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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以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中国农民身心图式中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日常习俗等心理文化因素展开哲学探寻，具体分析我国农民文化惯习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构建现代化农民心理文化惯习的途径与措施。
       关键词：农民；农民心理文化场域；农民心理文化惯习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8)01-0079-04
       “场域—惯习”的基本理论是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来的，该理论是他的实践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一种客观关系网络。整个社会可以看作一个大场域，里面由许多小场域如经济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权力场域等构成，每个场域都有各自之间不可化约的逻辑和规则。农民文化场域是一个能对位于其中的行为者(主要指农民)施加影响，从而使其表现出一定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社会网络空间。惯习概念是布迪厄场域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将惯习定义为一个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而这种禀性系统是行为者将其生存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经历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化于自身的。农民文化惯习是指位于农民思维深处的“深层结构”，是由“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所构成的一套左右农民行为的“性情倾向系统”，其本质就是指农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它们是农民这个主体在长期的农村生产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是农民与生活世界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是先天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影响下而形成的“第二天性”。
       一、转型期农民文化惯习的二重性特征
       正如当代中国是一个矛盾凸现的历史时期一样，在农民文化惯习问题上，同样呈现出一系列矛盾二重性的特征。
       (一)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转型期农民文化惯习的发展，呈现出一个显著特征，这就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并存。一方面，现代化主要在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初具规模，但在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它只是以碎片的、零散的、萌芽形态或方式出现在某些地方和行业中，出现在农村社会运行的某些侧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传统的农民文化惯习根深蒂固，一时难以动摇其生长根基。与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文化惯习还未能全方位地渗透、嵌入到农民生活和农村社会运行之中，旧的文化惯习在深层结构上仍然制约着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在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经济、政治发展缓慢，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不及东部优越，农业仍然是农村的支柱产业，这为传统意识、传统心理的存在提供了天然土壤，也为农民传统文化惯习的生存提供了天然场域。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农民开始走出家门，接受市场经济的洗礼。传统农民的文化惯习正逐步转换成与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现代文化惯习。农民逐渐摒弃传统的保守、平均、依附等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传统惯习，逐步“形塑”具有创新、效率、竞争和敢冒风险等特征的现代文化惯习。这成为农村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例如在经济发达的江苏、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那些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农民和那些常年在外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能较快地抛弃旧的文化惯习，更快地形成现代文化惯习。在经济文化场域向现代化转型的同时，农民文化场域和惯习也渐渐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这是一个历史趋势。但总体而言。转型期中国农民的文化惯习因为地区、经济、政治、社会等一系列原因而呈现出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的特征。
       (二)稳定性与可塑性交错。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稳中有变的文化场域“形塑”出了具有稳定性与可塑性交错的文化惯习。相应地，农民文化惯习也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稳定性”与“可塑性”交错成为了当代农民文化惯习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一方面，当代中国农民的文化惯习具有某种超稳定性。原因在于：首先，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超稳定的自然经济形成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超稳定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地域的局限性，又割裂了小农广泛的社会交往和联系，使之孤立分散。”这种分散的小农经济缺少流动，具有小型、封闭、不开化和同质性等特点，使农民形成了封闭保守、不图进取、害怕竞争的惯习心理。其次，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政策强化了传统农业文明的稳定性。这与我国长期的现代化价值主导相关。如农业税收政策、户籍制度等，把农民紧紧束缚在狭窄的土地上和天然的共同体中，使中国农村经济场域和文化场域在世界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中，仍然处于“在延续它们自己的过去时存活”的状况。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稳定的农民文化惯习也相应发生了或平缓或剧烈的震荡，体现出稳中有变的可塑性。当代中国的农民文化场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推进以及科学技术的重大进展彻底改变了农民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空间；城乡二元结构逐渐被打破，农村城镇化的趋势，带动了邻近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随着交通和通讯的便利，地域的界限逐渐消失；农民逐渐摆脱对土地的依附，开始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可以说，农民文化场域的超稳定特性已然被破坏。新的文化场域呼唤着、引导着、形塑着新的文化惯习，超稳定的惯习也随之变化。
       (三)经验性与创造性同在。现代农民文化惯习是在农民文化场域中“形塑”出来的产物，在农耕文明与现代市场经济文明的碰撞中产生，既具有经验性，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创造性。
       一方面，中国农民文化惯习有着明显的经验性特征。虽然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已然进行了一个多世纪，但在广大的农村依然是“冰山一角”。现代化的价值理性似乎与农村无缘，还未能真正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直到20世纪末，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引入，中国广大农村传统的文化场域结构开始松动。但是，一般说来，当代中国农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知识面不宽、眼界不高，具有明显的从众心理、迷信权威，对已有的传统文化惯习往往不加批判、不假思索就完全接受。他们又在个体或群体的经验中非理性地形成新的惯习，对自己的经验不是科学地分析、总结，而往往只看到表象。并根据经验作出简短、直接、肤浅的结论，从而容易形成一些落后甚至错误的文化惯习，这些惯习一旦形成就会具有稳定性，在空间上横向传播，在时间上纵向传承。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农民文化惯习具有创造性。当代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创新或创造性劳动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性价值取向。在这一时代大趋势的影响下，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文化面貌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些具有前瞻性、创造性才华的所谓能人，在平凡的劳动中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这种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鲜活案例。深深地触动了广大农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的传统文化惯习。崇尚竞争、崇尚创新、追求自由，成为当今许多农民的价值取向。
       我国农村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传统的经验性惯习正一步步转变为创新性惯习。
       (四)安贫乐道与崇尚竞争混合。安贫乐道是中国传统农民文化惯习的又一重要特征。我国的传统文化属于大陆民族文化，相对于海岛国家来说，我国的农民在心理上比较内向，善于向内求索。在艰苦的环境下，农民世世代代以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固定方式生活劳动，面对天灾人祸等风险，往往无能为力。加上长期受到思想禁锢和经济制约，逐渐养成了安贫乐道、胆小怕事。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生活模式，信奉“不患寡而患不均”，讲求“知足常乐”、“得过且过”。时至今日，当代中国农民的境遇虽早已得到大幅度的改善，但是农民安贫乐道的惯习依然未完全改变。他们对土地有严重的依赖意识，把土地视为命根子，安于现状、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缺乏创新精神，追求自给自足、知足常乐的生活。总之，在现代中国农村，安贫乐道的文化惯习表现得极为顽强。
       但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生存压力的增加，安贫乐道这一农民文化惯习也正在受到挑战。在当代中国，农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农民已经不再被“捆绑”与“依附”在土地上，古老的农村被纳入到了充满活力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当中。许多农民，尤其是年轻农民纷纷主动投身于市场经济的滚滚洪流中，或南下广东、深圳，或去其它沿海城市，形成一股股浩浩荡荡的“民工流”，积极参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逐步形成了崇尚竞争的文化惯习。
       二、转型期我国农民文化惯习的成因
       转型期我国的农民文化惯习具有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稳定性与可塑性交错、经验性与创造性同在等矛盾二重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社会处于传统与现代交替的转型时期，在现代化的潮流下，经济场域、政治场域和文化场域结构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文化的多元化碰撞，一方面对传统文化惯习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使这些惯习面临巨大的挑战，不得不做出新的调整与适应；另一方面。它又形塑并创造了一些新的惯习，并由此导致矛盾二重性，呈现出双稳态循环。
       (一)经济场域——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依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中国农民的传统文化惯习是在适应传统小农经济的过程中形成的。例如小农经济是小块经营，精耕细作，在低技术条件下提高劳动效率，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勤劳、简朴、重亲情、讲秩序等中国传统积极惯习，另一方面容易滋生出保守、狭隘封闭、小富即安、安贫乐道等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消极的文化惯习。尤其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传统惯习的落后性更加明显，已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市场经济是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竞争是市场必不可少的内在法则之一。这种内在的要求反映到意识领域中来，就形成了竞争观念。这就迫使农民冲破传统观念、树立敢冒风险、竞争的惯习。
       在传统小农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替下，中国农民文化惯习表现出传统性与现代性、经验性与创造性、保守性与开放性等二元矛盾性。在现代化的潮流下，随着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在迈向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小农经济的束缚逐渐被打破，在物质基础上慢慢改变传统文化场域的结构。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形塑”先进的文化惯习是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二)政治场域——城乡二元分治。在我国几千年的以农业为本的社会历史中，农民是我国社会的主体，是国家的立本之根、生存之源。但长期以来，我国农民大多生活在贫困之中，挣扎在温饱线上。新中国成立后，农民摆脱了对土地的依附，翻身成了土地的主人。但由于中国实行城乡分治的二元政策和户籍制度，农民仍然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城乡差距的日益扩大，农民没有真正独立的人格。“直到今天，我国的城乡差距并没有真正缩小，‘二元社会’仍是中国的客观现实，‘城乡分治’，仍是我国最基本的‘治理惯习’之一。”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新中国建立后几十年的城乡二元分治政策中，农民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并形成了保守、胆小、求稳怕乱、依附、讲关系、官本位等小农文化惯习。这种小农文化惯习正是上述制度下在农民身体里内化的产物。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农民身份上获得了自由，人格上获得了独立，文化素质也得到了相应提高，在经济和政治场域中有适度的发言权。传统的农民文化惯习逐渐受到新的城市文化惯习及自身内部发展的挑战，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创造性、竞争性等现代惯习，与具有依附性、保守性等特征的已有传统惯习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文化场域——农村精神文化缺失。农村精神文化的缺失是农村传统惯习得以延续、阻碍新的惯习形成的重要因素。农村的物质贫困是显而易见和众所周知的，但农村的精神贫困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其实，农村最大的贫困是精神文化的贫困。城乡在精神文化上的差距远远大于经济上的差距。在今天，整个社会物质条件丰富了、技术进步了，但农民却变得麻木、无所作为了，许多农民精神空虚、失去了自信力，甚至只剩他信力了。这与农民文化水平低下、农村精神文化缺失、基础公益设施落后不无关系。今天农村基础设施已经破败殆尽，各项公益事业如空中楼阁、科技进步纸上谈兵。义务教育虽然实施了十多年了，但学生流失严重，许多学生不能真正完成义务教育，农民总体上文化素质低下。现在农村不少地方，条件本来就不太好的文化站、广播站、图书室等文化设施大多数或被侵占，或被改作他用。农民文化生活贫乏，封建迷信和黄、赌、毒等一些不良的东西就乘虚而入。
       三、当代农民文化惯习的构建
       农民文化惯习既是农村现代化建设不可回避的经济、政治文化软环境，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关系到农村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构建现代化的农民文化惯习，需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逐步改善场域结构和增加文化资本。针对中国农村文化惯习呈现的二元矛盾性特点，必须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从改善场域结构、增加文化资本人手来构建现代化的农民文化惯习。其具体如下：
       (一)改善文化场域结构。场域结构也是可以改变的，它是“一种被赋予特殊引力的合理构型”，当场域内的物质条件、经济结构、社会个体发生改变时，场域中的内容就发生了改变，场域的结构也就随着而变化。因此，要改变农民传统文化惯习，首先得从改变农民传统场域结构开始，当场域结构发生了变化，农民在实践中原来的惯习遭遇到不适时，就会改变自己的策略，久而久之，这些“策略”就内化为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变为身体的一部分——“惯习”。否则，当农村的生活世界和文化根基没有发生真正松动的情况下，整个农村场域仍然处于传统状态时，停留于纯粹思想观念层面上的空洞的说教和表面的文化启蒙无法兑现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承诺时。现代性的文化惯习也失去了它存在的“根基”。而农
       民的本身携带的文化惯习就会像“在最初的祖先身上显露的心情和精神本质，在最后的子孙身上照样出现。”因此，要改变传统的场域结构，首先得从场域的物质基础上才能进行根本的转变，在当前最重要的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农村人口转移，为现代文化惯习的构建奠定场域结构基础。
       1、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农民文化惯习的现代转型奠定社会经济基础。
       场域和惯习之间是紧密结合的。现代市场经济场域的构建，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文化惯习。而现代文化惯习的形成，更离不开现代市场经济这个场域。
       当前，首先要深化农村改革，培育市场主体，健全市场体系，加强宏观指导和对农业的保护，尽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运行体制和管理体制，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全面转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其次是进一步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让广大农民通过在各种场域中发展和改造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惯习，一步步走向现代化的文化惯习。
       2、改变城乡分治的二元政策，大力加速农村人口的转移，丰富农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为农民文化惯习的现代化转型奠定场域结构基础。
       在当前，最主要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改变城乡二元分治的政策，加快小城镇建设和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在当前，真正打破城乡分治的二元政策，积极创造条件，采取多种形式从各方面为农民进城提供各种条件，如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在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提供各种便利，并有计划地对农民进行技能培训，真正还他们以“国民待遇”。在现代化城市中，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从而逐步地改变昔日传统惯习。
       (二)增加文化资本。增加农民文化资本，提升它们与其它资本如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象征性资本的兑换率，也就相当于改变了场域的结构。随着农民自身拥有的文化资本数量和质量的增加和提升，也就逐渐地改变了他们在文化场域中长期不利的局面。因此，要破除小农文化惯习，增加农民文化资本量，实现农民意识的现代化转型，在当前，要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村大众传媒手段、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1、加强农村义务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在我国广大农村，不仅是经济相对落后，在文化教育上差距更大。农村和城市的义务教育投资相差甚远，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教育投资的差距远甚于经济贫富的差距，也就是说由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差距更大。再加上经济势力强大的家庭如城市家庭普遍远离经济压力，有能力将一部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如送孩子参加各类辅导班，为孩子花钱进重点学校和重点班级。在我国，城市家庭的孩子考上重点大学的比率远高于农村，以后他们将走上迥异的人生之路。而对缺乏文化资本的农村家庭来说，由于经济资本的相对匮乏，从而导致文化资本的匮乏。因为“资本的不平等分布是资本能在场域中发挥效果的根本原因”。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在文化场域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必须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让更多的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才能增加农民拥有的文化资本量。
       2、加强农村大众传媒手段、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为实现农民文化惯习现代化提供便利条件。大众传媒影响巨大，传播迅速。各种强有力的传媒构成了一个无限广大和延伸的因果网络，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观念传播途径。在城市，大众传媒的影子无所不在，对人们的生活和观念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在广大的农村，并没有全部普及，特别是一些边远的乡村，还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甚至连电都没有，更谈不上现代传媒了。所以，大力发展农村的电视、广播、电话和网络等现代大众传媒手段，逐步帮助农民消除对新观念、新事物的疑惑感，强化和发展现代观念，就能刺激农民在认识、情感和行为上的发展需求，引导他们接受新思想，实现文化惯习现代化。要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为农村文化惯习现代转型奠定物质和文化基础。
       责任编辑　赵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