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社会成员的幸福指数，是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需要关注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文章通过对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幸福指数研究的考察，分析了幸福指数的价值意义，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了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对策。
关键词：幸福指数；和谐社会；价值；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06）06-0021-04
经济发展、环境优美、人际和谐、全体社会成员快乐幸福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但要关注经济硬指标，更要关注社会公众的感受。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社会成员的幸福指数，是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需要关注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幸福指数的社会价值在于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社会进步观，让人们的个人幸福感由物质层面回归精神层面。这是公众将社会发展及个人生存发展状况结合起来的一种主观判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幸福指数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正逐渐和国内生产总值一起，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进步的新评价指标。
一、 研究价值
幸福是什么?一般认为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现代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研究表明,社会公众的这种主观感受可以通过建立一套完整可靠的测量民众幸福程度的系数——幸福指数反映出来。
（一）幸福指数的界定
幸福指数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的，他认为，幸福＝效用／欲望。
[1]也就是说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获得的效用越大、欲望越小则越幸福。能增加效用的因素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自己所占有的物质财富、收入的增加。二是健康、长寿、休闲等。三是生活环境的改善。生活环境又分为社会大气候、家庭小环境、自然环境。四是社会公平、公正。五是人的自尊、成就感和自由的实现。影响欲望的因素则有人的个性、人生观、忍耐力、内在修养等。
英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斯威尔和自称“生活教练”的可亨称他们破解了人类最大的一个谜团，那就是幸福的秘密到底是什么。他们在对1000多人进行调查后得出，光有财富、爱情、好工作不一定能带来幸福。真正的幸福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幸福H=P+5E+3H。其中，P代表个人性格（个性、应变能力、适应能力、人生观、世界观、忍耐力等），E代表生存需求（健康、交友状况、财富等），H代表高级心理需求（自尊、自我期望、雄心、幽默感等）。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心理学专家库克教授认为，幸福指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个人幸福指数包括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水平、健康状况、在生活中所取得的成就、人际关系、安全状况、社会参与、自己的未来保障等七个方面；另一种是国家幸福指数包括人们对当前国家的经济形势、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状况、政府、商业形势、国家安全状况等六个方面的评价。
目前，国际上最具权威的幸福指数的计算是由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哈特负责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公布的。这一指数是通过对被访问者调查结果进行处理后得出的。问题只有一个，而且非常简单：把所有的事情加在一起，你认为你是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不很幸福？还是不幸福？通过对访问者答案的统计处理，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得出各个国家的幸福指数。
在该机构公布的2004年82个国家的幸福指数排名中，经济不太发达的拉美国家波多黎各和墨西哥高居榜首，北欧国家丹麦为第三名，美国只排到了第十五名，而日本、中国和韩国分别排名为42、48和49，居中等水平，印度尼西亚位于参加调查的国家的最后一位。这个排名和我们直观的感觉是接近的，拉美国家的人们生活乐观，追求幸福，只要政局不是像海地那样激烈动荡，生活又有一定的保障，就会感到很满足；而北欧国家丹麦作为一个福利国家，人民安居乐业，当然对目前的生活满足程度较高；美国虽然在经济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人们在生活中要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排名就有可能偏后；日本、中国和韩国都属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只是工业化程度有所不同，虽然经济增长的情况比较好，但是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也要承受较大的竞争压力，因此排序就有可能更为偏低；而印尼是属于仍在动乱之中的国家，恐怖事件的发生、民族冲突以及经济生活中的问题，都会降低人们在生活中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排序在最后也是自然的。
我国学者从90年代开始研究幸福指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刘伟教授认为，幸福指数应是一个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在内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邢占军教授指出，幸福指数测量的是人们的幸福感，它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幸福感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其一，它是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其二，它是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感；其三，它是人们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因此，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
从中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幸福指数就是通常所说的幸福感的量化，或者说是生活质量的高低值，主要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和主观偏好对于自身生活状态所做出的满意程度方面的评价。它主要由三种感觉构成，即生活和事业的满足感、心态和情绪的愉悦感和人际与社会的和谐感。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主要有四个，即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个人社会阶层、个人生存状况和改善预期及其实现度。
（二）幸福指数的实践意义
在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研究和探讨幸福指数具有重要意义。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最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人们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
1.幸福指数成为现实的政策目标，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重新审视以往社会发展指标的必然结果。
作为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幸福指数能够成为一种现实的政策目标，有其客观必然性。首先，它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社会财富的积累已经使大多数民众摆脱了基本生存需求的制约，民众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成为可能。从追求生活水平提高到全面提升生活质量，开始成为多数民众的一种客观需求，也开始成为社会宏观决策的现实目标。其次，它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人的发展目标的统一，从一味地追逐单向度的经济发展指标（特别是GDP指标），到开始关注包括幸福指数在内的人文社会环境指标，强调社会个体的内在体验和感受对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重要意义，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重新审视以往社会发展指标的必然结果，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最后，它与社会决策者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我们党在任何时候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决定了党在政策选择上必然把为民众谋幸福、为民众提供尽可能优越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作为所遵循的价值标准。
2.幸福指数可以一定程度弥补GDP指标的不足，用以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
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指标。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为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民众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了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从这个标准来看，以往片面强调GDP这类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对于全面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状况是很不充分的，在实践中可能会导致社会政策选择上的舍本求末。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是一种高度人性化的指标，可以一定程度弥补GDP指标的不足，用以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因此，提出幸福指数这一指标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运用这一指标衡量社会进步发展时，要切实避免出现矫枉过正的偏向。作为一种约束性指标，幸福指数不可能取代GDP指标，而只能是互为补充。特别是由于“幸福陷阱”的存在，人们的幸福感是相对的，我们不可能期待幸福指数与GDP同步增长。
3.作为检测社会良性运行的指标，幸福指数更多地发挥一种诊断功能。
幸福指数是监测一个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指标。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一定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这一点在20世纪中期就已经引起了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关注。作为检测社会良性运转的指标，幸福指数更多地发挥一种诊断功能。如果一个社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出现持续的下滑，就要对这个社会发展的整体走向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反思。在反思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利用幸福指数对社会良性运行进行监测时，我们特别应当注意两种可能出现的不良发展模式：一是在物质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出现整体性的价值迷失和精神空虚。二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因发展中的种种不平衡而导致民众对执政力量的离心离德，社会矛盾激化，从而引发社会动荡，使发展受阻。
[2] 幸福指数是社会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在我国，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是我们制定和调整各项政策的根本依据。特别是在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变革与转型的效果最终体现在民众的主观选择和判断上，而民众幸福指数的走势是这类主观判断和选择的重要预测变量。国家有关宏观决策研究机构和统计调研部门，应当对不同时期主要社会群体的幸福指数予以充分的重视，通过追踪研究、把握不同社会群体幸福指数的走势和变化规律，真正将其作为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指示器”、了解民众情绪波动和变化的“晴雨表”、检测社会良性运转的“预警器”。
[3]不仅如此，还应当深入研究影响不同社会群体幸福指数变动的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提高不同社会群体从而提高全社会主观生活质量的对策与建议。
二、 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
幸福指数作为衡量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必须进行定量分析，建立有效的指标体系。从前面我们对幸福指数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对幸福的感受主要来源于两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一是精神层面。根据这样的分析思路，借鉴国内外专家学者在幸福指数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笔者设计了所示的包括两个方面（5个类型）16个指标在内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见表1）。表中括号内的数字表示该指标在上级指数中权重。在整个幸福指数指标体系中所占权重为0.5、0.5。各调查领域里分指标所占的权重在表1中都有明确表示：这样就可以得到幸福指数的计算公式：
幸福指数=∑XnYn=X1×Y1+X2×Y2......+X16×Y16
在计算公式中X代表指标，Y代表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权重，而n则是指标及其权重的序号。
为了便于考察，我们对幸福指数体系一律采用四级记分法，根据指标的大小分设4个值：10、50、80和100。指标的大小与社会和谐的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这样我们可以通过上述幸福指数的计算公式测量出民众对一个地方的社会和谐的认同程度。我们把社会和谐程度可分为：3种情况。具体如下：10——50表示该地社会不和谐，用红灯来表示；50——80表示该地社会比较和谐，用黄灯来表示；80——100表示该地社会和谐，用绿灯来表示。如果是绿灯表示社会发展处于良性发展状态，百姓安居乐业，对政府的政策非常认可。作为决策者应该在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基础上，着眼于长远的发展。黄灯表示社会发展向良性的方向发展，政府的政策基本被认可，还存在许多不近人意的地方，社会风险在社会承受力范围以内。作为政府部门应该采取有效的对策措施，解决比较突出的问题。红灯表示社会处在混乱状态，民众对政府的政策不够认同，社会风险已经影响社会稳定发展。为此，政府应该注意分析、检讨相关的政策决策，积极寻找问题的症结，并采取果断的措施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努力把社会导向良性运行的状态。
三、 研究对策
当前，我国处在改革攻坚，发展处于关键的时期，我们应当密切关注各项重大政策对人们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关注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和走势、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采取有效对策，提高幸福指数，推进和谐社会发展。
(一)正确认识幸福指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固然很多，但经济成分无疑是最本质、最核心的因素之一。虽然幸福指数和国民收入间并不一定会表现出线性的关联，物质生活的改善也不一定带来精神生活的改善，甚至还可能出现精神生活恶化的特例。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与媒体合作，在2004年也对中国六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测试的结果是：杭州、成都、北京位居前三位，西安、上海、武汉居4到6位。这一测试的结果和我们的直观感觉非常接近，确实反映了现实情况。
[4]尽管从这些城市的人均GDP考察，上海是最高的，但是如果这里的人追求更高，现实生活离目标较远，他们对目前生活的满意程度就会偏低，由此出现幸福指数较低的现象。而杭州和成都的居民，历来被认为是最会享受生活的人，杭州的人文传统，成都的茶楼文化，都是当地人民知足者常乐这种生活理念的重要体现。这两个城市在人均GDP虽不如上海和北京的情况下排名反而相对靠前，也就不足为奇。
经济发展水平尽管不是幸福指数的充要条件，但它却是必要条件。世界价值研究机构曾经根据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中的54个国家和地区的1995年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与他们计算的幸福指数相比较，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7，统计检验显著相关。它说明，尽管按人均GDP排序的结果和幸福指数的排序不完全一致，但从整体上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表现为人均GDP或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人们所普遍感受到的幸福程度也就相对越高。人们在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的条件下，就想通过追求精神生活的方式来提高幸福感，这种改善肯定是有限度的。时至今日，一些经济相当落后地区的人民，仍然很注重自己劳作后的娱乐，如在中国的一些边远地区，非洲的很多部落，民间的歌舞娱乐都相当活跃，这对改善他们对现实生活满意程度，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常说的“苦中作乐”。
[5]但是，在基本物质生活条件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这种活动对于他们精神生活的改善仍然是有限度的。只有在物质生活的改善到达了一定程度（如恩格尔系数降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人们在增强自己的满足感方面，对物质条件的依赖可能会减弱。换句话说，收入的增加所造成的幸福感的边际产出，在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后，很可能是递减的。
（二）正确把握幸福指数与生态和文化建设的关系
除了增加收入以外，其他方面的改善也能增加人们的幸福。
一是加强生态建设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促进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由于冶金、纺织、造纸、建筑、印染等行业的发展以及核工业的兴起、内燃、制冷机的大量使用、与日俱增的生活废弃物，使自然界承载着难以负荷的气体、水体、固体等污染；农业生产中为了提高产量和消除病虫害，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短期内带来了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但导致土壤退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居住的环境亟需改善。
[6]改善环境，加强保护能显著增加人们的幸福。
二是以文化为先导，加强文化建设，促进精神文明的提高，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整体推进。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效进行城市规划，改善交通管理、消防、公共卫生环境，统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加强社会民主法制建设，促进政治文明。文化建设的相对落后是我国许多人精神、心理疾患发生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城市遍布高楼大厦、豪华宾馆，硬件已经现代化了，可社会管理还跟不上，如老人就医困难，交通拥阻等。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政治、自身权利更为关心，这就要求我国政治制度、法律法规的完善能适应这一趋势的需要。
（三）提高幸福指数重点要解决突出问题
人们幸福是政府制订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也是检验公共政策的最终标准。
[7]提高人们的整体幸福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目前应重点解决影响幸福感的最突出的问题。中国社会调查所2005年的一项调查称，民众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贫富差距。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中，市民已连续4年把“贫富差距过大”列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产生不公平感的心理机制是社会比较，也就是说，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行为评价不是投入和产出的经济学比较，也不是因为自己的回报多于自己的付出就会有满意感和公平感，而是要把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与他人的付出和回报作比较，只有他认为自己的投入产出与他人的投入产出相当时，他才会觉得是公平的。由于社会比较心理的存在，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都可能会觉得不幸福。
（四）提高幸福指数必须关注的事情
首先，避免将“幸福指数”形式化。目前，幸福测量本身还不完全成熟，应该主要采取探索的方式，尤其需要从中更多地知道到底有些什么因素影响了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并随之不断完善施政的指标体系。目前幸福感测量研究存在指标不统一、研究方法有待创新、文化差异性日益突出等问题，所以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出发，编制一套适合当今中国民众的幸福感量表即幸福指数，是最为迫切的问题。
其次，要避免短期行为。对政府而言，让城市未来的幸福度有长期提高，比提高居民目前的幸福度更为重要。我们所谓的极大化幸福，并不是极大化今天的幸福，而是要极大化全部的幸福。
[8]政府给老百姓一些小恩小惠，可能老百姓短期内会很开心，但从长期来讲，实际上却是降低了幸福。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先升后降，正说明了我们是没有注重长期的发展。
最后，要避免把幸福的概念庸俗化。很多人把幸福等同于吃喝玩乐、不求上进，等同于安逸，这是非常错误的。主观幸福感同样也来源于一个人的成就感，对社会的贡献，人际关系和谐等。如今很多人注重在物质地位上相互竞争，要买比别人更大的房子、更好的汽车。这种竞争从短期的、个人的角度来讲可能会增加幸福，但从长期的、社会的角度来讲却会降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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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忠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