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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九年的十月，我带着在贵州乡间完成的《风凛冽》和《蹉跎岁月》两部长篇小说稿，离开猫跳河畔三县交界的深山老沟时，在附近的几个乡场上，包谷的价格仍然是三角钱一斤。无论是中寨，是六广、小菁，还是谷堡，都是这个一口价。久住山里的人晓得，这些乡场都是贵州黔中地区最为偏远闭塞的乡场了。这一带乡场在秋收时节卖三角，其他地方肯定比这价格还要高。这个价钱，从一九六九年早春我初到贵州插队落户时算起，徘徊整整十年了。山寨的形势好不好，是真好还是假好，农民的口粮标准，我都是用这个尺子来衡量的。在乡下住久了，我觉得没有其他的标准能替代它。
       在这里，有必要插叙一句。那就是三角钱一斤包谷，现在听来似乎很便宜。但是在当时，一斤包谷的国家正式牌价九分六厘，一角钱不到。一斤米的价格也仅在一角四分到一角七分之间。一斤包谷卖到三角，就是涨了三倍。
       稀奇的是，几年之后，我重又回到了那里。包谷只卖到一角二三一斤了。为啥偏偏在我离去的短短几年中，生活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呢?
       老乡们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这是邓伯伯邓小平带来的。那一年春节，我到村寨上去，纯朴的乡亲们从场街上买回了一背兜一背兜的鞭炮，寨子里外都在燃放烟花爆竹。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味儿，给一整个寨子都带来了一股喜气。哦，这可是我插队落户十年，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农民们纷纷说：毛主席带我们翻身解放，邓小平让我们吃上饱饭。
       多么纯朴的话语，多、么真挚的感情!
       吃上饱饭，这是做人起码的生存要求。但是偏远山乡的农民们，却为达到这一目的，勤扒苦挣地追求了好久好久。
       记得那时候，那是我们知识青年带着新鲜感头一次赶场，偶然了解到，一斤包谷竟售价三角二分，这使我们大吃一惊。回到寨子上，我们向熟悉的农民打听，证实了这个价格并不是敲竹杠，还了解到：一斤米也要五六角，而我们一个劳动日的工值，还不到这么个价格哩!赶场天的上午，常有农民到我们知青点来，掏出三只鸡蛋放在桌上说： “我拿这三只鸡蛋，换你们一斤粮票，赶场时可以吃一顿晌午。”
       三斤粮票换十只鸡蛋，就是在墟场上私下交易的时候，也成了公平的兑换标准。
       有一回，赶场回寨路上，我走进隔邻大队一位支部书记家找水喝。他家正在吃饭，我看见饭桌上摆着包谷羹羹，连颗米星星也没得，小方桌中央，放着一碗辣椒水，一大碗煮南瓜。我问他： “你咋吃这个?”他用竹筷习惯地击打着碗沿，声气大大地说： “有这个吃都不容易啦!有些人家，包谷中间还掺洋芋哩!”“那你们去年不是向公社报的是丰收嘛!”我不由顶了他一句。“哪个大队不是这么报的?嗯?”支书显然有些不悦了，“你们这些学生娃娃，真不晓事!”
       是不晓事啊!刚下乡那几年里，我们怎么也无法理解，破败的房屋，粗粝的食物，破褴褛的衣裳……寨子上这么穷，是不是因为农民懒惰，不勤快呢?
       我曾借住在一户农民家里，这户农民没有钟，更没有表，每天一早，他蹑手蹑脚摸索起床，喊醒自己的小儿子随他一路上坡去割草时，我也总醒了。醒来一看表，是清晨四点。天天清晨四点起床，除了吃三顿饭时坐下歇息，他总是一刻不停地在于活，忙了坡上忙田头，忙了屋里忙院里，即使出工为集体干活，他也本着良心从不偷闲，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可他的家里还是穷。，我经常听他给我算家里的粮食账、现金账、人情账，每回听过之后，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陪着他叹气。
       在我长居乡间的十年岁月里，有多少生活小事儿，镂骨铬心地留在我记忆的仓库里。那些不为正史所传的；渴求着过吃饱穿暖的生活，然而恰恰温饱又不得解决的普通农民，给我这颗年轻的心上，添加了多少沉甸甸的量啊。印象太强烈、太深刻、太难忘了，不须翻日记，我随手还能写下多少关于乡间的事啊。可以说，写不完……
       我们寨子里有个铁匠铺子，叮叮咚咚地打铁，声音是寨上人天天都听惯了的。忽然连着好几天，打铁声听不到了，寨子里显得分外沉寂。去堰塘洗衣服的时候，我碰到了挑石灰的铁匠，问他怎么不打铁了，他摇了摇头说： “打不动了……”他像有些不好意思地苦笑了一下，满脸显出辛酸的神情，一双大眼睛里闪出寒凛凛的两股青光，有气无力地说：“天天吃洋芋，连吃十一天了。没的气力打铁。”
       望着他那种目光，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七三年。
       我们寨上有一户姓陈的人家，连续一整个春天吃蕨莱拌包谷，吃得脸膀脚肿，不到天黑就睡觉，太阳升起老高才起床。他们用睡觉来驱赶饥饿、消磨时间。这事发生在一九七一年。
       在我们集体产对面，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赶场天一早就携条米袋，吆喝着去街上买米来吃。到了下午，又垂头丧气地携着空米袋回来了。我好奇地问他： “没的米卖么?”
       “米是有的，七角钱一斤，太贵了，吃不起。”他回答时那绝望的声气，这一辈子我也不可能忘记。这件事发生在大旱的一九七二年。
       年年大好的春天总是伴随着愁粮的日子一起来到偏远的山寨。久而久之，我清楚地意识到了，这就是我生活在其中的乡间的现实，必须正视的现实。
       后来我提起笔来学习写一点东西，想写写这些生活，但我没有写，我有一个很现成的认识在脑子里：我所见所闻的这一切，所有这些小事儿，都是生活的支流，而我们的文学，应该表现的，是生活的本质和主流，是奔腾向前的现实生活。所有那些小事，只好蓄存在我印象的仓库里。
       但是，有一点我是认识得相当清楚的，那就是即使是支流，这样的农村现实，也必须变革不可，不变革，中国的农业就没有出路。
       插队落户的最后两年，我所在的那个寨子，瞒着上头的干部，把生产队的田土划分成六大片，分给六个作业组定产包种。农民们热热闹闹、欢欢喜喜地干了一个多星期，把往常需要一个来月干完的活，都干完了……一个星期之后，有人偷偷地跑去汇报，上头派人下来纠偏了：解散作业组，田土仍旧连成片，出工照样搞大呼隆。
       我脑子里很自然地浮现出一九七五年秋末冬初的一件往事。
       那时节，多雾多雨的山乡已经下凌毛毛了，我插队的寨子上又冷又潮湿，我和几个老农在收割后的田块上犁泡冬田。冰冷刺骨的田水浸到膝盖，冷得我直打寒战。在田坝里干二三个小时的活，就得跑回屋烤一阵火。除了冷和累，我精神上还直感别扭和压抑：那么苦地干，寨上的农民还老缺粮，就连我这个单身汉，那年也仅仅分到一百九十斤湿谷子啊，我也在愁来年的口粮哩!这一块土地实在太穷了，是没法富起来的。烤火时，我憋不住了，忧郁地问一个相处很不错的老农：“这地方，有没有法子富起来呀?这样子下去，咋个活得出来哪?”
       大约是我忧虑的语调打动了老农，他双手扶着膝，两眼茫然地望着窗外雨蒙蒙、雾沉沉的山野，直率地答复我：“咋个没得法子。有!”我问：“啥办法?”他答道：“把田土划分到各家各户头上来种，一年工夫，准能富。只是，不成啊，政策不许可。”我哑了。
       万万没想到，五年之后的现实，竟真被老农说中了，生活本身的变化，在我心头引起了震惊。我看到街场上的粮价跌下来了。菜价比上海还便宜，猪肉吊起卖，肥的人家还不要，农民屋头顿顿吃起了白米饭……这景象，不都是好些农民怀念的五十年代的喜人情景嘛! 可农民们跟我说，就这样干几年，比五十年代还要强!哦，要真这样，该有多好啦!
       喜悦之余，我到村寨上去了，我要晓得，这么大的变化，究竟是咋个来的啊!
       农民们端出米酒、摆出满桌菜和我连夜连夜地摆开了……啊，原来这变化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得来的，在这过程中，普普通通的农民也好，生产队、大队、公社一级的基层干部也好，区、县的干部也好，都有过苦恼，有过犹豫，有过“顶牛”状态。人们曾经度过了多少个激烈争论的夜晚，在你拉过来，我纠过去的“拔河”过程中，多少人有过痛苦，有过欢乐，有过忧心如焚的时刻呀。不说基层了，就是上层领导中间，也有他们的痛苦、迟疑、不解和欢乐呀。拿我们省委第一书记的话来说，那就是：“回顾省委在放宽农业政策上的经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被动的、痛苦的过程。”
       多少人的命运在这么一场大的变革当中发生了变化呀，上亿的农民在这么一场变革中开始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摆脱了贫困。
       而这一切，正像农民们一语道穿的，全都是邓小平带来的。难道这不值得写一本书吗?
       正是在这时，我想到了，要写一本小说，写一写乡间这场变革的始末。于是我写作了长篇小说三部曲《基石》、《拔河》、《新澜》。三部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以后，又多次听取了省里领导的意见，增写了十章，以《三年五载》的书名，分上下集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版。十年之后的一九九六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又以《巨澜》为书名，重版了一次。竟然也印了上万册。
       在纪念小平同志百年诞辰的日子里，我把这一段往事写在这里，献上我对这位伟人的一份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