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1903—1950年）以创作政治讽喻小说闻名于世，被公认为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虽然去世多年，但无论在社会科学界还是文学批评领域，他的创作思想与政治立场一直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至今余热不减，而且对他的评价也存在着极大的争议。由于奥威尔的作品紧扣时代精神、贴近社会现实，同时对他的解读与阐释又始终受到外部政治气候的很大影响，所以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发展脉络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社会近几十年来在意识形态和文学批评上的演变轨迹，更好地把握从冷战至当下的时代特征。
       一
       就其生前而言，奥威尔的早期作品无论在批评家还是在读者当中，都没有激起多大的反响。例如被誉为“奥威尔画廊中最精美自画像”①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938），在英国出版后销量少得可怜，而在美国居然没有出版商愿意将其付梓。直到《动物农庄》（1945）的巨大成功，他才声名鹊起，而《一九八四》（1949）则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文坛的地位。但此时对奥威尔的研究多是见于报纸杂志的书评，系统性的分析尚不多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后的50年代中期。
       在冷战时期，诸多西方批评家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给奥威尔贴上了“反共作家”的简单标签，把《一九八四》说成是一部纯粹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讽喻小说，从而将这部艺术杰作纳入政治宣传品的范畴。西伦（Samuel Sillen）、安尼西莫夫（I.Anisimov）、沃尔什（James Walsh）等大批学者向奥威尔发难。依照他们的逻辑，由于奥威尔对苏联采取的是批评态度，所以他肯定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由于他在作品中大量描写人性堕落，所以他对整个人类必然持有敌意：西伦将《一九八四》斥为“玩世不恭的一派胡言”，是“反人类的恶意谩骂”；安尼西莫夫指责奥威尔“蔑视人类，意在诋毁”；沃尔什则津津乐道于奥威尔的“神经质”，以及对“一切进步势力令人沮丧的仇恨”，甚至声称奥威尔“拿着两本恐怖图书尖叫着投入到资本家出版商的怀抱里”。②以上评论所代表的，正是被意识形态所蒙蔽的极端观点。与之相应地，前苏联与东欧的批评家们则将奥威尔视为反动分子甚至社会主义的大敌，以至其作品在这些国家长期遭禁。这些阐释体现的其实是一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观：如果你批评某个阵营，就一定是敌对阵营的代言人。这种观念无疑掩盖了奥威尔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的种种不满，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的毕生求索。
       * 本文为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项目“对乔治·奥威尔的文化批评”（序号scd-070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事实上，奥威尔只是指出当时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政策上的弊端，他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思考和憧憬却始终未变。
       即使是在意识形态挂帅的冷战时期，仍然有一些研究奥威尔的专著保持了较为客观的研究态度，如爱德华·托马斯（Edward M.Thomas）的《奥威尔》（1953）、汤姆·霍普金斯（Tom Hopkins）的《乔治·奥威尔》（1953）、威利森（I.R.Willison）的《乔治·奥威尔：传记素材》（1953）、劳伦斯·布兰德（Laurence Brander）的《乔治·奥威尔》（1954）、约翰·阿特金斯（John Atkins）的《乔治·奥威尔：文学研究》（1954）、克里斯托弗·霍利斯（Christopher Hollis）的《乔治·奥威尔研究：其人其作》（1956），以及理查德·里斯（Richard Rees）的《乔治·奥威尔：来自胜利阵营的逃亡者》（1961）。布兰德与阿特金斯在“二战”中与奥威尔熟识；霍利斯与奥威尔同在伊顿就读，并在以后的岁月中时常碰面；里斯则是他生命中最后二十年的挚友。尽管这些著述拥有诸多一手材料，也颇有见地，但终归是以介绍性的概述为主，在挖掘深度上尚显不足，其中对奥威尔作品的分析与其说是文学批评，不如说是书评。
       此后出版的很多专著也存在这种问题，例如基思·阿尔德里特（Keith Alldritt）的《乔治·奥威尔的气质》（1969）、米里亚姆·格劳斯（Miriam Gross）的《乔治·奥威尔的世界》（1971）、杰弗里·梅耶斯（Jeffrey Meyers）的《乔治·奥威尔阅读指南》（1975）和《乔治·奥威尔：批评遗产》（1975，1997），以及哈蒙德（J.R.Hammond）的《乔治·奥威尔手册：小说、文献、随笔指南》（1982）。不过在70年代早期，却有两本十分值得关注的作品，即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乔治·奥威尔》（1971）和理查德·沃尔希斯（Richard J.Voorhees）的《乔治·奥威尔的悖论》（1971）。这两本书都初步展现出一定的政治洞察力。威廉斯从其惯有的文化视角审视奥威尔的个人性格与文学成就，而沃尔希斯则力图探究奥威尔的生活与作品中的各种矛盾线索。两部作品均属相关主题范围内的上乘之作，同时还对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学与政治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二
       冷战结束之后，文学批评家们开始采取较为客观的态度来研究奥威尔在政治问题上的复杂立场和观点。虽然相当一部分作品属于传记性质，但这些书并未停留在对奥威尔生平的简单叙述上，而是把更多的关注投向他的政治视野和写作思路。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彼得·斯坦斯基（Peter Stansky）与威廉·亚伯拉罕斯（William Abrahams）合著的《未知的奥威尔》（1972）以及《乔治·奥威尔的转变》（1979）就用了大量笔墨着力探讨奥威尔是“如何从一个热衷于自我、对政治几乎毫无兴趣的小作家成为一名有见解、有眼力、有使命感的重要小说家的”。③此后的传记类作品，如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的《乔治·奥威尔生平》（1980，1982，1992）、托斯科·费维尔（Tosco Fyvel）的《乔治·奥威尔个人回忆录》（1982）、斯蒂芬·沃德哈姆斯（Stephen Wadhams）的《怀念奥威尔》（1984）、奥德丽·柯帕德（Audrey Coppard）与伯纳德·克里克的《记忆中的奥威尔》（1984）、迈克尔·谢尔登（Michael Shelden）的《奥威尔：权威传记》（1991）、斯蒂芬·英格尔（Stephen Ingle）的《乔治·奥威尔的政治生活》（1993）以及彼得·戴维森（Peter Davison）的《乔治·奥威尔的文学生活》（1996）也都不同程度地突破了传统传记的撰写方式，着力关注奥威尔在写作题材上的转变和政治观点的形成。在奥威尔百年诞辰的2003年，西方学界更是涌现出许多资料详尽、剖析深刻的传记作品，较为著名的有戈登·布克尔（Gordon Bowker）的《乔治·奥威尔内情：传记》和泰勒（D.J.Taylor）的《奥威尔生平》。
       除了传记，同时期还有很多综合性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乔治·伍德科克（George Woodcock）的《水晶的精神：乔治·奥威尔研究》（1984）、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与迈克尔·默舍尔（Michael Mosher）的《奥威尔入门》（1984）、林内特·亨特（Lynette Hunter）的《乔治·奥威尔：对一种声音的求索》（1984）、帕特里克·雷利（Patrick Reilly）的《乔治·奥威尔：时代的敌手》（1986）、科特尼·威姆斯（Courtney T.Wemyss）与阿列克谢·乌格林斯基（Alexej Ugrinsky）的《乔治·奥威尔》（1987）、杰弗里·梅耶斯（Jeffrey Meyers）的《奥威尔：一代人的冷峻良知》（2000）、安东尼·斯图尔特（Anthony Stewart）的《乔治·奥威尔，双重性，庄重的价值观》（2003），以及约翰·罗登（John Rodden）的《来世的情景：乔治·奥威尔的遗产》（2003）。这些研究覆盖了奥威尔大多数的作品，并将其人生经历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紧密结合了起来。
       
       毫无疑问，政治始终是研究奥威尔的学者最为关注的方面。奥威尔在政治文学中的地位极高，以至于几乎所有相关主题的书籍都把他列入研究范畴，如弗劳尔（J.E.Flower）、莫里斯（J.A.Morris）、威廉斯（C.E.Williams）合著的《现代英、法、德的作家与政治》（1977），迈克尔·瓦尔丁的《政治小说》（1980），埃里克·戈特利布的《反乌托邦小说：东方与西方》（2001）都是如此。在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所著的《政治与文学论集》（1989）中，作者拿出整整三章来研究奥威尔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政治立场，其中对奥威尔与英国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讨论尤为敏锐。当然，也有大量专门针对奥威尔的政治观的著作，例如亚历克斯·兹威德林（Alex Zwerdling）的《奥威尔与左派》（1974）、克里斯托弗·诺里斯（Christopher Norris）的《奥威尔：来自左派的观点》（1984）、阿洛克·赖伊（Alok Rai）的《奥威尔与绝望的政治》（1988），以及约翰·纽辛格（John Newsinger）的《奥威尔的政治学》（1999），所有这些研究都涉及政治、宣传、阶级关系和国家权力这些重大问题。这些评论颇具启发意义，可以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奥威尔的立场及其作品所处的时代背景。
       此时的奥威尔早已不再是反苏宣传作家这一旧有形象，而是被赋予了很多截然不同的阐释。人们逐渐认识到，他所描写的极权主义策略和寡头政治同样存在于西方世界，而他笔下那梦魇般的世界决不代表社会主义的未来，而是社会主义未能战胜资本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可能后果。他们还发现：象征独裁主义政体的权力集中现象，已然超出政治范畴，延伸到了工业生产、经济管理、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埃利希·弗罗姆（Erich Fromm）在讨论《一九八四》时就曾特别向读者指出美国与西欧的社会问题以及隐藏其后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他看来，奥威尔所谴责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很多趋向都是属于极权主义政体范畴的。④
       与此同时，各种文学理论和批评流派也各显其能，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拓展了奥威尔研究的视野。学者们不仅仅考查其代表作《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还把目光瞄向他的其他作品，随之也出现了大量新颖的观点。心理分析、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方法得以应用，极大地丰富了研究成果。比如说，不少专著对奥威尔的语言观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博尔顿（W.F.Bolton）的《〈一九八四〉的语言：奥威尔的英语与我们的英语》（1984）、约翰·韦斯利·杨（John Wesley Young）的《极权主义语言：奥威尔的新话及其纳粹前身》（1991），以及罗杰·福勒（Roger Fowler）的《乔治·奥威尔的语言》（1995）都是典型代表。这些著作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出发，既探讨了奥威尔本人的语体风格，也考查了他作品中当权者的语言策略。不过同专著比起来，科研论文的研究角度似乎更为具体，研究对象和方法包括英国人的阳刚气质（如纳林·阿索卡·贾亚森纳的《20世纪殖民地的男性身份》）、宗教（如保罗·格里菲思的《基督徒眼中的奥威尔》和劳伦斯·杜甘的《奥威尔与天主教教义》）、性别研究（如达芙妮·帕泰的《奥威尔之谜：男性意识形态的研究》）、精神病理分析（如亚伦·罗森菲尔德的《奥威尔，品钦，偏执狂的诗学》）等，甚至还有跨学科研究（如哈里·斯特拉伯的《边沁的圆形监狱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就结合了建筑学、心理学和伦理学方面的知识）。
       2003年，美国韦斯利学院举办了一场国际性的专题研讨会，主题便是奥威尔的“精神遗产与持久影响”，研讨题目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冷战、极权主义国家等，还有一些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包括大众文化和传媒时代。⑤而同年出版的由约翰·布兰尼根（John Brannigan）撰写的《从奥威尔到当今：1945到2000的英国文学》更是将奥威尔视为英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最近几年，有些评论家甚至借用奥威尔的政治观来考查当今的国际局势，诸如巴以问题和伊拉克战争（如劳伦斯·戴维森2004年所著的《巴以话语中的奥威尔主义和卡夫卡风格》，以及詹姆斯·泰纳2006年所著的《战争的交易：被占伊拉克的工人、战士和人质》），所得出的结论也颇有说服力和启发性。近两年的主要研究成果当属托马斯·卡什曼（Thomas Cushman）的《乔治·奥威尔：走进21世纪》（2004）、斯蒂芬·英格尔的《乔治·奥威尔的社会与政治思想》（2006），以及约翰·罗登主编的《剑桥乔治·奥威尔指南》（2007）。
       三
       上述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奥威尔的认识，同时也难免引发诸多争议。即使从某一个角度审视奥威尔，批评家们也可能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早在1961年，沃尔希斯就曾指出：“乔治·奥威尔或许算是他那个时代最自相矛盾的英国作家了。他本人就是个知识分子，却频频谴责知识界。尽管他对政治持有根本性的恐惧，却又是个一流的政治作家。他是个成功的宣传作家，却又不断告诫读者当心他的偏见。他对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持有极为轻蔑的态度，可是又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英国。在其书中，他痛感现代社会的暴虐，自己却在西班牙内战中差点被打死。虽然长年身体不好，他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虽然敏感有加，面对最恶劣的环境，他却毫无怨言。”⑥林内特·亨特则罗列出一些出现在奥威尔身上的更为具体的两重性：“有的评论家声称宗教与伦理是其作品的基础，有的却信誓旦旦地说他对两者都没有兴趣。就基督教神学自身而言，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说他是支持自己一方的。有人称他是理性主义者，有人则称他是感伤主义者；他支持科学，又反对科学；他是客观主义者，也是主观主义者，或者两者都是，所以又成了唯我论者。与之相似，时常有人批评他过于抬高个人，时而又有人批评他过于贬低个人；时而有人批评他无视生命的‘先决’性，时而又有人批评他相信制度变迁的确定模式。”⑦
       奥威尔的立场令学者们实在难以对之进行简单的分类。除去外部因素（如某些批评家的立场问题、历史背景的巨变、新视角的不断涌现等）之外，奥威尔本人特立独行的无常性格也是造成这种争议的部分原因。例如，他的政治立场很不一致，尤其体现在他模糊的社会主义观上，其构成往往相互矛盾，结果便导致“几乎任何政治类别都能够从他身上找到某些符合自身信念的东西，而且颇具说服力”。⑧这些矛盾是由很多因素共同造成的。最显而易见的一点便是，尽管奥威尔对现代政治思想贡献良多，但他决非一名职业的政治思想家。他的社会主义观常常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而且缺乏清晰的界定，以至于“如果有人仅仅在某一个特定的场合或者某一个特定的阶段探究他的话，对他必定会产生误读”。⑨通常而言，作为集中型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其优于自由资本主义之处主要在于：资本主义的国家利益与私营公司的利益常常背道而驰，从而导致个人私利同公共必要性之间的冲突。而奥威尔对社会主义的赞同却来自纯粹的道德考虑，尤其是阶级之间与民族之间的平等。他极力呼吁道德价值，而对社会主义的根本性问题，如国家所有制、生产资料、社会转型方式、经济体制的历史演进等极少关注，甚至声称“只要是懂得贫穷为何物的人”，“只要对专制与战争心怀怨恨的人”都是“社会主义的潜在支持者”。⑩这些言论都是极为情绪化的。奥威尔本人在30年代后期也曾直言不讳地说：“事实上，我还没有一个界定明确的政治观点。我支持社会主义，纯粹是因为厌恶贫苦产业工人遭受压迫和轻视的方式，而不是出自对计划型社会理论上的仰慕。”这番话清晰地表现出，奥威尔的社会主义观十分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无怪乎弗里德里克·卡尔批评奥威尔版本的社会主义“太过宽泛，似乎没有实现的可能，太富诗情画意，在工业化社会毫无意义”。
       
       随着时代的变化，对奥威尔的解读很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矛盾与争议之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矛盾与争议反倒凸显出他的重要地位。正如亨特所言：“对其哲学、文学、政治思想的评论，范围之广、差异之大、矛盾之深，正体现出他作品的丰富性，以及奥威尔本人对当代事务复杂性的综合把握。”实际上，他的作品虽然取材不同、看法各异，但其主旨大体还是一致的，那就是广泛意义上的反极权。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一九八四》的主题阐释，其相关结论的多样性（有的甚至背离奥威尔本人的初衷），就好比“文化意义上的罗夏测试”，恰恰表现出这本书的地位和影响力。可以预想的是，未来的奥威尔研究主题将不断拓展，而这也将进一步验证其作品同当今社会的关联性。
       注释
       ① Laurence Brander，George Orwell，.London，New York，Toronto：Longmans，Green and Co Ltd.，1956，p.131.
       ② Jeffrey Meyers（ed.），George Orwell：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1997，p.27.
       ③ Peter Stansky and William Abrahams，Orwell：The Transformation，London：Granada Publishing Limited，1979，pp.108-109.
       ④ Erich Fromm，“An Afterword for Nineteen EightyFour”,Nineteen EightyFour：A Novel，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81，pp.266-267.
       ⑤ William H.Pritchard，“Orwell Matters”，The Hudson Review，pp.183-190.
       ⑥ Richard J.Voorhees，The Paradox of George Orwell,Indianapolis：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71，p.15.
       ⑦ Lynette Hunter，George Orwell：The Search for a Voice,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4，p.6.
       ⑧ W.F.Bolton，The Language of 1984：Orwells English and Ours,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84，p.16.
       ⑨ Bernard Crick，Essays on Politics and Literature,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89，p.193.
       ⑩ George Orwell，The Road to Wigan Pier,San Diego，New York，London：Harcourt，Inc.，1958，p.217.
       (11)George Orwell，The Collected Essays，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George Orwell（4 vols）,Sonia Orwell & Ian Angus（ed.）,London：Secker & Warburg，1968，p.267.
       (12) Frederick R.Karl，A Readers Guide to the Contemporary English Novel,New York：Farrar，Straus & Giroux，2005，pp.164-165.
       (13)R.B.Douglas，“The Fate of Orwells Warning”,Thought，1985，Vol.60，p.263.
       [李锋：上海财经大学外语系]
       （责任编辑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