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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蒯因（WVQuine，1908—2000）是美国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逻辑实用主义的创始人，曾被艾耶尔誉为20世纪继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之后影响最大的哲学家。①蒯因早年攻读数学和逻辑学，深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但始终未能全部接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蒯因在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质疑、反思和批判中，重建了知识本体论、阐述了自然化认识论和科学理论的整体论等哲学思想，形成自己的逻辑实用主义。蒯因的哲学思想具有创造性、富于启发性，对20世纪下半叶的英美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蒯因哲学思想中贯穿始终的理性精神：对于语言的关注，对于科学的尊重，对于现代逻辑的成功运用，以及不承认任何意义上的绝对真理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本文无意于全面阐述深刻而独到的蒯因哲学，而是就蒯因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质疑、反思、批判中形成的自然化的认识论及其对罗蒂“后哲学文化”的影响，以及蒯因哲学思想中蕴含的理性精神，作简要的分析研究。
       一、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
       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逻辑分析。逻辑实证主义之所以“拒斥形而上学”，是与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相联系的。“语言学转向”是西方哲学经历了自古代的“本体论转向”、近代的“认识论转向”之后的又一转折。所谓“语言学转向”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核心的分析哲学的广泛运用，它试图通过对语言形式的句法结构和语言结构的逻辑分析，去把握隐含在语词背后的经验意义，从而去推出科学主义的极端观念和形式类型的绝对权威，主张人类认识的中心就是通过对语义结构的逻辑分析、研究，来揭示哲学的一般问题。有些哲学家如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认为，几千年来哲学争论的关键就是语言问题，哲学产生形而上学的混乱和困惑是由于使用语言不当。因此，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找出病根，不是以正确的形而上学取代谬误的形而上学，而是干脆取消那些形而上学问题，使语言照其所是起作用，即所谓“拒斥形而上学”。
       蒯因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重要理论支柱是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和经验实证原则。在此理论基础上，逻辑实证主义者建立起现代归纳主义的证实理论，强调理论检验的可证实性一面。蒯因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中，恰恰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两大理论支柱进行质疑。蒯因认为，在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区分。如果对分析命题追问到底，就会发现其归根结蒂也是综合的，与经验相关。他举的著名例子就是：“单身汉是没有结婚的男人。”蒯因还把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叫做“激进的还原论”，因为它坚持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能翻译成直接经验的陈述。蒯因坚决反对这种还原主义，并提出他的整体论的重要观点，认为检验知识的意义单位应是科学的整体，经验的检验始终面对整个科学体系。
       蒯因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两个教条的批判，是对逻辑实证主义运动、乃至整个分析哲学的颠覆。蒯因对逻辑实证主义进行反思批判的结果之一，就是形成了自然化的认识论。
       二、自然化的认识论
       虽然蒯因批驳了“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但他并不是要摧毁经验论，而是要坚持一种更彻底的经验论：我们认识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的惟一凭借或出发点，就是外部世界与我们的感官的相互接触和相互作用，用行为主义的话语来说，就是感觉刺激。从如此贫乏的输入——感觉刺激，产生如此汹涌的输出——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丰富理论，我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就是蒯因哲学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只不过是在经验论的立场上、通过引入自然主义和行为主义要素来回答。②在回答其中心问题的基础上，蒯因重建了知识本体论、阐述了自然化的认识论，并提出了科学理论的整体论思想等哲学思想。
       蒯因的自然化的认识论就是实际地说明我们如何在贫乏的感觉刺激(观察)基础上，达到关于世界丰富的科学理论，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到蒯因对于语言的关注和对于科学的尊重的理性精神。蒯因认为认识论应该研究事实上怎样根据观察创造科学，应该利用经验科学研究成果来理解观察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应该描述认识的心理过程。蒯因对科学的尊重，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力图把认识自然科学化，使哲学成为整个自然科学事业的构成部分。蒯因此举的目的在于为哲学寻找新的出路，以走出休谟以来人类认识的困境。
       蒯因认为：“休谟困境就是人类的困境。”什么是“休谟困境”？“休谟困境”就是休谟著名的“归纳问题”，亦称“休谟问题”。休谟认为，因果联系观念是不能从理性的推论得来的，从观念的比较中得不出“原因和结果之间有一种必然联系”的论断，“原因和结果的发现，是不能通过理性的，只能通过经验的”。经验是我们关于因果关系的一切推论和结论的基础。那么，为什么可以把过去的经验扩展到将来？这种推理过程和联系究竟是怎样的？在休谟看来，这种推理实际上是一个归纳推理。这个归纳推理由两个命题组成：其一是“我曾经见到这样一个事物经常有这样一个结果跟随着”，其二是“我预见到别的表面上相似的事物也含有相似的结果跟随着”。这两个命题，一个是前提，一个是结论。怎样从前提过渡到结论，从过去推断到未来，从个别转化到一般？这一问题令休谟百思不得其解。③
       休谟问题的提出，给人们指出了人类认识的困境。蒯因认为，逻辑实证主义的现代归纳主义未能走出此困境。蒯因自然化的认识论是寻求哲学新的出路，走出休谟困境的一种新的尝试。自然化的认识论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学转向”转入“心理学转向”。所谓认识论的“心理学转向”即是自然主义主张的认识论与心理学相汇合，实质上是认识论作为一个知识领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为描述的、经验的、科学的认识论，认识论成为心理学的分支，因而也是自然科学的分支。在谈到自然化的认识论的特征、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时，蒯因说道：“认识论，或者其他类似于它的东西，单纯作为心理学的一章，从而是自然科学的一章。它研究的是自然的现象，即物理的人类主体。这一人类主体被给予某种实验控制的输入，又提供关于三维外部世界及其历史的描述作为输出。贫乏的输入和汹涌的输出之间的关系，正是我们要加以研究的。而推动我们研究它的，是由于一些总是推动认识论的几乎同样的理由，这就是：为了弄清楚证据是如何与理论相关联的，以及人的自然理论是以何种方式超越任何现成证据的。”④
       自然化的认识论主张在科学之内研究科学，它的标准也是科学自身的标准。自然化的认识论目的在于使自己成为科学事实的延续。蒯因把知识看成是一个有机的、开放的整体系统，其来源与基础是经验，知识的对象是物理客体或外部世界，物理对象是感觉刺激的来源，物理对象通过在主体的感觉表层上引起的效应而被我们所认识。蒯因认为，世界和事物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其中只有少数事物在主体的感觉表层上产生效应，视觉、听觉、嗅觉等各种感觉不过是世界和事物在感觉表层上留下的“贫乏的痕迹”，即输入。人们用语言或文字对外部世界或物理对象及其历史所作的描述，即是主体的输出。人们根据这些贫乏的“输入”，以一定的方式获得丰富的、源源不竭的“输出”，获得丰富的、可修正的知识和理论。人类在自己概念主权领域内进行自由创造，描述世界的多样性。蒯因极其强调在描述世界多样性时语言的重要作用，自然主义的语言观在其认识论中处于基础地位。
       在蒯因看来，人类知识是世界和主体两方面因素组成的产物，包含着世界的贡献和主体的贡献。因而知识是世界的暗示、线索与主体创造之和。如果从人的世界观和自然知识中去掉世界的成分，减去世界的贡献，得到的差就是主体的纯贡献。只要实现这种运算，就可以知道人的概念主权范围，发现一切科学本身是人的自由创造。在科学范围内，人可以修改理论，根据一定的原则调整理论假说，使之与观察材料相符合。
       
       那么，有没有终极真理？有没有绝对真理？很显然，在真理问题上，蒯因不承认任何终极真理、绝对真理，这是蒯因科学主义态度在真理问题上的具体体现。科学态度至少包括两个关键要素：实验与怀疑精神，而怀疑精神必然拒斥任何不可错的绝对真理。科学理论在相当程度上是科学家在主体有限的感觉、“贫乏的痕迹”上能动地创造的结果。因此，科学理论是作为整体面对感觉经验的，经验内容不能在其中的个别句子之间分配，在遇到顽强不屈的经验反常时，理论整体的任何一个陈述在原则上都可以修正。所以，不存在必然为真的先验知识，不存在没有经验内容因而不可错的分析命题，也不存在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绝对界限。蒯因把一切知识直接地奠定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上，从而拒斥了一切不可错的终极真理。这样，使一切知识、科学理论永远面对经验证据的检验，并永远接受怀疑和挑战。
       蒯因自然化的认识论是在逻辑实证主义的现代归纳主义认识论未能走出休谟困境的背景下寻求哲学出路的一种尝试。蒯因在驳斥逻辑实证主义两大理论支柱的同时另辟蹊径，在认识论中从概念上引入了物理对象，视其为不可简约的假定物，把人类知识看作是物理对象和人的主观因素组合的产物。人类可以在自己的概念主权领域自由创造，在科学范围内，人可以修正理论、调整理论，使之与观察材料相符合。蒯因力求使认识论自然科学化，试图用他的认识论来摆脱人类认识的困境即休谟困境，终究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是，蒯因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我们可以从罗蒂“后哲学文化”的哲学思想中，领略他对20世纪下半叶英美哲学产生的深远影响。
       三、自然化的认识论对罗蒂“后哲学文化”的影响
       蒯因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他对“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的批驳及自然化的认识论，对罗蒂的“后哲学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罗蒂比蒯因走得更远，他自称不停留于蒯因，而是“一直企图将近代哲学问题背后的假定抽离出来，希望能使塞拉斯和蒯因对传统经验论的批评普遍化和扩大化”。⑤罗蒂企图从根本上摧毁自古希腊发展起来的西方哲学的认识论传统，使哲学发生革命变更。如何转向新的哲学？罗蒂提出了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表象主义和超越语言转向的“后哲学文化”理论。
       罗蒂在批判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表象主义的基础上，通过超越语言学转向走向新的哲学道路。罗蒂把语言学的转向看作是通向新的哲学道路的一个重要步骤。在罗蒂看来，许多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的哲学家标榜自己使哲学发生了革命变更，但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自然之镜”的哲学思维方式，语言学的转向并不就是哲学发展的方向，只有超越语言学转向继续前进，才能从根本意义上实现哲学的变革。
       那么，如何超越语言学转向进而走向新的哲学道路？
       蒯因的自然主义语言观对罗蒂产生了重要影响。罗蒂接受了蒯因的自然主义语言观，并把它推向了极端：罗蒂主张语言本身就是客观存在，对于哲学发问不是人的语言到底能不能表达世界，而是人如何使用语言去描述世界；认为只有语句是真的，人类通过在其中表达了语句的语言来构造真理；真理也不再是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真理是人们走向自由和解放的产物，对真理的认识只能是人的理解和自我理解活动的结果。如果说蒯因只强调了人类主体在概念主权范围内的自由创造，因而不承认有任何先验的知识和终极真理，那么罗蒂则走得更远，认为真理是人类构造的，人类的历史是成功的隐喻的历史。罗蒂从自然主义的语言观出发，通过语言的自由选择途径，对真理的构造和对历史的隐喻进行重描，试图在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之间用文学架起一座桥梁，建立起他的“拟文学哲学”。如果说蒯因在努力使认识论自然科学化，使哲学成为整个自然科学事业的构成部分，那么罗蒂则把问题由哲学领域引向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等领域，宣告了自古希腊以来的传统哲学即“自然之镜”哲学的终结，创建了“后哲学文化”理论。
       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是一种“教化哲学”。罗蒂指出:“教化”(Edification)一词“代表发现新的、较好的、更有趣的、更富成效的说话方式的这种构想”。⑥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失去了“王者之尊”，被消解于文化之中；哲学家也不再是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和其他人一样是谈话的参与者；哲学的目的不再是追求某种人类永恒的终极真理，而是“为我们的后代提供一种描述我们遇到的各种描述方法的方法，即一种对人类迄今为止已有的各种描述的描述”。⑦蒯因的哲学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罗蒂的“后哲学文化”。
       如前所述，蒯因试图用自然化的认识论来摆脱人类认识的困境即休谟困境，终究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下半叶的英美哲学，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就是其中的典型。不仅如此，蒯因哲学中蕴含的理性精神：对于科学的尊重、对于语言的关注、不承认任何意义上的绝对真理以及面对批评和反驳时的开放胸襟，给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可资借鉴的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注释
       ① 艾耶尔：《20世纪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76页。
       ② 陈波：《蒯因哲学为什么是重要的？》，http://eduphilosophyol com；http://philoruceducn。
       ③ 苗力田、李毓章：《西方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1页。
       ④ WVOQuine，Epistemology Naturalized，In H Kornblith(editor)，Naturalist Epistemology，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97,pp15－23
       ⑤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8页。
       ⑥ 同上，第315页。
       ⑦ 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张文华：山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 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