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80年间的中国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位置极其特殊——在这一时期，由于东西文化碰撞交流，中国文学经历着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变。而在这一历史性转变中，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由在传统的正统文学史上被排斥的边缘、小道，一跃而成为文学的中心，被维新派理论家宣传家奉为“文学之最上乘”，并被救国新民的社会重任。伴随近代小说作为文学创作中心地位的这种确立，中国小说无论是在理论主张、研究方向上，还是在翻译选择、创作方法、表现手法上，都发生了迥异于古代小说的巨大变化。而近代小说地位的提高、理论观念的转变、艺术追求与表现手法的多样化、西方化，是中国文学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嬗变与演进的标识。因此，研究近代小说的现代转型，对于考察中国文学现代化之旅的开端，具有较之研究诗文等其他文学体裁更为重要的意义。“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近代小说转型”学术讨论会，就是在这样的共识基础上召开的。这次会议由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于2007年10月13日至15日在天津师范大学金桥宾馆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5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国的近代文学是从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时期的文学，是文学现代“化”的过程，近代文学的显著特色就是过渡、就是变化，而近代小说，从理论到实践呈现的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变，最能够体现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的这一特色。那么，相对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近代文学研究的学科特性，就是研究文学的这一特色，诸如研究小说在近代如何从文学的边缘地位走向中心，近代小说为什么能够接受外来影响，又接受了怎样的外来影响，以及如何接受外来影响，从而摆脱传统的束缚，又成就了怎样的“现代”特性。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些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了近年来近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关注点。这次“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近代小说转型”学术研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研讨也是围绕这样一个议题展开的。
如何理解中国现代小说之“现代”特征这一话题，近几年学界一直在讨论而且也达成了一些共识，然而即使“共识”，也多是对现象的罗列，结论主要依赖逻辑推演或知识判断，并不能令人满意。河北师范大学张俊才教授的论文，使这个课题的研究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从考察近代文人的新小说观人手，梳理梁启超、林琴南、王国维三大家的小说理论，使我们对小说现代特征的理解建立在更加切近史实的基础上。张教授认为：近代文人对新小说之“新”的理解和诉求，实际上就是国人最早对小说之“现代”的理解和诉求。梁启超所理解的新旧小说之别是：1．就创作态度而言，旧小说是“游戏恣肆以出之”，而新小说却须“具一幅热肠，一副净眼”，务求“其言有裨于用”；2．就内容格调而言，旧小说是卑俗的，甚至是诲淫诲盗的，而新小说“则当以藏山之文、经世之笔行之”；3．就社会效果而言，旧小说常使“天下之风气鱼烂于此间”，而新小说却能够“振国民精神，开国民知识”。“于是，他(梁启超)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弘扬中国文学注重社会功利的基本传统，另一方面又从西方的启蒙文化和文学中汲取自己需要的营养：既探索并高度推崇小说的艺术优长，又强调小说应成为改良群治之利器，于是，使传统的以‘游戏’为宗旨的‘小’说，变成以‘经世’为目的的‘大’说，孕育出了现代文艺理论所指称的‘宏大叙事’这样一种现代小说的范式。”林琴南独特的理论创获是，通过对传统小说与狄更斯小说的比较，认识到就连《
红楼梦》这样的经典小说，表现社会人生也有其不及人之处，而倾心折服狄更斯“扫荡美人名士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的小说创作。他关于新小说的这理论构想，实际上为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提示了另外一种前景：小说应走出贵族文学的阴影而与普通人的人生结缘，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为人生的文学。王国维的新小说观，则是在康德、叔本华的哲学、美学影响下对小说作更为西化的理解：小说既不是只能摹写无关宏旨的奇人怪事的“小道”，也无须硬挤进宏大叙事那种言关政治的“大道”中去。小说是文学，也是哲学，是文学家以哲人的智慧对百态人生的哲学沉思。这是现代小说的又一种范式；探究哲理的诗性小说。
关于近代小说之新变与五四新文学之现代小说的关系，也是与会学者关心的问题，复旦大学袁进教授的发言很有代表性。他以南社作家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和徐枕亚的《玉梨魂》为例，分析了南社成员的小说创作和受南社小说家影响的民初小说创作，在小说内容上突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宣扬改良礼教，在情与理之间徘徊。在小说形式上引进西方小说的日记体、书信体等心理描写的艺术手法，显示了中国小说由外部描写向表现内心世界的转变。从而为五四新文学现代小说的问世作了铺垫。如《断鸿零雁记》塑造了一个在中国小说史上首次出现的可亲可爱的和尚，理性上要守戒律，感情上却割不断情丝。《玉梨魂》以充满同情赞颂的笔调，塑造了一个不能克制七情六欲，在爱情与礼教中彷徨徘徊，既想恪守礼教，又要忠实于爱情，最终被迫自杀的寡妇。“和尚恋爱”与“寡妇恋爱”作为正面的人物塑造和故事情节设置，突破了宗教与礼法的禁区，是古代小说中从未有过的。而造成爱情悲剧的原因也不再是《西厢记》、《牡丹亭》式的由于主人公的愿望行为与外部环境的冲突，而往往是主人公自身的内心矛盾：感受到礼教的不合理而又不敢抨击礼教，力求调和爱情与礼教的冲突，这是民初言情小说的普遍倾向。正是在这种主体的心理矛盾中，人物的精神世界凸现出来，显示出比较丰富的内涵。爱情开始成为人物展示自己内心世界，抒发自己情感，表现自我意识朦胧觉醒的一种方式。《断鸿零雁记》和《玉梨魂》所开的风气，引起民初言情小说的呼应，作家竟相仿效，形成“言情小说”、尤其是以悲剧结局的“哀情小说”兴盛一时的浪潮。这些小说中有不少作品追求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显示出一种朦胧的“人”的意识的觉醒，而且开始触及到人的灵魂被封建宗法制压抑扭曲，人的精神被毒害问题。这种“改良礼教”的要求，为以后五四新文学“打倒吃人的封建礼教”无疑是做了铺垫。艺术形式方面对小说的现代发展的突出贡献，是小说由外部的情节描写转向内部的心理描写，第一人称叙事的成熟，用日记体、书信体做小说，标志了中国小说从以故事情节为本位的阶段上升到以表现情绪为主的阶段。预示着五四新文学较成熟的日记体、书信体小说即将问世。
立足于近代小说转型期过渡的特点，与会者还关注过渡人物的评价问题。福建师范大学欧阳健教授认为，过去学界囿于新文学特别是白话文学单一的评价标准，对小说翻译大家林琴南的贡献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华东师范大学程华平先生的论文《林译小说的读者意识和古文策略》、天津师范大学郝岚教授的论文《难以归类的魅力——林译小说的拟古文体》，探讨林译小说古文的艺术魅力，认为迎合了当时读者的需要，也是译著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原因之一。在对鸳鸯蝴蝶派的研究中，也存在评价欠公允问题，南开大学耿传明先生的发言，以“共和语境、感性自我、情爱乌托邦”给鸳鸯蝴蝶派定位，指出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作者大都是
共和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受林译小说《茶花女》和《迦因小传》的影响，他们的作品赋予爱情以宗教色彩，所描写的不是世俗爱情，而是爱情的理想境界，满足了当时的人们在王纲崩解、价值失落后，仍然存在的追求一种超越现实的终极价值的精神需求。
与以往的研究一样，近代文学资料的发掘整理是大家极为重视的基础性工作，河南大学胡全章博士《邱炜蒸：被尘封的晚清小说批评家》一文，研究邱炜萲的生平文章，肯定他在小说界革命酝酿期的理论创建，认为他作出了堪与梁启超媲美的巨大贡献，“他们是借小说以开民智、振民气、鼓民力的先行者，是小说界革命酝酿阶段有志于此道的骨干分子。”“他的《小说与民智之关系》一文，其小说观念和思想识见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绝相类似，而比梁文早一年问世”。在小说批评史上，他是大胆地为小说批评张目、为小说批评家正学术地位的第一人。在对古典小说的评价上，他持论比梁启超宏通、公允，显示出术业专攻的史家的素养、眼光与识见。华南师范大学左鹏军先生《(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补正》一文，指出日本著名学者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著录了若干并不属于小说的作品，和并非清末民初时期的作品，并对这些误收作品的种类归属、版本流传作了考证。沈阳师范大学张永芳教授搜集辑录《盛京时报》中国近代史时期刊登的小说所有目录，为此后进一步研究付出大量的劳动。济南大学郭浩帆教授对近代小说家张毅汉的生平考证，在资料缺乏，研究空白的条件下勤苦搜求，使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这位多才多艺的文学家不至被永久埋没。
过渡时代的特点也表现在旧小说与新小说交互出现的新旧交替的时代特征。上海杨浦教育学院刘德隆先生《“中国近代小说丛书”一瞥》一文认为，近代小说的发展变化是在旧有基础上发展起伏穿插、逐渐变化的一个过程，并非新小说一出现，旧小说即退席。作者在查阅了近代出版的近30中小说丛书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近代中国小说的转型期，新小说大量涌现，旧小说依然在小说舞台上有一席之地，其数量与质量并不亚于新小说，新旧小说并存的错综复杂局面是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特点。南开大学宁稼雨先生也谈及以往对文言小说研究的欠缺，认为应该肯定优秀的文言小说创作的地位。
还有学者的研究涉及一些空白点，如天津师范大学赵利民教授作了题为《论中国文学史观“科学化”特点的形成》的发言，着重反思科学的文学史观的形成、进化的文学史观作为科学的文学史观的积极意义和应该注意的问题。吉林工程技术学院刘琦教授、长春师范学院刘钊教授对近代女性文学的研究，也引起与会者的关注。另外，北京大学的张丽华女士、济南大学王国伟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王燕女士对近代小说的传播与传媒研究，近代小说作者与报刊读者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山东大学郭延礼教授在致辞中肯定了近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的成就，也指出了存在的不足。他指出的不足，尤其是近代文学研究界注意的，主要表现在：过去的研究多集中于晚清谴责小说四大家，过分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无法科学地认识近代小说全貌，也难以全面认识近代小说出现的新因素和新特点，自然也难以正确地对近代小说创新和弱点作出科学地判断。再就是研究成果数量不算少，但高质量的不多，研究论著低水平重复，所谓泡沫学术是当前学术界一种普遍现象，近代小说研究也处在这个怪圈中。另外，近代小说研究还有些空白或半空白状态的课题，需要研究者下真功夫，花大力气作专门的认真研究。
中国文学自来以诗文为正宗，小说一向是作为街谈巷议、稗官野史被看成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消闲”“游戏”之物。直到近代，在清末民初文坛上，小说的翻译和创作蔚然成风，探讨小说理论和小说评论的文章也成批出现。近代小说领域发生的这些变革，标志着中国文学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历史机遇中开始了艰难的现代性变革。但这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是被迫的一样，文学的转型也是被迫的。正是因为被西方列强的枪炮打开了国门，为避免亡国灭种才不得不屈尊学习西方，这种被迫的、勉强的而非主动自觉追求的现代变革，一直不为研究者重视，其意义被弘扬爱国主义的追求所遮蔽。以往的研究注重发掘颂扬文学的反帝爱国思想，对近代文学之“现代”化以及“现代”性意义的认识存在着严重不足。尽管在此之前，这一研究课题也有人涉及，而且还不乏积极的成果和精到之论(如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等)，但是，由于近代文学长期以来仅仅被看作古典文学辉煌的衰落或是现代文学稚嫩的先声，因而，影响到对近代文学和近代小说的研究，也只能是在古典文学或现代文学的研究框架中，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向下延伸，着重探讨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作为现代文学的向上追溯，着重发掘晚清白话文的提倡与小说界革命对现代文学诞生的先导意义。既没能自觉凸显作为近代文学特点的由传统而现代之变，又不曾明确小说转型与整体文学转型的关系，更无以摆脱古典文学研究重视审美价值、艺术成就和现代文学研究重视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评价标准，从而确立近代文学研究的自主精神。
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氛围中，特别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近代小说转型”作为专题研究探讨，表明了近代文学研究界历经几代学人的努力，已达到了应有的学科自觉，以及与学科自觉相应的自主精神和学术敏锐。近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有待于全体研究者进一步更新观念、悉心探求、锐意进取、勇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