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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视野]试论我国外语教育的现状及相关语言政策
作者:金志茹

《国外理论动态》 2008年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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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国外语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英语在我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据统计,在我国约有3亿人在学习英语,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大中小学学英语的人数超过1亿人。有专家预测,再过几年我国学英语的人数将超过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总人口数。①英语教育成了全民运动。不仅如此,英语在人才评价和使用方面甚至比母语还重要。目前,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在开展和实施综合语言项目。一股强劲的英语热在中国大地上震荡。
       教育部门有人提出加强“双语教育”,要求大中小学除加强英语教学外,还用英语进行教学;主张英语教学从幼儿抓起,要求有条件的幼儿园教学英语。相当多的学生家长对孩子的英语学习倾注了大量心血。除了学校的正规教育以外,社会上的各类英语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目前中国共有英语培训教育机构3000余家②,强大的消费需求加上市场化运作使任何一种经营模式都能赚钱。另外,我国目前涉及英语教育的书籍、音像产品、助学工具软件十分畅销,英文原版书籍得以批量引进。
       现在,英语教育教学在中国已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蕴藏着无限商机。英语成为人们升学、毕业、就业、升职的必考科目,成为人们学业和事业成功的重要敲门砖。
       伴随着这种英语热的升温,我国外语教育中出现了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一是外语语种单一化的问题。目前在我国学校开设得外语语种主要是英语、俄语和日语。俄语和日语主要集中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分别有35万和12万学生学习俄语和日语,其余学生全部学习英语,学习英语与俄语的人口比例目前为198∶1。③韩语的教学在我国刚刚起步,而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一些语种开设得就更少。由此可见,我国外语语种单一化的问题已相当严重。
       二是随着英语越来越被重视,社会上出现了轻视、冷落母语的现象,认为学英语有用、学母语无用;学英语不下苦功不行,而母语是从小就会的,不必花力气去学习。于是母语基础削弱,水平下降,母语使用混乱、表达不清的现象随处可见。这一现象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那么,产生上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建
       * 本文为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吉林省网络语言使用状况调查及国内外相关语言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007183)”和吉林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网络语言使用现状调查及其规范化研究(项目编号:吉教科文合字[2006]第自21号)”阶段性成果。
       国以来的外语教育政策作一简单回顾。
       二、我国建国以来外语教育政策回顾
       我国的基本语言政策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语言使用的两条规定中。《宪法》第四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第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20世纪50年代,由于我国当时在外交上过度倾向于苏联,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俄语成为当时的第一外语。1953年教育部下达了《关于高等师范学校、英语、体育、政治等系科的调整设置的决定》,决定中说:“由于全国开设英语课的中学逐渐减少,计划今后只有少数中学保留英语课,因之,高师的英语系应大量减少。为此,决定只保留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负责培养全国的中学英语师资。其他各校的英语系一律停办。”1954年教育部又下达了关于当年秋季中学外语课设置的通知,通知规定,从1954年秋季开始初中不再开设外语课,已经开设的一律停授。④这两项决定给我国外语教育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外语教育片面发展,俄语发展过于迅速,超过实际需要,而英语教育不仅规模大为缩小,而且水平下降。许多中学英语教师改行,造成英语教师的大批流失,曾一度使我国长期严重缺乏英语教师,这种负面影响持续了十年以上。
       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从中国撤走大批专家,中苏关系恶化。与此同时,我国与西方国家以及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更多的外交与经贸关系,需要大量外交与经贸方面的翻译人才,同时也需要大量的外语教师。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在外语教育方面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制定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二是建立一批外国语学校,为外语院系准备更好的生源。纲要特别提出:“学校教育中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大力调整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开设外语课的语种比例。学习英语的人数要大量增加,学习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德语的人数也要适当增加;学习其他非通用语种的人数也要占一定比例。学习俄语的人数要适当收缩,适应实际需要即可。”⑤这是首次在我国的正式文件中提出英语为我国学校教育的第一外语。七年规划是一个很好的规划,但是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而未能得到真正贯彻执行。
       1978年以后我国外语教育发展迅速,特别是英语教育发展更快。1979年3 月教育部关于加强外语教育的通知中提出,语种布局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关于语种的方针是:“当前主要的任务还是大力发展英语教育,但也要适当注意日、法、德、俄等其他通用语种的教育。”⑥1982年,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外语教育的意见中提出:“中学语种设置,从全国来说,以英语为主,俄语应占一定比例,有合格师资条件的学校,可根据需要适当开设日语。”⑦至此,英语成了中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外语。
       三、建议
       在我国目前外语语种单一化的问题上,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失误是因为片面夸大了俄语的重要性,把比例提高到了不恰当的程度,使得英语教学水平大为下降,那么,在今天是否又有以英语代替一切外语的倾向呢?当然,我们应该考虑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这种强势地位,但是即便如此,也应该充分考虑语言的多样性,考虑到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我国在外语方面的实际需要。究竟英、俄、日、德、法等外语语种在大学和中学教学中所占的比例应为多少,非通用语种应该发展多少种,这是需要经过细致的研究和科学的论证的,也正是我国语言规划部门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上,根据一时之需仓促作出的决定会使外语教育片面发展,给外语教育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我国20世纪50年代外语教育政策的失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项政策一旦得到实施,必然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作用,中途改变政策并不能立即扭转已经开始的过程,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更是如此。教育政策失误的代价往往是高昂的,后果也往往是在多年之后才显现出来。因此在制定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时,必须注意将当前的政治经济需要与长远的教育事业需要协调一致,并参考和借鉴国内外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才能制定出全面、均衡、科学的政策和规划。
       在解决我国目前外语语种单一化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参考澳大利亚的成功经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外语语种的选择上采取了多语言、多文化的措施,并根据需要适时进行调整。如1987年澳大利亚的《语言问题国家政策》强调了加强阿拉伯语、汉语、法语、德语、印尼语、日语等9种语言的学习。1991年发布的白皮书根据变化了的形势确定了包括前面9种语言在内的共14种优先语言。白皮书还建议每个省均应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从白皮书所列的14种优先语言中选出8种作为本省的优先语言。为了鼓励学生学习各种优先语言,联邦政府对学生每选一门优先语言提供300澳元的特殊津贴。⑧这种多语言、多文化的政策可以有效避免外语语种单一化问题的出现,因此,是我国在制定外语教育政策时应该借鉴的。
       在对待母语和外语的关系和地位问题上,中国应用语言学会会长陈章太教授在2006年5月8日的《中国教育报》上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英语热是正常的现象,英语作为强势语言,已越来越显示其世界通用语的作用。我国目前兴起的英语热,这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我们应当理智、实际地看待它;加强英语教学、提高英语水平,适当扩大英语的使用,这是必要的。但英语毕竟是一种外语,不是我国的一种母语,不能同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双语相混,对英语的作用不宜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更不能滥用或乱用,不能冲击、损害母语,也不能影响其他外语的教学与使用。”⑨
       母语是民族凝聚力的象征,民族有了凝聚力,经济发展才会有动力。因此,我们在大力提倡学英语的今天,还要极力维护汉语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不能忽视母语的教学和普通话的推广。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借助我国综合国力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大力推进对外汉语教学,扩大汉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传播中国优秀文化,使之走向世界。在这方面,我国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据悉,目前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中正在学习汉语的人数约有3000万,世界各地有2000多所大学开设汉语课,来华留学的外国学生急剧增加,2004年就超过10万名。我国还在世界各地陆续设立“孔子学院”,教授和推广汉语,各国参加汉语水平考试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应该把它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加强汉语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
       总之,语言政策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处理得是否妥当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局稳定、民族团结和国际地位,因此应该引起语言工作者、尤其是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者足够的重视。■
       注释
       ① 朱寅年:《英语PK母语:此消彼长的“冤家”》,《现代教育报》,2006年5月22日。
       ② 后蕾:《对当前“语言消费”现象的几点思考》,《语言学研究》,2003年第8期。
       ③ 胡文仲:《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得与失》,《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期。
       ④⑤ 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中国外语教育要事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⑥⑦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97》,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8页。
       ⑧ 刘汝山、刘金侠:《澳大利亚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⑨ 陈章太:《我国当今语言生活的变化与问题》,《中国教育报》,2006年5月8日。
       [金志茹: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