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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陷伊拉克战争三年而看不到尽头，人们开始检讨现行的对外政策，反思入侵伊拉克的书现在也已经汗牛充栋。在这些书中，鲜有作品能比弗朗西斯·福山的大作更受关注。作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的作者，福山的鼎鼎大名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他对新保守主义阵营鲜明的背叛无疑是更直接的缘由。但若仅将《十字路口的美国》简单地看作一个政治转变的迹象，将会黯淡其智识旨趣。认识到这一点，对理解此书与福山的成名作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十字路口的美国》分三部分。首先，福山追溯了当前新保守主义的源头。福山从一群大多数是犹太人的纽约知识分子讲起，这些人早年是社会主义者，但在冷战时期团结在美国国旗下，而随后美国在越南打击共产主义之时，他们则坚定地站在了“新左派”（New Left）一边。没过多久，他们超出其自身领域之外而涉足社会议程：他们在由欧文·克里斯托尔和丹尼尔·贝尔主编的《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上逐步开展对福利自由主义的批评。同时，他们从身在芝加哥的列奥·施特劳斯那里汲取了哲学深度，并从阿兰·布鲁姆及其弟子们那儿获得了文化活力，从而在道德上对六十年代的松垮态势提出反对。在军事头脑和专业技术方面，他们仰仗的则是反导能力理论家、电子战争的预言家和核武器战略家艾伯特·沃尔斯特德。福山说，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亲自参与了全部活动。但在评价这些人的时候，福山却显得心平气和，即使偶置一辞，也对他们所代表的政治混合体的潜力轻描淡写。他更看重的是这些人在共和党的基础上与更宽泛和更受欢迎的保守主义——对小政府、宗教虔诚、民族主义的信仰——的最终汇合，正是这种汇合造就了一股支持里根总统崛起的政治潮流。
       但福山指出，保守势力的最大成功（冷战的胜利）也包含了新保守主义行将毁灭的苗头。其原因在于，苏联的解体使美国妄尊自大地以为具有了改造整个世界的能力。由于夸大了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压力在苏联骤然解体中的作用（实际上苏联解体源于内部衰坏），一批更为年轻的思想家——其中出类拔萃的有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开始相信，美国在其他地方也会以相当的速度将暴政推翻，把自由播撒。福山认为，正是这种幻觉导致了伊拉克战争。入侵伊拉克的谋划者们不仅忽视了中东殊为不同的政治地形，而且不听新保守主义前辈们针对唯意志论者的社会工程规划的警告，从而使美国蒙受了一场灾难，而从中恢复则需要数年之久。毫无必要地诉诸单边军事力量非但没有增强美国的国际地位，反倒大大地削弱之，使得美国被世界舆论所孤立（美国首先就得罪了其欧洲盟友）。
       在书的余下部分，福山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对外政策，旨在使美国回复到在世界中的应有地位。这种政策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威尔逊主义”（A realistic Wilsonianism），即保留新保守主义信条的精华部分，同时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其他各文化难以驾驭的性质和美国自身实力的限度，并将上述两者进行调和，从而把先发制人作为最后手段予以保留，把推广全球民主作为最终目标。在这种政策下，美国将与盟友们进行磋商，更多依靠软实力而不是硬实力。同时，此政策还要求美国依照社会科学的标准来在别国进行国家建设，并鼓励新的、交叠形式的文化多元主义的传播，从而绕开联合国的僵局。福山的结论是：“美国行使其权力的最重要手段不是通过运用军事力量，而是通过美国对国际制度的塑造能力。”
       在《十字路口的美国》的三重结构中，论证的关键在中间部分——批评伊拉克战争的错误方式。在评价自己所属的阵营以及该阵营在战争准备阶段中的作用时，福山可谓头脑清醒、颇有见地。但他的论证给人一种错觉，即似乎所有迹象都表明美军开赴巴格达的根本动力乃是新保守主义者。如果美国要重回正轨的话，首先要纠正他们的思想。
       事实上，力主入侵伊拉克的上层人士远不止共和党内的个别派系，许多自由派和民主党人也包括在内。其中也不是只有提出最为详尽的袭击萨达姆·侯赛因的计划的克林顿当局官员肯尼斯·波拉克。比如，林登·约翰逊之侄、另一个为克林顿国家安全机构之骄傲的菲利普·鲍比特，就对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摧毁流氓政体、高扬人权的军事干涉进行了理论化，其理论的影响极其广泛而深远。他那皇皇九百页的巨作《阿基里斯之盾》（The Shield of Achilles）以对美国必须准备面临的战争场景的生动描绘作结，具有宏大的历史抱负。相比之下，《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写手们显得势单力薄，新保守主义者中无人写出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东西。而在自由派阵中——比如伯尔曼（Berman）和依纳铁夫（Ignatieff）之流——却不乏此类为远征中东大力鼓吹之人。此中并无背谬之处。实际上，民主党人将国家主权弃作明日黄花而在巴尔干国家发动的战争，正是共和党在美索布达米亚发动战争的直接前提和论证基础——只不过在借口方面，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比科索沃的灭种屠杀更夸大其词而已。“美国的海外帝国”（这个叫法是福山允许自己出现的罕见失误）历来都是两党联合运作的，并将继续如此。
       此外，即使在共和党阵营中，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也只是驱使布什政府进军伊拉克的诸多因素之一，并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一个。詹姆斯·曼（James Mann）的权威研究认为有六个“地空导弹车”式的人物为战争扫清了道路，福山仅仅忆及了其中的保罗·沃尔福威茨（他原本是民主党人）。而三个策划袭击并为之进行论证的主要人物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和赖斯对新保守主义都不感冒。福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却没有给出解释，而只是说“在此问题上，我们不知道他们观点出自何处”。那么，在他描述的群星中，他自己身在何处呢？他用一种颇具误导性的漫不经心的口气说，在人们尚未想到袭击伊拉克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打算“适当地对伊拉克采取强硬立场”，而后来战争发动之时，他则表示反对。
       福山的记性看来很差。一九九七年六月，福山与拉姆斯菲尔德、切尼、丹·奎尔、沃尔福威茨等人一起创立了“新美国世纪规划”（Project of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声称其宗旨在于倡导“一种军事力量和道德纯洁性相结合的里根主义政策”，用以“在海外推广政治和经济自由”。一九九八年一月，他作为十八个签名人之一以该项目的名义给克林顿写了一封公开信，力陈“主动采取军事行动”以保证“将萨达姆政权搞倒”的必要性，并宣称“美国拥有联合国决议的授权采取必要步骤”来做这件事。四个月之后，政府并未采取此等行动，福山又和其他人一道予以大力谴责，认为政府是在“向萨达姆投降”，并称政府的不作为是“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和威信无法估量的打击”。
       在布什治下，该规划重返攻击立场，于是福山再次挺身力主猛攻伊拉克。二○○一年九月二十日，就在“九一一”事件后一周多一点，福山再次联名上书，此次他不管“九一一”事件与“基地”组织的关系如何，甚至也没有煞费周章地提出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忧虑，便径直要求开战：“伊拉克政府可能以某种形式为袭击美国提供了协助。但即使有证据显示伊拉克跟此次袭击毫无关系，在伊拉克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努力也是任何旨在根除恐怖主义及其协助者的战略的应有之义。美国应发挥军事力量给伊拉克的反对派提供一个‘安全地带’，使其得以开展行动。”这还不够，签名人又补充道：“任何反恐战争都必须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并且准备“以适当的手段报复”其支持者叙利亚和伊朗。
       我们回忆中东地区的这场铁血战役并不是将福山挑出来专门问罪。毕竟，在伊战问题上，两党的立场完全一致，国会也开了绿灯。但福山在推动美军进攻巴格达的问题上确实难逃其咎，而绝非他现在力图使人相信的那种毫无瓜葛的关系。这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他原本致力于在伊拉克的冒险活动，那他后来为何如此断然地与其先前的知识分子盟友们决裂？
       我们可以从《十字路口的美国》和福山此前发表在《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上的《新保守主义的时刻》一文中找到两个原因。首先，福山并不像他的犹太同僚们那样对以色列如此钟情。在《国家利益》上的那篇文章中，他认为美国不应当仅仅仿效以色列对阿拉伯世界的看法，对于特拉维夫方面来讲，重拳出击阿拉伯世界乃是明智之举，但对华盛顿方面来说却未必。福山的批评已经足够机敏圆滑了，但仍招致了猛烈回击。查尔斯·克劳塞默指责福山捏造了一个“犹太化新保守主义的新道路”，并认为福山只是比帕特·布坎南和马哈蒂尔对犹太人的恶语中伤少了一分粗野无礼，但同样荒诞不经。这种指责迫使福山在下一轮辩论中首先要洗刷自己反犹主义的罪名。福山显然受到了此次交锋的刺激，并意识到该话题过分敏感，因此在《十字路口的美国》中他并未予以回应，但仍然十分可疑的是，他在此问题上的保留态度是否已经消失。
       另一个因素肯定更为重要。福山说，二○○三年夏的一次欧洲之行使他开眼看到，即便许多美国的铁杆支持者也已经对布什的单边主义感到了沮丧，并认为以《金融时报》编辑为代表的大西洋主义者所表达出的失望之情是发人深省的：如此离间我们最亲密盟友的对外政策是否真的物有所值？与以色列不同（福山在前面予以打发之后就很少在《十字路口的美国》提及），欧洲的重要性隐现出来。福山极力警告说，美国应该注意欧洲对布什政府的反应。他相信，伊拉克战争引发双方出现的裂缝绝不仅是转瞬即逝的争吵，而是西方联盟的“根本性转变”。数百万人的街头游行已经表明，“欧洲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在一个单独问题上表现出自发的联合，这也是前法国财政部长史特劳斯·卡恩将这些游行标榜为‘欧洲民族的诞生’的原因所在”。反美主义已经咆哮于整个大西洋，并将西方统一体置于风口浪尖。
       虽然这种担心现在已经普遍存在，但却有些杞人忧天。欧洲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对虽然广但并不深。伊拉克战争虽受千夫所指，但即便其登峰造极之时也没有导致许多更严重的抗议。与全球范围内由越战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殊为不同的是，针对此次占领行为的游行示威微乎其微，且远未串联起来。英国政府并未因为与美军一道进行袭击而失去民心；德国政府虽然反对侵略，但仍在幕后为美军袭击巴格达提供情报。法国虽然被福山斥责为在安理会中出卖了美国，事实上它也告知白宫将在没有新决议的情况下出兵，并与华盛顿方面密切联手，一同在海地和黎巴嫩进行适当的政权更迭。并且，所有这些国家在伊朗问题上也团结一心。其实，欧洲对于布什总统的反对更多是因为未被重视而生气。激怒欧洲人的是美国对外交细节的漠不关心，另外就是可以接受的恶行未能对道貌岸然的德性表示足够的敬意。欧洲实际上一直依从于美国的意志但同时却遮遮掩掩，欧洲的精英和民众们对这种掩饰的面纱依依不舍，一旦某个政府抛弃了此面纱，他们便愤恨不已。因此，针对这种忸怩作态而非真情实意的鸣冤叫屈，只要美国重新保持礼节便可予以抚息。重归克林顿路线无疑将带来旧世界和新世界快速而深切的重新联合。
       于此，克劳塞默比福山看得更清楚。福山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正处于丧失国际正当性的危险之中，并对此深表忧虑，而克劳塞默则不以为然。他颇为公允地点评道，真正威胁美国的不是欧盟的肯认和联合国的决议——美国从不缺这类橡皮图章——而是伊拉克的内部叛乱。换言之，真正威胁“布什原则”的乃是抵抗的意志，而其余的因素不过是些小风小浪而已。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游击队作祟的话，欧洲舆论本不会像对待巴拿马事件一样对美国的占领行为如此心神不宁。
       看来福山对欧洲人情感的误读已经落入了俗套。但他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理解却是异常新颖，与他所属阵营以及主流观念的看法皆有所不同。福山认为，跟资本主义民主的敌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起来，“基地”组织及其下属们只是一股极其微小的势力，除了以某种方式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外，他们没有任何机会重创美国社会，更别说能成为自由主义文明的全球性威胁了。因此，应对一小撮梦想建立新哈里发政权的狂热分子，只要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剿灭即可，而大力宣扬总体化的“反恐战争”来对付他们只是毫无意义的夸大其词。而且在“九一一”之后，相对于有更多穆斯林移民聚集区的欧洲而言，美国会更少面临袭击的威胁，因而这种惊慌也将会消除。
       在大量公开信中铺天盖地的惊恐哀号之后，福山的观点是一个迟来的洞见。但福山一向表现得镇定自若。《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的著名论点就是，在共产主义步法西斯主义后尘被挫败之后，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式已经没有了提升的可能。世界依然充满冲突，不可预知的事件仍将继续发生，但却改变不了这个定论。虽然人们无法保证人类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在驶向基于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规范化的选举的繁荣而和平的民主目的地，但这些体制确乎是历史发展的终点。但就现在看来，社会演化的终结也不能完全被视为幸事，因为历史终结本身将不可避免地带来高贵的张力的减弱，甚至可能带来一种无聊沉闷的状态。可以预见到的是，人类将开始怀念充满危险的英雄时代。
       正如福山所言，这种论证的哲学基础来自流亡法国的俄国人亚历山大·柯耶夫对黑格尔的承认的辩证法的重述。在后者看来，几个世纪以来主人和奴隶——两种社会阶级——的斗争已经处在趋于最终的平等境况的边缘，即一个“普世同质化的国家”，它将终止历史的进程。柯耶夫原先认为历史将终结于社会主义，后来又转而认为是资本主义，但无论如何，总是带着令人费解的讽刺意味。
       福山采用了这种叙述结构，但为之赋予了柯耶夫所不熟悉的人性本体论基础。这种人性本体论基础来自柏拉图，以及更带有保守色彩的施特劳斯的观点。柯耶夫和施特劳斯都将对方视为对谈者，并且两者有许多共同的知识背景，但在政治立场和形而上学上，他们相去甚远。在施特劳斯看来，柯耶夫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自由平等观念中推论出的结果预示着一场夷平化的全球僭政，而他则信仰某种特定政体和自然等级制。
       因而，在福山对两股思想源头进行的综合之中，总是存在一种紧张。在冷战的最后几年他将两者连接起来的时候，这种张力尚能被隐匿起来，因为民主资本主义的普世利益在“美国治下的和平”中得到了一致捍卫，在美国霸权和自由世界之间没有重大矛盾存在。而一旦共产主义在苏联被消除之后，新情况出现了：一方面，由于不再有共同的敌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再被迫克制自我以服从美国的命令；但另一方面，苏联的消失也大大扩充了美国的全球势力范围。因此在客观上，美国的霸权对于资本主义体系而言已不再不可缺少，而在主观上，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强权，也骤然变得前所未有的雄心勃勃。在这些状况之下，资本主义体系的总体要求在某一点上偏离单个民族—国家挑头的模式就不可避免了，这是理解《十字路口的美国》的背景所在，因为福山同新保守主义的决裂正是发生在两个时期的交界处。
       在政治上，福山的忠诚形成于施特劳斯主义的母体中。但在知性上，柯耶夫给他提供了主人式的叙述手法，因而留下的烙印更为深刻。为了在两种逻辑之间进行取舍，福山必须改变自己的战略蓝图，因此他让自己的理智战胜了情感。如果他确定已告别了新保守主义的同伴们，那是因为伊拉克战争已经在他们中间展现出了知识谱系上的差异。柯耶夫实际上将超国家的欧盟的创建看作是全球资本主义而不是狭隘的国家性社会主义的决定性理由，但最终结果却与其原来的预期相反，成了全人类的共同归宿。而对早年热衷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施特劳斯而言，政制本质上就是特殊性的，因而他对世界性的构想毫无兴趣。他虽然不很推崇美国社会，却对国父们深表敬意，并且培植了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宪法学派。由此看来，不同的世系渊源直接决定了新保守主义者后辈们的路径选择。
       那么如何最好的调和两者呢？福山仍然满腔热情地效忠于美国在全球推广民主的使命，并听凭华盛顿方面为之采取任何有效的手段。他对布什政府的批评仅在于，当局的中东政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直接采取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相结合来推进内部政权变更的方法是一回事，外部的军事打击引来的祸水是另一回事。事实上，两者在帝国的武器库中并无明确的区别。福山忘记了，美国在尼加拉瓜曾成功推翻了桑地诺解放阵线的统治（卡根是这方面的重要史家），对于这一场政治实践的胜利，福山当时定会为之鸣掌喝彩。而在今日伊拉克战争甫歇之时，福山却极力与此种形式的激进主义保持距离。对此他的解释是，从暴政中解放出来的社会中并没有普遍出现对自由的渴望，即使出现了这种渴望，也未必能同时确保民主。现代自由的典型特征是，它需要某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作为基础，以产生支撑自由所必须的种种生活习惯，但这种经济社会水平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造就，而必须历经长年的悉心培养。换言之，单有依靠市场激励的新自由主义药方并不能带来秩序与繁荣，一个有“良好治理”能力的强大的国家乃是秩序与繁荣的必要条件。对于美国而言，优先考虑培育这种“国家性”，而不是在世界较为危险的地带构建民主，才是明智的政策。
       经过如此修正，福山原先的论述已经面目全非。他的全部理论就是，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而不是自由——是普世性的，更高的生活水平将创造寻求政治参与的中产阶级，民主最终会作为这个过程的副产品而出现。这种对历史哲学中某个复杂论点的庸俗化不仅是一种简化其要点以获得更多读者的努力，同时还是一种删节曲解的冲动。在福山的成名作中，对承认的寻求和欲望的激励——分别推动了为平等而进行的斗争和科学的进步——是历史的两个原动力。两者在理论上从未得到完美的连接，并在通往历史终结的道路上产生了重大分离。但就整体叙述结构而言，福山对它们分别具有的意义的处理却很明确：“处于”经济人的“欲望背后的欲望是一种完全非经济的驱动力，即为争得承认而进行斗争”。
       如果柯耶夫的洞见现在似乎对福山有所妨碍的话，或许其原因在于，他的理论乃是关于人类冲突的理论。黑格尔和柯耶夫在各自的时代（耶拿、斯大林格勒）都是战争的哲学家。鉴于福山的目标只是在依照其现在推崇的治国术给美国新的警示并和患有民主躁狂症的旧日友朋之间划清界线，黑格尔和柯耶夫的遗产都显得太过斗争性了，现代化理论的陈词滥调倒显得更为保险。但福山必须为其把自己的知性品味降至《国家建设101》之类的水平付出代价——我并没有着意进行讽刺，因为这是他最近的一些文章的标题。《十字路口的美国》中各式各样的政策谏言——更多依靠软实力、与盟友们多多磋商、尊重国际体系等——不过是些令人生厌的预测，是我国任何一篇思维正常的报章社论或期刊文字中的陈词滥调的水平。这些书页中并没有对根本性地改变美国在世界各地军事基地惊人增长的状况、对中东的控制提出些哪怕最微弱的建议，更别提与以色列的合作了。所有将美国推入“九一一”的因素依然存在。
       我们只要去看看《伦敦书评》中——意味深长的是，国内刊物上没有——约翰·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沃尔特抨击以色列游说者的文章就会明白，在福山这种策略性的背景衬托和真正对美国对外政策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之间，存在多么巨大的鸿沟，后者才出自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思想家。福山的大作的开头从给世界各民族带来民主福音的威尔逊寻求庇护，而在结尾则引征懂得如何在胜利之时保持自制的俾斯麦为佐证，从而为其“使美国与世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的替代性方案”增色生辉。不难想象，这位具有令人生畏的幽默感的“铁血宰相”肯定会拿“十四点”来进行配对。从今天福山和其他许多人所开出的处方看来，美国不处在任何十字路口。它在其始终所在之处，在博爱与帝国的循环之间按照自身的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