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文化；文化交锋
[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主要路径是：推动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发展，开创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局面，领导国统区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投降主义的进步运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和文化斗争的路径选择说明，文化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文化建设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文化建设要坚持同反动腐朽落后的文化现象进行斗争。
[中图分类号]Kd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6-0097-04
古今中外文化发展的经验充分说明，任何时期的文化建设都必须遵循符合实际的正确路径，这是文化建设取得成就的重要条件。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建设的主要路径有三条，这就是推动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发展、开创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局面、领导国统区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投降主义的进步运动。由于路径正确，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文化建设和文化斗争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认真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和文化斗争的路径选择，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弘扬抗日救亡的主旋律
围绕抗日救亡的主题开展各种文化运动是中共领导抗战时期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了对华侵略，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切文学艺术活动都要弘扬抗日救亡主旋律的重要口号。针对文化界的具体情况，中共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引导文化界人士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赢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1936年5月，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沈均儒等人发表公开信，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毛泽东对他们的举动给予高度评价：“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汉口成立，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到会演讲。“文协”在阐述其性质和任务时指出：“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群众，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民族的命运，也就是文艺的命运，使我们的文艺战士能够发挥最大的力量，把中华民族文艺伟大的光芒照澈于全世界，照澈于全人类。”“文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作家的核心组织。在“文协”领导下，戏剧、音乐、电影、美术等各界也都成立了全国性的部门抗敌协会。据统计，抗战初期仅在武汉成立的抗日文化团体就达百余个。“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各专业部门抗敌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抗日救亡的主旋律为广大文化界人士所普遍认同和接受，标志着各界文化人士“不分思想，不分信仰”，汇集在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旗帜之下，形成了全国文艺界自“五四”以来的空前大团结。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迅速发展起来。作家首先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随后又出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广大爱国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战斗口号下，“‘到民间去，到兵间去’，进行了艰苦卓绝、出生入死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许多作家深入战斗生活，创作出描写军民抗敌的优秀作品。作家老舍参加慰问团，历时5个月，行程2万里，写下了“剑北篇”；文化人曹聚仁深入战地，写作出版了《大江南线》一书。1939年“文协”组织作家进行战地访问，撰写了一套“作家战场访问丛书”，讴歌了在战壕中、在田野上、在工厂里耳闻目睹的惨痛而壮烈的伟绩。
戏剧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开始后，剧作家们推出了各种题材的多幕剧、独幕剧。早期的有中国剧作家协会集体创作的《保卫卢沟桥》、《台儿庄》、《八百壮士》等。稍后有夏衍的《法西斯细菌》、《草木皆兵》、曹禺的《蜕变》、田汉的《丽人行》、欧阳予倩的《青纱帐里》、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等一大批优秀剧目。其中《屈原》写作于皖南事变后顽固派加紧反共摩擦的背景下，作者以高超的艺术手笔，描写了以屈原为代表的主张联齐抗秦的爱国力量与以上官大夫为代表的投降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歌颂了屈原身陷圈圄、坚贞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抨击了楚怀王听信谗言、迫害忠良的罪行。该剧上演后对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音乐是鼓舞全民抗战的号角。1938年1月，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在武汉成立。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张曙、吕骥、贺绿汀等创作了一大批鼓舞抗战的新歌曲。《松花江上》唱出了东北人民怀念故土、早日收复家园的强烈愿望；《满江红》唱出了全国人民痛恨日寇、志灭日寇的决心；《义勇军进行曲》激励着所有中华儿女团结到一起，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中华民族新的长城。冼星海谱写的《黄河大合唱》不仅风行于当时，在前线和后方久演不衰，而且成为我国音乐史上不朽的杰作。歌咏活动不论在前线和后方，都成为唤起人民抗战热情、鼓舞战士奋勇杀敌的有力武器。
以抗战为主题的美术和电影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在“上海漫画协会”推动下，木刻家、讽刺画家，甚至一些工商美术家，都开始以漫画为武器，采用各种题材，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著名画家徐悲鸿于1940年创作巨幅画作《愚公移山》，借一个寓言故事表达出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坚忍不拔，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坚定信念。《卢沟桥事变》是最早反映抗日战场真实情景的纪录片。由史青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是抗战时期第一部故事片，该片描写军民配合、惩办汉奸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广大观众。阳翰笙的《塞上风云》、《日本间谍》、袁丛美的《热血忠魂》，以及沈西苓编导的《中华儿女》等，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各阶层人民抗日救国的感人场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蓬勃展开，为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开创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坚持文化建设的新民主主义方向，是中共在抗战时期领导文化建设的根本路径。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前途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理论阐述。中共始终把文化建设作为整个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放在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互动中推进文化建设的。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了推进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1942年中共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学艺术必须与工农兵相结合、必须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方向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也就不易解决。”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解放区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以现实生活为创作源泉，以人民大众为服务对象，以抗日救亡为历史使命，以科学民主为努力方向，创作了大批富有时代特点和陕北乡土气息的优秀作品。抗战期间，解放区文艺的百花园地呈现出一片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开创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这一时期，戏剧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陕甘宁边区的戏剧界人士在改造旧秧歌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秧歌剧。新秧歌剧的产生，是文艺创作坚持工农兵方向的最初尝试，是我国戏剧革命运动史上的重要成果，它把戏剧的大众化和民族化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毛泽东看了艾青《秧歌剧的形式》一文后，给予高度评价并建议积极推广：“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1944年4月上演的歌剧《白毛女》在陕甘宁边区引起轰动。该剧实现了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是我国歌剧发展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为民族新歌剧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944年延安评剧院上演了京剧《逼上梁山》，大获成功。毛泽东看后写信给作者，高度评价了戏剧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文学创作新作迭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孙犁的《芦花荡》、刘白羽的《五台山下》，以及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反映了解放区农村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激烈的矛盾冲突，描写了广大民兵传奇式的惊险斗争故事，颇受群众欢迎。诗歌创作尤为活跃，《新时代》、《开拓者》等诗刊陆续出版。诗人们为歌唱劳苦大众，激发人们的抗战热情，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的优秀作品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郭沫若的《战歌集》、艾青的《向太阳》、《雪里钻》等。曾被郭沫若誉为“文艺翻身”的“响亮信号”的优秀诗歌作品《王贵与李香香》，是诗人李季在长期学习、搜集民歌的基础上创作的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叙事长诗，是诗歌领域实践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第一个硕果。诗人何其芳在他的《夜歌》中表示“我要起来，到工人们中间去”，“决心不爱云，不爱月亮，也不爱星星”，要和工农群众同呼吸，共悲欢，一起战斗，做群众的一员。诗歌表达了文艺工作者联系实际、服务群众的志向。
教育是文化建设的基础。为了适应抗战和根据地全面建设的需要，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工作能力，各抗日根据地以干部教育为主创办了许多干部学校。其中，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创办的著名学校有：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卫生学校等。其他敌后根据地则有华北联合大学、建国学院、抗大分校等。派到这类学校中的负责人多是久经锻炼的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教师多数都是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知识分子，其中不少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学生一般也是革命觉悟较高的青年中的先进分子。这类干部学校学习时问一般比较短，有的只有几个月时间。课程设置都是选择最主要最必需的，教学采取理论联系实际、少而精的方法。在延安的干部学校中，创办最早也最负盛名的是培养八路军军政干部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为了办好“抗大”，毛泽东亲自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和政治委员，并为抗大提写校名。毛泽东还多次就办学方针作出重要指示，并为教学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这些学校培养了大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干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抗日根据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冲破腐朽反动的文化网罗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和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同时，也在国统区领导文化界进步人士展开了对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投降主义的斗争，这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文化运动的第三条重要路径。
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斗争。为了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控制，1938年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抗战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建立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规定除中央社发稿外，任何报纸自访稿及评论性文章必须送检。在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国统区文化界人士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同志利用《新华日报》、《群众》等中共在国统区的报刊和其他进步报刊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新华日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国民党的所谓“联合出版”、“新闻检查”、“控制发行”、“垄断纸张”等专制手段进行了坚决斗争，成为代表民族利益、宣传抗战到底的战斗号角。中共领导人和南方局还通过“文协”团结进步文化工作者，鼓励他们创作宣传爱国主义精神的文艺作品。郭沫若创作的话剧《虎符》有力抨击了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和摧残抗敌力量的暴行，上演后在重庆引起强烈反响。郭沫若将剧本寄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后即复信郭沫若给予鼓励：“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统区反专制文化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文化工作者对文艺战线上的投降主义思潮，主要是对“与抗战无关”论和“战国策”派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1938年，梁实秋以反对公式主义为借口，提出了文艺“与抗战无关”的谬论。他在自己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发表编者话，公开征求“与抗战无关”的文章，攻击作家写鼓舞人民参加抗日斗争的作品是“投人所好”，诬蔑反映抗日斗争的作品是“抗战八股”、“没有一点用处”。梁实秋的谬论遭到进步作家的严厉批判。罗苏在《大公报》副刊《战线》上发表文章进行批驳。重庆的《抗战文艺》、《文学月报》、《大公报》都指出：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在现在是‘与抗战无关’的。”虽然一些作品“距离所谓‘伟大作品’的门槛还远得很”，但它反映了抗战的真实，使读者受到教益，增强了抗战的决心。而感不到益处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也可以‘与抗战有关’也可以‘与抗战无关’的这种骑墙派”，一种“是梦想着所谓‘王道乐土’的那些‘蠢奴才’!”另外，“抗战文艺中有一部分不够坚实和深刻是事实，但决不是提倡‘与抗战无关’所能补救的，相反的，这一缺陷的产生，正是由于作者与‘抗战有关’的程度还不够深。”在进步作家的声讨下，梁实秋的谬论很快破产了。
四十年代初，陈铨、林同济等创办《
战国策》半月刊，并在重庆《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宣传法西斯主义，时称他们为“战国策”派或“战国”派。这个派别是一个有“理论”又有创作实践的法西斯主义文化团体。“战国策”派在政治上鼓吹“战国时代重演”论，把历史划分为封建阶段、列国阶段和大统一帝国阶段。依据这一观点，他们把当时的中国和世界说成是“战国时代”的重演，主张“争于力”，崇拜法西斯主义的“超人政治”。他们硬把战国“七雄”和二战时的中、美、苏、英、德、意、日七国混同起来，制造“战国重演”论。他
们公开宣称国内政治必须政权统一、军权统一和思想统一，其实质是为蒋介石实行法西斯专政制造舆论。在文艺上，他们主张描写强力，鼓吹“武力统治”，提出“国力政治”，宣扬法西斯文艺思想。他们提出“恐怖”、“狂欢”、“虔浴”为文艺创作的理论根据。宣称：“世界大同只有在我们的武力统治上才能实现”。在文艺实践上，极力推崇描绘特务、汉奸的文学作品，认为特务、汉奸是最有力量的人，是真正的“英雄”。对于“战国策派”的政治思想和反动论点，革命的进步的学者给予了有力的回击。章汉夫的《“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战国”派对战争的看法帮助了谁》等，对“战国策”派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揭露，指出他们称赞“力的文化”的目的“就是给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战争找‘科学’的根据，使之合法化。”欧阳凡海认为赞美“恐怖”“狂欢”“虔浴”是在文艺上散布“法西斯主义者的反理性的野蛮主义”，是要把文学艺术从“服务抗战”中分离出来，“实际上帮助了(不管他们口头上说得如何漂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剿灭”。革命的进步学者还批判了“战国策”派的法西斯主义战争观。他们撰文指出有两种战争：一是正义的，二是非正义的。德日意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是毁灭世界，毁灭人类，毁灭文化，这种战争是反动的；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他们批驳了反动的英雄史观和唯意志论等，从而揭露了“战国策”派的法西斯主义本质。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对领导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今天仍然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第一，文化建设和文化斗争要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的主要矛盾，就是说文化建设必须服从党和全民族的中心任务，在当时就是以抗日救亡为文化运动的主旋律。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为动员民众抗战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极大地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胜利进程；第二，文化建设和文化斗争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建设始终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根本方向，各根据地在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民主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文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三是要坚持同反动腐朽落后的文化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投降主义的斗争有力地肃清了封建主义和法西斯文化糟粕，在坚持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文化现代化进程。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文化建设上的路径选择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者，是领导中国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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