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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马克思把意识形态理论变成了科学
       近代以来，当人类开始把自己的世界建立在“劳动”基础之上，意识形态就随之产生了。意识形态的意义在于：它是人类改造世界的重要方式。
       但是，在这个概念产生之初，它就被弄得神秘而且混乱。其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思想家站在本体论的立场上，力图为资本主义历史寻找一个“元点”，并且从该“元点”出发，构建资产阶级的意识体系。
       弗兰西斯·培根最先指出了人类意识所存在的问题。他看到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存在着四种假相，即“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和“剧场假相”。这些假相影响了人类对世界的正确认识。培根由此提出建立科学认识论的要求。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概念出现于1797年。这一年法国人文主义者安东尼·德斯图·德·特拉西创立该术语，用来指称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体系。法国大革命表明了启蒙思想的积极意义。在特拉西看来，启蒙思想乃是人类经验把握世界的重要成果。他创立“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目的，就是要巩固启蒙思想开创的事业。
       然而，特拉西的意识形态理论遭到了拿破仑的反对，也遭到了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反对。拿破仑认为特拉西拘泥于“经验”而忘记了人类心灵这个历史“元点”，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则反对特拉西对人类意志和情感的忽视。这就造成了意识形态理论内部的混乱。他们都没有认识到，这种对历史元点的追求恰恰抛弃了历史，因而都深陷于意识形态之中而不能自拔。
       马克思继承了人文主义优良传统，对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科学的改造。首先，他抛弃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从历史元点出发构建思想体系的方法，相反，他走向了真实的历史。马克思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意识形态乃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运动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它是历史运动的结果，并服务于该历史运动。不仅如此，任何意识形态都不可能摆脱时代的局限性。这就是说，普世的以及永恒不变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虽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多种多样，而且显得很神秘，然而它们无一不是资产阶级利益的反映，其普遍理性的外观显然是虚假的。马克思并不否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进步作用，但是他认为，划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边界、指出其局限性，才是真正科学的态度，当然也是革命斗争的需要。
       其次，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逻辑的非科学性及其所带来的问题。他在揭露黑格尔思辩哲学的神秘性时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秘密在于，他首先创造出一个“实体”，例如“果实”，然后从这个“实体”中再生产出具体的内容，如苹果、桃、梨等等。这种哲学方法不但造成了理性的独断，消灭了现实事物的丰富性，而且造成了思想与现实的分离，让意识代替了历史、代替了具体的社会运动。
       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关系说。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要求。这是第一个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
       以往我们仅仅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当作对历史和社会分析的结果，视之为纯粹的被决定的东西，忽视了其在现代社会斗争中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比喻的理解中更是如此。事实上，意识形态理论既是马克思理论活动的科学结论，也是马克思理论活动的重要武器。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显示了与科学的历史观的亲合性，又表现出了批判现代社会的能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以及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达，充分表现了意识形态的分析与建构能力。总之，马克思通过回归历史，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将其变成了科学。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
       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容，而且使之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卢卡奇的“阶级意识”、葛兰西的“领导权”以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卢卡奇从社会的动力的角度看待意识。如果说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将经济的决定作用作为社会形态更替的惟一力量，那么卢卡奇则更重视意识的作用。任何社会过程都不是纯粹的默默的经济过程，意识形态的变化也是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力量。问题在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意识尚不能被认识到，只有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意识才能被认识。不仅如此，明确的意识形态还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卢卡奇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利益的分化将社会撕裂为不同的群体，亦即不同的阶级。阶级斗争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手段。阶级利益的根本内容以及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既规定了意识形态的性质，也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命运。卢卡奇指出，从“阶级的总体”看，“阶级意识因此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结底就是由这一意识，而不是由个别人的思想所决定的，而且只有把握这种意识才能加以辨认。这一规定从一开始就建立了把阶级意识同经验实际的、从心理学的角度可以描述、解释的人们关于自己的生活状况的思想区别开来的差异”。
       虽然卢卡奇如此规定阶级意识，然而他并不想把它引向神秘主义，因为他是从意识形态的历史作用的角度来观察意识形态的。由此我们就能够看出，虽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具有阶级的虚假性，但是其作用却不是虚假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曾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当然，资产阶级的利益规定了其意识形态的性质与范围，也就规定了其历史活动的范围。卢卡奇说明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特点：“在这场争取意识的斗争中，历史唯物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必然是相互依赖的阶级。同一个过程，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是一个解体的过程，是一场持续的危机，对无产阶级来讲，就意味着同样是以危机的形式出现的力量的积聚，是走向胜利的起点。在意识形态方面，其意义就更大：对反映了资产阶级长期垂死挣扎的社会本质的越来越深刻的洞见，对无产阶级来讲就意味着力量的不断增长。对无产阶级来讲，真理是取得胜利的武器；越是义无反顾，就越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的科学以绝望的愤怒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它那样的怒不可遏，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旦它被迫在意识形态上以此为基础的话，它也就失败了。但同时，由此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对无产阶级来讲，而且只是对无产阶级来讲，正确地洞见到社会本质是首要的力量因素，甚至也许是决定性的武器。”。卢卡奇要求，无产阶级必须超越资产阶级的意识水平，必须认识到自身作为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核心力量的作用。
       葛兰西极大地推进了意识形态研究。他改
       变了意识形态讨论的方式。他从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入手。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以“常识”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因此，与卢卡奇不同，葛兰西要求到个人的心理结构与社会情感结构中寻找意识形态。葛兰西指出：“在意识形态是历史所必需的这个意义上，它们是‘心理学的’，它们‘组织’人民群众，并创造出这样的领域——人们在其中进行活动并获得对其所处地位的意识，从而进行斗争。”基于这样的认识，他首先抛弃了关于意识形态虚假性的讨论方式，因为他认为该讨论方式本身就是错误的。葛兰西分析说，该讨论方式首先“把意识形态看作不同于结构的东西，并断言不是意识形态改变结构，而是结构改变意识形态”；其次是“断言一种既定的解决办法是‘意识形态的’——也就是说，不足以改变结构，虽然它自认为能够这样；断言它是无用的、愚蠢的等等”；第三，“人们然后转而断言每种意识形态都是‘纯粹的现象’，无用而愚蠢等等”。的确，如果仅仅把意识形态看作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被“结构”决定的，认为意识形态对“结构”没有任何作用，实际上也就取消了意识形态。葛兰西的正确在于，他坚持了意识形态的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
       葛兰西相信，“在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人们获得他们的任务意识”。这就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实质。所谓“领导权”，是指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的心理及情感的结构，成为日常生活的无意识。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革命斗争的核心内容是对民众的教育，是将民众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中解放出来，是建设一种与资产阶级文化相对立的文化，一句话，就是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的简单性就表现在斗争的简单性，即在现代社会中，只剩下了一种斗争，这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从实践看，卢卡奇与葛兰西所面对的斗争与马克思时代的斗争形势具有相似性。与此不同，阿尔都塞面对的情况就要复杂多了。阿尔都塞因此扩展了意识形态的政治范围，这就是他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阿尔都塞指出：“……要注意另一类明显支持(强制性)国家机器的实体，但一定不要把这些实体同(强制性)国家机器混淆起来。我将这类实体称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乃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方式，其主要表现为宗教的、教育的、家庭的、法律的、政党的、工会的、传媒的、文化的形式。与暴力性国家机器(如政府、行政机构、警察、法庭、监狱等)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非强制性的方式发挥着作用，因而更具有隐蔽性与欺骗性。
       阿尔都塞认识到，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重要条件。意识形态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再生产的重要前提。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其存在所需要的思想、制度。尤其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其所需要的劳动力。意识形态体现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有机性。在此意义上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国家的黏合剂与润滑剂。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启示意义
       在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时，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历史条件。卢卡奇等人所面对的是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教条主义。这种理论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经济决定主义，将丰富多彩的人类历史简化为毫无生气可言的纯粹经济的历史。它将人类活动的统一性化约为经济的惟一性。不仅如此，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也是极其错误的，因为离开人类活动来谈论历史，实际上是取消历史，因而实际上也就取消了意识形态科学。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被抽象化与教条化了，这必然导致理论与实践的分离。
       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先是20世纪初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失败，后来是20世纪中期无产阶级的不断分化所造成的革命力量的萎缩和转移。
       上述两个方面就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形式与斗争策略，换言之，意识形态斗争表现为特殊形式的社会斗争。面对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介入现实斗争，激发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活力，推进意识形态的发展就成为必然之事了。既然马克思把意识形态变成了科学，既然科学的意识形态反映了历史发展规律，那么通过意识形态科学反对经济决定论的教条主义就是最有效的途径。不惟如此，科学的意识形态还表现出这样一种特性，即斗争的具体性。它能够从社会的现实状况出发进行研究和斗争。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具有启发无产阶级意识的作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把无产阶级的斗争推向了思想文化领域，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则把无产阶级的斗争推向社会存在的各个层面。阿尔都塞的理论在20世纪产生的广泛影响足以说明意识形态作为理论工具的重要意义。
       从卢卡奇到葛兰西到阿尔都塞，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一个密切联系的历史过程。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从经济基础转移到上层建筑领域，从“阶级意识”角度强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作用；葛兰西沿着卢卡奇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指出意识形态的特性就是“霸权”，已经接近于指出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形式；阿尔都塞在葛兰西的“霸权”和“文化领导权”诸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进一步具体化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是巨大的，然而其缺陷也非常明显。施密特对阿尔都塞的批评可以作为代表。施密特指出，阿尔都塞由于过分重视结构的意识形态，因而放弃了其历史纬度。将历史与结构割裂的结果是：对规律的把握变成了对现象的单纯的描述。这就不可避免地消除了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改变了意识形态的性质，减弱了意识形态的批判力量。意识形态是属于历史的，离开了历史，意识形态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当代许多现代性理论之所以跳不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圈子，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们的非历史的态度。詹姆逊称之为“历史厌倦症”。因此，重新激活意识形态，恢复意识形态的历史纬度，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给我们的启示。
       (责任编辑　陈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