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革命与马克思主义
作者：刘胜坤 薛君彦 贾丽珍 编写
《国外理论动态》 2008年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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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网站www 16 beavergroup org 2006年11月15日发表了西雅图一家报社在华盛顿大学对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所作的访谈文章，介绍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在巴迪乌思想发展中的影响，以及巴迪乌对当前政治和国际形势的看法。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记 者：我想请您谈谈60年代中期以来您的政治生涯和研究生涯。您对政治革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看法后来有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巴迪乌：在我参加政治活动的最初几年，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事件。一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反抗殖民侵略的斗争。通过这场斗争，我知道了政治信念不是数量上的问题。因为在战争开始时，只有少数人反对这场战争。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训：当你认为必要，并且认为那个事情正确时，就去做，不必在意有多少人同意你的看法。
第二个事件是1968年的五月风暴。在五月风暴中，我了解到我们必须建立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直接联系，我们不能只通过党派、社团等的中介作用来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直接在政治活动中建立这种联系。我对毛泽东思想以及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那一阶段的文化大革命的兴趣在于：一种政治信念，它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建立了某种直接的联系。
也就是说，这里有两个伟大的教训：今天，我坚信政治行动必须是一个过程，它包括原则和信念，而不必然包括大多数人，因此，存在一个实践维度；其次，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必须建立直接的联系。
那是一个开始，主观上的开始。在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等等——的相关性从属于主观的信念，也就是说你必须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去组织，去与其他人一起找到一条使理论付诸实践的道路。
记 者：您如何看待忠诚？
巴迪乌：这已经包含在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中了。对我来说，忠诚就是忠于构成我的政治主体性的伟大事件。或许还有更早先的解释，因为战争期间我父亲参与了抵抗纳粹的斗争。当然，战争期间，他并没有对我说过这些，那是生死攸关的。战争结束后，我得知他曾是一名抵抗者，他真的从事了反抗纳粹的运动。因此，对我来说，忠诚也就是忠诚于我的父亲。战争开始时，只有极少数人进行抵抗；但两三年后更多的人站了出来。这是同样的教训，这个教训来自我的父亲。
总的来说，我忠诚于两个伟大的事件：反对殖民主义的战争和68年五月风暴及其后果。不仅是五月风暴事件本身，还有其结果。忠诚是一种实践：你必须去组织一些事情，去做一些事情。这就是忠诚的意义。
记 者：您曾说过出现了断裂，整个的政治问题目前非常模糊。您也曾说过我们必须脱离政党的立场去思考政治。阶级—政党试验饱和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办？
巴迪乌：我认为忠诚并没有真正结束，它只是有时饱和了；这是我的表述。饱和就是在你最初忠诚的领域无法找到任何新事物。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说，“都结束了”。政治序列确实有开始也有结束，结束的形式就是饱和。饱和不是一种残酷的断裂，它只是意味着在这一领域寻找值得忠诚的新事物变得越来越困难。
80年代中期以来，传统框架下的革命政治似乎慢慢地饱和了：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因此我们必须找到对忠诚的忠诚那样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一种忠诚。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是一种选择，一方面是，“今天的政治领域中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性了；反动势力太强大了”。这是今天许多法国人采取的立场；这是对饱和所作的消极的解释。
当忠诚饱和时，你必须作出抉择。第一种可能是说它结束了，第二种可能是，借助某些事件——如今天发生在南美的事件——发现我所说的对忠诚的忠诚。对忠诚的忠诚不是一种继续，严格来说，也不是一种纯粹的断裂。我们必须寻找新事物。我昨天说，“从外部，可以看到一些你从内部看不见的事物”，这是寻找新事物的一个方法。
记 者：政党政治饱和之后，该怎么做呢？
巴迪乌：如果存在清楚的答案的话，这个讨论也就结束了。你必须自己去寻找答案，它不那么明确。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来看，今天我们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实验。我们必须接受经验的多样性。我们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域，不仅是缺乏像第三国际那样的事物，也缺乏统一的概念。因此，你不得不接受地方性的实验；我们在所有这些事情上必须共同努力。在哲学概念、经济学概念和历史概念的帮助下，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综合。
我认为我们的这个世纪与19世纪，而不是20世纪更相似。用一个比喻来说的话，是更接近马克思，而不是列宁。列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思想家，他发明了许多政治新概念，认为我们能够取得胜利，革命是可能的。但今天局面完全不一样了，今天革命思想本身是很模糊的。但是我们可以像马克思那样去做——这是一个比喻，一种形象。你必须去思考普通经验、哲学方向和新研究等的多样性，你必须像马克思本人那样去做这些事情。
在资本主义的残酷程度上，今天的情况也和19世纪相似。这并不完全是新事物；在19世纪的英格兰，资本主义是一种可怕的暴行，它的法律反对穷人，等等。今天，资本主义中存在暴力和玩世不恭的成分很像19世纪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资本主义受到了革命行动的制约。
今天，资本家对一切都无所畏惧。他们处在原始积累的阶段，在这种形势下存在一种真正的残暴。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今天的工作是要找出一种新的综合，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就像我们19世纪的先辈那样，在政治领域，他们是我们的祖父辈，而不是我们的父辈。
记 者：我想请教一下目前的全球形势和美国与这种形势之间的关系。美国是像哈特和内格里所说的那样，只是全球主权网络中一个享有特权的节点呢，还是像列宁所说的那样，仍然扮演着传统帝国主义霸权的角色？
巴迪乌：我并不完全同意内格里的观点。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讨论，但简言之，我认为内格里的理解太体系化了。帝国最终被认为是一个系统。内格里始终认为在系统内也有产生新事物的资源，伴随着政治革命或政治解放。内格里始终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也存在新的革命斗争和解放政治的资源，资本主义的力量也是创造大众的力量。同一现象具有两个不同的方面：压迫性的一面和解放性的一面，它们是统一的。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统一，但仍然是一种统一。因此，在内格里看来，事件不是必要的，因为在解放运动中那些东西是结构性的。
我不是那样看问题的，那不是我的信念。此时此地，要讨论这个问题不太可能，因为它太专业了。但对内格里来说，一种后果就是政治领域的大问题是运动问题。运动问题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今天真正的问题不是运动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在政党之后，新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概括地来说，什么是新的政治纪律？
理论视野
什么都没有的人——没有权力，没有金钱，没有媒体，只能把他们的纪律当成一种可能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把大众纪律的第一个形式界定为工会和政党。它们之间有很多差异，但最终它们成了大众纪律的形式，让实际行动成为了可能。今天，我们不能指望这种形式继续下去。今天的实际情况是，我们在民众中没有纪律，所以我们有很大的弱点。事实上，今天最好的形势是在那些政权不掌握在反动派手中的国家中，例如，查韦斯的委内瑞拉。但这不是形势的彻底转变；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地方性的机会，仅此而已。它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从长远看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在民众中发明一种新形式的内在纪律。那将在政党的兴衰后，克服民众中长期存在的弱点。
记 者：哲学时而包容数学，时而排斥数学，这有着悠久的历史。同时代人中，只有您把哲学和数学结合了起来。您也指出，您的目标是在政治和数学之间建立一种的新的结合。在您跟数学之间个人的和偶然的因素外，今天数学和政治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为什么您认为有希望建立“政治和数学之间的新联系”？
巴迪乌：政治上的新纪律问题，在哲学上来讲，也是一个新逻辑问题。新逻辑问题也总是哲学和数学之间关系的问题。因为数学是演绎的典范，是形式理性，不是实证理性或具体理性，而是形式理性的范式。在政党政治阶段，逻辑范式是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是矛盾论。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矛盾论是整个逻辑框架的核心。在我看来，它也结束了。出于与政党政治同样的原因，黑格尔式的辩证逻辑在今天也饱和了。我们再不能仅仅利用矛盾范式了。当然，存在矛盾；这不是一个事实问题。但对于界定一种新纪律来说，我们不能直接利用逻辑矛盾；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范式。
对我来说，数学本身不是范式，但它有可能在政治领域造成一种新的逻辑范式，并最终扩展到人类所有新经验的领域。（您可能也知道，马克思本人对数学非常感兴趣。他的手稿中有长篇的关于微积分的部分，那是他自学的。）
在寻找新的逻辑范式的过程中，我们从数学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因此，我使用数学不仅是一种家学渊源或一种柏拉图式的模仿，而是真的有必要。
记 者：最近发行的《立场》杂志上有一篇关于您的后毛主义的文章，布鲁诺•波斯提尔斯引用了您曾说过的话，“最终，对我来说，毛主义证明不仅在政治哲学方面，而且在实际而有效的政治领域，最不妥协的形式主义和最激进的主观主义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但在您自己的哲学中，这种结合似乎更为松散，贯穿您的哲学的是最不妥协的形式主义。
巴迪乌：我认为我和布鲁诺•波斯提尔斯的讨论是有关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区别的。激进的主体性是政治方面的事；当我谈到毛主义时，我是在谈政治。哲学不是政治，这一点波斯提尔斯或其他人未必清楚。自然地，哲学上的形式主义——姑且使用这个词——可以帮助我们在政治领域开启某些可能性。但这不是政治上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政治上解决问题的方法从来不是在哲学框架中找到的。因此我同意，在哲学领域，我们能够找到一种适合激进主体性的形式主义，但我们在哲学领域却找不到激进主体性本身，因为激进主体性是一个行动问题，是一个介入的问题；最后，它是一个政治问题。毛主义问题和激进主义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哲学领域，我们必须找到概念框架——也就是形式主义，如果你喜欢用这个词的话，这是一个处理适合激进主体性的可能性的思想问题。因此哲学或多或少是和政治相容的，但它从来都不能替代政治。哲学和政治之间不是统一的；相反，在哲学上的形式主义和激进主体性之间却存在着某种相容性。我认为在波斯提尔斯的解释中，在政治和哲学之间存在着某种循环，这和我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关于“后毛主义”这一说法，我的理解是，毛主义是古典列宁主义框架内最后经验的名称。毛主义和列宁主义不同；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发展，但它也是革命政治的最后形式，是革命政治领域最后的尝试。之后，这一框架本身饱和了。如果我们有所谓后毛主义这样的东西，那是因为毛主义本身是这一领域的饱和物。我们可以来阐述毛泽东的著作、文化大革命，一切都很有趣，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它也是某种事物的终结，而不是开始。当然终结也是一种新事物，它是结束的开始，结束的新生。不过，在此之后，这一领域饱和了。因此后毛主义是很重要的，我们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或后列宁主义时期。
记 者：有些左翼人士探讨用直接民主来作为应对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的策略，有时是在斯宾诺莎式的“大众”概念下，有时是在无政府主义的标题下。但您似乎对民主持相当批判的态度，您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您对民主的批判？
巴迪乌：民主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国家形式的问题。那是经典的关于民主的当代定义。存在各国政府，你必须指出哪些是民主制的，哪些是专制的，等等。这是一般的定义，布什的定义，当然最后也是今天大多数人的定义。民主在这第一层意思里是一种国家形式，伴随着选举，等等。
第二个可能的民主的定义是，在政治和运动内部，真正的民主是什么。在这一点上，哈特和内格里的观念是，民主是运动的创造力。这是一个活力论的观念：民主就是运动的自发性和运动的创造性力量。最终，内格里的观念仍然内在于国家和运动的经典对立中。
一方面，我们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民主是集体运动的内在决定因素。但我认为，经典的国家与运动之间的对立已经饱和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国家压迫或压迫性的制度与运动的创造性对立起来。这是一种旧观念。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民主概念，这一概念应当超越形式民主（也就是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与具体民主（也就是民主作为一种民众运动）的对立。内格里依然处在这种经典的对立中，虽然他使用了其他的名称：用帝国代替国家，用大众代替运动，但是新名称不是新事物。
记 者：我还想请教一下有关身份政治的问题，它可以归纳为，每一种压迫都一定会在被压迫群体中引起反抗，否则压迫（种族主义的、性别歧视的、同性恋的等）就不会被察觉，您对这一身份政治持非常批判的态度。
巴迪乌：政治进程一直是一个超越了身份的问题，它要发现某种普遍身份，悖论性地说，是没有身份的身份，超越一切身份的身份。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一个名称。在1844年的手稿中，马克思写到，无产阶级的本质就是它的普遍性。它不是一种身份，它是一种非身份的身份，它是人。这就是为什么对马克思来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的原因，因为工人阶级又是普遍的，不是一种纯粹的身份。或许工人阶级的这一功能已经饱和了。我们不能仅仅用一种身份的集合来代替工人阶级已经饱和的普遍性。我们必须去寻找把身份结合起来的政治决定因素，它们的原则超越了身份。存在的最大困难是脱离工人阶级之类的东西来做此事，脱离联结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事物，因为工人阶级正是这样的事物。工人阶级的特殊性在于它处于一种个体的地位；工人阶级又是普遍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问题的解决方法在于人类群体并不真的是一种身份，它超越了身份。
我们必须做同样的事情，但可能不用这一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不能说，今天这个群体是普遍的，这个群体的解放也就是我们所有人的解放。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更形式化的东西。为什么是形式化的呢？因为它更少地铭刻于单个群体内部，它是原则之间的一种关系，是新纪律的形式主义和社会领域中的所有身份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马克思的解决方案是一种奇迹：你找到的群体它本身是普遍性的。这是一种伟大的发明。马克思这一发明的历史，就其具体的政治决定来说，与其说是普遍群体——工人阶级的历史，不如说是这一普遍群体的代表在政治组织中的历史：它是政党的历史。现在的危机是代表的危机，同时也是普遍群体这一观念的危机。
当你看到一个解放政治的序列结束时，你有一个选择：你可以在同一政治领域继续，或者你可以找到对忠诚的忠诚。在这里它们是一回事：如果工人阶级作为普遍群体这一观念饱和了，你可以说只存在身份了，因此最大的希望就是反抗某种特殊的身份。或者，你也可以说我们必须找到更为普遍的事物，但可能不再有代表性的普遍群体。■
[刘胜坤、薛君彦：渤海石油职业学院外语系；贾丽珍：渤海石油职业学院北戴河校区]
（责任编辑 飞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