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关键词]孝；汉代；家庭教育
       [摘要]“孝”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也是汉代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它贯穿于汉代家庭教育的始终，儿童启蒙教育、女子教育、家风家训教育、经学世家家学传承教育以及皇族家庭教育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孝的内容。汉代家庭教育的重孝传统对今天社会主义新孝道的建立以及家庭和睦团结、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3-0089-03
       在春秋战国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出现了文化下移的趋-势，但此时儒家文化并未普及到民间。一直到了汉代，儒家文化才基本完成了其在民间的文化普及运动。作为儒家文化核心观念的“孝”在汉代家庭教育中得以贯彻实施的过程就是汉代文化普及运动的一部分。汉代教育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种基本类型。汉代家庭教育可以分为儿童启蒙教育、女子教育、家风家训教育、经学世家家学传承教育、皇族家庭教育等。在汉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孝的社会环境下，家庭教育的各种形式中都贯穿着孝的思想，“孝”就成为汉代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在家庭教育中处于异常重要的地位。
       一、“孝”与儿童启蒙教育
       汉代继承了我国古代“以养育德”的教育思想，非常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汉代儿童的早期启蒙教育主要是在家庭内部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完成的。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汉代儿童启蒙教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识字和书法教育，主要教材有《急就篇》、《仓颉篇》、《凡就篇》等，都包含着丰富的道德教育和常识教育。《急就篇》介绍了蕴含孝道思想的儒家典籍，“诸物尽讫五官出，宦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令文，治礼掌故砥砺身。”《弟子职》是当时广泛流传的蒙学著作，也有主张推行孝道的记载：“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
       第二个阶段是以学习《孝经》、《论语》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人生教育的第一门课就是读《孝经》，这是古代家族教育通行的做法，上至帝王之家，下至平民百姓，几无例外。《孝经》中关于孝的内容非常丰富，如孝的涵义：“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开宗明叉章》)把孝看作道德的根本和教育的出发点。指出了孝的具体涵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Ⅲ(《开宗明义章》)论述了孝的具体行为，即“五致”、“三不”：“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各矣，然后能事亲。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纪孝行章》)汉代的家庭教育承担着推行封建道德教化的重要使命，把普及《孝经》的教育纳入到汉代儿童启蒙教育的教育体系之中，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孝治”思想。《论语》中大量“孝”的思想自然也对儿童启蒙教育产生很大的影响，如《论语·学而》言：“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父在，观其志；父殁，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为政》日：“子游问孝。子日：‘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认为孝不但要赡养父母，更重要的是要尊敬父母；如果不尊敬父母的话，那和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呢?
       汉朝人自幼就开始接受经学教育，也就自然受到了孝道思想的影响。如《童子逢盛碑》赞日：“至于垂髫，智惠聪哲。过庭受诫，退诵《诗》、《礼》。心开意审，闻一知十。”(《隶释》卷十)东汉崔寔《四月民令》载：十一月，“硕水冻，命幼童入小学读《孝经》、《论语》篇章。”范升“少孤，依外家居。九岁通《论语》、《孝经》，及长，习《梁丘易》、《老子》，教授后生。”(《范升传》)荀爽“幼而好学，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荀爽传》)等。
       二、“孝”与女子教育
       在我国封建社会，女子被束缚在家庭内部，生儿育女，料理家务，女子接受学校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汉代女子教育都是在家庭内部进行，内容上与男子教育不同。女子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贤妻良母，以发挥母教、母仪的作用，以“三从”、“四德”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教育是其主要内容。 汉代贵族家庭设置女师对女子进行教育，《毛传》曰：“师，女师也。古者女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女师的主要职责就是对未婚女子实施“闺训”，为将来成为贤妻良母打好基础，而“贤妻良母”的主要标准之一就是孝。平民家庭的“闺训”主要由父母负责，婆母也有调教媳妇的责任，孝顺是一项最为重要的内容。如犍为太守赵宣之妻杜泰姬有《诫女及妇》，指出：“吾之妊身，在乎正顺。及其生也，思存于抚爱。其长之也，威仪以先后之，礼貌以左右之，恭敬以监临之，勤恪以劝之，孝顺以内之，忠信以发之，是以皆成，而无不善。汝曹庶几勿忘吾法也。”(卷十下《先贤士女总赞》)
       汉代还出现了专门的女子教育教材，最早的是西汉刘向撰写的《列女传》，该书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七篇，众多孝女孝妇的孝行便是其宣扬的内容之一，如《母仪》篇序言日：“惟若母仪，贤圣有智。行为仪表，言则中义。胎养子孙，以渐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业。姑母察此，不可不法。”(《母饭》)东汉班固的妹妹班昭是我国古代最早号召开展女子教育的人，汉和帝数次征召她到宫中，“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日‘大家’”(《列女传·曹世叔妻》)。她在晚年还撰写了《女诫》，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篇，是我国古代女子加强自身修养、处理家庭关系的准则，其中包含许多孝的内容。对于一些具有特殊文化背景的家庭来说，女子也可以学习经书，如和熹邓皇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顺烈梁皇后“少善女工，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大义略举。常以列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监戒。”(《皇后纪下·顺烈梁皇后》)蔡文姬“博学有才辩”，他父亲所藏4000多卷书籍中，她能背诵下来的就有400多卷。
       三、“孝”与家风家训教育
       家风是一个家庭经过历代积累而形成的对本家庭成员有约束作用的一整套人生观、价值观所反映出来的行为习惯。在汉代家庭教育中，良好家风教育和对子女在生活经验、道德品质、为人处事等方面的训诫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汉代的家风教育主要体现在“三纲五常”观念的推行上。
       西汉前期石奋家族的家风教育是重视孝道的典型。石奋从15岁开始随侍汉高祖刘邦，汉文帝时担任太子太傅。他为人恭谨，重视家风教育，他的四个儿子石建、石甲、石乙、石庆“皆以驯行孝谨，官至二千石。”(《万石君列传》)连同
       他本人，正好一万石，于是便获得了“万石君”的美誉。石奋十分重视忠孝传统，“过宫门阙必下车趋，……子孙有过失，不诮让，为便坐，对案不食。然后诸子相责，因长老肉袒故谢罪，改之，乃许。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必冠，申申如也。僮仆诉诉如也，唯谨。上时赐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执丧，哀泣甚。”(《万石君列传》)正因为他以身作则，“子孙遵教，亦如之”。石奋的家教在汉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虽齐鲁诸儒质行，皆自以为不及也。”(《万石君列传》)
       家训又称家法、家约、家规、家范、家戒、庭训等，是指家庭中长者训诫子弟为人处事的行为准则，父母长辈主要通过这种方式对后辈进行忠、孝的传统教育和道德规范的训诫。汉高祖刘邦总结自身经验教训，作《手敕太子文》告诫太子孝敬老人：“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倍年于汝者，皆拜，并语于汝诸弟。”(《全汉文》卷一)司马谈引《孝经》教导儿子司马迁：“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东汉名将张奂曾作《诫兄子书》告诫侄子张仲祉：“汝曹薄祐，早失贤父，财单艺尽，今适喘息。闻仲祉轻傲耆老，侮狎同年，极口恣意。当崇长幼，以礼自持。”(卷二十三《人部七·鉴诫》)
       四、“孝”与经学世家家学传承教育
       儒学独尊的地位确立以后，儒家经学成为汉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学术，许多士人以学儒通经而得官，又因做官而家族显赫。为了保持已有的政治、经济特权和学术地位，他们无不重视儒学，以专长的儒学经典传授子孙，成为世传家业。孝与经学世家家学传承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世代传习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丰富的孝道思想，无疑会对他们的治学和做人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经学世家的传承与弘扬家学本身就是子承父业，是孝的具体体现。
       首先，关于《孝经》的研习和传承。《孝经》是研习五经的前提和基础，是汉代所有士人的必修科目。《孝经》在汉代流传甚广，许多著名的学者，像董仲舒、刘向、许慎、郑玄、何休等都有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扩大了孝在当时家庭、社会中的积极影响。
       《汉书·艺文志》记载了西汉世传《孝经》的经学世家和著名学者：“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儒学大师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学说阐释《孝经》，认为孝是天经地义的大事。西汉末文献学家刘向将《孝经》颜氏本(今文本)与古文本相比较，整理了一个规范的《孝经》读本。东汉传承《孝经》的有郑众、范升、卫宏、许慎、马融、郑玄、何休等人。许慎是著名的孝子，《孝经》一书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在《说文解字》中给“孝”做了解释：“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郑玄为今文《孝经》作《孝经注》。何休是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对《孝经》有独到的研究。他在《公羊春秋解诂·序》中也提到了“孝”，“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也。”
       其次，关于其余六经的研习和传承。《诗》、《书》、《礼》、《易》、《春秋》、《论语》中也包含丰富的“孝”的内容，六经世代相传，使“孝”的观念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传播范围更加广泛，而经学世家也只有对后代加强孝的教育，才能保证家学传承不致中断。可以说，“孝”是贯穿于世家大族家学传承教育中的一条主线。
       《诗经》分为鲁、齐、韩和毛公四家。韦贤以《鲁诗》传其子韦玄成和其兄之子韦赏，韦贤父子均位至丞相。伏理以《诗》授汉成帝，伏黯明《齐诗》，作《解说》九篇，伏恭“性孝，事所继母甚谨，少传黯学，以任为郎。”(《儒林列传下·伏恭传》)薛汉家族“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儒林列传下·薛汉传》)《毛诗序》则点明了《诗经》对孝道传承的重要作用，“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先王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尚书》传家的以伏氏家族、欧阳氏家族、桓氏家族和杨氏家族最为著名。伏氏家族中，伏生五传至伏孺，又三传至伏理，伏理之子伏湛“性孝友，少传父业，教授数百人。”(《伏湛传》)又传伏翕、伏光、伏晨、伏无忌、伏质，伏氏经学世家几乎与两汉皇朝相始终。欧阳氏家族中，欧阳生是伏生的弟子，后家世相传，至曾孙欧阳高形成《尚书》欧阳学。欧阳高之孙欧阳地余参与石渠阁议经，欧阳地余之子欧阳政为王莽讲学大夫。光武帝时，欧阳歙官至大司徒，弟子千余人，史称“自欧阳生传《伏生尚书》，至歙八世，皆为博士”(《儒林列传上·欧阳歙传》)桓氏家族中，桓荣少习《欧阳尚书》，曾为光武帝讲经，又授汉明帝；其子桓郁敦厚笃学，传父业，授汉章帝、汉和帝；桓郁中子桓焉世传家学，教授汉安帝和汉顺帝。桓焉的孙子桓典“复传其家业，以《尚书》教授颍川，门徒常数百人。举孝廉为郎。”故论日：“伏氏自东西京相袭为名儒，以取爵位。中兴而桓氏尤盛，自荣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显乎当世。”(《桓荣传》)杨氏家族中，杨宝习《欧阳尚书》，子杨震，杨震少子杨奉，杨奉之子杨敷，杨敷之子杨众“亦传先业。”杨震中子杨秉“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杨秉之子杨赐“少传家学，笃志博闻。”杨赐之子杨彪“少传家学”(《杨震列传》)。自杨震至杨秉、杨赐、杨彪四世三公。
       《礼》学在汉代主要是《庆氏礼》。东汉时，曹充习《庆氏礼》，建武中为博士，定封禅、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等礼仪。其子曹褒“少笃志，有大度，结发传充业，博雅竦通，尤好礼事。”(《曹褒传》)后受汉章帝之命，修订叔孙通的《汉仪》。汉和帝即位，“褒乃为作章句，帝遂以《新礼》二篇冠之。”(《曹褒传》)
       《易》学传家最为著名的是袁氏家族，世传《孟氏易》，通经入仕，被称为“东京名族”。袁良习《孟氏易》，孙子袁安“少传良学。”袁安之子袁京“习《盂氏易》，作《难记》三十万言。”(《袁安传》)袁京弟袁敞少传《易经》，和帝时任司空。袁京之子袁彭少传父业，顺帝时任光禄勋。袁彭弟袁汤“少传家学，诸儒称其节，多历显位。”(《袁安传》)袁汤长子袁成任左中郎，次子袁逢“宽厚笃信，著称于时”，灵帝时任司空，袁逢弟袁隗“少历显官，先逢为三公。”(《袁安传》)袁成子袁绍献帝时任冀州牧，袁逢子袁术献帝时任将军。从袁安到袁敞、袁汤、袁逢、袁隗，“四世三公”传为美谈。
       《春秋》学在汉代以《左氏春秋》和《严氏春秋》为主。刘向家族中，“刘子政、子骏，子骏兄弟子伯玉三人，俱是通人，尤珍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者。”(《识通》)甄宇习《严氏春秋》，常教授数百人，任太子少傅，“传业子普，普传子承。承尤笃学，未尝视家事，讲授常数百人。诸儒以承三世传业，莫不归服之。建初中，举孝廉，卒于梁相。子孙传学不绝。”(《甄宇传》)。
       《论语》学在汉初有齐、鲁两家。传齐《论语》的学者有王吉、宋畸、贡禹、五鹿充宗、庸生等，其中王吉以《论语》传家，传子王阳，堪为名家。传鲁《论语》的学者有龚奋、夏侯胜、韦贤、鲁扶卿、萧望之等。到了东汉，研习《论语》的学者有郑众、范升、贾逵、马融、苟爽、郑玄、何休等。
       五、“孝”与皇族家庭教育
       皇族的家庭教育是汉代家庭教育的特殊组成部分，较之一般家庭而言，皇族家庭教育的目的更加明确，主要是为国家培养储君，教育的要求也就更加严格，皇帝都聘请当时有名的学者教育皇子。汉朝皇帝“以孝治天下”，在他们的教育内容之中，孝自然也是一项最重要的内容。
       西汉昭帝“修古帝王之事，诵《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昭帝纪》)汉昭帝死后，大将军霍光奏议日：“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宣帝纪》)刘病已也就是后来的汉宣帝刘询。广川王刘去“师受《易》、《论语》、《孝经》皆通。”(《景十三王传》)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汉宣帝立皇太子，疏广为太子太傅，“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疏广传》)。
       东汉皇帝也十分重视《孝经》教育。汉明帝言传身教，其身边的“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樊宏附樊准传》)。汉章帝时政府组织编写的《白虎通义》多次引用《孝经》，把《孝经》提到了与《春秋》并列的地位。汉顺帝“宽仁温惠，始人小学，诵《孝经》章句。”(卷三)史书也有学者到皇宫讲授《孝经》的记载，“王立官太史令。王允奏日：‘太史令王立说《孝经》六隐事，能消绝奸邪。’常以良日，允与立人为帝诵《孝经》一章。以丈二竹簟，画九官其上，随日时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复行也。”
       汉代家庭教育的重孝传统对后代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时至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对传统孝道思想，我们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进行科学的分析，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在“扬弃”中不断发展，建立社会主义新孝道，从而实现家庭和睦团结、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责任编辑：翁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