变革的成功，在于它找到了能够使新的小说精神与艺术形成一体化即“心理化”的道路。那么，为什么“五四”小说能够通过“心理化”的路径实现了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围绕“心理化”“五四”小说的变革又呈现出什么样的历史特征呢?
       “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推动的“人的观念”的觉醒，无疑构成了“五四”小说发生这一历史转换的最为重要的文化语境。“人的观念”的觉醒所带来的作家个性意识的自觉与扩张，是“五四”小说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最直接的文化因素。由“人的观念”的觉醒，形成了“五四”知识分子在价值理性和情感体验两个重要方面的文化心理基础的变化，从而导致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看待人性、人生的眼光的变化。“五四”小说之所能够表现出种种同古典小说(包括晚清小说)所不同的现代性的精神内涵，其原因便在于此。同传统小说相比较，“五四”小说展现出了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精神素质和艺术素质。这种精神素质和艺术素质，除了人们普遍指出的用“现代意识”来“反映与描写生活”和运用现代的小说方法、手段来从事创作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它实现了中国小说从精神到艺术的一个总体性的变革，这就是小说对人的深层心理世界表现的重视和小说内向化艺术倾向的发展。小说把艺术表现的重点由人的外部生活世界转向人的内部精神世界，由重视表现外在人的关系和行为转向重视表现内在人的思想、感情、意绪和心理，这形成了小说精神和艺术特质从古典到现代的重大变化。而这一点正是“五四”小说所代表的中国文学现代性变革的关键所在。那么，为什么这个时代的作家会产生这种集体的创作行为的转换呢?在考察“五四”小说的“心理化”倾向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事实，这就是作家观察、表现生活的视角与方式的变化。与中国大多数的传统小说不同，“五四”小说几乎是普遍地采用了内向化的生活视角与心态化的结构方式。也就是说，作家们所看到的和所要表现的世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的生活世界，而是一个经过了他们内在的主观心灵过滤的世界。把外在的生活世界内化为自我的心理世界，用个体性的人生感受和体验取代以往群体性的生活感受和经验，再把这种个体性的感受和体验以相应的艺术形式给予传达，这成为“五四”小说普遍追求的表现方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五四”作家表现出了远比他们的前辈作家更为强烈的对生活的主体性介入要求以及将这种主体性投射到客体之中的深切欲望。
       “五四”小说所发生的这一变化，从其实质意义上而言，是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中国社会生活与文化的转型相一致的。“人的观念”觉醒的核心内容是对个人意义的重新发现，也就是茅盾曾经说过的：“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个性意识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和理性引导，作用到每一个真诚信仰与追求着“个性解放”的个体者身上，那就必然形成能够统摄这些个体者的个人生活的强大的感性力量，形成他
       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看待生活与介入生活的方式。随着生活的个人化空间的扩大与个人支配生活欲望的增长，作为直接对生活具有表现功能的叙事艺术——小说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个人言说”的阶段，从注重对集体经验的表述转化到注重对个体经验的表述，从追求具有传奇性的故事转化到追求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提取人生的意义，进而从关注群体化的外在的生活世界走向关注个人化的内向的心理世界。借用福柯的话说：“五四”小说的出现，是基于“重建另一种话语”的需要，“重新找到那些从内部赋予人们所听到声音以活力的、无声的、悄悄的和无止息的话语”，打破集体的公共叙事对话语的垄断，从个人的角度“重建细小的和看不到的文本”。我以为，这大概可以看作是“五四”小说“心理化”倾向形成的逻辑过程。
       从这里不难发现，“五四”小说这一变革是有着明确而自觉的“文学”追求的，是在文学内部发生的。其价值追求也是指向文学自身的。有人会说“五四”小说变革的动力是来自于思想文化上的启蒙主义，而启蒙主义也是一种文学的外部动因而非内部。其实这是对“五四”小说变革的一种肤浅理解。不错，鲁迅等“五四”作家都曾经说过他们是在启蒙主义感召下从事小说创作的，“五四”文学革命也的确是以启蒙主义为主导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从“五四”小说变革的实际过程来看，启蒙主义不过是这个变革理论上的一面旗帜，而变革的内在原因还是在于一种作家对个人心灵的内在文学表达的需求。“人的观念”的觉醒形成了“五四”小说“心理化”的文化语境，但具体到“心理化”倾向的实际形成，还需要有一个直接的创作心理上的推动机制。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唤起的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人的观念”的觉醒，在他们心中造成了一种特有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引发了“五四”作家新的表达欲求，促成了“五四”小说的实际变革。在这里，启蒙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动力，毋宁说只是一种催化剂。
       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触及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思想变革和文化变革。这场思想变革和文化变革的实质问题是为了解决近代以来在同西方社会的对比中所显示出来的中国文化的落后与民族精神的衰微。那么，如何拯救和改变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这种落后状态和衰微趋势呢?“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提出了他们的变革设想，这就是借助于西方文化资源构建一种适应人类历史发展潮流的“新文化”，用这种新文化来取代中国传统的旧文化，通过文化革命达到本土文化的改造和民族精神的更新。如果单纯是一种理论上的设计，这样的文化变革构想具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看来，用当时的社会历史发展潮流作为坐标，来对比西方文化所取得的成就，中国文化已经陷入了一种自身无法摆脱的困境。如果不能够充分吸收外来文化资源改造自己，这一有着几千年民族传统的古老文化就有可能由衰落而走向陨灭。但是，文化变革毕竟是一种社会实践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构想。作为社会实践，它在其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必然要面对历史的和现实的、外部的和内部的种种复杂而尖锐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同时也需要深厚的思想积累和扎实的文化建设。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发动者、参与者们在当时显然缺乏这方面的精神准备。从当时那些为新文化运动奔走、呐喊的启蒙知识分子们的言论来看，相当多的人对这场文化变革抱着“毕其功于一役”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期待着能够登高振臂一呼，就会出现从者云集、万人惊醒的景象，从而实现他们改造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拯救民族命运的启蒙理想。在这场运动中，他们“启蒙”的热情显然大于“启蒙”的理性。由于缺乏深厚的思想积累和扎实的文化建设，“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推动了中国新文化的产生，但作为一场企图改造整个民族精神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却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场灌注着“五四”知识分子深切希望和满腔热情的“启蒙”运动不能不说是一场失败或夭折的运动。新文化运动的这样一个结果，给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参与者们带来了非比寻常的人生影响，使得这些启蒙者们在这场期许甚高且颇具浪漫色彩的启蒙运动中，遭遇到了巨大的理想挫折、价值失落和情感困惑。这种理想挫折、价值失落和情感困惑同时也引起了他们同样巨大的心理波动与精神伤痛，刺激了他们文学表达的强烈欲求，从而为“五四”小说向“心理化”方向的变革提供了相应的精神资源与表现空间。
       许多“五四”作家都不约而同地说过，他们从事小说创作实际上是一种倾吐自己“苦闷”的需要。“五四”小说变革正是建立在“五四”知识分子这种精神危机及企图摆脱这种危机的心灵欲求的基础上。“五四”作家们出于倾诉心灵欲求的需要而找到了“心理化”这个艺术的突破口，把中国小说由主要承载宏大历史叙事的传统模式改造成了能够寄托微观个体精神现象的现代模式，开辟出了中国小说发展的新道路。考察“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发现：在“五四”小说的最初创作阶段，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化”的写法，但普遍的“心理化”程度并不高，如新潮社作家的多数作品，还受着旧小说的很大影响。鲁迅也曾对新潮社作家的小说提出过批评，认为他们的作品“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情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身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新潮社所出现的这些问题，一方面是由于“五四”小说还处在幼稚阶段，没有能够完全挣脱旧小说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的作家在创作心理上还缺乏足够的精神能量，使他们能够突破旧小说的樊篱走向自觉的“心理化”。只是到1921年之后，启蒙运动开始出现退潮的趋势，“五四”作家普遍感受到了精神危机和心灵苦闷，小说的创作才开始大显身手。茅盾曾经为《小说月报》撰文，说“现在青年的烦闷，已到了极点”。当时正值1921年，“五四”启蒙运动的退潮刚刚开始。他指出当时小说创作高峰的出现，是同这种青年们心灵的极度苦闷有着很大关系。小说创作成为了他们倾吐自己内心苦闷的需要，或者用当时颇受“五四”作家推崇的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话说，小说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苦闷的象征”。如果把茅盾在当时的这一发现同我们今天对“五四”小说变革的探讨联系起来看，是否可以这样说，“五四”小说“心理化”的形成是小说这一文学形式与“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互相需要、互为融合的结果。正是这两者的特殊结合，促成了中国小说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型的历史契机。
       四、无法回避的分歧——什么是中国小说的“现代性”?
       显而易见，在上述我对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的比较中，显露出与王德威先生的一个重要分歧。这一分歧同时也是理解何为“现代小说”的关键点，那就是到底什么是小说的“现代性”?对中国小说的“现代性”应该如何来理解?
       王德威先生在他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列举了晚清小说种种“被压抑的现代性”。我认为，他所列举的这些“被压抑的现代性”，不过是中国开始进入现代社会转型期各种失去传统规范的生活现象在晚清小说中的表现，如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对革命乌托邦的虚构、对法律正义的重塑、对情欲泛滥的放
       纵、对商业娱乐的追求、对社会道德沦丧的谴责、对传统失落的感伤等等，而非晚清小说自身的内在的“现代性”。故而他所理解的小说的“现代性”并不是文学美学意义上的现代性，而是文学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性。他的小说“现代性”的概念过于宽泛。而我对小说“现代性”的理解，主要是立足于考察作为文学的美学意义的小说“现代性”，故而我特别强调从小说形态学的角度来比较晚清与“五四”的小说变革。同时，我还认为，对小说“现代性”的理解，不能够只看到小说对这些具有“现代性”的生活现象的表现，还应该看到在小说中是否真正体现了现代人的文化价值取向和心灵状态，是否真正表现出了现代人对个体精神自由的追求及个体心灵的解放程度。也就是说对小说“现代性”的理解，不能离开“人的文学”的价值立场和美学立场。其实，对小说“现代性”的这样一种理解，已经形成了自“五四”以来几代学者的学术共识，是不能够轻易就可否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晚清小说还不能够被称为是已经具有了“现代性”的小说，只有“五四”小说才可以被称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
       王德威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还把“五四”小说所体现出的“现代性”看作是“仅止于迟到的、西方的翻版”，认为这种“所谓的‘现代’只能对中国人产生意义。因为对‘输出’现代的原产地作者读者，这一切都已是完成式了。五四之后作家狂热推展写实及现实主义，却要被视为捡取19世纪西方的遗唾。”这种观点其实是对“五四”小说现代性的严重隔膜和误解。“五四”小说确实在变革中大量接受了西方近现代文学的影响，包括它的一些文学变革主张也有许多是从西方文学理论中引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五四”对中国小说的变革就是“西方的翻版”或“捡取西方的遗唾”。王德威先生这样来看待“五四”，不知是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视角。事实上，“五四”小说变革的根源深深产生于当时中国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本土生活之中。同样是用现实主义方法对中国的旧生活、旧传统进行批判，“五四”小说并非只是简单地挥舞人道主义的旗帜，而是渗透了对人的心灵与命运的深切体悟与理解。这也就是它为什么在诉说下层民众苦难和非人待遇，对旧文化熏陶下人们心灵所表现出的封闭、愚昧、麻木、奴性做深入揭露的同时，还往往流露出浓厚的怀旧情绪与迷蒙的乡土情怀的原因。“五四”小说对西方文学的引入不过是“五四”作家从自己的本土生活和自己实际的精神需要出发，适应当时的时代精神氛围与文化语境的一种文化策略。在这其中，它已经对这些来自异域的文学营养进行了本土化的消化与转化，有些已经成为了我们现代性的民族文学的美学素质。譬如鲁迅的小说，我们能够轻易地把它说成是“西方的翻版”吗?倒是在晚清小说中，存在着许多未经本土生活消化与转化的西方文学的杂质，它们生硬地嵌在旧式小说模式中，形成了一批不伦不类、光怪陆离的文本。
       以上是我与王德威先生在关于中国小说“现代性”问题上的见仁见智。由于所持文化价值、美学价值立场的不同，也许这种分歧永远不会消弭。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五四”小说对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开创作用及对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巨大影响，不会因为某些学者的轻视而消失。“五四”的光辉将永远存在。临末套用王德威先生的那句话，再强调一次“五四”的意义：“没有‘五四’，何来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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