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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胡国庆(1981—)，男，山东济宁人，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0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摘要：当代生活世界的主题是全球化，中华民族的崛起在于文化上的自信，而中国文化所包含的传统和现代的两个方面各有所长。中国文化的复兴既不拘泥于传0L文化的盲目自大，又不执迷于西方文明的物质主义，而应结合传统文化和当代生活世界的主题创生出自信的中国文化。
       关键词：中国文化；生活世界；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6)04-0084-03
       一、当代生活世界主题：对全球化的解读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就是要消灭民族国家的界限，超越民族特殊性，其发展趋势就是要统治全世界。资产阶级除非不断扩大商品生产和销售的范围，不断开拓新的原料供应和商品销售市场，否则就难以生存、发展下去。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驱使资产阶级“放眼世界”，在世界各地到处奔走、到处落户，寻找以最低廉的成本赚取最高利润的方式；大工业的发展，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便利，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殖民地的贸易等等，使“世界市场”以及“生产的国际关系”得以建立。而这一“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消灭了封建的分散割据情形，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使以前互相孤立的各个民族、国家成为互相往来和相互依赖的整体，“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由此可见，正是凭借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切民族和国家都被卷入到了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世界已走向全球化。
       然而，如果人们在当前的生活世界中只见到这种趋势，那么，其思维、决策和行为必将陷入错误之中，因为与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同时并存、且作为一种强大的制衡力量出现的是“区域化”的趋势。从政治、经济上看，欧共体、北美经济联合体、北约，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各种政治的或经济的联盟，都是维护各自区域的政治、经济利益的联合体。这种区域性的联合体是在各个主权国家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而是制衡政治、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现实的、重大的力量。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因素。”从文化上看，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不同的种族、传统、习俗、宗教、语言、哲学和价值观念也是制衡文化全球化的一种巨大的力量。亨廷顿认为，冷战以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已经让位给区域化的、八大文明之间的冲突。这八大文明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在当今世界上，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区域化与全球化—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在当前的生活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形成了一对矛盾：一方面，它们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另一方面，它们又相互对立、相互制衡。只有正确地理解全球化与区域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才会在现实生活中做出合理的选择。
       二、全球化下的文明发展的辩证法：中心与边缘
       在一般的情况下，“中心”指的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或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边缘”指的是西方以外的文化，特别是东方的文化。我们发现，在当前的哲学、文化讨论中，这两个概念始终以僵硬的方式对峙着。人们撰写了大量的论著来批判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但遗憾的是，并没有从这种批判中引申出合理的、积极的结论。在这个领域里起作用的与其说是冷静的理性不如说是偏狭的情感。斯宾格勒早在20世纪初就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曾在《西方的没落》——书中写到：“这种使各大文化都把我们当作全部世界事变的假定中心，绕着我们旋转的流行的西欧历史体系的最恰当的名称可以叫做历史的托勒密体系。”他试图取代这种体系，做出“历史领域中的哥白尼发现”。在他看来，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都具有与西方文化同样的重要性，没有任何理由把西方文化置于世界文化的中心，西方文化中心论不过是西方人自欺欺人的幻觉而已。后来，李约瑟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时，有感于中国古代文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作过剀切的批判。但这些批判都没有引起西方人的普遍的关注，直到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于1978年问世，局面才为之一变。西方学者才开始大张旗鼓地批判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美国学者P．A．柯亨甚至在80年代出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试图用“中国中心观”来取代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其实，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不仅是一种观念，也是在经济、科学技术、政治、军事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综合的、现实的力量。只要这种现实的力量还存在着，那么单纯观念上的批判并不能消除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第二个见解是：提出东方文化中心论或中国文化中心论来对抗西方文化中心论。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等提法均是这一见解的具体表现。这一见解的天真之处正在于把东方文化中心主义或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看作是可以任意加以制造的观念，其实，任何一种文化中心主义都不可能通过纯粹观念上的批判加以否定，也不可能通过纯粹观念上的倡导而得以确立。在汉唐时期，从来没有人谈“中心”，但当时的中国却是世界文化中心之一；今天，许多中国人都在谈“中心”，但世界文化的中心并不在中国。所以，中心与边缘并不只是抽象的观念，而是对应于现实生活，处在辩证的互动关系中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如果一种文化没有处在中心的位置上，那么它实际上就处在边缘状态中。人们使在情感上讨厌边缘状态，在观念上成千次地抛弃这种状态，也不等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已经脱离了这种状态。现实的状态是不能用单纯的观念去加以改变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从关于中心与边缘的无谓争执中走出来了。
       三、文化发展辩证法：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在当前关于现代化理论的哲学反思中，学术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见解。一种见解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非西方国家只有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现代化建设，才可望获得成功。人们通常把这种见解称之为“全盘西化论”。而另一种则认为，在非西方地区和国家，存在着与西方现代化完全不同的道路，即所谓“完全拒斥西方现代化论”。从哲学上看，这两种见解涉及到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理解。如果把现代化理解为一种普遍性的趋向，那么在不同的地区或国家，现代化的不同的道路或模式就以特殊性的方式表现出来。按照上面提到的第一种见解，如果“现代化就是西方化”，那么现代化这种普遍性与西方化这种特殊性就直接等同起来了。这种等
       同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现代化这种普遍性失去了它的普适性并被下降为西方化这种特殊性，这一下降实际上取消了普遍性本身。另一方面，西方化作为特殊性被提升为现代化这种普遍性，这一提升实际上取消了特殊性本身。由此可见，“全盘西化论”是站不住脚的。黑格尔在批判那类把特殊性与普遍性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的学究时，曾经写道：“由于他厌恶或害怕特殊性，不知道特殊性也包含普遍性在内，他是不愿意理解或承认这普遍性的，——在别的地方，我曾经把他比做一个患病的学究，医生劝他吃水果，于是有人把樱桃或杏子或葡萄放在他面前，但他由于抽象理智的学究气，却不伸手去拿，因为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个—个的樱桃、杏子或葡萄，而不是水果。”所以，“完全拒斥西方现代化论’，走到与“全盘西化论”相反的另一个极端上，即认为在西方现代化中根本不存在其他地区和国家可以借鉴的任何有普适性价值的东西。这就等于把特殊性完全放到普遍性外面去，把两者的关系完全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了。事实上，现代化作为普遍性应体现为如下的普适性因素，如对世界市场经济的参与、贸易和货币的国际化、市民社会与契约关系的形成、对个体本位与自由意识的认同，法权人格和道德实践主体的确立、民主政体和法制的建设等等。这些普适性的因素既包含在西方现代化的特殊模式中，也必然包含在任何其他地区或国家现代化的模式中。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文明吸收的典范也是现代文明建设的典范，更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结合的典范。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巨大的历史性飞跃，两次飞跃较大程度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伟大，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由此可见，特殊之所以特殊，因为它包含着普遍性；而普遍之所以普遍，因为它无一例外地贯穿于所有的特殊性之中。明白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许多无谓的争论也就自行消解了。
       四、中国文化的走向：在生活世界中复兴
       从十七世纪德国法学家普劳多夫初步确立文化的概念后，学者们就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展开了诸多争论，形成了许多流派。本世纪中叶，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为大家公认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一种架构，包括各种内隐或外显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系统习得或传递；文化的核心信息来自历史传统；文化具有清晰的内在的结构或层面，有自身的规律。”这样看来，文化是人自己的生存活动，也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结果。正如兰德曼所说：“尽管文化只是源于人类，而且为了保存文化的生命力，人作为承担者使用文化，并用文化来充实自己。但文化并非附属于人，而是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事实上，文化可以与承担者分开，并可以由一个承担者向另一个承担者转化。在一定程度上，文化与我们分离，如同自然先予的世界与我们分离一样。我们无法逃脱地站立在我们创造的文化世界中，也就像我们站在自然世界中一样。”个体的人一旦出生，就已经落入某种文化环境中了，这是他无从选择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文化中生存和活动并参与文化的创造的。“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所相信的有更加广阔的和深刻的内涵。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人与动物不同，“支配动物行为的本能，是动物物种的自然特性。……人的行为则是靠人自己曾获得的文化来支配。”支配人的行为的，表面上看是外在于人的事物及其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它们必须转化为知识、价值、意义才能内在地控制人的行为。前人、他人的生存活动对自己的影响也是如此。这样看来，文化一方面是正在进行、不可停顿的生存活动，另一方面是寓蕴于这种当代的生存活动中并规范、调节、控制、影响着这些生存活动的知识、价值、意义。
       文化活动既然是人类的生存运动，这种生存活动的基础既然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那么，文化活动的第一方面首先就是传递前人生存活动的经验和教训的传统文化。这是人一出生就置身于其间的、不可超越的。“人要成为全面的人，只有生存于承担了传统的同类群体中。人的文化方面只能以这种方式发展。”人要成长，“个体首先必须吸收与他相关的文化传统。个体首先必须爬上他出于其中的文化高度。”这说明，传统文化一方面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知识、价值、意义，是前人生存活动的智慧的结晶。按照伽德默尔的看法，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是处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不管他是否了解这种传统文化，也不管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他都不可能超越传统文化的观念意识。我们始终只能在传统文化中进行理解。不管意识到与否，传统文化是我们进行思维的前提。我们固然也有许多无法控制的成见和思维定势，但我们必然要调整、修正、剔除和补充它们，在此基础上展开新的思维活动。这种新的思维活动及其成果马上就构成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思维转化为行动，行动产生成果，我们就这样也参与了传统文化的创造。传统文化就是这样存在、发展和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还是使社会的各个部分、使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保持紧密联系和统一性的东西，是社会发展的基因。它从物质技术、行为规范、精神意识等等层面表现出来，集中表现在语言符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方面。
       这样看来，文化包含两部分：作为文化活动的结果的这一部分，是传统文化；作为对传统文化进行修正、补充、更新的另一部分，就是现代化。中国文化的一体两面，是共时态地居于个人、社会当代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换句话说，传统文化、现代化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活动的本身。中国文化也必然在生活世界中复兴起来。
       责任编辑　黄志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