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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刊《国际社会主义》2007年春季号(总第115期)发表了约翰·纽赞尔题为《布朗从改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旅程》的文章，分析了英国首相布朗在政治和思想立场上的转变过程：从青年时代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布朗的政治和思想观点尽管有所变化，但他既反对左翼的社会主义，又拒斥放弃斗争的改良主义，始终坚持某种充满战斗性的改良主义。然而。英国工党1992年大选的失败使布朗相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资产阶级获得了胜利，最终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1989年，戈登·布朗在对撒切尔主义的控诉书《贪婪之所在》中激烈抨击了英国的不平等。此外，在1997年工党选举胜利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不平等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既然布朗在新工党政府中担任财政大臣十余年，他又做过些什么来纠正撒切尔时期的不公平和不平等?他不仅什么也没做，而且不平等的状况在新工党执政时期还在继续恶化。当1997年新工党开始执政时，在最富有的1％的人手中，所掌握的国家财富的比例增加到20％。到2004年，这个比例上升至24％。
       对于执政前的严重的不平等，布朗当年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警告说，当与惊人的私人权力大规模集中并存时，来之不易的政治和社会权利总是会陷入危险之中。前进的道路是缔造“一个强大的经济民主”。这就是他的社会主义构想。然而，作为“强大的经济民主”的拥护者，布朗是如何变成私有化、市场、超级富豪的利益、全球化和整个新自由主义议程的拥护者的呢?
       从激进学生到工党议员
       1967年，布朗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成为反叛学生的一员。尽管当时布朗受到了激进观点影响，但他并没有参加任何直接的政治行动。1969年他加入工党，相信苏格兰工党能够被改造成激进变革的工具。1972年，布朗继续参与学生政治，按照“学生力量”(studentpower)的竞选纲领来竞选名誉校长。布朗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并且立即要求学校支持增加拨款的运动。在他担任名誉校长期间，他在学校法庭上为工人阶级代表辩护。布朗曾积极地参加“智利团结运动”(Chile Solidarity Cam-paign)。在1974年导致希思政府下台的大罢工期间，布朗还曾支持矿工。
       1975年，布朗主编了《苏格兰红皮书》一书。这本书是新左派的激进政治纪念文集。布朗本人的文章谴责“使苏格兰人生活变糟糕的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并且认为时代迫切需要“再次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各种理想”。1976年，布朗当选为苏格兰工党执委会委员。1983年，当撒切尔挟着福克兰群岛战争的胜利获得大选胜利的时候．布朗当选为丹佛姆林东区工党议员。
       在1984－1985年的矿工大罢工中，撒切尔政府对工人运动的进攻达到了高潮。正是在此时，布朗成为工党的下议院议员。他面对着阶级斗争的这一转折点，作为一个左翼工党议员，他决不会拥抱极左倾的社会主义，而是仍然继续提倡改良主义。他相信，改良主义会壮大工人阶级的力量，挫败资本家敌人，完成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在罢工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出版了苏格兰独立工党领袖詹姆斯·麦克斯顿的传记。出于对工人阶级的热爱，这本书的写作使他花了20年的时间。对今天的布朗来说，任何对麦克斯顿的同情都是不可思议的，但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布朗来说却非如此。他带着同情的态度对麦克斯顿作出了学术性的解释，赞扬充满战斗精神的改良主义传统，仍然对矿工的失败充满了怒火。
       一些评论家认为这本书标志着布朗的转折点：他赞美麦克斯顿在原则上的不妥协态度，但最终却抛弃了这种态度，因为它只会导致政治上的无能。当然，布朗也认识到同时代人对麦克斯顿“纯粹主义”的批评，但是他仍然抵制这些批评。他坚持认为，必须在当时的环境中来看待麦克斯顿在上世纪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生涯。正当“大萧条”呼唤激进政治行动的时候，英国工党似乎由于极大的挑战而陷入动弹不得的状态中。他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工党，而不是针对麦克斯顿。毫无疑问，这时布朗仍然忠于某种战斗性的改良主义。
       在1989年《贪婪之所在》一书中，布朗继续谴责撒切尔及其工作，并且为一种左翼的凯恩斯式改良主义辩护。是什么使他转变成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的呢?
       新工党的设计师?
       1992年大选的失败，通常被认为是布朗从改良社会主义者转变成新自由主义者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强化了布朗正在进行的转变而已。对于布朗而言，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世界范围，阶级斗争已经结束，资产阶级赢得了胜利。一旦接受这一点，布朗就以其刚刚转变的全部热情接受了新自由主义议程。
       回顾过去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工党的首席设计师是布朗而非布莱尔。布莱尔更像个推销员。到目前为止，布朗是推进新自由主义议程的最主要的工党领导人。然而，当1994年5月工党领袖约翰·史密斯由于心脏病发作去世的时候，布朗发现在自己竞争工党领袖时不敌布莱尔的策略。他认为自己被自己信任的人所背叛，这是他永远不会忘记和原谅的。然而，他的地位仍是非常巩固。他与布莱尔达成协议(咖啡沙冰协议)，这个协议使他能够左右未来工党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此外，布莱尔还承诺在不远的将来会把首相转交给他。这个史无前例的协议证明了布朗在一定程度上是新工党背后的驱动力。
       作为影子内阁的财政大臣，布朗在把工党改造成新工党——即“商业政党”——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一次演讲中，他坚称，工党已经接受撒切尔主义的结果，接受了市场力量，适应了所谓的全球化现实，并且对企业家的爱护超过了其他人。他甚至试图为自己打造一个商业背景。尽管以前有一些工党政治家曾经试图为自己创造出工人阶级背景，但布朗却是第一个努力为自己创造出资本家背景的人。
       “英国最适宜全球化”
       尽管在特殊的场合，布朗仍然承认需要向“企业家的、弹性劳动力市场的美国”学习很多，但是自从担任财政大臣以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都经常向商界听众吹嘘，新工党是怎样使英国具有“欧洲最友好的商业环境”的。布朗的一些演讲被收录在近期出版的《1997－2006年演讲录》中。这些演讲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表明了他把自己从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改造成一个成熟的新自由主义者的方式。在2002年社会市场基金会的演讲中，布朗承认使英国变成商业和富人的天堂中断了工党百年来的历史。事实上，他继续警告说，我们需要与工党的历史进行一个更为彻底的决裂。鉴于过去左翼认为市场会“导致不平等、不安全和不公平”，他现在自信地断言，促进市场经济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更强大的经济、更公平的社会”的目标。他实际上继续发表同样的言论来指责保守党不充分的市场导向。使工党
       政策做出“基本的改变”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他现在“对英国将成为世界的灯塔、企业和公平共同前进”充满了信心。
       布朗甚至准备对撒切尔的贡献表示赞赏，撒切尔将不再是“英国未来的背叛者”，而是国家的救世主。在2004年7月的一次演讲中，他的赞美令人生厌，他说：“撒切尔认识到英国需要彻底改造自身，并且需要重新找到一种全新而至关重要的自信。”他继续说：“撒切尔懂得，我们可以从我们过去的光荣中获得力量，这可以指引我们到达未来繁荣昌盛的道路。”虽然撒切尔有过错误，但是仍然有许多“进步、成就和重要的改变”。在同一篇演讲中，他历数了英国光荣历史上的“真正成就”，包括国家的“帝国使命”和英国曾经是“在当时世界经济中最强大的帝国”这样一个事实。
       根据布朗所说，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将工党改造成一个“商业政党”，更重要的是对英国文化的改造。2001年7月，他极力主张英国创造“一种真正的企业文化”。他继续说：我们希望每个青年在学校学习商业和企业；使每个大学生都能意识到商业机遇并进行创业；每位教师都能传播商业和企业的美德和潜能。对布朗来说，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更深更广的企业文化的创造，在那里企业向所有人开放”。
       在接下来的一年(2002年12月)，布朗在企业增长奖(Growing Business Awards)的讲话中回到了这个主题。他吹嘘说，新工党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企业家成为青年人的偶像”，并且“在每个领域中都创造出成功的商业领袖偶像”。他们正在创造“一个更深更广的企业文化”。事实上，英国文化必须“美国化”。
       2005年12月2日，在伦敦推进企业发展会议上，布朗向商业领袖们发表演讲，称赞这次会议是“合作伙伴关系的具体表现”。他们有着“一样的日程”，新工党的前进是可靠的。他告诉他的听众，他对“教育上优先照顾”的会议有着特别的期待。布朗允诺：“如果我们共同工作后，我相信我们应该证明英国最适宜全球化，全球化同样最适宜英国。”
       旋转的政治
       布朗是怎样以比布莱尔更左的形象出现在某些人面前的呢?这来自于一种深思熟虑的努力，即把新工党定位在工党的传统中，论证它是“克罗斯兰主义”(Croslandism)的发展。在这个努力中，布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98年，布朗建议邮局私有化。当时的贸易工商大臣曼德尔森对此表示反对，建议邮局仍然留在公共部门内，但应该给予商业上的“自由”。在这场特殊的斗争中，曼德尔森取得了胜利。
       关于最低工资政策也能够讲出许多相同的故事。这不可避免地被新工党的支持者称赞为他的伟大成就之一。然而，布朗之所以同意最低工资政策，仅仅是因为从1938年就实行最低工资政策的美国表明它并没有给企业带来严重的不利。事实上，美国的经历最终证明，最低工资政策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工人阶级生活标准和工作条件的持续进攻并不冲突。这一切的保证是最低工资被设定得足够低。在英国，就像西蒙·詹金所评论的那样，最低工资设定得太低了，“几乎看不见”。为此负责的应该是布朗。
       当最低工资应改为每小时3.70英镑的建议被提出时，布朗坚持认为大多数的企业只能负担每小时3.50英镑。面对布朗的强硬态度，并不好战的英国工会秘书长约翰·蒙克斯从中斡旋。根据汤姆·鲍尔所述，蒙克斯非常迷惑，“布朗摆出工人阶级支持者的姿态，并坚持不懈地参加运动领导人的生日宴会，但他居然会建议说英国的经济承受不起最低工资的微小增加”。蒙克斯警告布朗，如果布朗不放弃他的阻挠，他将公开这件事，并由此“阻止布朗成为工党的下任领袖”。布朗作出了让步，但是查理·威兰再一次把事件转到对他有利的一面。接替曼德尔森担任贸易工商大臣的斯蒂文·拜尔斯已经公开提倡每小时3.60英镑的标准。其背后有布朗的全力支持。现在，威兰事先向记者简要介绍了这项建议：布朗一直支持3.70英镑，但他不得不“与拜尔斯妥协……并且接受3.60英镑的最低工资”。然而，布朗始终坚持，全额支付的最低工资并不是低薪研究小组(Low Pay Unit)强烈要求的从21岁开始，而是从22岁开始。当低薪研究小组的乔治·贝恩告诉布朗，仅8000名年轻人受到影响时，布朗仍然非常强硬，他告诉贝恩“我不会允许21岁的人被划为成年人”。
       “克罗斯兰主义”和新工党
       布朗仍保有残留下来的左翼名声，但他已经开始致力于把新工党确定为“克罗斯兰主义”的政党。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克罗斯兰是工党右翼的思想旗手。然而，1997年刚开始，布朗就决心利用“克罗斯兰留给工党的丰富持久的遗产”。他意识到至少必须维持新工党与“老工党”仍然存在某种联系的伪装，即使这种联系是与工党右翼之间的联系。他紧紧抓住“克罗斯兰主义”，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在一篇后来发表在《克罗斯兰和新工党》中的演讲中，布朗强调克罗斯兰把“平等”放在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上。布朗试图用一个更现代的新工党的定义来更新克罗斯兰对平等的理解：所有人都有“就业机会”，“持续和终身的教育机会”，“走进文化的真正途径”，以及通过“权力的重新分配，使人民能够真正控制那些影响自身生活的决策”。
       这种对平等定义的更新，最大的好处在于它与“不平等”的完美契合。此外，权力再分配的途径之一是通过市场。布朗的打算是用“机会平等”取代财富和收入平等，即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成为富人。当然，这对今天的工党特别具有吸引力。但公正地说，布朗确实承认，“即使是在全球市场”，“解决财富和收入不平等”仍然会被证明是必要的。“我相信，”他写道，“不平等只有在有利于最不幸者的情况下才是正当的。”这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真正“原创性的”贡献，看起来非常像撒切尔主义者所倡导的“涓滴”(trickle-down)效应。至少，它留给布朗相当大的余地。事实上，从他担任财政大臣期间的作为来看，他已经发现，在新工党时期的英国，不平等水平的持续上升并不有利于“最不幸者”。
       2006年，布朗给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修订版写了序言。这本书于1956年首次出版，是工党右翼的思想支柱，也是盖茨科尔派修正主义的圣经。在50年后的今天，布朗称赞它的出版是“工党战后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并赞扬它的“原创性”和“时代意义”。克罗斯兰所表明的是，社会主义“关乎人类的尊严和每个人在相互支持的共同体中实现自身潜力的平等权利”。社会主义是“所有人的机会”。布朗实际上抛弃了他早期所奋力争取的“财富和收入从富人到穷人的再分配”。
       执政的新工党
       由于作出了让英格兰银行独立的决定，布朗对市场、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衷心信奉非常清楚地展现在全世界面前。不论在国内还是在
       国外，他都向资产阶级表明，他是他们的人，新工党是他们的政府。我们应该记住的是，艾德礼政府之所以实施英格兰银行国有化，原因之一是它在1931年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这次金融危机导致麦克唐纳政府垮台，使他最终叛变倒向了保守党。英格兰银行所代表的是国际金融资本的利益，而不是工党政府的利益。这是绝不允许再发生的事情，尽管英格兰银行实际上一直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布朗的行动表明，新工党绝不会与国际金融资本发生冲突。布朗是一个比撒切尔更胜一筹的撒切尔派。他的“伟大的政变”成功地把新工党定位为右翼保守党。布朗致力于所谓的“一个国家内的全球化”。当布朗最终成为“撒切尔主义梦寐以求的圣保罗”时，他开始热衷于私有化。
       布朗的疯狂私有化仍然在进行之中。他对教育和国民医疗服务私有化的所谓的反对基本上是政治欺骗。布朗带领大企业进入公共部门，这是撒切尔主义者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
       布朗通过“私人融资行动”(Private Fi-nance Initiatve)和“公私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对“公共借款”(Publicborrowing)实施了私有化。截至2003年7月，布朗吹嘘说已经完成了450项“私人融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34所医院、239所学校、12所监狱和12项废物回收计划的私人融资。到2005年，国民医疗服务由于“私人融资行动”方案而借债60亿英镑。到2005年左右，所有卫生保健投资实际上都是通过私人部门筹措资金的。
       布朗所做的工作是寻找一个途径，使政府开支对大企业来说具有吸引力且有利可图。不可避免的最终结果将是资本会有效地控制公共部门——如果这个词还恰当的话。所征得的税收必然会先用来偿还“私人融资行动”带来的债务。就国民医疗服务而言，这必然带来对政府的指责，并且有人满怀信心地预言，布朗建立这种计划的企图虽然开始时有限，但却为后来的扩张准备好了道路。
       新工党对文官制度的功能进行了有效的私有化。新工党用私人顾问取代文官制度的咨询功能。然而，1995年保守党政府花费了3亿英镑在顾问身上，2003年花费了17亿英镑，到2004年已花费了25亿英镑。事实上，从1997年到2006年，新工党的顾问费大约是700亿英镑。
       为什么工党允许所有这些事情发生?首先，包括终身党员在内的许多党员用脚来投票，在厌恶和绝望中辞去了职务。剩下的党员留在了一个与上世纪90年代的工党根本不同的政党，更不用说1964年或1945年的工党了。工党的左翼已经孱弱得不能再弱了，完全无力进行有力的抵抗，更别提阻止右翼的前进了。
       布朗和布莱尔的关系是什么?在布莱尔任职期间，政府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财政大臣的权限很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布莱尔实际上被排斥在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之外，甚至布朗拒绝与他讨论预算问题。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形反映了布朗在新工党中的力量和地位。可是，尽管如此，布朗的力量从未强大到把布莱尔赶下台，同时又保证他接任的地步。就布莱尔来说，如果伊拉克战争就像他预想的那样获得胜利，那么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接下来无疑很快会推翻布朗。这场战争非但没有加固布莱尔的地位，使他能够把布朗赶出财政部，反而给他带来了致命的毁灭。伊拉克战争最终使布朗接替布莱尔成为了可能。
       然而，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布莱尔政府内部的这场苦斗并没有改变工党内部左右翼之间的基本政策分歧。布朗和布莱尔的相互仇恨是个人的而不是政治的。他们之间的差异更多的是风格而不是实质。
       目前，在工党内部的发展中，无论采取何种措施，情况都不会有所改观。希望来自于外部。
       (责任编辑　吕增奎)